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纷纷飞往远方，母亲却被困在笼中
母女关系似乎总会陷入怪圈：女儿想要逃离母亲，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母亲的样子。
在母亲去世后，作家林雪虹仍旧时刻被母亲相关的记忆缠绕。
这位母亲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家庭。她曾孤身前往新加坡学习裁缝技艺，归来后凭借经营一家裁缝铺来支撑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七口之家。
女儿们在长大后纷纷像飞鸟一样逃离这个家，却发现自己身上早已烙下了母亲的印子。
而母亲没能“出走”，一个人在婚姻的牢笼中苦苦挣扎。甚至在她的葬礼上，只有一张薄薄的纸片写着“林门郑氏”——在辛苦劳碌的一生之后，母亲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于是，作家林雪虹拿起了笔，她要把母亲写下来，要揭开女儿与母亲隐秘而复杂的关系，要告诉世界——母亲的名字是“郑锦”。
本文摘选自《林门郑氏》，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仿佛从出生起，
我就背上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
这个可怕的想法时不时会跳出来困扰我——是我害死了母亲。是我导致了她的死亡。
在母亲进城见弗朗西斯医生的那几天，我每天都在广州中山五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写小说。那是临近仲秋的一段时光，南方的天气还很闷热，只有到了入夜时分，才会有一阵湿润的凉风从珠江吹过来。
那时的我刚辞职三个月，决意要在家里写小说，不再出外工作。我既忐忑又怀抱着希望。因为是陪夏木南下出差，减轻了许多家务的负担，所以我能更专注地写作。我开始写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回乡参加丧礼的故事。
最初的那几日，我的状态还不错，故事的进展很顺利。可是，就在我着手写故事里的那个母亲时，整个世界仿佛停滞不前了。
无疑我是在将自己的生活投射到了正在写的故事之中。我试图描绘小说中的那个母亲时，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自己的母亲的形象。母亲的容貌和声音越来越清晰。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感觉。
那是一次独特的经历。我从未受困于这样的感觉之中。厌恶、烦闷的情绪不断袭来。无法将母亲的身影从脑海中驱逐出去使我苦恼不已。
我深刻意识到原来自己无法完全摆脱母亲，即使我已离开乌拉港那么久，那么远。
母亲的性格中有一些我讨厌的特质。长久以来，我甚至不惮于公开嘲讽、批评她。
其实她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擅长伪装，在对富人笑脸相迎（父亲总说那是谄媚）的同时，也会对穷苦人伸出援手，表现出真诚的同情和大度。
不过她的善举背后似乎总隐藏着一丝炫耀和迷信的意味。她极度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说法。因此她的那些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行为有时候很容易遭到怀疑和鄙夷。
母亲对金钱和数字的在意是我曾经厌恶的。她几乎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都会提到金钱。
“这是我那天在商场买的，九十九块，有打折。”
“这红毛丹很好吃，一斤六块半。”
“她去阿英的婚礼才给五十块红包！”
她有专门用来记账的记事簿。不止一本。
我憎恶那些散发着廉价仿真皮革和油墨的气味的记事本。那些本子就躺在抽屉里，抽屉没有上锁，以便随时可以打开，像取出狩猎步枪那样将记事本取出来，迅速又决绝。
她使用那些记事本的方式确实像是在使用猎枪。我们这些孩子是她的猎物。每当她与某个孩子发生一场与金钱有关的争执时，她会大踏步地走到房间，取出记事本，认真又快速地翻找着，然后把找到的账目拿给对方看。
“看，这里写得很清楚，明明是四百块。”在把记事本递给孩子时，她会加上这么一句。
那个时候，这样一句话总是带有残酷的杀伤力。那是对我们下的判决，记事本上的数字则是我们这些孩子的罪证。
看，上面都有我们的手迹了。
06.01.2002 学杂费 RM2512
06.01.2002 生活费 RM400
21.02.2002 生活费 RM400
