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廉价的日本与岌岌可危的年功序列制

曾经以“高品质”与“高价格”为标签的日本，正逐渐成为物价和工资都“便宜”的国家，也让“日本的工资在近30年间完全没有增长”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中藤玲从物价、人才、房地产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采访，从采访和调查中传达日本现状，并针对企业对低价的成因、影响的看法，学者提出的见解，消费者遭遇的两难困境，进行深入且详实的探究。本文摘自《廉价日本》[日]中藤玲著，刘菊玲译，北京日报出版社·星文图书2024年1月。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廉价日本》书封

2019年年底，在《日本经济新闻》及日经电子版上连载的《廉价日本》系列报道中，反响最热烈的是题为《“年收入1400万日元是低收入！”人才流失的风险增大》的报道。

该报道引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将旧金山年收入为1400万日元的四口之家归为‘低收入人群’”（实际数字为129150美元，以数据发表时期2019年12月的汇率1美元约109日元计算。）

事实上，对于这篇报道，读者的感想各有不同，分歧颇大。

有人感慨“自己的工资确实完全没有涨过”“日本真是越来越穷了”，也有人表示“旧金山的物价太高了，即使有1400万日元也过不上悠然自得的生活”“美国的住院费用很高，虽然日本工资低些，但居民过得更舒服”。

港区的平均年收入是1200万日元，在旧金山是低收入

在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020年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中，年收入139400美元（约1435万日元）被归类为低收入人群，这个标准比上一年度高了约1万美元。即使按照2021年1月的汇率（1美元约103日元）计算，低收入人群划分线也远高于1400万日元。

该数字在2018年为117400美元（约1209万日元），每年都在以1万美元的速度上升。顺便说一下，在2020年的报告中，年收入87000美元（约896万日元）的人群被视为“收入非常低”，年收入52200美元（约538万日元）的被视为“收入极低”。

报道还以日本与旧金山的年收入做对比的形式，介绍了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日本2017年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为550万日元，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的家庭占比略微超过10%。”

不过，旧金山是美国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因此，有读者指出：“与旧金山做比较的话，需要用港区的数据才公平。”确实，用港区与旧金山比较，会比用日本的平均年收入更容易让人接受。基于此，接下来我们便将旧金山与东京都收入最高的区域进行比较。

根据总务省《关于征税标准金额分等级令和元年度所得税额等的调查》等数据，可计算出东京都平均收入最高的区域是港区。同时，位于东京千代田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202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社长居住最多的区域是港区的赤坂。而且在排名靠前的10个区域中，有7个属于港区的管辖范围，如繁华商业街、高级住宅区云集的六本木、南青山等。据悉，港区人口中有13.1%是社长，每10个居民中便有1个人是社长。

但即使是如此富有的港区，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也仅约为1217万日元。换言之，即使是可称为日本富裕阶层云集的港区，按照旧金山的标准，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也难逃被视为“低收入”的命运。

3700日元的早餐

那么，在旧金山这个年收入1000万日元都要沦为低收入人群的城市，其实际的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旧金山毗邻信息技术（IT）企业总部云集的硅谷，后者坐拥脸书、苹果等IT巨头。这些利润极高的企业，以高薪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工程师，从而拉高了周边的房租及物价。

51岁的安川洋先生从2011年开始便居住在该地区，他表示：“感觉这9年间住宅价格上涨到了原来的2.5倍左右，拉面也涨到了原来的1.5倍。”

安川先生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进口杂货的店铺。2020年12月之前，他们一家住在一套带有三间卧室的公寓里（相当于日本的高级公寓），每月房租为4600美元（约47万日元）。

在美国，房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上涨。而且，房租除了每年上涨之外，在合同期限从一年换成一个月时，也有上涨到原来的1.3~1.4倍的惯例。就在安川先生担心“照这么下去，房租会不会要涨到6000美元（约62万日元）”时，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紧接着旧金山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法案，开始限制房租的过度上涨。当时考虑到孩子已经长大，于是安川先生一家便在12月份搬到了郊区的一套独栋住宅。新居所带有4个卧室，房租为5800美元（约60万日元）。

