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背后：当墓葬成为遗址

这看似是个巧合——2025年1月9日，安徽文物部门正式宣布，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田野考古发掘结束，出土文物过万件，墓主人身份基本可以确认为战国晚期楚考烈王；同一天，《武王墩：亲历2020-2024楚王墓发掘》在北京订货会上举行了发布会。

“与发掘同步”，是书的关键词，也恰好被“巧合”验证。这部“考古与大众对话”的全新读本，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纪录片人侯卫东与梁海联袂打造，以四年全程跟踪记录的独特视角，首次向公众展现了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楚王陵墓——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过程。

这部以亲历者视角书写、带有“进行时态”特点的考古纪实力作是怎样诞生的，它又是怎样兼顾考古与传播、让历史“活”起来的？作者侯卫东、梁海为读者披露了以下鲜为人知的经历与感悟。

武王墩大墓发掘现场

跟踪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去做一部纪录片，这样的机缘在2020年早春和我们相遇。当然，我们难以免俗，首先关心墓主是谁？楚考烈王，当地的文博人员通过神秘的低语，过早地向我们泄露了“天机”。如果真的就是楚王级别的大墓，这一点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无法矜持。

考古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墓葬发掘无疑最能吸引媒体和公众目光。这种外行人的热闹围观，我们并不打算放弃。更何况与发掘同步，采用蹲守式的跟踪拍摄方式，去完成对一座大墓完整的考古记录，此前好像还没有先例。无论从墓葬的规模还是从记录的价值来看，这部考古纪录片都值得一试。

只是我们未曾料到，这个项目会持续长达四五年的时间。若非亲身经历，外人难以想象，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对记录者意味着什么。当海量的素材填满了无数硬盘，作为拍摄对象的田野考古也发掘到我们内心。尽管身份还是记录人，但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时常被置换成考古人。

从高耸的土墩到封土从大地上消失，从裸露的墓口到拥有21级台阶深度的墓坑，在武王墩一号墓发掘的时间轴上，我们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20年9月，封土正式发掘；2023年底，封土和填土发掘完成；2024年3月，进入椁室发掘阶段。

这三个阶段，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体验。

对于封土发掘，总体印象是“慢”。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工作，在探方中一层层地刮面，用持久的耐心应对枯燥的考古生活。

至于填土发掘，最深的感受是“险”。因为南方的土遗址大多面临着水环境的问题，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对墓葬的影响。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土体就会发生坍塌。在封土发掘时，预留的横梁就出现了坍塌问题。到了填土发掘阶段，土体情况更加严峻，稍有不慎，台阶就会塌陷。

而在文物提取阶段，最大的压力是“悬”。一是随着发掘深入，盗洞的存在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墓室被洗劫一空的负面情绪。二是，随着木椁室的临近，会滋生一种文物保护不力的强迫症。三是提取作业千头万绪，面临的环境错综复杂，让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例如，一个超过400多平方米的墓坑，怎样加固才能承载50吨重的吊车？这样的专业评估与测试，早已超出了考古学科的范畴。当戴着安全帽的考古队领队和施工方一起探讨起吊方案时，我们瞬间产生了错觉，仿佛考古队长变成了施工队长。

再者，每一类文物的提取都不轻松，需要专业人士和专业设备的助力。揭开椁室上的竹席，使用了一种名为薄荷醇的“黑科技”；椁室盖板采用的榫卯工艺，从研究预案到完全拆解提取，历时四个多月；不同类型的文物在提取之前，必须“一案一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文物保护方案。

以前远离考古工地，没有亲身体验这些细节，所以我们很容易将墓葬发掘尤其是椁室阶段的文物提取，看作是在养鱼塘进行的收网庆典——成百上千条鱼被一网打尽，时不时有更大的鱼跃出水面，带来满满的惊喜。

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共出土了包括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俑等在内的上万件珍贵文物，成果令人振奋。其中，改写楚大鼎纪录的武王墩青铜大鼎，因其尺寸足以登上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之首，被视作这座楚王墓葬考古发现的“大鱼”。

武王墩出土的文物图片

作者侯卫东与考古领队宫希成（右）在现场留影

与大圆鼎相比，我们一度渴望能有类似楚国史书“楚记”的发现。因为楚墓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环境，是保存竹简的天然储存室。如果有一本未经后人篡改的楚国国史出现，无疑将为研究先秦社会乃至重新认识古代文明，提供珍贵的资料来源。

然而，武王墩墓并没有给我们这种完美的结果。幸运的是，考古队采集了椁盖板上的近千字墨书文字，并提取了一些残缺的竹简和有铭文的青铜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种慰藉。

考古活动和纪录片拍摄类似，都属于遗憾的艺术。无论是提取古代的器物，还是捕捉正在发生的行为，它只给你一次机会，一旦出错便不可挽回。跟踪武王墩项目四年多时间，如履薄冰，步步惊心，是发掘现场留给我们的深刻警示，最终也成为提炼本书主题的认识起点。

作者梁海（右一）和专家交流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对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是一个将墓葬转变为遗址，器物转变为文物的过程。

包括拥有高大封土的武王墩墓和不同规格的楚墓在内，一旦进入科学发掘的特定秩序，这些墓葬就不再是简单的埋葬地，而是转变为了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遗址。墓葬中被发掘出来的器物，也不再是当年的随葬品，而是成为了具有重要样本意义的楚系文物。

对古代墓地的考古发掘，实际上是一个探寻文化源流的过程。通过发掘和研究墓葬遗址和文物，我们可以追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进而更清晰地认识文化延绵、发展到后世所呈现的“当然”之“所以然”。

而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考古发掘在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技术难题和伦理之困。这里面既有发掘技术、保护技术、鉴定技术带来的现实挑战，也有文化归属权、尊重死者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平衡、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不同理念带来的复杂冲突。

以武王墩一号墓发掘为例，即使传统的田野考古发掘有了过去难以想象的科技支持，包括现代物探勘测、地质水文工程、文物保护等技术手段，也不能保证遗址和文物本身不受损害；即使现代考古事业有了过去难以想象的资源支持，包括人力财力的保障甚至全民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也不能保证考古发掘总能与现实能力相得益彰。

敬畏之心，是墓葬成为遗址的基石，也是本书存在的理由。基于对大量原始资料的持续追踪和记录，我们竭尽所能，依照时间顺序和行动推进的线索，努力复原一个真实的发掘过程——这也是这支考古队，特别是其核心成员和专家团队，对武王墩墓的认识与理解不断加深的进程。

本书在展开叙述的同时，穿插了大量的“原始谈话”。这些言谈不是事后的回顾与小结，而是考古人在不同的发掘阶段、身处重要的时间节点，所发出的真实声音。大多围绕对困难的应对，对工作的思考，也有一些属于对墓葬的预测和对成果的期待。

在记录现实考古故事之余，我们很想复原一场发生2260年前的楚王葬礼。我们还想尽可能地勾勒出与武王墩关联的往事：楚考烈王何时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地下宫殿？楚国营造机构到底动员了多少人手？包括大量榉木在内的椁室木材来自何处？大规模的超大土质工程是怎样避免土体崩塌的？

然而，我们并不具备解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在此，不妨把这些疑问和课题，留给武王墩后续的发掘与考古研究。

让我们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