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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靠的还是自己的作品,不靠流量,我此生为之奋斗的也不是流量,是文学。”在我们访谈伊始,余华便非常认真地回应了这两年来他的“顶流”与“爆火”,这份回应,最终回归到了其作家身份上:“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很可能他们以后也会转化为去读我的作品。”
访谈从下午开始,在去往录制现场的路上,余华主动打破沉默:“现在北京路边还是有报刊亭呀?”顺着他的疑问看向车窗外,路口那个报刊亭仿佛已经沦为行人歇脚、暑天买水的地方,平铺的报纸被晒得卷边,报刊亭侧门上展示着的杂志里,《收获》《北京文学》等老牌文学杂志,被一众时尚大刊所淹没……
然而,当年正是这些杂志,带着一批作家从八十年代一步步走到现在。1992 年,《收获》最后一期首发《活着》;1993 年,《活着》单行本出版,据此书版权页显示首印仅 3000 册……在这之后,余华并未迅速收获名与利,为了养大与《活着》同岁的儿子,他开始写剧本养家糊口。
这些细节,以及四十多年创作过程中的探索、尝试、艰难与野心,在余华的讲述中,一点点勾勒出来——
80 年代时被反反复复退稿,“我没有抱怨,我一直在努力,一步一步才能走到今天”;先是一边做牙医一边写作,后来为了孩子的奶粉钱写过自己从不会看的电视剧剧本,“起码经历了有 20 年,我才感觉到写作能够养活自己了”;尝试在写作上变换风格却不断遭受批评,“我的作品发表和出版的历史,就是一个遭受批评的历史”……
这些故事构筑起来的余华,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文坛顶流”相去甚远,当我们逐渐感动于一位文学大家的探索与努力时,余华却再次以他的幽默化解这份稍显沉重的励志叙事,“只要不让我回去做牙医,什么样的批评我都能够接受。”
创作的野心也在这一重重叙事中呈现,“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希望自己能成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写完《兄弟》后知道“成为不了了”。认清能力所及后依然保持创作,这实则更为动人——“能成为一个不被别人忘掉的作家就够了”。
下文从此次访谈实录的不同侧面,整理出“余华谈XX” 12条——
凤 凰 网读书 X 余华 访谈现场
#现实一种
1. 余华谈流量
我认为网友(说我是“段子手”)还是一种调侃,因为他们在心里还是认为我是一个作家的。两年多前我们一家在一个地方吃饭,突然一个朋友给我发微信说“你上热搜了”。就是大概我在 1998 年的时候,在意大利都灵有个讲座,叫《我为何写作》,就是我为了去文化馆开始写小说,去文化馆第一天故意迟到俩小时,结果发现我是第一个到的,就这么一句话重新拿出来以后就到了微博热搜了。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我开始发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别了,原来我只要冷静一年左右,基本就在媒体上消失了;时代已经变了,冷静的主动权已经不掌握在个人手上了,掌握在公众手上,公众想把你遗忘的时候,你确实可以冷静了,但是公众暂时还不想遗忘你的时候,你想冷静不可能,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制造出一些话题来。
△ 余华在网上最流行的一个“段子“
2. 余华谈“二舅”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就会有那么多的人生。二舅有二舅的人生,另外的人可能有另外的人的一种人生。真实的二舅肯定和视频里不会完全一样,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因为一个生活中的人和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当然文艺作品本身是虚构的,它这个视频不能说是虚构——不会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人生态度可能就是这样。有不少人可能认为他的人生态度和二舅的人生态度是吻合的,他就感觉到安慰、感觉到治愈。另外一些人的人生态度,可能跟二舅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就觉得不满意。
假如像“二舅”这样一个视频出来以后,没有任何质疑的声音、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我反而认为是我们这个社会出问题了,有一点质疑的声音、有一点反对的声音,说明这个社会,起码我们这个社会形态,还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里。
3. 余华谈年轻人
现在我认为,我希望不管你是不是想做一名作家,你还是要去读大学,要大学毕业。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要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铁生没有上过大学、安忆没有上过大学、莫言也没有正经上过大学,就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不需要上大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如果当年我们有机会上大学,我们依然会成为作家。
我倒是真的认为,年轻人不要去走那种独木桥,不要走那条很窄的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应该走宽广的路、走大家都在走的路,等到这条路走得差不多了、有能力了,你再去走独木桥、再去走一条别人不走的路。但是你一上来就走别人不走的路,你可能会迷失方向。因为要是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的文凭,你想去一个出版社做一名编辑养活自己,这个机会都没有。
像我起码经历了有 20 年,才感觉到写作能够养活自己了,1998 年《活着》开始卖得好起来了,就开始感觉到能够用版税养活自己和养活家庭了。我中间也写过电视剧,就跟现在年轻一代作家会写电视剧一样,因为相对来说写影视生活费用挣得更多一点。写电视剧难受,是很痛苦的经历。
#同行的人
4. 余华谈莫言
我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莫言回高密写《丰乳肥臀》,我们大概一两个星期会通一次电话,有时候他打过来、有时候我打过去。我们电话里闲聊,问彼此写得怎么样了。