那么，在这里生活一天要花多少钱呢？我与安川先生通过美国最大的外卖配送平台“车门仪表板”（DoorDash），选购了当天的三餐。

首先是早餐，我们在附近的咖啡馆点了三明治套餐：

●加利福尼亚腌肉生菜番茄三明治花费 10.35 美元（约 1070日元）

●搭配牛油果花费1.2美元（约120日元）

●迷你沙拉花费7.2美元（约740日元）

●可乐花费2.45美元（约250日元）

加上配送费、手续费、小费等，总共花了36 美元（约 3700日元）。

午餐我们点了颇受欢迎的拉面套餐：

●豚骨拉面花费14.5美元（约1500日元）

●饺子花费6美元（约620日元）

●茶花费3.5美元（约360日元）

同样地加上配送费等，合计35.54美元（约3700日元）。

晚餐我们点的是日本人也不陌生的时时乐的牛排套餐：

●牛排加龙虾花费 23.99 美元（约 2500日元），其中柔嫩的牛肋眼花费11美元（约1200日元）

●餐后甜点花费4.99美元（约510日元）

●柠檬水花费3.99美元（约410日元）

同样算上配送费等，合计61.58美元（约6400日元）。

时时乐餐厅的氛围非常轻松，与家庭餐厅相近，但其价格却十分接近日本的高级餐厅。就这样，一天的生活费超过了1万日元。

当然，在美国有许多会员制的折扣店，如开市客等，在那里可以买到价格实惠的牛肉、坚果等食材。倘若自己动手做饭，生活费能便宜不少。然而，在外出用餐方面，即使在东京市中心，只需花1000日元左右也能吃到套餐，由此可见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价格差距之大。

日本企业的海外派驻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300日元的牛肉盖饭和500日元的午餐真的很难得。”

安川先生亦感触颇深：“尽管日本的餐饮价格很便宜，但味道和服务都极好，性价比很高。

当地时间2023年8月22日，日本东京筑地鱼市，两名妇女在餐厅等待早餐。

GAFA带动的房租暴涨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旧金山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员工居家办公的常态化。

2020年5月，美国推特公司允许约5000名员工永久居家办公，即只要员工能参加线上会议，便可在任何地方办公。随后，脸书等多家IT企业也纷纷效仿。如此一来，员工便无须继续居住在房租和物价高昂的硅谷。据悉，这之后搬到郊外或其他州居住的工程师数量不断增加。

甚至连一些企业也开始搬离硅谷，得克萨斯州是最受欢迎的迁移地，因为那里免征个人所得税，房租也比较便宜。比如，甲骨文公司于2020年12月，以“为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场所及工作方式”为由，宣布将总部迁至该州首府奥斯汀。从硅谷源头的惠普中拆分出来的美国慧与公司，也曾计划在2022年迁往得克萨斯州。据悉，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亦已移居得克萨斯州。

未来，硅谷既有企业的流出或将继续。

此外，还有这样的动向：因以GAFA为核心的大企业周边的房租暴涨，美国最大的网购电子商务平台公司亚马逊于2021年1月宣布，将投资2000多亿日元，在美国各分公司周边建设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廉价住宅。

亚马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虽然他们的员工薪资很高，但暴涨的房租让原本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无力承担。该公司的CEO杰夫·贝索斯认为，“这将有助于使当地居民更安定地生活”。在美国，社会各方批评垄断利润的平台企业的声音越来越多，亚马逊此举亦有为了规避此类指责之意。

美国不只在房租与餐饮方面比日本贵，在贴近民众生活的订阅服务（定额收费服务）方面也比日本更贵。如亚马逊提供的可享受免费视频、免费音乐以及免配送费的有偿Prime会员服务，美国的Prime年度会员价格为119美元（约12300日元）。而在日本，同样的会员，尽管价格已经在2019年4月从3900日元上涨到了4900日元，但仍然比美国的便宜许多。

当然，该会员费用之所以在美国如此之高，除了服务及内容较日本更为丰富之外，另一大优势便是可以免除横跨美国广袤大地的配送费。

据常驻美国的一位男子介绍，一般来说从加利福尼亚州寄送2瓶葡萄酒到纽约，配送费最低也要25美元（约2600日元），而且有时需要几天到两周的时间。假如要求快递公司次日配送，那么在本州范围内大约需要40美元（约4100日元），跨州配送则需要大约60（约6200日元）到80美元（约8300日元）。该男子说：“看寄什么物品，有时运费反而比物品更贵。”因此，对美国人而言，Prime会员提供的免配送费的附加价值很高。

