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阅读阿伦特的……正确方式？

《我愿你是你所是：汉娜·阿伦特传》，[美]萨曼莎·罗斯·希尔著，胡晓凯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73页，59.80元

萨曼莎·罗斯·希尔（Samantha Rose Hill）的《我愿你是你所是：汉娜·阿伦特传》（原书名Hannah Arendt，2021）在“序言”中谈到一个问题：“近年来，许多人都开始阅读汉娜·阿伦特的作品，试图去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危机。阿伦特的文字中到底有什么，在今天让如此之多的人找到共鸣？为什么我们总要把目光投向她，来理解21世纪的政治状况？”

这的确是首先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希尔认为：因为阿伦特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一个新角度来看待我们最切近的经验，她关注的她那个年代的问题呈现在每一代人面前都是新的样貌，需要我们的理解。（第8页）另外，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面对绝境的勇气能够激励我们鼓起勇气，在‘我们这个并不美丽的世界’，去抵抗我们今天面对的黑暗”（11页）。直到全书的最后，希尔仍然在回答这个问题：随着过去几年反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崛起，《极权主义的起源》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有无数文章写阿伦特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分析。阿伦特的作品帮助我们在当下找到方向、面对新现象，“她作品的核心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对世界进行新的思考，定义新的界限，绘制新的格局，寻找新的语言，讲述新的故事。这是她留给我们的遗产”（247-248页）。另外，西蒙·斯威夫特（Simon Swift）在回答“为什么是阿伦特”的时候说：“汉娜·阿伦特是我们急需的批判思想家。在她晚期有关美国政治和文化的许多文章中，阿伦特论及了许多在今天仍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比如公民自由的性质、国家支持的暴力问题，以及自‘越战’以来政治中的谎言和犯罪文化。”“我们当前的政治危机乃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黑暗时代，全球各地的赤裸生命正以各种日益令人不安又陌生诧异的公开方式遭到残酷对待，面对这些现象，阿伦特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人物。她的这种对新政治的呼唤，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西蒙·斯威夫特《导读阿伦特》，陈高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11、176页）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在今天仍然需要阅读和讨论阿伦特的理由——最简单的理由就是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杨-布吕尔所说的：阿伦特帮助我们“建立起判断我们时代重大事件的最根本的政治标准：它是否会导致极权主义统治？”——还有比这更重要、更迫切的理由吗？而且必须明确的是，这种阅读的理由实际上也就是阅读阿伦特的正确方式的基本前提。

应该进而思考的是，为什么说阿伦特所关注的那个年代的问题在今天看来都是新的？我的理解是，老问题有新发展，老经验带来新震惊。阿伦特所面对的纳粹帝国等人类政治经验中极为黑暗与沉痛的景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有新的表现与发展。当年纳粹上台的时候，最让她感到震惊的是德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够与新政权合作，而且其中许多还是她的朋友和熟人。这种震惊体验的本质是不明白那些致力于心灵生活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看穿纳粹政权的本性，如果看穿了为什么在还有可能作出行动选择的时候没有正确选择。这些老问题、老经验哪些不是在后来的历史上一再重演？但是，希尔说阿伦特一定会反对我们用她的作品来类比当下的政治危机，她想要教给我们的是如何重新来思考、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0页）

