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城市后，怎么办？| 星期天文学·远子

周五好，这里是「星期天文学」。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个名字，它初创于2016年，是凤凰网读书最早的文学专栏之一。这几年，我们与网络环境相伴共生，有感于其自由开放，也意识到文字载体的不易，和文学共同体的珍稀。

接下来的日子里，「星期天文学」将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为纯文学爱好者设宴。这里推荐的小说家，年轻而富有才华，是新文学的旗手，他们持续而毫不功利的写作，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也补缀、延展了我们的时间。

「星期天文学」第31辑，嘉宾是作家远子。《光从哪里来》是远子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收录四个短篇，它们彼此独立又互有关联，均以黄安这个地方为牵引，切入当下中国县乡的家庭、教育、工作、爱情……刻写在黄安县城、农村这样的小地方与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都市之间撕裂不定的年轻人的困顿。

下文为书中首篇《有福之人》，主人公毕业后在上海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回到了家乡黄安县，姐姐建议去找县城的名师“方老师”出主意。曾经，方老师是所有学生的偶像，人人都坚信他所说的：“经历过高考的人是有福的，在这之后，你就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主人公想戳破方老师的谎言和虚伪，而此时姐姐已经受到“蛊惑”般从北京的出版社辞职、回到县城中学教书……

远子，青年作家，湖北红安人，1987年出生。毕业于苏州大学哲学系。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十七个远方》《夜晚属于恋人》《白日漫游》。其中，《白日漫游》入围2019年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有福之人（节选）

文 | 远子

当我闭上眼睛，时间好像流逝得更快了。那个我中学时代用过的机械闹钟依然可以正常运转，拧紧发条后，钟面上那只黄色的老母鸡便不知疲倦地向身后 的两只小鸡示范如何进食。失眠的夜里，指针的走动总是越来越重，最终掩盖夏夜里的生灵因不甘寂寞弄出的一切响动，成为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听的时间久了，这切割声仿佛在搅动空气，为我带来一丝清凉。天气燠热，我却没有打开空调，冷气总是让我着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变得如此虚弱，尽管它才二十二岁。

家乡的太阳带着一种压迫感，像是要用热浪将行人击倒在地。上海的夏天也很热，但毕竟偶尔能得到海风的缓解。从哲学系毕业后，我在上海找了一个多月的工作，那些给我面试机会的公司大多隐身于大大小小的写字楼里，每一位面试官都带着受过训练的微笑，请我回去等待那个根本就不会到来的消息。

终于我耗尽了耐心，决定回老家黄安休息一阵子。刚开始我还会去母亲的小超市帮忙收银，接受邻居们不怀好意的问询，他们早就依据工作性质和工资收入给年轻人划分了等级，而读了这么多年书如今却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的我，显然处于这个评价系统的最底层。渐渐地，我再也受不了他们那已然转为同情的目光，便决定不再出门。

又到了开学的季节，我却成了一个失去学生身份的人，而我猛然发现，活了这么久，我唯一擅长的事就是念书。坐火车回上海的勇气消失殆尽，我索性叫大学室友齐林将我留在他家的书寄了回 来。他问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一旦离开，就很难再回去了。我说我也想留在上海，可惜上海不这么想。

母亲的腿脚好像没有以前利索了，每次俯身捡东西都要用手扶住腰，但她还是像从前那样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每天早上她都会把我打算攒到一起洗的衣服 洗掉。饭菜做好，她就敲门喊我出去吃饭。关于我的待业，她只字不提，仿佛这是一桩见不得人的丑闻。不过每次我从房间走出来时，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欲言又止的表情，一旦遇上我的视线，眼角还会像做了亏心事一样闪过一丝慌张。

相比之下，王希文的关心更为直接——是的，王希文是我的姐姐，可她大概已经忘了这一事实，更愿意以她更为在乎的高中老师的身份和我讲话。

“要不你去见见方老师，也许他能给你出主意，他一直惦记着你，前两天还问起你。”周日的下午， 王希文又来给我出谋划策，她的身体略显生硬地倚在我的书桌上，装出很放松的样子。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我已经猜到了她的提议，便说出在心底默念过的台词，“你居然还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真不知道你中了什么邪。”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这话有点预言的意味，她却说得并不坚定，迟疑片刻后，她坐到椅子上，随即又像被针刺到一样迅速起身，快步逃出房间。母亲喊她留下吃饭，她摇摇头，拿起手提包出了门。

