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中，在伦勃朗和“鲍勃”之间，我选择救“鲍勃”

我们每个人，至少有那么一件事，每天做都不会厌烦。坚持长跑、好好吃早餐，又或者是带餐去办公室，它是一些微小但给自己生活带来正面反馈的事。对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总编辑帕梅拉·保罗来说，这个弥足珍贵的习惯是写阅读笔记，她从17岁高中时期开始做这件事，将近三十年后，她仍然在坚持。她给这个项目命名为“Book of books”，简称“Bob”（鲍勃）。在《至少还有书》一书的序言中，她讲述了自己为何记录。

为何记录？

文 | 帕梅拉·保罗

和所有成了家、有了房、生了子、工作复工作的人一样，我总有操不完的心。哪怕天赐良机无事烦心，我也有办法自寻烦恼。若是在一夜无眠之后的凌晨4点16分，事情终于解决了，新的烦恼也会迅速补位。我呢，是个劳心鬼。

经过实践，我已能在大堆潜藏的危险之间高效切换，应付自如。虽然邪祟的影踪防不胜防，想象中的各种灾难随时会吓得我脸色惨白、瑟瑟发抖——升降机莫名其妙地脱轨；眼见孩子在楼梯上摔倒，我赶忙斜过身去，却还是没能及时避开；更别提空中旅行了。

还有老生常谈的紧急事件，一些我们大多数人都曾在脑海中勾勒过的画面：房屋着火。一切付之一炬。除了孩子、伴侣、小宠物之外，我们要在片刻间决定还要抢救什么。如果想免遭遗失文件的麻烦，该抢夺出生证、纳税存根，还是护照呢？有价值的东西和无法替代的东西，该拿哪一种？是抢祖母的戒指，还是为数不多的信件，抑或是电脑？万一等浓烟散去，电脑还能用呢？

我不会为这种事件担心。我知道，我会让它们在脚旁化为灰烬，我会丢下笔记本电脑、相册，甚至——原谅我这么说——还有孩子的艺术作品，因为在这一切之中，只有一样东西需要抢救，它是我的无价之宝：鲍勃。

《查令十字街84号》（1987）

“鲍勃”不是宠物，也不是泰迪熊玩偶，但它承担了情感价值，自我上学起就伴我左右。鲍勃，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缩写词，它是我的“读书笔记”。它记载了自1988年，高中二年级的那个夏天以来，我为大量读完或没读完的书所做的笔记。它是我的读书记录。因为，如果不写下来，我（自然）担心会全都忘记。

这本读书笔记绝非稀奇之物。它不是喜马拉雅山脉村落的某个手艺人手工缝制的，也没有装饰浮雕图案。不，它是工厂货，纯灰色，外面套着炭黑色的封面，内里是白色的无划线纸。它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古董，出自“鼹鼠皮”牌笔记本占领书店柜台之前的岁月，那时的“博客”“剪贴簿”“日志”还没有被当成动词。翻开封面，我尽心读完的每一本书的作者和书名如流水账般罗列其中。在大概读完二十本书之后，我才想起提笔记录，因此，整本笔记始于一个模糊的日期。

2012年，我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上首次坦然提及“鲍勃”。为了更多地展露自己，我特意在文章中安插了一张“鲍勃”的首页照片，向百万陌生人展示我在深度和智性、短暂的少女时期的执念、故弄玄虚的注释等一切方面做出的最初尝试。我以一种非常公开的方式展露自己的内心，但仔细想想，我其实是在一个安全的维度里在读者朋友间展露自己。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美术总监扫描完“鲍勃”的照片之后，我马上把它从七楼的美术部取了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带回了家。从此之后，它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家。

Pamela Paul 的读书笔记“鲍勃”

这本读书笔记仍然属于我的私人领地。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记。它既与我相关，也与我无关。它既是非个人的，也是极具个人意味的。以我的情况来说，它给一个幻想在未来成为作家的人提供了充足的先决条件，比一本真正的日记要强得多。比起我年少时的任何一本日记，“鲍勃”陪伴我的时间都长得多。我现在依旧记日记，原因在于，日记容下了我想忘却的一切——一段段无果的单相思、一次次朋友间的争吵、一场场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担忧；“鲍勃”则记载了我想记住的事——在遭遇上述一切时，我正读的书。

现今，“鲍勃”已至中年，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入口，让我可以抵达在生命的特定时刻到过的地方，无论是心理意义上的，还是地理意义上的。它见证了我如何决定去读某一本书。我读过的书，要么让我期待更多相似的心情，要么指引我朝别样的事物奔去：是待在“美国内战”的情景中呢，还是去读一部出色的侦探小说呢？我读过这位作者的书吗？如果读过，是在什么时候？我是出于什么理由离他而去，又是什么将我拉回来？“鲍勃”封存在我记忆中的并非某本书中的某个角色——其中很多已经模糊，它更多是在告诉我，我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每一个条目都能唤起一份记忆，如若不然，那份记忆就会随时间变得模糊，甚至被遗忘。打开“鲍勃”，我就想起躺在法国中部不起眼的小村庄莫里亚克的宿舍里的日子，我在那里参加“美国战地服务团”的出国项目时，写下了第一个条目：《审判》，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这番记忆召唤出一大堆相关的记忆：观看巴瑞辛尼科夫在百老汇出演《变形记》时的情景，然后是把卡夫卡的平装本带在身边的那个夏天——一整段狂飙突进的岁月后留下的青春残片，从不如忘却之事的迷雾之中再度浮现。

