这位自比“蜗牛”的人类学家，始终拒绝无效社交
史禄国是享誉世界的俄国人类学家，他在中国度过了学术生命中最成熟、最旺盛的17年，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界的影响深远，但近年几乎被人遗忘。
在下文中，学者王传回顾了这位人类学家的经历，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史禄国基本策略，是缩回“蜗牛的壳”中——“像蜗牛先保护自己，然后慢慢伸开。”他拒绝无效社交，面对学界的误解，他保持着“蜗牛”般的定力，主动选择光韬迹敛，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下文摘选自《自由鸟与蜗牛》，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像蜗牛一样缓慢蠕行、谨慎伸展
史禄国自1926年暑期离开上海，先后任职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语史所、中研院史语所，到1930年7月正式离开史语所，短短4年内离职3次，每一次被动的人事变动，都令其手足无措。
这种“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受制于人而又无能为力的处境，若非有此经历，恐难感同身受。经此挫折，迫使其以“自我隔离”为社交原则，行事谨小慎微。在学生费孝通的眼中，彼时北平学人多以“隐士”“怪人”目之。
史氏面对争议与误解有如此之反应，或是其一贯行事风格之表现。
史禄国
1912年，当史氏在确定赴远东调查通古斯后，曾与负责调查技术的组织者斯滕伯格就调查理论与技术问题有过几次深入的讨论，但双方意见相左，也“永远不会理解对方”，在经历过多次争议之后，史氏自谓他面对斯滕伯格只能选择“保持沉默”，退到“蜗牛壳”中。
安德森认为，史禄国以缓慢蠕行、谨慎伸展的蜗牛比喻自己处理争议的方式，有趣地捕捉到了他的思维是如何从周围的知识环境中退缩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如何偷偷在周围爬行的，史氏自身的行事风格就“像蜗牛先保护自己，然后慢慢伸开”。
史氏以“蜗牛”隐喻自己遇到外界“侵扰”之时，就会缩回到能提供自我保护的硬壳之中，保持缄默，等待周遭环境安全时再缓慢舒展开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其在北平的生活状态也大致如此：对陌生人而言，他给人“难以相处”的“孤僻”印象，与其有交往的学人被严格限定在他在北平学界的熟人圈中。
02
主动选择一种“隐秘生活”
1930年8月7日，冯友兰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第25次校务会议，会议议决聘请史氏为该校社会人类学系专任教授。19日，史氏夫妇离开广州，途经厦门短暂休息后，于9月30日抵达北平。
史氏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较为干冷的北方，不太适应南方热湿的气候环境。不幸的是，其生活在广州的两年，患上神经并发症，医生嘱咐其尽快离粤，只有转换气候环境，病情方能不治而愈。显然，史氏听从了医生的建议，以至他在离开位于广州的史语所时，庆幸自己能与这个“该死的热带”彻底告别。
应当说，史氏对于北平（京）并不陌生，早在1917年岁末，就有过短暂的停留。在史氏看来，此番来到北平任教，古城依旧那么“迷人”，令他的心情无比的“愉悦”，对其即将开启的北平生活充满无限的期待。
据其清华大学同事、同为俄国移民学者噶邦福回忆：史氏在清华任教时期的生活条件一流，不仅居住在一所大宅子里，还亲自设计了一方书桌，拥有一间不错的私人小型图书室、钢琴等西洋家具和摆设，甚至还雇用仆人打理家庭的日常琐事。
史禄国频繁地出现在旧雨新知的宴会上，似乎很难将其与“生性怪癖”相联系。不过，费孝通以“人不知而不愠”“孤僻的隐士”来形容史氏的为人与处世之道，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集中在史氏一人身上，实有鲜为人知的内因。
史氏在给阿理克的信中，透露他主动选择“隐秘”生活的原因。他说：
我很少去“转一转”，我的“交际圈”很小，很少对与我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感兴趣。像博晨光（LuciusPorter）这样的人有很多，我不可能都认识他们。现在我的原则是避免不必要的应酬（socialduties），我甚至不接受晚宴等邀请，除非是我认识的中国人。如果能让您熟悉一下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那所有的这一切就更清楚了。
可见，史氏给自己定下的社交原则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socialduties”。在这封俄文通信中，史氏特地用英文“socialduties”来表示他的社交原则，该词可直译为“社会职责”，但从上下文意来看，史氏所拒绝的不必要的“socialduties”，应指尽量减少与陌生人之间不必要的“应酬”或“社会交际”。从该信内容推测，阿理克可能希望从史禄国那里打听国际汉学界同行博晨光在北平的新动向，不过史氏回信表示两人并无任何交往。