01.04.2002 生活费 RM200
05.05.2002 生活费 RM200
01.06.2002 生活费 RM200
01.07.2002 生活费 RM200
01.08.2002 生活费 RM300
15.08.2002 杂费 RM220
01.09.2002 生活费 RM200
01.10.2002 生活费 RM200
01.11.2002 生活费 RM200
06.12.2002 生活费RM300
二〇〇二年。那是我在新纪元学院念中文系的第一年。即便有了贷学金，我还是需要母亲的资助。
那些年，我们几个孩子相继到城里或国外上学，靠奖学金或贷学金，有时候也打零工挣生活费。但钱总是不够。我们仍然需要母亲的资助（此时此刻，写下这句话仍使我感到羞耻不已）。
在领钱时，我们需要在记事本上写下日期、金额以及钱的用途。每个人负责记自己的账目。
如果不在家，母亲或二姐便会代劳。偶尔我们还得在账目下面签自己的名字。
这种感觉很不好受。仿佛你一生下来就注定背负着债务，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我们多年来就是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的。至少我是这样的。
于是，在这样的家庭，挣多少钱便意味着一个人有多成功和坚韧。因为这能证明你有能力偿还债务，有能力报恩，能自食其力。
02
“你终究是你母亲的孩子，
不管你愿不愿意”
讽刺的是，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母亲这惹人嫌恶的性格。我在二十八岁那年才发现这个事实。
某个冬夜，我和室友惠惠坐在客厅里闲聊，从日常生活聊到了原生家庭。
“你知道吗？这是你从你的家族继承来的。你看所有东西都有价签，每一样东西在你眼里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也许她是对的。
“因为钱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所有东西都需要花钱才能得到，所以你们这么在乎钱。”惠惠继续说道。
我还想起曾经有人提醒我千万别问一个人的薪资有多少。这是隐私，人们说。这也是我上大学以后才懂得的事。
你终究是你母亲的孩子，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看你多像她。
孩子们毕业后，她开始在记事本上记孩子给她多少家用。她还习惯将哪件新衣是哪个孩子（几乎都是大姐）送的这样的事挂在嘴上。我是极少被提及的那个孩子。我给的家用和送的东西实在微不足道。
我仿佛总是急切地想要摆脱这一切。我害怕和她一样。
我不要像她那样对数字极为敏感和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我不要像她那样在记事本上记账。我不会动不动就提餐桌上的饭菜值多少钱。我不会露出一副自以为无私奉献的嘴脸。
然而这只是徒劳无功的逃离。多年以后，当我结了婚，开始与另一个家庭有了哪怕是最淡漠、疏远的联系，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滩泥淖陷落到又一滩泥淖里（那你指望生活是什么？），我对眼下的生活不禁感到失望、愤怒，不知不觉便自怨自艾，充满了怨毒。
这一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生病后，母亲开始提到我们这些孩子在幼年时花了她多少钱。当时她、妹妹和我在卧室里，她在整理珍藏多年的首饰，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在对话越来越激烈时，为了证明她的记忆无误，母亲再次拿出她的记事本来。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这一次，她的语气和缓许多，甚至显得有气无力。
母亲很快就回到隔壁的卧室睡下了。她走后，我和妹妹不停地翻看她的记事本，直到我们俩都精疲力竭为止。
我们究竟在找什么呢？我想我们都在寻求一种自我肯定。我们想找出足以证明自己的能耐的证据。毕竟我们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
然而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你无法抹去事实。你也无法在你还牙牙学语时就完全独立。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是这样，那倒不如不要生孩子。”大姐说。
直到最后她还在不停地记账。没完没了。
她记下谁给了她钱，给了多少。一千。五百。三百。