有关从极权主义的老问题到政治危机新发展的思考，这当然是在当下的世界中打开阿伦特作品的重要的正确方式。另外还可以补充的是，在现有那么多阿伦特的传记中，希尔写的这本看起来并不是很厚重，它有什么新材料或新视角特别吸引读者呢？看完全书之后，我感到该书在有限的篇幅中对阿伦特生平的介绍还是比较系统的，而且对其思想发展要点、重要著作的写作过程及其反响等关键问题的评述也是相当清晰的。作者自言没有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将主题更聚焦，“它的目标是向不熟悉阿伦特的读者介绍她的生平和作品，并补充了一些已出版的传记中缺失的自传细节。我希望可以向读者描绘一个无比生动的女人的画像，来展示她为何被视为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巨人”（11页）。应该说，讲述“她为何被视为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巨人” 这个目标达到了。不过同时也要指出的是，或许是由于篇幅的问题，有些比较重要的阿伦特思想观点尚未得以充分展开论述。比如谈到艾希曼审判中涉及的个人责任问题，作者提到“阿伦特在个体责任和政治责任间做了进一步区分，她描述了在欧洲，个体判断力是如何几乎全线崩溃的，以及为什么说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负有政治责任。但是她认为，一个人不能为他人的罪责承担责任”（187页）。但是没有介绍她的《集体责任》和《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这两篇直接论述这个问题的重要文章，因而无法进入阿伦特所论述的个人与集体、道德与政治的责任区分等复杂的问题语境之中。对于“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阿伦特通过对审判、对极权统治生活的反复辩难，证明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服从”，只有“支持”，因此不能以“服从”作为开脱的借口。更有普遍意义的是，她强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活着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意思是我们每个人其实是与自己的灵魂生活在一起的，是无法自我欺骗的。

与我读过的篇幅大致相同的德国学者阿洛伊斯·普林茨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加拿大学者菲利普·汉森的《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法国学者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刘成富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相比，希尔这本在2021年出版的阿伦特传记不但在史料和研究资料方面更新（注释中引用的资料有不少是2020年的，而上述三本传记原书都是出版于1990年代），而且在生平、思想发展和著作评述三方面之间的平衡也把握得更好。由于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是女权主义者，因而有她的独特视角，而传主对于女权主义却是有抵触的。菲利普·汉森那本从书名上就可以感觉到它更像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的性质。如果说还有一个更为简短、对于不熟悉阿伦特的读者更有概括性引领作用的阿伦特传记文本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沃尔夫冈·霍尔等人主编《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王旭、寇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的第一章“生平”。虽然这部分只有大约两万字，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往往也会有极为精辟的论述，比如认为海德格尔一直是阿伦特的思想楷模，“直至她发现他在浪漫的反现代主义掩饰下的纳粹本质的可笑”（第2页）。

中译本把原书名作为副标题，另以“我愿你是你所是”这句话作为书名，从直观来说比“汉娜·阿伦特传”有更高的辨识度，问题只是读起来有点拗口。从阿伦特的思想来说，这句话从一个侧面把她关于“爱”的思想与感情醒目地凸显出来——“爱”的强有力表达就是“我愿你是你所是—— Amo: Volo ut sis。”事实上阿伦特正是以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奠定她作为独立思想家的地位，在奥古斯丁对邻人之爱、“对世界的爱”（Amor Mundi）的概念中，阿伦特找到了一条通向鲜活的经验世界的途径，以及判断善恶的标准。那么，爱一个人、爱这个世界，都要求认真理解、认真对待这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原本面目，并让自己与之和解。爱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可能性的基础，“爱这个世界”意味着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行动中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译本似乎想以“爱”引领读者进入阿伦特的世界，上面提到的普林茨的阿伦特传也是以“爱这个世界”作为书名，这也都可以说是另一种视角的打开阿伦特作品的正确方式。

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师生兼恋人关系被公开之后成为传记中的亮点，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使人感受到来自思想与爱情的双重撞击的巨大力量是无法抵御的，那种在思想上和情欲上同时进行的追求与搏斗的确惊心动魄。“我愿你是你所是”这句话表明爱的最强大力量不是改变对方，而是理解和宽恕。希尔认为阿伦特作品中的宽恕（verzeihung）与和解（versohnung）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142页）那么，究竟是被情欲驱使的丑闻还是光彩夺目的爱情之歌？其实都不重要，吸引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海德格尔在写给阿伦特的好几封信中都谈到，对阿伦特的思念如何带给了他写作《存在与时间》的力量，同时正是因为他把精力投入写作这本书，冷淡了阿伦特，才导致他们感情的裂痕愈来愈大。二是阿伦特曾经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询问他参与纳粹活动的事情，海德格尔在回信中为自己辩护，列举了他和身边认识的所有犹太人和教过的犹太学生的关系。（40页）在战后，阿伦特指出海德格尔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把海德格尔视为一个“潜在的凶手”。之后有十几年再没有跟海德格尔联系过。思想交流与政治伦理不可割裂，二者合成她所讲的“爱是灵魂的重量”（42页）。