最早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互相问你的小说有题目没。我问他有吗,他说有了。我说叫什么,他说叫《丰乳肥臀》。我在电话里面大笑,以为他又跟我胡扯,等笑完以后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说真的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书名真不错,我真的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书名。因为莫言在生活中是一个喜欢胡扯的人,起码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胡扯。
5. 余华谈卡夫卡
当时读卡夫卡对我冲击最大的还不是《变形记》,是《乡村医生》。《乡村医生》里那匹马,说有就有、说没做没、说来就来,而且不做任何铺垫。我想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因为《变形记》是扎扎实实、丝丝入扣的写法,《乡村医生》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写法,所以当时在写作上对我启发最大的还是《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 作者:[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译者:彤雅立 出品方: 未读·文艺家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年:2021-1-1
6. 余华谈作家排名TOP5
托尔斯泰第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
我们把剧作家排出去,把莎士比亚排出去,只说小说家,在我心目中第三,从我个人喜爱程度的话,应该是狄更斯,我很喜欢狄更斯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是略带一些夸张的,我在《兄弟》里面也有这个味道,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原因。
然后第四,伟大的法国文学不能没人,必须得有一个,就福楼拜吧。拉伯雷可以和福楼拜并列第四。
第五应该是两个,要不我就没法选了——两个 20 世纪的,卡夫卡和马尔克斯。
#成为余华
7. 余华谈“武侠”
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生中就是两步,第一步就是找到文学,找到文学以后,第二步就是找到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属于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这条路走一走试试能不能走得远,一看好像走得不会太远,算了回来吧,再换一条路走一走。
所以当时我突然想写戏仿小说,戏仿带有畅销书的性质。《古典爱情》是属于戏仿才子佳人,虽然很残酷,《河边的错误》是戏仿侦探小说,《鲜血梅花》是戏仿武侠小说。《鲜血梅花》是给《人民文学》写的,那个时候朱伟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实际主编是崔道怡,朱伟告诉崔道怡说,余华给我们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崔道怡还很期待,最后发现上当了,没打。我不能让它打,打的话就不是戏仿了。
△《河边的错误》 (2023) 海报,影片改编自余华同名先锋代表作,提名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
8. 余华谈退稿
我内心深处一是有野心,二是有一些高傲的东西,包括《收获》退我的稿子、《人民文学》退我的稿子,这些我还能理解,你说你不是那么重要的杂志也退我的稿子……因为我认为在《收获》上发表的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也未必比我这个小说好哪去。
至于还有一些更低的刊物,我认为他们的小说写得远不如我,为什么退我的稿子?我就开始发现一点,比如《收获》和《人民文学》这两个文学杂志,它们有一个质量的平均线,我一定要高于这个质量的平均线,编辑可能才会用,如果我仅仅达到这个平均线,是不可能用我的稿子的,我必须要写到高于《收获》的平均线,甚至要高很多,我才有希望在《收获》发表,这是我当时给自己的一个定位,我认为这个定位是正确的,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努力、探索探索,我没有去找别的原因、我没有抱怨,我就一直在想我哪儿写得还不够好。
我从来没有获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正是因为我没有获过奖,反而让我写得越来越好。如果你第一篇小说或第二篇小说获奖,人很容易自满,自满以后就无法前进了。所以有时候人生中是需要有挫折的,但是这个挫折最好是什么样的挫折呢?不要太大,但是也不能太小,小到你能够忽略掉的也不行,太大的话会把你打蒙,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了。不断经历退稿、什么奖都拿不到,就会一路再往下走,我要写得更好,我要努力往医学路上离开得更远。我觉得就是当时不大不小的挫折,才能够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9. 余华谈文学批评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当年出版的时候,文学界有很大的批评声音,那个时候他们的批评主要针对我风格的转换,就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去写《活着》、去写《许三观卖血记》,甚至还有一个人为此很生气,说一个先锋派作家居然用了赵树理风格的书名……赵树理写得多好,我就觉得这是对我的表扬。可想而知当时有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认为你就应该这样,认为我应该永远按照《在细雨中呼喊》之前,《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样的风格写一辈子。
我记得当时《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受到批评以后,铁生还赞扬了我,他还接受了一个采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我说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铁生说“余华这句话说得让我们心明眼亮”。
这是《活着》教会我的,因为作家跟经济学里所说的一样,就是都有一种“路径依赖”的——当我刚开始从事写作,掌握了一套自己的叙述系统、它让我得以成功之后,作家对这个叙述系统会很依赖的,有些作家会去使用一辈子。
