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来复旦,与王安忆、陈思和谈了什么?

莫言来复旦,与王安忆、陈思和谈了什么?

伴随一阵响亮的掌声,身穿格子衬衫、手拿帆布包的莫言,一袭黑色长裙、背着透明挎包的王安忆,与一身黑色西服的陈思和走向相辉堂舞台中央,在蓝紫色星空般梦幻的背景下落座。

5月17日晚上,复旦大学相辉堂北堂座无虚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来到复旦,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共谈文学与舞台。

该活动开放报名后,不到一分钟名额就被秒光,可谓“一票难求”。傍晚,濛濛细雨中,相辉堂前早已排起长队,参加活动的师生捧着书,怀着热忱,陆续走进会场,共赴与文学大师之约。

用后半生

完成一个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

“我面前这盆牡丹花像假花一样,开得真漂亮,不过我能闻到香气,应该是真花。”莫言的开场白让观众忍俊不禁。

2019年,莫言曾和作家余华、苏童一起参观莎士比亚旧居。站在莎士比亚的塑像前,莫言立下誓言:“我用我的后半生,要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

“我希望将来人们说我是一个剧作家,这样的话,我就跟余华和苏童这两个小说家区别开来了。”莫言诙谐的讲述让相辉堂内洋溢着笑声。

其实,莫言对戏剧钟情已久,自称“话剧发烧友”。他整个创作生涯的起点,是一部未发表的六幕话剧《离婚》,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二十年后,莫言延续对话剧的热情,创作了《霸王别姬》和《我们的荆轲》两部历史题材的话剧剧本,在国内外均演出过,叫好又叫座。

“我觉得作为一个剧作家,坐在舞台下面,看着自己的剧本,在舞台上的演员扮演,这种感觉还是挺幸福的。”莫言从话剧中尝到了甜头,近年创作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等,而他融入茂腔等戏曲元素的小说《檀香刑》也被改编为歌剧。

莫言将于5月底或6月初出版的新书《鳄鱼》,也是一部话剧剧本。14年前,他就开始构思这一剧本,“《鳄鱼》这个题材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我觉得我处理的分寸还是把握得比较准确。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它看起来是一个反腐败题材的戏剧,但是我想它的根本还在于写人。我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莫言介绍,这部话剧打破了现实主义话剧的传统,将梦幻的乃至魔幻的一些因素融合进去,具有现代意识。

莫言的小说蜚声国际,而他的话剧也正走向世界舞台,根据长篇小说《蛙》改编的俄语话剧已于今年4月在俄罗斯首演,受到海外观众欢迎。莫言在《蛙》中创造性地采用书信体+话剧的特殊结构,将一部九幕话剧作为全书的结尾,采用朴素的叙述,塑造出一位乡村妇科女医生的形象,彰显对生命的人道关怀。

莫言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也是一个剧作家,像是老舍、萨特等,兼顾小说与戏剧的创作。同时,每一部好的小说里面,实际上都包含着一部甚至几部话剧。

“戏剧,尤其是话剧,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作家的一个必修课,我也认为,我们中国作家要改行写话剧,实际上是‘当行本色’。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小说里面,看家本领是白描,用对话把人物性格写得活灵活现,这是值得发扬的传统。”

写城市抑或农村

最终是写人性

“我写剧本,其实是受了莫言的鼓励。”

2001年,在前往瑞典的路途中,王安忆一直听莫言讲话剧《我们的荆轲》的故事,对写话剧跃跃欲试:“莫言都在写了,我还不能写吗?”

然而迄今为止,王安忆还没有写过原创的剧本。2004年,王安忆将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改编为同名话剧,连续两稿被导演黄蜀芹打回。“话剧跟写小说不一样,写小说可以藏着掖着,让读者有趣回味。我们这个戏台上的东西,要立刻让观众有反应,不要怕夸张。”

看了莫言的最新剧本《鳄鱼》,王安忆产生好奇:“莫言,你怎样处理舞台上有‘鳄鱼’这样的动物?”莫言回答说,一种是用假的鳄鱼,“电子鳄鱼”,另一种则是演员扮演鳄鱼。王安忆赞成由演员扮演,就像英国话剧《战马》,“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由一种材质换成另一种材质。”