话说出口比我想象中的要重得多，我犹豫着要不要走到窗前，看她离去的背影，仿佛这样可以弥补些什么。我听见院子里有一个熟人和她打了一声招呼，却没有听见她的回应。所以我又等了一会儿，心里默念着书桌上的书名，直到每个字都静下来才起身。外面早已没有了人，悬铃木的叶子在阳光的直射下绿得有些不真实。我心想她终究是我的姐姐，而我似乎也习惯了忘记这一事实。

人年轻时总是渴望偶像，尤其是父亲死得早的话。和黄安县的许多学生一样，我曾崇拜过先后教过王希文和我的方老师。他带的班级始终保持整个黄安县 “一本”大学录取率的最高纪录，没有哪个家长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他的学生。尤为特别的是，尽管县城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甚至信赖体罚之于教育的必要性，他却从不打骂学生，不管谁犯下什么样的错误，他都能耐心劝说、安慰和鼓励。他的个子虽小，跟康德差不多高，嗓音却很洪亮，大家提起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清澈有力的电台播音员般的声音。

我念的“一中”是县城的重点高中，据说是由一位革命家创办的，所以长征精神成为它的底色。学校 要求学生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熄灯，早 中晚饭各有半小时，每周日下午休息半天，每月“月考”结束后才有两天的“月假”。而方老师要求我们五点一刻起床，早饭和午饭只吃二十分钟，取消周日 下午的休假，“月假”也只放一天半。这样一年下来，我们就能比别的班级多出许多学习的时间。一天不是 24 小时，而是 1440 分钟，这是方老师的名言。

学校一直在扩建，操场却没有变大，无法容纳所有班级一起晨练，一部分班级便由各自的班主任带着往校外跑。每天早上五点半，方老师准时带领我们晨跑，目的地是附近烈士陵园里的那片无名红军墓。当我们跑到墓地前，学校操场就会传来运动员进行曲，在这激昂而又有些缥缈的伴奏声中，我们跟着方老师 高喊各种口号：“两眼一睁，开始竞争”，“生前何必 久睡，死后自会长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去烈士陵园晨练的人看到我们，总是面带微笑掏出手机给我们拍照。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画面颇有些诡异和讽刺，但在当时，我和大家一样，沉浸在集体主义的热情之中，为自己能成为别人的风景而感到自豪。我们像传销组织里的学员一样坚信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当下的一切付出与牺牲都是值得的。

没有人会怀疑方老师的热情与真诚。到得比谁都早的他，晚自习后又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除了自己掏钱给贫困生买文具、辅导书和冬天的大衣，他甚至帮他们垫付学费，可是听说他家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他一直在用的是那款在我们看来可以直接摆进博物馆的老人手机。也许正因为此，他的妻子终于无法忍受，几年前带着女儿改嫁去了外地，这样一来他也正好将需要帮助的学生接到自己家里住。

享受到这种待遇的同学叫刘卫东，他虽然是班上个子最高的，走起路来却总给人一种畏手畏脚、矮人一等的感觉。原因也很明显，他的成绩排名每次都是倒数第一，按语文老师的说法，他以一己之力拖住了全班同学的后腿。

“一中”有一条全县人民熟知的不成文规定：中考分数在自费线和录取线之间的学生想要进来，必须按一分一万块的定价补缴学费之外的差价。据说，刘卫东是花了十九万踩着自费线进来的，而这笔钱是否值得花也成为其父母吵架的引子。终于他们认为破碎的感情没必要撑到高考结束，干脆就闹起了离婚，每天在家大打出手。为了让刘卫东安心学习，几乎把家当宿舍的方老师便让自己多了一个室友。那阵子，瘦小的方老师后面总是跟着那个高大的刘卫东，那画面一度让我想到误养了杜鹃鸟的云雀。我注意到刘卫东的腰挺得笔直，仿佛恢复了身高。

方老师的办公桌前总是站着哭丧着脸的学生，和其他班被叫去教师办公室的学生不同，他们不是在受训，而是主动去寻求帮助或请求原谅的。

他很尊重我们犯下的错误，甚至有点喜欢借机去我们封闭的心灵做客。虽然教的是数学，他却给人留下了博学的印象， 讲起道理来没有什么说教的意味，好像都是肺腑之言。我记得当时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喜欢找他，甚至包括感情苦恼。他不鼓励早恋，却也不阻挠，这是他最受其他老师诟病的一点。

