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无人称的文学
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除了写作，她还是一个初高中的语文老师。她的风格大多数都是自传性质的，她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写作主题：写我知道的现实，写我已经经历过的一切。
并且以一种”不加任何诗意的回忆，也没有欢快的嘲讽”的方式来写，如此，便衍生出她独特的写作方式：无人称写作。下文是她对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以及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回忆。
下文摘选自《我的青春之城》，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我身上的漂白剂
一种平凡阶层的气味
圣米歇尔寄宿学校当时位于伊沃托市中心，它今天仍然在那里。家和学校之间，我每日要走四次，从六岁一直到十八岁。即便如此，在谈到这段路时，我从来不会说：“我去城里。”起码频率并不比我那些住得离学校很远，要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更多。
那仅仅是学校而已，一个其他的世界，封闭的世界，与我的家庭空间截然相反。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一所天主教学校，宗教教育和祈祷在那里占据了在今天难以想象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它还被很多人视为“富人学校”,这一评价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有失公允的：尤其是小学阶段，学生中有很多工人子弟。但富人的孩子，那些人们称之为“好家庭出身的孩子”,即便资质平平，在这所学校里虽然拿不到更好的分数，但也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这个与我的家庭格格不入的求学环境为我打开了知识、抽象思维和书面语的大门。它赋予了我以精准的方式描述事物，褪去语言中方言——在平民阶层中很通行——的残留，以“正确”的、合法的法语进行书写的能力。
我很早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尤其是在母亲的鼓励下。我知道父母喜欢看到我热爱学习的样子……我想起一桩轶事：六年级开学的时候，班主任佩尔内小姐走进教室，径直问我们谁想学拉丁语。我的父母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也没有问过他们的意见，就与班上三四个女生同时举起了手。我觉得能在英语之外学习拉丁语真是太棒了，放学时得意洋洋地将这个消息带回了家!爸妈肯定会很高兴。他们也确实如此。但这门课是额外的，所费甚巨，但母亲——是她掌管家里的开支——并没有不乐意，甚至都没有因为我的自作主张而责备我。
电影《人约巴黎》
但与此同时，学校也逐渐将我剥离了家庭环境，老师的话语、她们的用词、卫生制度以间接而持续不断的方式将后者污名化。不久之后，还有与其他学生的比较：她们的衣着更加光鲜，她们会去度假、旅行，她们拥有古典音乐唱片。我在一些难忘而隐秘的场合感受过这种社会耻辱，我可以举一个我作品之外的例子。去年在准备一个以《自传与社会轨迹》为主题的见面会时，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事件如下：
那是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四年级的班上，就在法语作文课开始之前，大家闹哄哄地各自入座的时候。当时好像语文老师雪尔菲丝小姐还没有来。一个我不太熟的学生让娜·D——她的父母很有派头，开着城里唯一的一家眼镜店——向着人群叫起来：“臭死了，漂白剂！”接着她又叫道：“是谁一股子漂白剂味儿？我受不了漂白剂的气味！”我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把双手藏到了书桌底下，也许藏到了上衣口袋里。我羞愧得要死，唯恐被周围的某个人指认出来。
因为那个散发漂白剂气味的人就是我。当时，我真希望时间倒流半小时回到家中的厨房间里。吃完饭后，和往常一样，我在放置于碗柜上用于盥洗的水盆里洗了手——家里没有自来水——一点儿也没有因为漂白剂的味道而感到局促，但这次，漂白剂的味道被别人闻见了。
在那之前，“消毒水”的气味——在家里我们是这么叫的，而不是“漂白剂”——意味着干净卫生，那是妈妈外套的气味，床单的气味，洗刷过的地砖的气味，便桶的气味，一种人畜无害的气味。但在那一刻，四年级的我深深地明白了，它是一种社会气味，是让娜·D家女佣的气味，是属于“平凡”阶层——就如老师们所说——的象征，也就是说下层社会。
在那一刻，我恨让娜·D。我更恨我自己。并不是恨自己没有胆量承认那是我：我恨自己在水盆里洗了手，恨自己对让娜所属阶层的好恶一无所知。我恨自己为她提供了暗地里羞辱我的理由。我发了誓，再也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以后会对这个气味倍加小心。总而言之，我刚刚与用漂白剂洗手的那几代人脱离了关系。
02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一段
持续的对阅读的向往