在所有阿伦特传记中，阿伦特从1941年开始撰写、1949年完成、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无疑都是重头戏。希尔在只能简练地介绍这十年写作过程的时候，强调了她的思想发展与这本著作的结构变化，例如从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到极权主义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在写作中她所依赖的资料、信息来源的变化。对纳粹集中营的研究使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不同于独裁主义、暴政和法西斯主义，它建立在个人的极端原子化、扼杀自发性和政治自由的基础上。极权主义的关键要素是恐惧的工具化和集中营的使用”（148页）。希尔在书中引述了阿伦特回应政治学家埃里克·沃格林的批评的一段话：“……这本书并不是像书名所宣称的那样，真的是在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而是对那些使极权主义‘成形’的要素进行历史描述；在这种描述之后，是对极权主义运动及其统治的要素结构的分析。极权主义的要素结构是这本书的隐形结构，而它表面的整体性是由某些基本概念来支撑的……”（150页）在这里，关于极权主义统治的要素结构、表面的整体性及其基本概念的分析，的确比关于起源的历史叙事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它们如何……阴魂不散”（151页）。

《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之后就被麦卡锡主义浪潮中的右翼人士解读为抵制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威胁的证据，而美国和欧洲的左翼人士则批评阿伦特诋毁马克思主义（149页）。在这里应该谈谈阿伦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1952年她从欧洲旅游回到美国之后，在麦卡锡主义浪潮中讲马克思，并且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为了研究极权主义出现之前思想上的哲学转向，阿伦特想要审视马克思的作品。在通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后，她发现马克思植根于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这意味着不能指责马克思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打开了极权主义的空间（163页）。在1956年开始写作《人的境况》的时候，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在通信中讨论马克思，她以马克思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842年）为他辩解（164页），尽管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态度令人想起她从小受卢森堡影响的问题。她从小受父母亲的影响很大。父亲的书房培养了阿伦特持续一生的求知和对理解的需求，少年时代看过的书籍在她的思想上留下永恒的印记，甚至影响了她对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看法。德国哲学和诗歌的语言也成为她一生的陪伴。母亲玛尔塔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士经常在她家聚会和长时间地热烈争论，母亲让汉娜接触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带她去看卢森堡在大罢工集会上的演讲。“是卢森堡的政治哲学和母亲政治激进主义的早期印记一直跟随着她。”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境况》中，卢森堡都是重要的思想起源。阿伦特在卢森堡身上看到了一个独立、热情的女人，一个致力于捍卫自由和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人（24页），这也是我们在阿伦特身上所看到的形象。坚持正义、反抗暴政、捍卫自由，但她不是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因为她抗拒所有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无法成为任何思想流派或哲学信条的信徒。