曾有家长无意间发现自己优秀的女儿在谈恋爱，就拿着情书跑到方老师那里，要求消除影响。谁都没想到，据方老师自己转述，他告诉那个家长：“这种感情再正常不过，只不过有些孩子擅长隐藏，有些 孩子急于表达。我一直劝孩子们要把这种感情藏好，等它足够成熟、完满，再释放出来。但是，一旦他们 真的捅破了那层纸，我们也不要害怕它会失火。只要加以引导，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激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在找到两名学生长谈后，他将两人的座位调到一起，让他们朝夕相处，只 是要求他们尽量保持低调。那个成绩较差的男生自此 以后发奋学习，最后竟真的和那个女生一起考上了同一所重点大学。对那些渴望爱情的中学生而言，这个 浪漫的故事已成为方老师教学神话中的华彩篇章。

我那时也问过方老师一些问题，虽是些真实的念头，但现在想来，还是有炫耀和刁难的意思。我曾问他：“既然人终有一死，那活着又是为了什么，死亡难道不会将一个人一生的劳作和成就一笔勾销？”

听完我的提问，方老师的嘴角露出那种仿佛遇见知音般欣慰而又带着一丝紧张的笑意，他是一个擅长微笑的人，可以为每一个人准备一份贴切的笑。

“这个问 题我也思考了很久，但老实说，我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死是不可逆的，它不是人类的经验。而很显然，我还没有死过，”笑出声后，他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凝重起来，“但是我想，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具体 的过程而非抽象的目的，我们要爱鲜活的生活瞬间甚于去爱模糊的整体人生。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你现在的职责就是认真学习，备战高考。只有活在当下才是真实的，回忆过去、幻想未来都会将我们推入虚幻的焦虑之中。你有精力思考离你那么远的死亡，还不如多背一个单词，多做一份习题，多睡一 个好觉，这些事情才是和你当下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你要抓住你眼前的东西。”

虽然方老师说他没有答案，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就是最好的回答。我甚至专门 买了一个笔记本用来收集他的语录，这个笔记本一直留在我的书架上，写这篇回忆录时，我直接从中摘抄了许多句子。

方老师的拿手好戏是每周一次的班会，他像话剧演员一样在讲台上来回踱步，那些发人深省的句子就 那样不疾不徐地流淌出来，折扇一般缓缓延展，整个 教室都沐浴在他的话语之流中。几乎所有学生都期待班会课的到来，连平时上课最容易犯困的学生都坐得像韭菜一样直，认真做着笔记。下课铃声的响起则总是伴随着一阵由叹息声组成的轰鸣，大家都在感慨一节课的时间竟过得这么快。他讲得最多的自然是高考，在他看来，高考是科举制的现代版本，而科举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它为所有平民提供了跨越阶级、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在西方始终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在中国，从科举制到高考，它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哲学家，是因为有学识的人都在做官，他们忙着践行自己 的政治理念，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像西方人那样坐在 书斋里构建抽象的理论体系。

“高考甚至比科举制更公平，它完全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没错，国外有些大学招生时还会看你的业余爱好，但是琴棋书画是有钱人才玩得起的，国内大学的招生不看家庭背景，只论高考成绩，这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选拔机制。最重要的是，同学们，你们要知道，”他爱用文雅的书面语，而这恰好满足了中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想象，“高考消灭了青春的虚无。一切都没有意义，活着就是受罪，人生毫无乐趣：一旦年轻人被这些负面情绪占领，他们就会被困在由这些消极结论组成的坚不可摧的牢狱里。这是一种普遍流行于西方年轻人之间的时代病症，它像病毒一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青少年的自杀率也因此不断攀升。这种病在我们这里却很少见，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高考，高考为所有年轻人指明了方 向，填充了他们那易受虚无腐蚀的心。对于这样一种教育制度，所有中国人都必须心存敬意……”

如果他的高考主义哲学只是被我们班听到，未免有些浪费，校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便为他提供了“百日誓师大会”这一更大的舞台。作为这一仪式的指定演讲人，他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皮鞋擦得发亮，稀疏的头发打上发胶后显得精神抖擞。借助观礼台上 特意为他调低的立式麦克风，我们全年级两千多双耳朵有幸聆听了他的布道。

