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为人多才多艺,富有生活情趣,既好美食,又善调制,所谓“东坡肉”,最早便出自其手。同时,对山水情有独钟,即使流放于外,也不忘游历各处。在山东日照的五莲山,我曾有幸循其足迹:据历史记载,他认为五莲山在某方面类似雁荡山,按我的实地考察,此言确实不虚。苏东坡一生虽常处逆境,但依然乐观向上,不仅自己追求人生的理想,而且为官一方时,总是努力造福世人,杭州的苏堤、惠州的西湖,均留下了他在这方面的“政绩”。
在文学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很重要的建树;在学术上则是蜀学的创始人之一,其思想史地位毋庸置疑。从思想取向看,苏东坡一方面认同儒学,另一方面又在不同层面吸取佛、道两家的思想,表现出一种沟通佛、儒、道三家的趋向。他曾指出:“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恶,即喜怒哀乐之未发也。”(朱熹:《苏黄门老子解》,见苏轼:《道德真经注》附录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1页)六祖即慧能,“喜怒哀乐之未发”是《中庸》中的观点,这里表现出引佛释儒的旨趣。同时,他又肯定了道家以虚无为存在之源的观点:“至虚极于无,至实极于有。无为大始,有为成物。”(苏轼:《东坡易传》卷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290页)“古者,物之所从生也。有者物之今,则无者物之古也。”(苏轼:《道德真经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5页)可以看到,儒、释、道各家在他那里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当然,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人物,苏东坡的贡献首先体现于文学和学术上。在美学和艺术方面,苏东坡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有个性的理论家,他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有不少传世之作,另一方面又对文学现象做出了反思。在文学和艺术的反思过程中,苏东坡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以“常形”与“常理”之间关系而言,在评论绘画的时候,他对二者做了区分,指出:“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办。”(苏轼:《净因院画记》,《苏东坡全集》第6册,中华书局,2021年,2876页)“常形”即通常被观察到的外在形态,引文中提到的人禽、宫室、器用,都有其常形。但同时,相关对象又有“常理”,它体现了事物更内在和本质的规定。如果仅仅注重常形而忽视常理,对相关对象本身就难以真正把握。“常形”是形之于外的现象,“常理”则具有内在性。对苏东坡而言,对作品应该注重它的内在精神,后者构成了主导的方面。如所周知,在谈到艺术鉴赏能力时,他曾指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苏东坡全集》第1册,489页)鉴赏艺术作品,如果仅仅用外在形态去评论,看它像不像,那么,这种见解与儿童就没什么差别了。这里从另一角度指出了神似的重要,神似与他所说的“常理”相关,它超越于形似,注重“神似”,可以视为“常理”具有更重要意义这一看法的具体化。
在评论画家的艺术成就时,苏东坡也以“常理”为主要出发点。对当时画家文与可的评论便体现了这一点:“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苏轼:《净因院画记》,《苏东坡全集》第6册,2876页)竹石、枯木是所绘的对象,所谓“得其理”,也就是肯定在创作过程中,非拘泥于外在之形,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在之理。同时,在苏东坡看来,在艺术上,只有把握了理,才能理解事物所以然之故,并进一步达到内外的合一:“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东坡全集》第6册,2875页)这里,内外合一、心手相应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艺术之境,如果未能达到这一境界,便表明对已有艺术成果理解不够(不学之过也)。所谓心手相应,也就是创作过程和与内在意念完全合拍,从现在哲学意义上说,这就是真正“知道如何”:自赖尔以来,现代哲学每每区分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心手相应意味着对前者(如何做)有了具体把握。在苏东坡看来,只有达到了心手合一之境,才能说一个人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较为深厚的程度。如所周知,庄子也有类似看法,他曾以斫轮为例,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论述:“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得手应心”,也肯定了手与心之间的默契。在这一方面,苏东坡与庄子的观点具有一致之处。