记忆猝不及防地显现，总令我心惊肉跳。昔日的日记，日后读来总像一场场誊抄来的梦境——这是谁写的？那个如此动情/如此钟情于某个男子/对X如痴如醉的人真的是我吗？而书籍的标题总是轻而易举、准确无误地呈现我早年间的思想状况，在阅读“鲍勃”的过程中，我想的是：是的，我都记得。我记得那本书的书封、版本以及那些纸页的触感。我经常会感到，浸润在舒适的书籍世界里的时间，要比耗费在恶劣的游乐场世界的多很多，对于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一本读书笔记是可想到的最珍贵的日记，它展现出一个版本的“我”，我不仅认可这个版本，而且还能切身感受。

经年累月之后，“鲍勃”甚至比一部日记更像私人记录，它不仅仅记录了我的日常存在状态，还记录了横在其根基之上、激发我兴趣、促成我想法的东西。有时我会真实地记起，自己坐在高中二年级时费心思装饰的、贴着猫咪墙纸的房间里的样子，或是坐在高中咖啡馆一张留着残羹冷炙的桌子旁的样子；我还会想起，自己在幻想中与特定人物相见的场景——我们有时在某间客厅里泰然自若地聊天，有时则会如临画中，在英国狂风大作的风景中漫游。

《查令十字街84号》（1987）

现今，我的生活已被书包围。内嵌型的书架紧挨着日式风格的榻榻米，沿着我的卧室铺开。我之所以买这样的书架，是因为它的边缘非常宽厚，可以更好地托住书籍，方便快速抽取。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书籍被堆放到我的床头小桌上。书架的格挡横过墙面，从地板到天花板持续增加。有些书胡乱地堆在门道上方，政治回忆录和文学散文混在一起，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和叙事冒险类的作品互相争夺空间，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企鹅经典”系列丛书从未按照顺序在宽敞的书架上相聚。书籍为了博得我的关注相互争宠。而在房间另一侧的沙发上方，还有一些书籍堆在沿窗户逐次降低的架子上，在我身后虎视眈眈。当我与一本书同床共枕之时，别的书则静待着时机。

书们并未就此罢休。有些书聚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另一些书——那些要捐给孩子学校的书，那些要送给当地图书馆的书，那些对我的丈夫、母亲、我丈夫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人，以及我三个孩子中的某一个来说有意义的书——则在我的家庭办公室里，根据各自的使命一点点向上堆叠。大手提袋里装满了书，被随意地堆在楼梯边，等待被拖上火车，袋子里的书籍来回更换，有一些将踏上归途，另一些则会留在此地。

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办公室里，我的书受到志趣相投的同事的垂涎。那里的书，有的是我感兴趣的，有的是有明确用途的，有的则是因为某个特定的理由而存在着的。我办公桌前的架子上，放着来日要用的参考书，要么是我感兴趣的作者写的，要么是可能为杂志供稿的评论者写的，抑或是已经受到肯定的作者写的。还有的，就是等待被阅读的书、等待被阅读的书、等待被阅读的书，以及假以时日会以各自的方式被我写进“鲍勃”的书。

当我回到家中，重新翻看这本读书笔记时，我看到了下笔时没有察觉的私人叙事。一路走来，我从逃入书籍中到从书中向外抽取精华，从受书启迪到主动去做给我启发的事——我在书中遇到许多这样的事，从希望成为书中的某个角色，到真正成为书中的角色，从阅读书籍到为了书写而与书籍角力。我依旧从阅读中获益。

《午后之爱》（1972）

“鲍勃”和我日渐衰老，想到终有一日会失去它，我越来越焦虑。我踏上旅途时，不再将它带在身边。它现在安稳地待在家中，而我每次打开行李，都会迫不及待地将在飞机上、火车上、会晤间隙阅读的书籍记录进去。每新增一个条目，我都越发觉得被它守护。我能感受到“鲍勃”对我的守护，就如同我对自己的守护一样。

时至今日，“鲍勃”已经记录了很多内容，尽管我曾想过它终会被另一本笔记本所替代，但它依旧是唯一。它其实只用了不到一半，几乎准确地映射出我生命长度中的每一个位置。它依旧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页面等待着被填满。经历了近三十年之后，“鲍勃”也显现出了老态。我有时对它不够细心，随后会感到内疚。十年前，我轻率地在整整一百个序列上重复出错，然后又将其中大多数内容划掉。所有条目都是匆匆写出的，我站立着在书目下面画出一条条上下起伏的、不规整的线。纸张暴露着我的不用心对待。纸页上有咖啡渍；封面有些地方染了杂色，有些地方褪了色；封皮已经开裂，一角还露出了下面的木质底。它被放在书桌上方的专设书架上，那不起眼的、磨损了的书脊上未标注任何信息，守护着我和它的私密世界。

如果没有“鲍勃”，我会感到缺失——某些东西从我的生命、从我生命的记录中遗失了。就像一本书没有读完，我生命的故事也没有了意义。如果没有“鲍勃”，我不知会去往何方，如果它不在这里，我也会不知身在何处。“鲍勃”记载的是他人写下的故事，这份记录却属于我。如果世上有哪本书能够讲述我的故事，那就是这一本。

本文节选自

《至少还有书》

作者：[美] 帕梅拉·保罗

译者：林晓筱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年：20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