但是《活着》教会了我什么?当我面对一部新的作品的时候,我要忘掉之前自己的叙述习惯,要去寻找更适合这部作品的叙述风格,不能用一套叙述风格去套不同题材的作品,这也就导致了我的六部长篇小说是不一样的。但忘掉一部作品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这也就导致了我后面的小说越写越慢。
我经历过《兄弟》到《第七天》,《第七天》的批评声音比《兄弟》还要多。但是到了《文城》确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批评,那些批评是集中在题材上的,不是对于作品本身的,说我进入了一个安全区域,我在逃避现实。所以我写最近别人不满意,我写更远别人也不满意。我倒是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一个原因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时代是旧的,也没有一个故事是旧的,就看你是怎么写、从什么角度切入,切入进去以后,你要找一个新的角度去写。
直白地说,走到我今天这一步,批评已经不会再把我打回去拔牙了,所以我已经不那么担心批评了,我不可能改变我的职业了,我会继续写作,只要不让我回去做牙医,什么样的批评我都能够接受。但是我尽量从批评里去寻找对我有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要是没有批评的话,我可能也很难进步。因为我记得看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批评后,我就想我应该再写一部更加完全不同的作品,我就写了《兄弟》,当时我以为《兄弟》出来以后会好评如潮,结果是骂声如雷。
像我这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批评的话,我对批评的态度就会变化了。其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已经历了一些,当《兄弟》刚开始出来的批评时,我真有点不习惯;到了《第七天》我稍微习惯一点了。其实我的写作经历,就是一个不断被批评的经历。现在当然没有人批评我了,但是要知道在当年批评有多大,当年就连杂志都不愿意发先锋文学。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公开说我们写的不是文学,说我跟苏童,甚至包括莫言、残雪、马原……整整这一批人写的都不是文学,他当时的文学观念完全是排斥我们的,除了陈晓明、张旭东这样与我们同时代成长起来的那帮评论家对我们极尽吹捧,其他老一代批评家对我们几乎是排斥的。然后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就两头不讨好了。
支持先锋文学的人发现我变了,老一代的批评家又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我,所以我两头不讨好,很孤独。所以回顾起来,我觉得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我的作品发表和出版的历史,就是一个遭受批评的历史。
当然同时也有赞扬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我慢慢习惯了。而且我现在已经比过去能够更加正确地面对批评的声音了,我尽量在批评里寻找对我有益的那部分东西,有些他们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我努力在之后的作品中改进。
10. 余华谈《活着》
这本书我自己读过两遍,第一遍是当时白烨、王中忱还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们要给我出一套余华作品集的时候,我就重读了第一遍,读得我哭得不行。后来我又读了一遍,又是哭。因为这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但其实福贵是用一种幸福的方式在讲述他苦难的一生,可能是这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福贵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不同意,我认为他是一个喜剧人物,真 的,可能别人认为他的一生很痛苦、很悲惨,但他认为他的一生很幸福。 他有最好的老婆、最好的 子女、 最好的孙子,最好的女婿,他的家人 都对他非常好。
人生都会结束的,只不过是早一点和晚一点而已。 我们的生活是否值得要看我们经历了什么,福贵 认为他所经历的一切很值得,那他的人生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幸福的。
△《无负今日》剧照
一本书会如此的受欢迎,让作者来解释,我觉得很困难。一本书其实和一个人一样,它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活着》是走出了它自己的人生道路来了,所以这是我的一本幸运之书。
11. 余华谈《兄弟》
为什么我喜欢《兄弟》?因为《兄弟》被人欺负得最多,当时我一共出了4个长篇,另外 3 部欺负的人少。如果有你有 4 个孩子,哪个孩子老被人欺负,你肯定最心疼他。
新经典在《活着》29 周年、虚岁 30 周年做活动的时候,我说我自己最喜欢《兄弟》。为什么呢?因为《兄弟》这样的小说属于一个机会,如果我当时没有把它写下来,机会过了就过了——就是一个国家 40 年间那种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只有在中国出现了,我拿到这个机会给它写了出来。
虽然《兄弟》出版以后,有人说谁不知道过去那个时代跟今天这个时代是截然相反的。可是谁这样第一个写出来了?我 1995 年出版《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有人说谁不知道卖血,但是谁第一个把卖血的故事写出来?后面有很多人写卖血的故事,问题是谁是第一个写出来的,这是最重要的。
《活着》这样的小说,我在 1992 年不写,可能还会在 1997 、 1998 年写,但是《兄弟》我要是不在那个时候写,现在就不会写了。是那个时代给予了我这种激情,让我写下来了。而且它又是我六部长篇小说里唯一一部全景式的小说,也是我最后一部 50 万字的小说,所以我到目前为止自己最喜欢的确实还是《兄弟》。
12. 余华谈野心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希望自己能成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现在我已经知道不可能了,达不到那么高的高度了,但是我野心依然在,我不能指望外国,我指望在中国成为一个不被别人忘掉的作家就够了。
#Ending
我作为一个作家,得到的已经多得有点过分了。
莫言曾经跟我说,他给我的墓志铭想好了,《许三观卖血记》最后的那句话,说到时候给我写在墓碑上。
最后一句话比较粗俗,还不好说出来。
△“《许三观卖血记》最后的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