“同学们，这个可怕却又伟大的日子终于要来了。” 他的语气并不高昂，反而透着一丝悲哀，仿佛在宣告一个坏消息，在巡视了一遍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后，他才继续说道：“这个日子是对你们过去十二年学习生涯的高度总结，更是开启未来生活的恢弘的序曲。不管结果如何，它都将改写你们此后的人生。但是在此 之前，你们仍然需要再努力拼搏一百天。你们要拿出半条命来备战高考，我们不要你们的一条命，就我所知，还没有谁因为学得太苦而丧命的。我这么说可能有些残酷，但是同学们，你们要知道，这暂时失去的半条命会重新长回来，并为你此后的人生注满生命的活力。经历过高考的人是有福的，在这之后，你就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同学们，在和平年代，我们应该感谢高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磨练心智的 战场。尤其我们黄安县的学生，更应心存感激，有了高考这条高速公路，我们才能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去追求心灵的富饶……”

放眼望去，操场边、看台上、栏杆外挤满了前来旁听的人，方老师的声音像钟声传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我感到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心一点点地提到嗓子眼，几乎就要冲出来。

在这种近乎迷醉的心理中，谁也没有留意那个经常在学校周边漫游的哑巴忽然冲上讲台给方老师戴上了一个手编的柳条冠。两名保安急忙赶过去把那个哑巴往台下拖，方老师则冲上去把他们的胳膊从哑巴身上解开，示意让他们动作轻一点。他回到麦克风前，继续他的演讲，一直到演讲结束，他才想起头上还戴着那个柳条冠。

这顶“帽子” 不但没有减弱演讲的效果，反而令会场的气氛有了古典戏剧般的庄严，他的发言似乎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刻，令人信服。

动员大会结束后，大家提起自己的凳子走回教室，我听见有人在小声抽泣，转身一看，原来是刘卫东， 他一开始还拿拳头堵住嘴，后来还是没忍住。他的哭声引得其他正在努力抑制眼泪的同学也跟着哭了起来，走到教室时，大家的眼眶湿得像刚奔过丧。我相 信这正是方老师想要的效果。

“哀莫大于心死，”他总是这样说，“眼泪是生命力的证明，是人性的证明， 能哭说明你还没有麻木，还有顽强的斗志。哭吧，大声点！会哭的人才能一直笑到最后！”所以每回月考成绩出来，教室里总是哭成一片，有的女生还会抱在一起哭。方老师则带着事先备好的纸巾，像救济穷人 的牧师一样，一张张地分发下去。

在我事后的回忆里，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虽然他从未和我们讲过他的心脏病，但消息在高二开学后不久还是不胫而走，偶尔看到他捂住胸口，大家都会紧张不已。

带我们的那两年里，他的病只复发过 一次。那天晚自习，第一排靠窗位置的两个男生不知 为什么争吵起来，他们彼此咒骂，声音越来越大，在拿对方的书撒了一阵气后，终于演变成肉搏。两人的桌子翻倒在地，书籍和试卷撒得到处都是。血从其中一个男生的头上流下来，染红了他的整只右耳。他们互相架住对方的臂膀，像两头公牛一样直喘粗气，鼻孔忽大忽小，恶狠狠地瞪着对方。

看到方老师走来的瞬间，他们却像事先约定好一样同时松手。方老师一言不发，带那个受伤的男生去医院包扎。

回来后他坐在讲桌前沉默良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班上，我和你们说过很多次，你们都是人，是中国人，是黄安人，是同班同学，为什么还要彼此伤害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教了这么多年书，这种恶性事件还是头一次遇见，这只能说明我对你们的教育是彻底失败 了，我今晚就写辞职信，引咎辞职……”

他越说越气， 忽又停住，趴在讲桌上大口喘气，额头上渗出大颗汗珠，教室随即陷入坟墓般的寂静。我意识到老师可能是病发了，身为团支书的我，连忙叫上班长，轮流背着方老师下楼。一路上我们都没有打到出租车，好在方老师很轻，医院又离学校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