“建议最后一场由人扮,因为鳄鱼说话了。”陈思和笑着说。

莫言、王安忆与陈思和,两位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作家与一位文学评论家,是多年的好友。三位老友在复旦重逢,把盏共话,妙语连连,轻松愉悦的氛围令师生沉浸其中。

“在中国,最勤奋的女作家是王安忆。”莫言说,王安忆写作非常勤奋,书桌很小。

王安忆说,莫言作品中的有一种“生物链”,他的世界里有好多的动物,像鳄鱼、蛙、牛、狗。“做梦经常梦到以前放过的牛”,莫言笑谈,在生活中有很多与动物相处的例子,便将这些生活经验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像是民间传说也与动物有关。“农业社会、农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陈思和认为,莫言和王安忆两人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莫言以前的作品多写乡村,这次写了城市生活环境中的作品;王安忆成长于城市,主要的作品场景在上海、在城市,写到乡村就格外出色。“对理论来说,这一些相反的生活经验在创作当中是怎么形成的?”

“写城市也好,农村也好,最终是落实到写人性。如果你对人性不了解,写什么都写不好。”莫言坦言,“只有了解了某一个群体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才可以写得深入透彻。其实现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了。”

复旦学生与文学大师对话

“做复旦的学生真幸福!”一位大一新生在抢到本场活动的门票后,他的父亲给陈思和写信说了这句话。

一个半小时的对谈结束后,复旦学子纷纷举手提问。很多人早早想好并写下了问题。

当被问及《鳄鱼》出版之后,近期的写作计划,莫言透露,他会着手创作另一部话剧,“关于一个高密老乡的故事”。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生命的摇篮、精神的寄托,也是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他早已在诸多作品中将溢满深情的文字植根于高密这片热土。“不过,我的创作计划经常会变。”

“刚刚三位老师提到了这个城市与乡村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城市里,在现在的文学里,我们还能怎么去处理我们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一位复旦中文系研究生提问。

“写你熟悉的、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东西。”莫言建议,锤炼语言,挖掘人物的特殊性,结合自己最强烈的、最真切的感受,不要管乡村和城市,想往哪里写就往哪里写。

面对“选择王安忆哪篇小说进行改编”的提问,莫言选择《向西,向西,向南》。同时他打趣说,“她的小说缺少‘刀枪剑戟’的碰撞,写的都是比较绵密。所以改成电影也不会太好看。”

一位理工科男生则提问了“ChatGPT与文学创作”的热门话题,莫言说,他曾试图用ChatGPT写七律诗等,但发现ChatGPT创作没有感情、没有原创性。

作为复旦大学第十一届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大家谈:文学与舞台”由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在图书馆馆长陈引驰向嘉宾赠送图书馆特藏书籍的环节中落下帷幕。

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11年

莫言做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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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与王安忆、陈思和三人对谈前,接受了校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

莫言曾多次来到复旦,最近一次是11年前。他担任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兼职顾问,与复旦学子进行写作方面的交流。莫言参评诺奖的推荐人之一是陈思和教授。十年前的冬天,陈思和也曾陪同莫言赴瑞典领奖,踏上北欧白雪皑皑的土地。

在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依然勤勉,“我想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作。”莫言发表短篇小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也涉猎了戏曲、话剧、诗歌等多种体裁。

“关于文学的思索一直没有停止,写作的任务也会愈加艰巨。因为随着一个作家年龄的增长和作品的增加,创作的难度也构成了一种越来越艰巨的挑战。”莫言坦言,“总之,我还是要继续努力。”

回顾40多年的文学创作,莫言有过多次被退稿、拒稿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对文学的热爱,对自身才华的自信,让莫言一路坚持下来,笔耕不辍。“我想,大多数人在实现自己人生奋斗目标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经历很多的挫折,也要吃很多的苦,付出很多的努力。”

自2018年以来,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为研究生进行小范围授课,对学生的习作进行具体分析指导。他与青年人的距离总是很近,点进“莫言”的微信公众号,一句“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映入眼帘。

莫言认为,总体来看,我们的大学生还是充满活力,一代人比一代人掌握的学习技能更加成熟,学习的热情也更加高涨,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立体。“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未来是青年的,中国的未来是青年的,地球的未来也是青年的。”

对目前在校的和即将入学的大学生们,莫言感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很亲切。“在校园里碰到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就内心深处感觉发自内心的一种温暖,很高兴,祝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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