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似是个巧合——2025年1月9日,安徽文物部门正式宣布,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田野考古发掘结束,出土文物过万件,墓主人身份基本可以确认为战国晚期楚考烈王;同一天,《武王墩:亲历2020-2024楚王墓发掘》在北京订货会上举行了发布会。
“与发掘同步”,是书的关键词,也恰好被“巧合”验证。这部“考古与大众对话”的全新读本,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纪录片人侯卫东与梁海联袂打造,以四年全程跟踪记录的独特视角,首次向公众展现了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楚王陵墓——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过程。
这部以亲历者视角书写、带有“进行时态”特点的考古纪实力作是怎样诞生的,它又是怎样兼顾考古与传播、让历史“活”起来的?作者侯卫东、梁海为读者披露了以下鲜为人知的经历与感悟。
武王墩大墓发掘现场
跟踪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去做一部纪录片,这样的机缘在2020年早春和我们相遇。当然,我们难以免俗,首先关心墓主是谁?楚考烈王,当地的文博人员通过神秘的低语,过早地向我们泄露了“天机”。如果真的就是楚王级别的大墓,这一点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无法矜持。
考古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墓葬发掘无疑最能吸引媒体和公众目光。这种外行人的热闹围观,我们并不打算放弃。更何况与发掘同步,采用蹲守式的跟踪拍摄方式,去完成对一座大墓完整的考古记录,此前好像还没有先例。无论从墓葬的规模还是从记录的价值来看,这部考古纪录片都值得一试。
只是我们未曾料到,这个项目会持续长达四五年的时间。若非亲身经历,外人难以想象,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对记录者意味着什么。当海量的素材填满了无数硬盘,作为拍摄对象的田野考古也发掘到我们内心。尽管身份还是记录人,但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时常被置换成考古人。
从高耸的土墩到封土从大地上消失,从裸露的墓口到拥有21级台阶深度的墓坑,在武王墩一号墓发掘的时间轴上,我们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20年9月,封土正式发掘;2023年底,封土和填土发掘完成;2024年3月,进入椁室发掘阶段。
这三个阶段,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体验。
对于封土发掘,总体印象是“慢”。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工作,在探方中一层层地刮面,用持久的耐心应对枯燥的考古生活。
至于填土发掘,最深的感受是“险”。因为南方的土遗址大多面临着水环境的问题,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对墓葬的影响。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土体就会发生坍塌。在封土发掘时,预留的横梁就出现了坍塌问题。到了填土发掘阶段,土体情况更加严峻,稍有不慎,台阶就会塌陷。
而在文物提取阶段,最大的压力是“悬”。一是随着发掘深入,盗洞的存在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墓室被洗劫一空的负面情绪。二是,随着木椁室的临近,会滋生一种文物保护不力的强迫症。三是提取作业千头万绪,面临的环境错综复杂,让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例如,一个超过400多平方米的墓坑,怎样加固才能承载50吨重的吊车?这样的专业评估与测试,早已超出了考古学科的范畴。当戴着安全帽的考古队领队和施工方一起探讨起吊方案时,我们瞬间产生了错觉,仿佛考古队长变成了施工队长。
再者,每一类文物的提取都不轻松,需要专业人士和专业设备的助力。揭开椁室上的竹席,使用了一种名为薄荷醇的“黑科技”;椁室盖板采用的榫卯工艺,从研究预案到完全拆解提取,历时四个多月;不同类型的文物在提取之前,必须“一案一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文物保护方案。
以前远离考古工地,没有亲身体验这些细节,所以我们很容易将墓葬发掘尤其是椁室阶段的文物提取,看作是在养鱼塘进行的收网庆典——成百上千条鱼被一网打尽,时不时有更大的鱼跃出水面,带来满满的惊喜。
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共出土了包括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俑等在内的上万件珍贵文物,成果令人振奋。其中,改写楚大鼎纪录的武王墩青铜大鼎,因其尺寸足以登上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之首,被视作这座楚王墓葬考古发现的“大鱼”。
武王墩出土的文物图片
作者侯卫东与考古领队宫希成(右)在现场留影
与大圆鼎相比,我们一度渴望能有类似楚国史书“楚记”的发现。因为楚墓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环境,是保存竹简的天然储存室。如果有一本未经后人篡改的楚国国史出现,无疑将为研究先秦社会乃至重新认识古代文明,提供珍贵的资料来源。
然而,武王墩墓并没有给我们这种完美的结果。幸运的是,考古队采集了椁盖板上的近千字墨书文字,并提取了一些残缺的竹简和有铭文的青铜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种慰藉。
考古活动和纪录片拍摄类似,都属于遗憾的艺术。无论是提取古代的器物,还是捕捉正在发生的行为,它只给你一次机会,一旦出错便不可挽回。跟踪武王墩项目四年多时间,如履薄冰,步步惊心,是发掘现场留给我们的深刻警示,最终也成为提炼本书主题的认识起点。
作者梁海(右一)和专家交流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对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是一个将墓葬转变为遗址,器物转变为文物的过程。
包括拥有高大封土的武王墩墓和不同规格的楚墓在内,一旦进入科学发掘的特定秩序,这些墓葬就不再是简单的埋葬地,而是转变为了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遗址。墓葬中被发掘出来的器物,也不再是当年的随葬品,而是成为了具有重要样本意义的楚系文物。
对古代墓地的考古发掘,实际上是一个探寻文化源流的过程。通过发掘和研究墓葬遗址和文物,我们可以追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进而更清晰地认识文化延绵、发展到后世所呈现的“当然”之“所以然”。
而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考古发掘在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技术难题和伦理之困。这里面既有发掘技术、保护技术、鉴定技术带来的现实挑战,也有文化归属权、尊重死者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平衡、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不同理念带来的复杂冲突。
以武王墩一号墓发掘为例,即使传统的田野考古发掘有了过去难以想象的科技支持,包括现代物探勘测、地质水文工程、文物保护等技术手段,也不能保证遗址和文物本身不受损害;即使现代考古事业有了过去难以想象的资源支持,包括人力财力的保障甚至全民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也不能保证考古发掘总能与现实能力相得益彰。
敬畏之心,是墓葬成为遗址的基石,也是本书存在的理由。基于对大量原始资料的持续追踪和记录,我们竭尽所能,依照时间顺序和行动推进的线索,努力复原一个真实的发掘过程——这也是这支考古队,特别是其核心成员和专家团队,对武王墩墓的认识与理解不断加深的进程。
本书在展开叙述的同时,穿插了大量的“原始谈话”。这些言谈不是事后的回顾与小结,而是考古人在不同的发掘阶段、身处重要的时间节点,所发出的真实声音。大多围绕对困难的应对,对工作的思考,也有一些属于对墓葬的预测和对成果的期待。
在记录现实考古故事之余,我们很想复原一场发生2260年前的楚王葬礼。我们还想尽可能地勾勒出与武王墩关联的往事:楚考烈王何时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地下宫殿?楚国营造机构到底动员了多少人手?包括大量榉木在内的椁室木材来自何处?大规模的超大土质工程是怎样避免土体崩塌的?
然而,我们并不具备解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在此,不妨把这些疑问和课题,留给武王墩后续的发掘与考古研究。
让我们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