那个施暴的男生跟在我们后面，一路上都在向方老师道歉，快到医院时，他还狠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哭着说，他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方老师也哭了，他哆 嗦着发紫的嘴唇叫那个学生不要自责，错在老师不该乱发脾气。

就这样，方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几乎全成了他的信徒，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离开那个被群山包围的贫困县后，我才一天天从那种无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

室友齐林是上海人，从他那我才知道，他们读高中时每周双休，不上早晚自习，还有很多兴趣班可以上， 升学率却比我们高得多。大一上学期，新校区的图书馆还没建好，课后我天天泡在机房上网，有天我无意间看到一套上海的高考试卷，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题目和我们的相比，实在是太简单了，我相信即使让刘卫东来做，也能过“二本”线。

就算不考虑地域不公的问题，高考制度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其实质无异于将一些身体状况较好的人用一种并不科学的方式选拔出来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这种制度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力量的源泉。大学同学里有好几个也是从山东、河北、河南等高考大省的偏远县城考来的，同样经历过残酷的高考大逃杀，但他们和其他同学一样，沉迷于网络游戏、体育赛事和成人电影，靠临时抱佛脚和多次补考才勉强拿到毕业证书，度过了浑浑噩噩的四 年。

临近毕业时，同届的学生里还有一个湖北的老乡自杀了，他先是割腕，大概嫌血流得太慢，又决定跳楼。大一的老乡会上我见过这个瘦弱的男生，据说他高考的分数可以上清华，因为胆小不敢填报才进了我们学校，而这也成为他的心病。

听到他死讯的那个晚上，我很想打电话问问方老师，他对此怎么看。

后来我才听说，那个经常出没于学校周边的哑巴乞丐原来是方老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的他每天早上第一个冲到操场上大喊三声“我要上北大”，而这种野心最终压垮了他。

在一次模拟考试的表彰大会上，原本要向同学们分享学习经验的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要求在场学生把口袋里的钱全都交给他，大家需要花钱时再找他要。当被人架着往一旁拖曳时，他仍然扯着嗓子高喊：“要想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必须从当下做起，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这句话他颠来倒去喊了好多天，最后嗓子就完全哑掉了。当我将这件事公布在班级群时，我惊讶地发现，班上居然有不少同学早就知道，而那些没 有听说过的人似乎也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大家都学得很苦，为什么偏偏只有他疯掉了。

当然，我得承认，作为高中的班主任，为了激励学生，方老师和其他老师一样选择性目盲，也没有太多可指责的，何况他确实尽职尽责。应该说，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一直维持到了两年前的夏天。

高中毕业后，同学们经常在线上通讯群里互动，对于高中生活和方老师，他们全都念念不忘：那时的日子过得虽苦，却有明确的目标，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抛给方老师。不像现在，大学老师上完课夹着教科书就走了，根本不愿和学生多说一句话，他们的目标是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评上更高的职称。

随着毕业的临近，大家也越来越迷茫，不知该往哪儿走。我终于意识到，自由的确是一种重负，它将人抛入孤苦无依的境地，这些承受不了孤独的人，只能选择逃避冰冷的自由，重回温暖的集体。枷锁令人心安，他们已经 习惯了戴着镣铐跳舞，一旦摘掉镣铐，反而不知道该先伸手还是先伸脚。

当然了，我不会跟他们说这些废话，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早就习惯了心里一套嘴上一套，以维持一种健康的精神分裂状态。而我逐渐察觉到，这可能才是高考真正的馈赠，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他们在试卷上写出的答案，但大家都在拼命地写，并且坚信写了总比没写好。也就是说，所有经历 过高考的人事实上都变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刘卫东选择了复读，而且一读就是三年，他开玩笑说自己已经爱上了一次次地参加高考，玩的就是心跳，类似于一种极限运动，但同学们都看出来了，他很可能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留在方老师身边。

方老师后来一直在教“高四”，也就是复读班，只有能力出众的老师才会被委此重任，因为“一中”选择复读的人很多，而复读班的录取率更高。

刘卫东现在开朗了不少，大一寒假还牵头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三十几 个人分成三大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面对正在训练自己男子汉气概的男生们的敬酒，方老师一开始推脱不喝，经不住劝，最后也喝了不少，还去厕所吐了。饭后大家又去 KTV 唱歌，在同学们的怂恿下，方老师唱了一首九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是大家第一次听 见方老师唱歌，当他饱含深情地唱出“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时，有不少同 学重温了他们的泪水。

