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

《传记文学》是一本著名的历史刊物，自1962年6月于台湾地区创刊以来，发表了传记文字与民国史料字数逾亿，影响力深远。最近，岳麓书社根据杂志六十多年的内容，分类汇编了“传记文学书系”，首批包括了《从北大到台大：元气淋漓傅斯年》《激荡百年的回响：蔡元培传稿》《逝者如斯：罗家伦的世界》《王映霞自传：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遥想大学当年：我的大学》《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六种。本文为《王映霞自传》的代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和我认识时，我年二十，尚在上海就学，他年约二十六七，已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经济毕业回国。我们经共同友人四川陈翔鹤之介缔交，一见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书堆中。他陪我去访问和他合办《创造》杂志的郭沫若，郭虽因翻译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创作新诗《女神》，已很有名，而一贫如洗。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劈柴烧饭，经达夫略述来意，他便抱起尚在襁褓中名叫和儿的儿子和我们寒暄，并教他的日本妻子安娜和我们招呼，她含情带笑向我们深深一鞠躬。其时，有一面色铁青，傲不为礼的人默无一言地站在那里。达夫对我说，他叫成仿吾；翔鹤则附耳悄悄地说：“不要理他，我们都叫他Stone！”

事隔十余年，达夫因“左联”的牵累，偕夫人王映霞避居杭州。因杭州市长周象贤与杭州慈善机关负责人沈尔乔的协助，在大学路图书馆附近，建一住宅，取名“风雨茅庐”，虽然名为“风雨茅庐”，而渠渠华屋，不啻一个温柔乡。这时我已在杭州主持杭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的前身），是“风雨茅庐”的不速之客；我的家，也是他们夫妇联袂常临之地，我和达夫久别重逢，欣慰之余，做了一首小词送他，内容仿佛是这样的，我已记不清了。

十年离乱音尘断，喜再相逢，往事如虹，犹在长宵梦寐中。湖边茅舍神仙眷，枕帐春浓，豆蔻词工，忘了南屏向晚钟！

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敲起来几乎全城都听得到。他们伉俪在杭定居后，达夫和我常在一起小饮、游湖、逛旧书店；杭州烟波的画船、湖堤的裙屐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我们在夕阳影里共同欣赏陶醉的景物。他的杰作《迟桂花》即在此时脱稿。杭州是苏东坡出宰的名邦，达夫对东坡爱妾朝云不胜倾倒，特往朝云故乡临安寻访遗迹，结果徒劳往返，一无所得，慨然赋诗云：“如何十卷临安志，不记朝云一段情！”达夫旧诗造诣很深，他很爱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风格也很相似。

达夫富阳世家子，博极群书，先后任安大、北大、武大、广州中山教授及政治部设计委员，对中、日、英、德文学名著，涉猎甚广，为人颓废、自卑、浪漫、歇斯底里，且自暴成性，连宿娼、吸鸦片等行为亦不隐讳。所著《日记九种》，除将他与王映霞的恋爱经过曝露无遗外，乃至陪友人遗孀姊妹到旅馆沐浴，都一一如数家珍，形诸笔墨。他的日记好像卢骚的《忏悔录》，一切都招认不讳。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来往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映霞和达夫初恋时，年方二十，入世未深，因爱好文艺，又震于达夫的文名，益以达夫的抵死追求，遂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等到他们结合之后，现实的生活使映霞好梦惊醒，便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映霞，杭州人，本姓金，外祖父王二南为杭州老名士、画家。映霞父早卒，随母居住外家，因改姓王，有一弟服务于杭州市政府，美好温婉如处子，母极慈祥，婉转随儿女。映霞则丰容盛鬋，风情无限，一颦一笑，都散发着一种青春芬芳的气息，使接近她的人，如饮醇醪，不觉沉醉！而蛾眉谣诼，亦由此而生。映霞杭州横河桥女师毕业，横河桥为杭州青年男女魂牵梦萦之地，杭州女师人才辈出，映霞外有杨之华、毛彦文等为中外所共知。

民国二十七年，中日战争方酣，我在武汉轮渡中碰到映霞，她对我缕述和达夫婚变经过。她说：“达夫因发现许绍棣给我的两三封信，听信旁人挑拨，遂指我为不贞，又擅登广告，诬我卷逃。达夫虽随即登报道歉，说一切出于误会，但事已至此，破镜已难重圆了！”映霞常在汉口王文伯寓所，我们除在轮渡匆匆一见外，也常在文伯那里会面。文伯曾任铁道部次长，久居美国，一度因吸烟不慎，为火灼伤甚重，胡适之曾奔走为他筹措医疗之费。