在一本行事历上，她则记下自己欠了车衣女工多少钱。那是一本一九九五年的行事历，黑色，镶着金边，里面印着公历和回历日期。我认得它。那是从前父亲在印刷厂当运货司机时带回来的行事历。那时候父亲常常将厂里丢弃的行事历和书本带回家。我在那些行事历上写日记和抄写生词，母亲则写下了无数个对她来说意义深重的数字。
是啊，那些数字对她来说是那么地重要。她的丈夫后来不工作了，她当然必须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了。不然她还能依靠谁？
是我的嫌恶导致了她的死亡吗？当时我差一点就要诅咒她了。
当她进城见弗朗西斯医生时，我坐在咖啡馆里神情漠然、专注地写小说，以为自己的命运终将有所改变，于是更加决绝、冷酷，将她的身影从我的脑海里驱赶出去。
是不是就在那一刻，那关键的一刻，深藏在她胆囊里的癌细胞就此爆发，疯狂生长？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父亲总这样嘲讽她。
“如果我不这样拼命工作，我们吃什么？吃什么？”后来她这样对我说。她不敢在父亲面前说这样的话。
凭什么她就不能记账，记下那些自己辛苦挣来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03
“落叶归根”
是母亲最后的愿望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姐姐们是否也被愧疚感或遗憾深深困扰着。我们几乎从不谈论这种事。
在母亲最后的时光（不过是短暂的几个月）里，突然有一天，父亲开着车把母亲和她的衣物送到了大姐的家。这也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他早就说过他不堪重负，想要离开乌拉港，一个人到外地旅行。虽然那些日子里，尤妮一直住在我们家，帮着他照料越来越虚弱的母亲。
更早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把母亲接到二姐的家，哪怕只是待两个星期。
父亲的房子不是一个适宜养病的地方，那里有一股阴暗的力量，无比强大，足以啃噬任何外来者的灵魂。那样的地方只会令人感到绝望和精疲力竭。
也许母亲比我更早觉察到这点。在我回到乌拉港的那段日子里，是她提醒我我那怨天尤人的坏毛病又出现了。
“别唉声叹气了。我下个礼拜就去大舅家住。”
这座房子一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强烈气息，从前我并没有意识到。
或许我只是一直回避它，假装它并不存在。或许我早已适应它对我们的折磨。或许疾病确实触发了这个家族隐蔽的阴暗面，迫使它从幽深的水底浮现出来。
此时此刻我必须面对它了。在离开乌拉港许多年后，我第一次直视它，感到悲伤又痛苦。
父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以后我把你们全都赶出去，我一个人住”。他认为他有权利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他的。
母亲生病后，这句话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得越来越频密。最后父亲甚至提出将来他要在附近租一所房子，让母亲和尤妮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充满了嫌恶、遗弃的味道。
母亲当然不可能去大舅的家。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大舅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他们还是穆斯林，和我们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习俗。再说了，他们怎么会照顾一个终将死去的病人？
那么二姐的家呢？起初二姐也有点不情愿和犹豫不决。她长年独居，公寓里没有多余的床，从来没有人在她家睡过，母亲也不愿意去。
于是母亲被送去大姐家。大姐在客厅放了一张单人床，床紧靠着落地窗，从那里望出去能看见草坪和来往的车辆。
母亲的新轮椅就在床边，尤妮有时会推着她到草坪上晒太阳。那些日子里，母亲病得越来越重，最终丧失了行走的能力。
她往来于医院和大姐的家，终究没有回乌拉港。她没能死在自己的家中。“落叶归根”，这是她临终前最后，也最卑微的愿望，却没有一个人能为她实现。
“我是要回家的。”一次，我给在医院的她打电话，她这样对我说道。
挂了电话后，我号啕大哭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马上给父亲打电话，指责他的冷漠无情，告诉他母亲绝对有权利回乌拉港，回自己的家。我却一边哭，一边给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发短信，问他们是否有空置的房子可以暂借给我和母亲住。