和学校一样，阅读于我是一种逃逸的途径和知识的源泉。我不记得寄宿学校曾鼓励学生阅读。在那个时代，天主教教育认为书本——杂志更甚之——具有潜在的危险，是一切道德败坏的罪魁祸首。在颁发奖品的那天，我们收到的书没有任何吸引力，甚至没有什么可读性，愉悦的概念在这些书本上被严厉地祛除了。然而，我还是努了把劲儿，读了《奥马勒公爵》或者《利奥泰元帅》！
亏得母亲和她本人对阅读的喜爱，我才有可能并且得以在初识文字之时就展开广泛阅读，除了大众认知中那些诲淫诲盗的书。这些“不得染指”的书被她藏起来，远离我的接触范围——但其实藏得并不好。就这样，十二岁的时候，掩藏在咖啡盒子之间的莫泊桑的小说《一生》深深地打动了我。但在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我获得准许可以读《乱世佳人》以及女性报纸和《巴黎-诺曼底日报》上的连载小说。
电影《人约巴黎》
我读得如痴如醉——那是弗兰克·斯劳特、克朗宁和伊丽莎白·巴比尔等人的医学小说时代。当然，还有“绿色图书馆丛书”,那是世界文学名著的改编版，杰克·伦敦、乔治·桑、夏洛特·勃朗特等等。市中心有两类商店对我来说勾起的是对于欲望和愉悦的回忆：甜品店和与之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书店。有两家书店，布盖书店和德拉马尔书店，后者的“门廊”下由于安了台电视机而总是有很多人流连，电视在当时可是新鲜玩意，人们在那儿可以边躲雨边看电视。
说到这个，我想起一段特别的往事，关乎阅读——或者确切地说是“没阅读”！在橱窗里展示的书当中，有一本叫做《魔鬼附身》。这个书名极大地激起了我和一位同班女生的好奇。我们当时读六年级。我不知道两人中是谁撺掇起要买这本书的，但我记得自己挺起劲的！但却是她，香黛儿，一个农场主的女儿，有足够买下这本书的钱。于是我们就跑到书店去买《魔鬼附身》。
女店员看看我们，打量了一番，说道：“可是你们知道，这不适合你们看。”这时，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答道：“这是给父母买的！”付钱的香黛儿拥有看书的优先权，她每天在学校里给我讲述一点儿书里的故事。不知怎么回事，我记不得了，反正我从没有拿到过这本书。也许，把《魔鬼附身》带到圣米歇尔寄宿学校来，属实过于冒险。等我到了十八岁，终于读到拉迪盖这本小说时，我又想起了这桩往事，想起了这种对一本书的热切渴望……
那时候，我缺书看，我们缺书看。虽然有市立图书馆，但它只在周日上午开放，其运行方式非常精英主义，读者若非属于有教养的群体，则足以被浇灭一切对于文化的渴望。必须一上来就说：“我想借某某书。”这确实不错，但尽管对文化求之若渴，我们却并不一定知道自己会喜欢什么。我们需要信息告知。
总之，我在伊沃托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一段持续的对阅读的向往，不但向往着经典文学，也向往着当代文学，所以那也是一段上下求索的时光，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在当时还很昂贵的图书。那也是一场对于要读什么的求索，因为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我懂得“全则无益”。拉鲁斯出版社的“小经典文库”在我的文学启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失落，因为这套书都是些作品节选。就这样，我在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了《巴黎圣母院》,那简直是一场受难，因为全书有四分之三篇幅是缺失的……
我想，一位二年级的女伴和同班同学应该还记得我面对她父亲的藏书室表现出的震惊和迷醉——在家里还能有个藏书室，我甚至想都不敢想！可以拥有那么多的书，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闻所未闻的特权。所以，书在很早的时候就构成了我想象的沃土，令我可以投射到我所不熟悉的故事和世界中去。后来，我在书中找到了人生指南，我信任这份指南远胜老师和父母的说教。我当时倾向于认为，现实和真理就在书里，就在文学里。
03
写我知道的现实
写我已经经历过的一切
这幅关于我童年城市的记忆全景并非是详尽无遗的，这里面特别缺少了情感教育。这种教育围绕着市中心著名的勒梅尔大街进行，男孩们和女孩们在那里擦肩而过。刚才我主要是想阐明构成我写作基础的东西，现在我将要谈论的是写作，因为是我写的书给了我存在的理由，令我有权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论……这些记忆与书的内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些记忆与写作方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我刚刚提到了阅读在我早年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应该补充说，文学科目很快就成为了我在学校里的最爱，我喜欢“法语作文课”,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教科书。于是，在职业道路上经历了一些混乱之后——对于那些出生于不了解专业划分的家庭的人来说，这不足为奇，至于什么文科预科一年级、二年级，那就更不必说了——我直到二十岁才怀揣两个目标进入了鲁昂文学院：教授法语和尽快写一本小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女孩、女性，出生于没有文化的普通家庭，写作是我不能培养的志向。我被信念推动着，认为这首先事关渴望和决心。二十到二十三岁之间，我写了些诗歌、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我将这部长篇寄给了瑟伊出版社，然后被拒绝了，如今我可以说他们是正确的。在1960年代初，我对“新小说”文学运动非常感兴趣——有罗伯-格里耶、克劳德·西蒙、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布托等作家。这场运动提倡实验性写作，产出的文本非常难以理解，这一点必须承认。