在班级群里，刘卫东成了“卧底”，不时给大家通报方老师的生活动态。有一天他讲起了方老师的绯闻，说是学校新来了一名老师，她以前也是方老师的学生，现在两人走得很近，像是在谈恋爱，刘卫东无意间还撞见过两人从小树林里走出来。

同学们都很兴奋，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有一个女生竟要求他拍下那个女老师的照片发到群里，让大家瞧瞧，而他居然还真的偷拍了一张。

他们不知道那个新来的老师就是我的姐姐王希文。我读大二的那年暑假，她辞掉可以落户北京的编辑工作，执意回黄安县教书。

那个夏天她一直待在家里，却骗我说她这几年工作攒了很多调休的假期， 而且出版社现在允许在家办公。直到她成了绯闻的主角，我才得知事情的真相，这让我很生气。

“北京的工作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来？难道你不知道很多人挤破了头也抢不到北京户口？”我发消息问她。

“我不喜欢北京，也不想成为北京人，那里的骗子太多，傻子根本就不够分。空气中的有毒颗粒越来越多，能见度也越来越低，只可惜我不是一个科幻文学的爱好者。再说，我的工作和你想象中的也不一样，交给我的都是些没人愿意碰的关系稿。好像社里每一个领导身边都有一帮想要出书的亲戚，而他们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错别字比较多，从不区分的地得，以及偏爱以‘啊’字起头。我每天都在校对或者说改写那些狗屁不通的文章，完全是浪费生命。真的，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没想到她给我回了一篇散文，而这里面的抒情意味越发令我气愤。

“那你可以换份工作，或是去别的城市啊，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县里，空气好能当饭吃吗？”

“你不懂……”

“我确实不懂。我们读书不就是为了逃离这片土 地？活在这破败的小县城，活在这无知的人群之中，能有什么出息？”

王希文用沉默抵制我的追问，我转而问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当老师的想法，她说从认识方老师的那一天起。其实她不说我也知道，我只是想听她亲口讲出那个人的名字，却没料到她说得那么坦荡，毫无羞耻之意。

“看来学校里的传闻是真的。”

“没想到你也这么幼稚。”

也许我确实不够成熟，在需要理性的地方，我总是感情用事，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些想要刺伤别人最终也会戳痛自己的话。这大概和父亲的早死有关，我没来得及发展出一个冷静的“超我”。

父亲在我读小学时就出了车祸，这是那种甚至都无法成为谈资的毫无意义的死。说实话，如果不是清明节扫墓，我都想不起他的样子了，他生前的沉默也加速了死后形象的消散。

我忘不了父亲去世的那个下午，天气似乎很配合，阴沉得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大伯开着平日里用来载客的面包车到校门口接我，车上坐满了正在抽烟的亲戚，姐姐也挤在这烟雾之中，她在板凳上挪了挪屁股， 让出一小块给我坐，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红着眼睛 不说话，气氛相当诡异。

当车开到县城郊外的殡仪馆，并传来一股至今回想起来都令我直犯恶心的烤肉味时，我才模糊地意识到是我的父亲或母亲出事了，只是我还不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大伯领着一车人匆匆走进一间摆有两排花圈的停尸房，等到围坐在遗体旁边的陌生人带着由悲伤转入疑惑的表情望向我们时，他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房间，转身去寻找有母亲守着的那 一间。

跟在后面的亲戚小声责怪大伯的轻率，但我知道换成他们带路，肯定也有人会出错，因为那间屋子中央摆放的遗像远看上去长得和父亲很像。这段戏剧性的插曲忽然让我觉得自己在拍电影，这种不真实的感觉一直伴随到父亲下葬之后才慢慢消失。

一家人在殡仪馆里梳理着各自的社会关系，想要尽快托人找到逃逸司机。没想到几天后，撞死他的人 良心发现，选择投案自首。尤其幸运的是，这人当时 在县里开了好几家网吧，颇有些家底。所以父亲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套房子，还有用命换来的一大笔赔偿费。

开在小区门口的超市便是拿这笔钱开起来的，这些年里，母亲每天忙着进货、理货、收银，成天围着超市转，谁都能看出来她比从前做家庭主妇时开心得多，甚至一度将头发染成了枫糖红棕色。母亲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姐姐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我们还都拿到了奖学金。