在阿伦特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她始终对自己的身份与行动之间的关联保持高度清醒的敏感和坚定的选择。魏玛共和国崩溃之后，社会和政治环境发生急剧变化。1933年2 月27日发生“国会纵火案”，多年之后她说“从那一刻起，我感觉自己是有责任的。也就是说，我再也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她意识到必须离开哲学学术圈，因为看到许多教授和知识分子为保住职位而顺从地“政治配合”（gleischschaltung），使哲学蒙羞。1946年，她在一篇题为《地狱的形象》的文章中辛辣地讽刺了德国一些学者如何为自己的投降辩护。“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她母亲和她积极投入帮助共产党人转移的秘密行动。对此希尔的评论是：这时候已经无需考虑是否合法的问题了，“对于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变成‘不法分子’”（71页）。这话说得太好了！阿伦特甚至不惜到图书馆去收集发表在报纸、刊物和演讲中的反犹主义言论，让犹太组织送给国外媒体机构和各国领导人，证明在德国政治中的反犹主义已经蔓延到何种程度。她因此而被捕，在警察局关了八天后被释放。在国内高压恐怖政治面前，阿伦特拒绝当旁观者。在国外流亡的时候，她有意识地坚持自己的外来者与“局外人”的身份，鄙视和拒绝成为流亡者中的那种“攀附者”。所谓“局外人”就是拒绝遗忘自己的过去，接受在流亡中必须忍受的损失（83页）。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不仅需要有走进那种历史语境的想象力，更应该真诚地询问自己：若在那种情境之中，自己会如何选择？究竟是投降者、顺从者、旁观者、攀附者，还是行动者，在流亡中不隐瞒、不改变自己的外来人和局外人？

不仅仅是对自我身份的坚执，而且对自身在现实与历史中的位置和使命有自觉的认识，这是更具有精神性与实践性的意义的个体经验。在瓦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中的这段话是阿伦特非常认同的，她和丈夫在1941年横渡大西洋驶往美国的船上向同船移民大声朗读：“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带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从而改善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106-107页）被压迫者的每天日常就是紧急状态，必须从历史的维度认识这种状态，必须在斗争中改善我们的地位。这段话几乎可以成为被压迫者的斗争箴言，

只要人们谈到汉娜·阿伦特与纳粹帝国，都不能不提到她在那部极具争议性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1963年）中提出的著名术语“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准确的翻译应为“恶的平庸”）。1961年4月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军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审判，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在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恶事实上是平庸的。“它并不具备深度，因此也没有什么恶魔般的色彩。”（184页）尽管对于“平庸的恶”这个术语存在很多争议，但在今天看来其道德批判性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在像纳粹那样的邪恶政治体制中，目睹邪恶行为而保持沉默、服从安排、按照命令执行具体任务，这些都是不容抵赖的邪恶，不能以“国家行为”“执行命令”的借口得到赦免。

在阿伦特关于“政治”的思想中，自由是最根本性的意义所在，她非常明确地说“政治的意义是自由”（汉娜·阿伦特《政治的承诺》，蔡佩君译，左岸文化出版，2010年，142页）。 即自由与政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达到外在目的的手段。她认为美国革命的先驱们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关心的首先是自由这一政治问题，在她看来，“革命性一词只能用于那些以自由为目标的革命”。希尔指出，有了自由才可能有平等，“革命为自由建立了政治空间，在其中人们可以作为平等的公民出现在他人面前。这种政治观念植根于阿伦特对复多性的理解中。复多性是人类存在的一个事实，行动的必要条件，一种对平等和差别的体验”（195页）。关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至今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汉娜·阿伦特反复提醒我们，“独处的个人从来不自由；只有当他走进城邦，在城邦中采取行动，他才会变成自由的”（《政治的承诺》，201页）。这与很多人对于参与行动的恐惧是源于害怕因此失去自由恰好相反。她丈夫布吕歇尔去世后，阿伦特的第一篇日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自由，就像风中的一片叶子。”（希尔，222页） 这是关于自由的极为抒情和感性的一句话。

最后再次回到阅读阿伦特的根本性问题。在《思考与道德关切》一文中，阿伦特探讨的中心议题是“思考能否让我们远离恶行”，根据希尔的说法，阿伦特并没有得出结论，只是推断说“如果可以，那每个人都要有思考的能力，不能把它仅仅视为少数人的特权”（225页）。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人们读完这本阿伦特传记之后，应该提出的问题是：阅读阿伦特能否让我们远离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