不过，国土面积远小于美国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的Prime年度会员价格为79英镑（约11200日元）、法国为49欧元（约6200日元）、德国为69欧元（约8700日元），这些国家的会员价格也都高于日本。总之，日本的会员价格更低。

东京天际线

因人手不足而崩溃的年功序列制

导致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多年不涨的原因，除了长期停滞的生产效率之外，还有“大企业的中老年男性员工薪资下降在背后推波助澜”，昭和女子大学副校长八代尚宏说道。

通过对厚生劳动省工资统计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就职于1000人以上的企业中的40~44岁的男性，在2008年的平均年薪为797万日元，而在10年后的2018年却下降到了726万日元。其间，45~49岁人群的平均年薪也下降了50万日元左右。你没有看错，企业中老年员工的薪资在受到压制。

“因为工作方式进行了改革，加班费也减少了。我们与10年前50多岁的那代人相比工资变少了，真是不甘心。”一位在收益不甚理想的大型电机制造厂工作的50多岁的男子垂头丧气地说道。

按理说，在传统的日本企业中，员工的薪资水平应该与其年龄及工龄成正比。那么，为何年龄最大、工龄最长的中老年男性员工的薪资反而会缩水呢？

对此，八代指出：“由于人手不足，同时还要与外资企业争夺人才，企业不得不提高年轻员工的待遇。因此，只能下调一直以来待遇优厚的中老年员工的薪资，将这部分重新分配给年轻员工。”

许多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在提高毕业生的起薪，改善年轻员工的待遇，但用于支付员工薪水的“蛋糕”却并未做大，因此其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已沦为体积成本的中老年员工。

事实上，在方才的分析中，25~29岁的群体在2018年的平均年薪比2008年增加了17万日元，20~24岁的群体的平均年薪也增加了15万日元。迄今为止，根据日本企业奉行的年功序列制，员工薪资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不过如今薪资的年龄曲线却呈扁平化趋势，年轻人的薪资上升了，中老年人的薪资却下降了。尤其是大型企业，如今做任何决策都是以“年轻人优先”为准则。

日本综合研究所于2019年实施的一项调查表明，1000家企业中约八成企业表示“青年人才不足”。的确，2019~2020年是各企业争相提高应届毕业生起薪的高峰期。

比如，把优衣库推向全球的迅销公司，在2020年春季便将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提高了约两成，达到了25.5万日元；永旺集团也于2019年决定上调起薪——上次调薪还是4年前；机床巨头德马吉森精机在定期加薪外，时隔13年首次将起薪提高了3.16万日元，定为25万日元。

提高应届毕业生的起薪这股潮流，不只冲击了苦于人手不足的零售、服务、建筑业，还影响了制造业等行业。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19年硕士的起薪为23.89万日元、大学毕业生为21.02万日元、高中毕业生为16.74万日元等，均刷新了历史纪录。

然而，倘若企业无法持续发展、收益不能持续增加，用于付薪资的“蛋糕”不能变大，则加薪这一福利就无法照顾到所有人。提高应届毕业生的起薪和定期加薪，都会增加企业的固定费用。当企业缺少一线员工，且面对数字化、人工智能（AI）等的人才不足时，唯有壮士断腕。卫材公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公司于2019年春季实施的定期加薪中，对20~30岁的年轻员工予以优于中老年员工的加薪政策。比如30岁员工的加薪标准高达1.68万日元。同时，公司劝退了约300名45岁以上的员工，让他们在3月底提前退休，以此保证该公司提出的“人工成本总额不变”。当年，该公司应届毕业生聘用人数从往年的40人左右增加到了100人，此举促进了该公司组织结构的年轻化。

在制药行业，由于医生从网络收集信息变得简单，日本国内负责收集医药信息的从业人员在5年间减少了3000人。另外，对含数据分析在内的专业人才的需求则不断上升，各公司加大了对年轻员工的聘用及培训力度。某制药企业高层苦恼地表示：“经验丰富、能够立即进行数据分析的人才，即使给出高薪也很难招到。”

由于年轻员工不足，以年功序列制为前提的薪酬制度开始土崩瓦解。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日，日本福冈市，大学生正在参加招聘会。