我为了几方面的友谊（包括一个当时炙手可热，不幸惨死的政治神秘人物在内），辗转与周象贤拉了达夫、映霞，同在汉口太平洋饭店为他们和解，签了和解书，企虞（周象贤的字）和我也都签了名。不久他们夫妇经友人易君左的安排，便到湖南汉寿去了。

达夫在汉寿住了几时，即赴福州省政府复任参议，旋又辞职携家到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映霞也在报馆工作。在此期间，他们貌合神离，感情日恶，加之达夫心有未甘，又发表半属虚构和泄愤的《毁家诗纪》，使映霞难堪，以致终于不能免于离异；我们在汉口为他们伉俪所作的一番苦心的调解，至此也终于白费了！

映霞在杭州交游很广，她和朱夫人若兰、赵夫人静英为闺中密友，杭州社交集会，总少不了她们，我和亡妇思玫和她们交游亦很频繁，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映霞和朱夫人同倚靠在沙发上朗诵元稹的《悼亡诗》，念到“针线犹存”，都盈盈欲涕，我告诉她们，元微之是一个薄幸的人，他既遗弃了他的表妹，又在所作《会真记》中，说她“不胜妖孽”，她们听了我的话，又破涕为笑，说古今文人，一丘之貉，大半是这样的人！

达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沦陷前，和共产党人王任叔等逃到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日军占领棉兰前，又逃往武吉丁宜山区，改名赵廉，经营一酒厂为生，并与一印女何丽有结婚生子，他自己好像知道处境极危，预立遗嘱，处分遗产，结果一如所料，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他的死因至今难明。

达夫和映霞的不幸身世，固为友好和中日文艺界同声叹息，而达夫一代才人如此悲惨下场，尤使人不得不一掬同情之泪。达夫长兄郁华为名法官，亦为日人和汉奸在沪所杀，弟兄同运，尤堪浩叹！

民国二十九年，我以探视父病由金华到重庆去。父病既愈，一日夜间和家人去看名伶赵荣琛的平剧，忽觉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映霞，我们相约次日再见，在次日和以后的几次深谈中，她告诉我，方从新加坡回国，已和达夫正式离婚。现和刘怀瑜女士住在一起，怀瑜为内人浙江安吉的小同乡，曾任安徽省立女中校长，其家为安吉首富，为人爱朋友，肝胆照人，有丈夫气。

映霞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达夫离杭，到福州任职省府参议期间，始终和其母与诸儿同住。日军占领杭州前，是浙江财政厅长程远帆用汽车把她们母子接到金华避难，后来她们全家搬到丽水的碧湖。我曾被邀至碧湖演讲，那里没有旅馆，即在映霞家寄宿，映霞的老母对我嘘寒问暖，爱护有加，其慈祥的面貌，至今难忘。程远帆曾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与财政部司长，为当时美国名参议员范登堡之好友，民国三十二年他即住在重庆四德新村我的家中，我们谈起郁、王悲剧，都为之浩叹！

回忆绍棣与映霞的认识，约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时绍棣任浙江教育厅厅长，不幸丧偶，其妻方志培遗有三女，均甚幼小，朋友们除照护他的弱女外，并为在杭州大方伯附近一个尼庵中营奠营斋，即习俗所谓“做七”，每次做七，内人和许多朋友夫妇都来参加，映霞自不例外，因此他们便有了感情。以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第三者。

在重庆和映霞几度深谈，我恳切地忠告她，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滔滔斯世，那里还有恕道，只有簧口纵横，惟恐旁人不跌倒！我又劝她，尚在盛年，应另谋归宿。她虽不以我的话为然，但形格势禁，最后使她不得不和三北航业公司的钟贤道再结连理，钟君为人厚重，经外交界耆宿王正廷为他们主婚。我和内人在浙闻讯，额手称庆，虔诚地为他们祝福！

映霞与我和内人，始终交好无间，她在杭、在汉、在渝和最后在沪，都和我们不断往来，甚至她由汉寿前往福州道经长沙，适值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盲目地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纵火焚城，使她的衣服、文件尽失，还狼狈地由浙赣路的江山到金华来看我们，对我们告诉坎坷，泣不成声，还在我家一宿，始依依别去！

听说映霞现尚在沪，还准备写回忆录，她文字流畅，亦能作诗，她的回忆录，一定爱恨交织，有血有泪。她的密友朱夫人若兰久病已由香港返回内地，赵夫人静英仍在美国，活跃如故，前年今年都由美来台，在我家小住，但一切非复当年，提起杭州往事，不堪回首，只有再付之一叹了！

“传记文学书系”，岳麓书社，202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