在艺术和美学方面,苏东坡的另一重要见解,涉及创作过程中自由想象与规范制约的关系问题。他曾提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东坡全集》第5册,2498页)这里“法度”与规范相通,“出于法度”表明创作过程需要合乎一定规范,无论绘画,还是书法,都是如此。“妙理”“新意”则包含内在的创造性,它们不一定拘守于某种外在的规范。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合乎法度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允许自由的思考、自由创造、自由想象。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曾对规则的专横性提出了批评,所谓规则专横也就是仅仅强调外在规范,完全忽略内在的创造性。同样,康德对美学有深入研究,其特点在于把自由想象放到重要的位置,苏东坡将创作过程的自由想象和规范加以沟通,与黑格尔、康德无疑有相通之处,这一路向也有合理之处。
在认识论上,苏东坡提出了一些很重要、但人们可能不太注意的观点。他认为,对外部世界的把握要从耳目之官入手:“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苏轼:《石钟山记》,《苏东坡全集》第6册,2879页)其中包含如下之意:如果不通过耳目这样的感官去把握对象,还有其他方式吗?也就是说,仅仅凭主观的臆断,无法把握真相。这一看法将客观性提到重要位置,肯定只有借助于感官直接观察对象,才能得其真。然而,苏东坡同时也注意到,对象的意义因人而异。在著名的《赤壁赋》中,苏东坡写道:“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中“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把人的感官以及人的意念作用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后来金岳霖在其《知识论》中专门引用了苏东坡这两句话,表明意义的生成过程和人的作用难以分离。对象本身没什么意义,意义乃是因人而有,以感性之知(声、色等)而言,对象本身可能只是物理层面的光波和声波,它们呈现为具有认识意义的“色”“声”,离不开感官与人的意识:“耳得之”“目遇之”,即表现为后一过程。在这里,对象的呈现与人的作用表现为统一的过程。
在当代哲学中,现象学也讲意义的生成,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对象本身的呈现这一方面。苏东坡把耳目感官对真相的把握放在首要位置,这同时也意味着肯定事物的呈现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从而不同于现象学。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意义并非仅仅借助于事物呈现,而是需要人的意向赋予,后者同样不可忽略。这一看法有见于对象的呈现和人的意义的赋予需要相互结合,从哲学层面看,对意义世界的如上理解,包含深沉的洞见。
以上论述着重于艺术创作与对象的把握,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无法相分,后者涉及对人生的理解。在这一方面,苏东坡的主要取向是不执着于物质境遇的好坏,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所谓“无所往而不乐者”(苏轼:《超然台记》,《苏东坡全集》第6册,2864页)。他一生流放了好多次,最远被贬到海南岛,但这些逆境并未使他丧失乐观情绪。他曾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宝绘堂记》,《苏东坡全集》第6册,2867页)“留意于物”,表明对境遇的好坏仍念念不忘。从儒学的发展看,孔颜之乐一直被视为人生理想,其内在特点在于不以具体境遇为衡量生活好坏的标志,苏东坡显然承继了孔颜之乐的这一传统。尽管遭受到多次打击,但是他依然没有忘怀那种乐观向上的积极的人生取向。对他而言,人生不可执着:“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去此复何之,少安与汝居。”(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三》,《苏东坡全集》第2册,750-751页)以人生为寄寓之地,看上去似乎有点消极意味,但苏东坡所强调的则是人应当始终追求崇高的趣味。
苏轼曾向好友王巩之妾柔奴了解关于岭南的风物,柔奴的回答很简单:“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句话对苏东坡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作诗赞赏:“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苏东坡全集》第2册,950页)这里借用了柔奴的表述,吾心安处即吾乡,现在已经成了千古名言。在敦煌坚守了几十年的樊锦诗同志,其访谈录即以“此心安处即是家”为题。从其源头来说,在苏东坡之前,白居易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写过一首名为《吾土》的诗,其中第一句就是“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文人和士大夫群体中,这一观念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吾土”“吾乡”“吾家”,具有温馨、亲切、宜人的特点,“吾心安处即是乡”或“吾心安处即吾家”既以温馨、亲切、宜人为人所向往的去处,又对外在的境遇和内在精神做了区分:外在境遇是无法控制的,流放不流放、到底是否前往边远地区去,个体常常无法自主,但是其内在精神却是可以由自我决定的。外在境遇的好坏不应影响内在取向:内在精神的安顿,可以使人走向温馨、亲切、宜人之境,这也是“吾心安处即吾乡”的实际所指。直到今天,这句话仍具有勉励自我的重要意义。可以看到,在中国思想史上和价值观取向的形成方面,苏东坡确实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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