中老年男性的就业寒冬

像卫材公司这样，在业绩良好的情况下削减人员的企业越来越多。

东京商工调查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实施提前退休或自愿离职的上市公司共计35家，涉及人数高达1.1万人，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涉及员工人数，都是2018年的12家公司、4126人的3倍左右，超过了众多电机巨头陷入经营危机的2013年的54家公司、10782人，时隔6年首次超过1万人。

各企业离职、退休的对象多为45岁以上的员工。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山田久认为，这些20世纪90年代大量聘用的“泡沫世代”（2019年时49~52岁）以及“团块二代”（2019年时45~48岁），“对企业来说，已经成为体积成本”。

自愿离职通常在业绩下降等需要精简人员的情况下发生，一般的做法是：企业在定出需要精简的人数后，以3个月为期限，在全公司内征集自愿离职者。这相当于公司裁员的前期阶段。

然而，我对上述35家公司的业绩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有20家公司最新的全年最终损益都是黑字，即盈利。他们的变相裁员可称之为“黑字裁员”。

这些公司的削减人数约为9100人，占所有提前退休或自愿离职员工的80%。35家公司中，最终出现赤字（亏损）的企业仅为15家，占比约43%。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二木章吉先生分析道：“为了把事业重心转入成长领域，在盈利时精简人员结构的‘先行实施型’企业在增加。”

比如，中外制药2018年12月期的净利润连续两期创历史新高，但该公司仍然于2019年4月向45岁以上的员工征集提前退休意愿，共有172人应征。安斯泰来制药2019年3月期的净利润也同比增长了35%，但到当年3月底时，大约有700名员工从该公司提前退休。

某制药巨头高管说道：“趁着公司业绩稳定、员工就业环境良好时，对人员结构进行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我想趁着还年轻，跳槽到其他能给出较好待遇的公司，一直工作到70岁。”2019年，从某电机制造厂提前退休的50岁男子深有感触地说。

虽然前东家的业绩表现并不差，但由于自己跟不上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该男子开始感觉自己被公司当成了累赘。眼见年轻后辈的待遇不断提高，而“自己年轻的时候，前辈们的工资却比自己高”，该男子束手无策，只能每天去居酒屋买醉、发牢骚。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假如自己能活到100岁，要跳槽到更能发挥自身才能的公司，现在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他问自己：像现在这样“死缠着”公司不放，碌碌无为地了此一生真的好吗？

于是，当公司以提高离职金等条件征集退休意愿时，他便应征退休，并通过人力资源公司的介绍，有望在另一家中小企业实现再就业。尽管他的期望待遇仅比之前的薪资略有下降，但仍有多家企业向他递来橄榄枝，希望他能“发挥在大公司积累的工作经验”。

“刚开始，我在面试的时候只会回答‘我可以做管理’。几番面试后，我意识到，自己竟然无法就市场所需要的技能做出任何说明。”该男子如此回顾道。

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并找到了与自己相匹配的企业。他表示：“假如一直待在之前的公司，我应该也意识不到这些事情。”

当地时间2023年8月31日，日本东京，老牌百货商场崇光·西武停业一天，约300名商场工会员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向峰堡投资集团出售崇光·西武。

2019年，在就业环境并不算差的情况下，黑字裁员增加的部分人员可归因于一些劳动者如同这位男子一样，有寻求能够长期工作下去的新环境的意愿。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显示，2018年的跳槽人数为329万人，该数字已经连续8年上升。从年龄层来看，45岁以上的跳槽者有124万人，比5年前增长了约三成以上。位于东京港区的日本人才介绍事业协会对三大人才中介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整理，数据显示，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41岁以上的跳槽者为5028人，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四成。该年龄层亦是增速最大的人群。

根据瑞可利职业研究所的调查，随着企业从年功序列制向成果主义制转变，上市公司中40多岁当上课长的人数比10年前减少了近两成。该研究所的所长大久保幸夫分析称：“员工到了40多岁便能看到自己在公司的未来，因此许多人为了更有激情地工作，会提前从公司退休以另寻新天地。”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公司的经营环境恶化，情况便随之一变。

2020年征集自愿离职的企业共有91家，应征人数超过了1.8万人。企业数量仅低于雷曼危机后的2009年，当时有191家。而且这些企业中，最新的财报中出现赤字的也很多，日本商工调查的二木先生说，现在“完全回到了因不景气而裁员的状态”。

企业的经营状况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变得更为严峻，可供于支付薪资的“蛋糕”也更难以做大。

如今，年功型薪酬制度根本无法继续维持，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