后来二姐添置了一张新床，想接母亲去她家里住，但已经太迟了。
“妈妈就是不想麻烦人。”母亲离世后，我和大姐常常这么想。也许我们只是在自我安慰，为自己开脱。
那个早晨，我和大姐在电话里商议要把母亲送到二姐的家住。我们很快便敲定计划。就像两个密谋者，我们为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甚至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在医院里，大姐问母亲想不想回家。
“回哪个家？”母亲幽幽地问道。大姐愣了一下，强忍着泪水，没有回答。
就在那天午后，当大姐喂母亲吃完粥，和尤妮一起替她换尿片时，母亲忽然一头栽进她的怀里，再也没有醒来。
那一刻她是不是有被遗弃的感觉，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于是宁愿“选择”永远离去？
04
我讲述母亲的生活，
来证明母亲真切存在过
往后的日子里，尽管我们很少谈到母亲的死亡，但大姐还是会告诉我她做过的梦。她梦见母亲坐在她家的餐桌边吃饭。母亲一定是饿慌了，一直低着头吃饭，没有说一句话。
那真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我总是倾向于将那些梦视为一种启示（警示？）或寓言。
我曾梦见自己使劲地摇晃母亲的肩膀，忧心忡忡地问她究竟有没有见到上帝。梦中的母亲双眼望着前方，神色茫然，嘴唇紧紧地抿着。很快我便惊醒过来，为那个从始至终都没有声音的女人泪流满面。那些梦都将我最恐惧的东西曝露在日光之下了。
妹妹也梦见过母亲。她的梦也同样令人揪心，同样带有寓言的味道。
那是午后，在新北，妹妹突然犯困，于是伏在桌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母亲走进来对她说：“阿妹呀，我走了。”然后她就惊醒了。
妹妹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二十三分。
在那之前，二十分钟以前，大姐在我们的聊天群里呼唤她，但她仍在睡梦中。更早一些，两点零一分，弟弟给她打电话，想告诉她妈妈已经死了，但她还在睡梦中；一点五十分，弟弟第一次给她打电话，想告诉她妈妈快死了，但她还在睡梦中。
她在睡梦中错过了母亲的死亡。
三点二十八分，透过手机屏幕，妹妹终于见到躺在尸袋里的母亲的脸。
那就像是一张沉睡中的脸，安静又苍白，微微沁着汗，只是眉头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紧蹙着，那幽怨的眼神也不复存在。那样一张脸，我想妹妹从今往后都不会忘却。
那张脸在一天以前还散发着一丝生命气息。一天以前，妹妹和母亲视频通话，母亲气若游丝，说自己刚吃下一颗水煮蛋，还有她感到很疲倦。那是她们最后一次通话，时间太短，甚至不到一分钟。
那天夜里，妹妹在脸书写下了这段话：
最近常常和身边的人谈起妈妈，说妈妈的情况怎样怎样，好像很平淡地说着，其实我知道自己是在为之后的事先埋下种子，一颗愿意开口、愿意接受、愿意面对、肯探出头来的种子。如果最近我一直对着你说起我的妈妈，拜托就听听我的牢骚吧。总是要愿意说，才会愿意想起，才能证明妈妈真真切切地存在过。
我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正在讲述母亲的生活，好似唯有这样才能证明母亲真真切切地存在过。
05
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女人
葬礼上，我们兄弟姐妹像一群沉默而温顺的动物，被人使唤做各种事情。
白天和夜晚，人们将门紧紧关上，以防热空气和野猫跑进灵堂里。那些日子，天气的确格外燠热。我们有的总是这样的热天气。
灵堂里的空调机一直开着，棺木里也放了很多干冰。外面太热了，我经常待在灵堂里，有时是站在母亲旁边，有时仅仅是坐着乘凉。
二姐带我去看隔壁的房间。那是入殓师对遗体进行净身仪式的地方。人们称之为“汤罐”。
那个房间很简陋，光线有点暗，角落有一个四周围着白布，上面铺着一张铁丝网的浴池。
母亲躺在铁丝网上，入殓师替她将身体冲洗干净。房间还有一个被光滑的白丝绸围着的角落，墙上挂着一个印着“礼体”两个字的木牌，白布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冰箱，一共有三层，只有第二层贴了张白纸，上面写着“林门郑氏”，那是先前存放母亲遗体的地方。
冰箱的不远处还有一个柜子，上面摆了一些化妆品和做工粗糙的寿衣。
林门郑氏。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房间。它给我一种阴森、神秘而悲伤的感觉。