电影《克莱尔的膝盖》
这部我写于二十二岁时的小说与我的记忆毫无关系，它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东西，但是野心勃勃。当时并且在那之后很多年，我实际上抹去了我童年和青春的全部记忆，先是在思想角度，然后在地理角度远离了我的家庭和诺曼底。我只接受了一份遗产，那是中小学、大学和文学给予我的遗产。
读过《位置》的人都知道，当父亲于1967年突然去世时，我的记忆才被重新激活，被压抑的记忆重现，我的故事和先人的故事卷土重来。同时，也就在这个时刻，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发生了蜕变，因为我依凭文化以及婚姻进入了布尔乔亚阶层。后来，社会学为我提供了用于描述这种情况的恰当术语，即“阶级叛逃者”或“向高处降级者”。就在失去父亲的那一年，我被任命为一所中学的教师，这是我的第一份教职，学校有一部分技术课程班。对于我来说，一次回到现实的机会出现了。
我面前有四十个学生，其中大多数来自上萨瓦纳地区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我意识到了他们自身的文化水平与我教给他们的文学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也注意到了一种不公，那就是，通过学校复制社会不平等。学生中有一些就是当年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我的翻版，他们的粗鲁、缺乏礼貌、对主流价值观的无知和我一模一样。
从父亲去世——他比母亲更具有代表性，代表着深深植根于工人和农民阶层——以及教授这些学生开始，也就是说从这种双重经验开始，我明白了我应该写什么：写我知道的现实，写我已经经历过的一切。虽然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一直生活在梦想和想象中，但是通过一种反向的运动，从我的第一本书开始，也就是《空衣橱》开始，现实和对现实的记忆追上了我，并构成了我作品的原材料。
04
不加任何诗意的回忆
也没有欢快的嘲讽
知道自己想写什么,这很好，我不是第一个知道要写什么的人，但大问题是：如何写，以何种方式写？我，一个来自克洛岱巴尔街杂货店，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浸淫在一个通俗的口语环境，一个市井世界里的小姑娘，我将用我所习得的文学语言，也就是说既然我成为了文学教师，就用我所教授的语言来书写，并从中寻找写作的榜样吗？
我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就用我“以非法方式”得来的文学语言进行写作吗？“敌人的语言”,正如让·热内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我所在社会阶层的敌人。我，一个来自社会内部的移民，怎样才能去书写？从一开始，我就陷入了一种张力，甚至一种撕裂之中，介于文学的语言，一种我所学习和喜爱的语言，以及我的原生语言之间，后者是家的语言，我父母的语言，被统治者的语言，也是我后来感到耻辱但仍旧留在我身上的语言。从根本上来说，问题就是：如何，在书写的同时，又不背叛我出身的那个世界？
在我的头三本书里，受到塞利纳的影响，我选择一种激烈的写作(《空衣橱》《冻僵的女人》)，但从《位置》开始，也就是从讲述父亲的生平，即一种平凡的生活开始，一种化解张力和撕裂的方法开始显现。
在这本书中，我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选择：“为了展现一种受必需性支配的生活，我首先没有权利去从事艺术，也无法去做什么‘激动人心’或‘动人心弦’的事。我将收集一些父亲的话语、动作、品味和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以及我也分享过的他人生中所有的客观印记。不加任何诗意的回忆，也没有欢快的嘲讽。我很自然地就使用了一种平实的笔调，就像我从前给父母写信，向他们汇报近况时那样。”
我所提到的这些信件总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写成，特意省略了风格效应，而且用的是与我母亲所写的信件同样的口吻。我的父母并不期望我写出幽默、优雅的东西或者什么书信艺术，而只是希望了解我的生活状况，知道“我在那儿是否过得好”，是否幸福。
更具体地说，《位置》的写作在于创造一种语言，它既是经典文学语言的继承者，也就是说简洁、没有隐喻、没有大量的描写，是一种分析语言，同时也包含了平民阶层所使用的单词和表达方式，有时还有一些方言词汇。但是，由于方言仅与一个有限的地域相关联，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理解，我解释了词汇的意思，例如“espècedegrandpiot”(piot是诺曼底方言中火鸡的叫法)。
将这些词语和句子整合进文本对我来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因为正如《位置》中所写的那样，它们“诉说着父亲生前活过的世界的界限和颜色，那也是我曾生活过的世界”。
电影《绿光》