博氏生于天津法租界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度过童年后，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再返中国，曾参与组建燕京大学，并任教于该校哲学系，是北平较为活跃的美国汉学家之一。
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学界，像博晨光一样在华任教的同类型外国学者确实不少，即便是专业相近的人类学同行，史氏也基本不与他们交往。
据许烺光的亲身观察，在1935年至1936年间，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应吴文藻之邀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村庄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德国人类学家施密特在辅仁大学的“城堡里”深居简出，给辅仁大学的学生们留下了“初级和次级文化”的基本学术思想，史氏则在清华大学讲台上讲述他的民族理论或“心智丛”。
许烺光
上述三人同在北平，算得上学界的同行，理应有学术交流，但是由于研究主题与观点的不同，无法说服他们三人碰面。
03
学生眼里友好的“怪人”
1930年底，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学会邀请史氏作了一场题为“世界人类学之发展现状”的就职演讲，出席者有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主任陈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清华大学教授傅尚霖等北平社会人类学界的杰出代表，此次讲座举凡“欧美日人类学之现状及发展之过程，均详述无遗”，给人以“燕子拼玲响”（Inspiration，中文意译为“启发”）。
在北平新结识的学者中，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是与史氏交往较多的一位学人。史氏与胡适似无直接的交往，但胡适在北平乃至中国学界有至高地位，仍引起了史氏的暗中关注，史氏在给阿理克的信中至少有5次提及胡适。
有意思的是，他对胡适的私人生活也有较为细致的观察，他在给阿理克的信中说道：据其个人的观察，他一直相信“胡适不会出家，而是会建一所房子，买上好的乌木家具，以及各种奇珍古玩，这些东西的价格总是在上涨。不过，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好的古玩来源：出土文物”。
看似不经意的一句揶揄，不论其判断是否属实，都可显示他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
1940年3月24日，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任职的翻译家毕树棠获知史氏去世消息后，“闻之悽然”，他在日记中回忆其与史氏交往的点滴：史氏为今世人类学权威之一，通晓语言多种，“为人和蔼可亲”。
毕氏在阅读英译俄文小说时，常就语意难解之处请教史氏，“每蒙津津讲说不倦”。但史氏似对文艺不免有“偏见”，不仅不赞美高尔基，对托尔斯泰亦颇有微词，称其文章虽优秀（excellent），但不足以伟大（great）。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史氏认为无论是高尔基还是托尔斯泰，在科学上“无地位”。1930年初，许烺光自上海的沪江大学毕业，被录取为北平辅仁大学研究所一年级研究生，学校不仅每月有50大洋生活补助，还提供学生宿舍床位，学习与生活环境颇佳。
在学期间，许氏曾修读史禄国的人类学课程，据其回忆，他在史氏的课堂不受约束，常以与之争辩为乐：
我还记得另一位教授的名字是西罗考哥洛夫，他是俄国人，一面在清华教书，一面在辅大兼课。他喜欢写大块文章，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写一部精神心理情绪分析的巨著。因为在我们一般人想法，一说到精神心理分析方面一定是伤透了脑筋，可是西罗考哥洛夫并不理会这些，他照写不误，结果大概写了二寸厚、四尺长的大书，可以说是一位怪人。我在他的课堂上算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不受约束，经常和他争辩，他最受不了学生和他辩论，因为他老认为自己的话是圣旨，谁都不可冒犯，而我就是不听他的和他顶嘴，满有意思的。
学生费孝通与许烺光不约而同称史氏为“怪人”，可见其性格上或有偏执的一面，但对于熟悉的人则表现出友好、热情的一面。
俄罗斯学者安娜·希丽娜认为，史禄国与阿理克的18封通信，让学界重新认识了一个新的、陌生的、充满了情感而对老友又不乏“冷嘲热讽”的人物，他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渴望更深入地了解并研究他所处的避难所和提供工作机会的中国。
本文摘编自
《自由鸟与蜗牛》
副标题: 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
作者: 王传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5-11
编辑 | 串串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