那张有点凹陷的铁丝网，轻柔、光滑的白丝绸，廉价的化妆品，所有这些都使我萌生一种伤感、遗憾以及恐惧的感觉。
还有那个被白布围着的冰箱。站在白布前，你是看不见里面的冰箱的。你屏住呼吸，犹豫了片刻，才敢将白布掀开。暗淡的灯光下，一切既朦胧又真实。
……
那个永远精力充沛、艰难地隐忍一切的女人不在这个世界了。
她把许多东西留在了身后，留在乌拉港的房子里。
三个月前，我回乌拉港过春节，那是她死后我第一次回去过年。
我还去了马六甲，见到了她的表亲们。年初三，我去了五姨妈的家，和她的妹妹们围着餐桌回忆起从前的她。
二姨妈说母亲从野新回到丹绒加弄的那天，自己和外公外婆在菜园里干活，她向他们款款走来，他们差点认不出她来。她变得丰满又时髦了。
我们和父亲到后面的餐馆吃印度抛饼。老板问父亲他的妻子去哪儿了。他不知道她已经离世五年多了。
“她总是行色匆匆的。”老板说。
我看见了许多东西。外太婆的房子、母亲的蓝护照、母亲公司当年的注册表格、用纸包着的灵车上的遗像、母亲的病理报告和医学影像报告、她的淋巴结的照片、她更多的账本，还有她的胆结石切除手术的光盘。直到现在我还不敢打开来看。
上次回去是四年半前，那时我为了参加文学奖颁奖典礼而匆匆往返，或是根本没有力气好好地翻看她的遗物。
切片显示多个淋巴结，其中许多淋巴结出现广泛的肿瘤转移，正常结构遭到破坏，周围组织受到侵袭。肿瘤细胞呈中度至明显的多形性和高色素核，呈小团块排列，还有不规则的腺体结构，伴有中度反应性纤维化。最大的肿瘤面积为十一毫米。
她的淋巴结看起来像月球陨石，像碎裂、白化的珊瑚。
她的蓝护照显示她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那天领到的。或者是她的护照是在那天制作好的。四天后她就去新加坡学做衣了。
从新加坡回来后，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那天，她花了二十五块钱注册了她的公司——锦裳裁剪女学院。
她的初衷是想开一家学院，而不仅仅是裁缝铺。
我从许多照片中看到了她的意气风发。我也想要那样的踌躇满志。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女人为什么不见了？
在一本蓝色的记事本上，她记下了从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七年给车衣女工们的月薪。“二〇一八年”那页是空白的。
客厅的玻璃橱里摆着几张照片，她的婚纱照也在那里。
还有一个纪念盘，是她九年前从上海带回来的，上面印着她和朋友在黄浦江的合影。那次她随旅游团去上海，我和她在豫园附近匆匆见了一面。我不知道她带回来这样一个盘子。
守丧的第二晚，我和妹妹在二姐家过夜，二姐给我们看她留在身后的物件，看到那盒冰箱贴，我暗暗吃了一惊。
那是从不同城市带回来的冰箱贴，还有也许是弟弟从欧洲带回来给她的冰箱贴。
我从来不知道她喜欢冰箱贴，也不知道她把它们收在盒子里是因为父亲不允许她将它们贴在冰箱上。
她最后两台缝纫机一直在我们姐妹们的房间里。它们一直是父亲攻击二姐的武器。它们最终在两个月前被搬到二姐的家，彻底离开了父亲的房子。
她的浅黄色的招牌被父亲搁在裁缝铺的窗边。
锦裳裁剪女学院
礼服出租 男女服装
她的裁缝铺成了父亲的新客厅。父亲在那里放了新的双人沙发和音响，还有数不清的杂物。他和他的朋友就坐在那里听歌、聊天。
他买了一辆新汽车。他说他要享受生活。
他希望我们这几个孩子和他一起买一间单层排屋，他想在那里度过晚年。
她留下了她的丈夫给我们。直到现在她的丈夫还在折磨我们。
“为什么妈妈要留下爸爸给我们？”
“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爸爸？”
为什么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
前天凌晨，三姑在睡梦中去世了。三姑是父亲和母亲的媒人。我这才从讣告中知道她的名字是林玉秀。
两个月前，我刚从表姐那儿知道二姑的名字是林玉枝。我不知道大姑的名字，只记得从前大家都称呼她“查某”。
林门郑氏。
母亲的死亡证书上有她的名字。她死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五日下午两点零五分，死因是晚期胆囊癌。
她的名字是郑锦。
本文摘选自
《林门郑氏》
作者：林雪虹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5-8
编辑 | 十六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南洋大宝荐》《我的天才女友》《出走的决心》《苦尽柑来遇见你》
封面图 | 《俗女养成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