我将通过该书开头的几个例子来对这种写作进行拆解：“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开始前的几个月，在科地区一个距海岸线二十五公里的村庄里。那时，没有土地的人受雇于当地的大农场主。”“受雇”这个词是我小时候听到的，它引发了我对农业工人与雇主之间关系的所有联想。“我的祖父在一个农场里做马车夫。夏天，他还帮忙收拾干草、收割粮食。他从八岁开始就干这些活，一生没有做过其他生计。星期六晚上，他把全部工钱带回家交给妻子，然后她放他星期天去玩骨牌，喝一小杯。他每次都喝得烂醉，回家后脾气更加阴郁。他稍有不满就会给孩子们一顿猛揍。他是个粗暴的男人，没有人敢找他麻烦。他的妻子也并不是每天都挂着个笑脸。”
这段关于我的祖父的话，基本上由我记得的词语和短语写成，非常通俗(“找麻烦”,“放他”,“不是每天都挂着个笑脸”)，传达出现实感，如实地描述了他的生活。总的来说，我希望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这可以被称为一种政治选择，因为它是一种打破等级制度的方式，让每个人的话语和行为都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不管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
这个选择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后来在《局外日记》和《外面的生活》中对在公共交通工具、大区快铁、地铁、大型商场中看到的一切感兴趣，也就是说，就是简简单单地对我接触到的人感兴趣。
《书写人生》是我认为最适合的标题，可以用来定义我四十年来的写作计划和收录在伽利玛出版社“四开本”系列丛书中的全部作品。书写那个人生，而非书写我的人生。这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说，将我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事情，不视为某种独特的，带有无关紧要的羞耻或不可言喻的东西，而是作为观察的素材，以便理解、揭示一种更为普遍的真相。
在这个角度上，所谓的私人领域并不存在，只有以个人独特、特殊的方式所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没有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但文学的任务就是以一种无人称的方式来书写这些个人的事情，试图达到普遍性，做到像让-保罗·萨特所说的“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打破孤独”。只有这样，关于羞耻、情欲、嫉妒、时间流逝、亲人离世等的经历，生活中的所有这些事情才能被分享。
当然，我的记忆深深地扎根于诺曼底普通年轻人的话语和图像，两者不可分割。在《位置》《一个女人》《羞耻》这三部作品中，当然，诺曼底和伊沃托的居民认出了城市、地点，甚至一些词语。但这些作品所涉及的问题是普遍性的，因为它们涉及社会地位和社会轨迹，涉及羞耻，因此这些文本可以被翻译成外语并在那些与我们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被阅读，如日本、韩国、埃及。
同样地，在《悠悠岁月》中，我从在伊沃托的所见所闻出发，描述了从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的时期。因此，对1950年代出现的“商业双周”的描写，是以我在伊沃托的经验为基础，但以集体模式书写而成的，这种模式可以引起所有人的共同回忆：
“去年马戏团配有罗杰·朗扎克照片的广告，发给同学们的第一次领圣餐的照片，卢森堡广播电台的香颂歌手俱乐部，看似一成不变的日子充满了新的欲望。星期天下午，我们挤在电器商店的橱窗前看电视。”(关于德拉马尔书店门廊的回忆)“一些咖啡店也购买了电视机来招徕顾客。”(关于“老旅店”的回忆)“在市集日和主保瞻礼节之间，‘商业双周’成为了春天的固定仪式。在市中心的街道上，高音喇叭大声吆喝着劝诱人们购买，当中穿插着安妮·科尔蒂或埃迪·康斯坦丁的歌曲，一直传到西姆卡牌汽车店或餐厅里。在市政厅广场的领奖台上，当地的一位主持人(我不会透露名字，尽管我还记得……)讲着罗杰·尼古拉和让·理查德的段子，就像在广播里那样，召集参赛者参加‘吊钩比赛’或‘双倍奖金’等电台节目。在领奖台的一角，坐着头戴皇冠的‘商业皇后’。”
总之，伊沃托是实验的场所，是记忆所提供的原材料，但它被写作使用和转化，从而变成了普遍性的东西。福楼拜在他的《通信集》中出奇地经常提到伊沃托，并对他眼中伊沃托的丑陋颇为执着。他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但他又补充了一句：“除了君士坦丁堡以外。”这使得他的话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绝对。在他的《庸见词典》中，他干脆嘲笑它：
“看过伊沃托，死也无憾。”但是在写给情人路易丝·科莱的一封信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早年读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文学上没有美丽的艺术主题，因此伊沃托可与君士坦丁堡媲美。”
如果您愿意的话，这就是我的结语……
本文节选自
《我的青春之城》
作者：[法] 安妮·埃尔诺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回到伊沃托
出版年：20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