也就是说，父亲死后，我们的日子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变得更和谐了。

姐姐对我似乎也比从前更好了，每次放月假回来，她总是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给我买各种零食、文具或世界名著。我们用写作文的格子纸下五子棋，有时一整页纸快填满了都分不出胜负；我们用那种可以插两只耳机的 MP3 播放器听歌，听到喜欢的歌曲前奏响起，便抬起头冲对方会心一笑。

我们也会去碟店租电影回家看，有回不小心租了一部试图用性来深刻揭示人性的欧洲文艺片，她本来想像往常那样跳过床 戏接着看，结果发现跳完没多久又是床戏，她带着尴尬的神情手忙脚乱地将碟片从碟机里退出来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觉得有点好笑。

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向姐姐坦白的是，她高中时写的日记，我全都偷看过。尽管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几次发誓戒掉，但就是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有些记录身体发育的段落，我翻来倒去地看了好多次。

不知道是不是有所察觉，她后来用上了带密码锁的日记本，但我很快找到了破解的方法。将日记本放到耳边，拉紧锁头滑动转盘，转到那个对的数字时它会发出一声细小的脆响。四个数字全都输对后，通向她内心的大门开了，我冲进去，看见她第一次来例假时的惶惑，看见她收到情书时既厌恶又兴奋的复杂心情，看见她对大学生活的想象，她喜欢谁讨厌谁，她的憧憬和迷茫，我全都一清二楚。所以那几年每当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便像是有了透视眼，可以穿过她的衣服、皮肤和骨肉，直视她的心灵。

高二文理科分班后，姐姐日记里出现得最多的人便是方老师。她不厌其烦地写下他那清亮动人的嗓音，两鬓像是贴上去的白发，在沉默中不受控制地 抽搐的脸部肌肉。

我嗅到了荡漾在字里行间的危险气 息，但没有想得太深，以为她不过是想要得到一点父爱的补偿。成为方老师的学生后，他的一言一行也化 解了我的猜疑。然而，王希文被他说服，从北京回县城当老师这件事终于使我明白，此人绝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不过是通过高超的心理催眠术来蛊惑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大家都成了精神受虐狂，成了个人崇拜的牺牲品。

我开始不遗余力地在高中班级群里揭发方某，企图打破他留在同学们心中的神话：他的认真负责不过是为了掩盖那卑鄙的真实意图，即让每一个学生迷恋他、追随他，为了享受着这种受人敬仰的快感，他不惜抛妻弃子，不惜利用自己的心脏病，不分昼夜地卖力表演。

谎言说上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他每天做的事就是不择手段地将谎言包装成真理。世间最残酷的事莫过于以爱的名义行暴力之实，而他正是一个善于用爱绑架他人的暴君。

也有几个人表示了审慎的赞同，他们说现在想想，方老师确实有点不太正常。绝大部分同学却被激怒了，有两个女生甚至很直白地指责我学了几天哲学就开始鹦鹉学舌，端起批判的武器四处乱射。

而刘卫东不知从哪得知了新来的王老师和我的关系，他没有在群里公布这一消息，但他给我单独发信息告诉我，方老师的品行是有目共睹的，不要因为私人恩怨故意泼脏水，再说就算传闻是真的，那也是自由恋爱，我这个做弟弟的无权干涉。我一怒之下删掉刘卫东的联系方式，退出了班级群，决心不再理会这群井底之蛙。是的，他们根本就不配得到自由，既然他们心甘情愿做一辈子奴隶，那么请便，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这种雄心并未持续太久，我发现我完全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甚至无法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虽然对哲学颇有兴趣，学习也算认真，但我起步太晚，在我看来，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的教育不仅毫无益处，还在我的脑海里埋下了很多互相缠绕的错误印象和观念，光是纠正它们就要耗费许多时日。大学老师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最擅长的事是鄙视其他学科以及互相鄙视。

没想到我费尽全力考上大学，最后还得靠自学。问题是高中学得那么苦，几乎连轴转了三年，到了大学便总是想着偷懒，尽管我不时提醒自己，但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尤其想到在那场不伦不类的恋爱上虚掷的精力，就更是追悔不已。

（未完）

本文摘选自

《光从哪里来》

作者: 远子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重光relire / 艺文志eons

出版年: 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