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季节》女性角色塑造得成功吗？

《漫长的季节》在豆瓣评分稳居9.4分，成为多年来不可多得的高分国产剧。它通过成功刻画人与时代的关系、良好的节奏和艺术性备受观众赞誉。然而，一些女性观众认为该剧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不够友好，存在“爹味”太重的问题。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而且该问题并非只存在于《漫长的季节》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中。恰恰因为该剧获得了如此高的评价，才让很多女性观众表达了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

如果《漫长的季节》想要真正当得起9.4分的赞誉，就应该经得起半数观众的检视，特别是女性观众的检视。

该剧通过悬疑剧情展现了一个时代变革中的悲歌。两位下岗工人王响和龚彪成为该剧的主角，而沈墨作为凶杀案背后的“恶女”，虽然也是主要角色之一，但她的命运仅仅是为了引出王阳的死亡，使得第一男主角王响完成自己人物弧光。该剧导演的全部心血都集中在王响身上，他前半生是“桦钢”的劳模火车司机，认为集体荣誉至高无上，后半生则成为丧子老人。另一个男主角龚彪也有着很立体的角色定位：一个1990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一个不计前嫌的丈夫、一个幽默搞笑的出租车司机。两位男主角虽然偶有小错，但主要表现出正义、善良和宽大的品质。

沈墨的名字中包含了“墨”的字眼，预示着这个角色可能会走向黑暗。她是该剧中唯一的女性主角，被塑造成具有极端性格的“恶女”。当她转变成“恶女”时，我们并不能看到她的心路历程和转变过程。尽管导演并没有丑化她，观众对这个人物更多的也是同情，但对于她的生活、爱情等方面却缺乏深入探究。我们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爱上王阳，或者她究竟是否爱他。这些细节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它们也能影响角色形象的立体感和可信度。在没有刻画好“恶女”的转变过程的情况下，这个女性角色就有被工具化的嫌疑。

有人认为沈墨的复仇已经代表了对父权制度的反抗，因此女性观众应该感到满意。然而，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在这部剧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以恶还恶的反抗方式，而没有反思和批判结构性困境的存在。似乎沈墨的惨遭都是由于命运不佳，或者是因为她遇到了邪恶的男性和底层狠毒女性殷红与港商等人。

殷红被塑造成完全没有价值的工具人，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沈墨杀死她显得合理，导演通过安排她听到港商被沈墨叫走的电话而让她无法幸免。虽然网友们在弹幕里谩骂殷红是坏女人的比例要高于对港商的骂声，但罪魁祸首和启动底层互害模式的却是港商。

国产剧特别喜欢刻画因为贫穷而陷入邪恶的女性形象，《漫长的季节》也不例外。殷红的身世悲惨，她的母亲因为省钱使用劣质煤气罐引发了爆炸，导致无法承担医治费用而服药自杀。这成为殷红把金钱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原因，也是她在饮酒过度后被沈墨所救，在随后的情节中又给沈下药把她送给富商。

这种因为穷所以恶的角色动机只被安排给了女性角色，足以说明编剧存在性别偏见。我们只需要稍微看一下另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邢三就能明白这一点。作为曾经的保卫科长的他，陷害王阳盗窃，但编剧最后却是让他“因为穷所以倒卖车牌”而得到洗白，让观众看到他掉出来的尿袋子得知他得了尿毒症并同情他，甚至让他和王阳达成和解。

经过编剧的巧妙处理，男性角色在《漫长的季节》中被赋予了高贵的人性，展现了深厚的友谊。相比之下，女性则被贬低成为社会底层、卖身求生和底层互害的代表，这种对比实在太明显了。殷红出卖沈墨只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而即使是《华灯初上》中的欢场女子也被塑造成有灵魂、有成长路线的人物。然而，殷红却只是一个简单化的女性角色，即使是一个恶毒的女人，也应该被赋予灵魂。

虽然《漫长的季节》存在着优秀的部分，但是它以女性为背景板的方式处理，让我感到失望。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也曾经“能顶半边天”，东北地区更是全国性别最平等的地方。那个时代的女性难道都是软弱无能、互害自尽、不堪一击吗？

如果从女性角度来看，《漫长的季节》中黄丽茹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负责所有家务事；而龚彪买出租车时还偷偷动用了她的钱，却没有给予她美容院生意上的帮助。回到家中，他总是张口就要求妻子为他做饭，而不时在外勾搭药店小姐。当黄丽茹提出离婚时，剧本却为了塑造龚彪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男性大度，安排了他先打了欺负黄丽茹的厂长，又给她安排了一位“有钱男性合伙人”，让黄丽茹成为这段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黄丽茹原本可以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角色，却最终被写成一个僵硬的女性，成为弹幕里“害惨了龚彪的”女人，变成了红颜祸水。

在该剧中存在导演的性别偏见，特别是在表现“愤怒”时，男性的情绪被美化成了男子气概的表现，而女性的情绪则遭到矮化，女性角色的愤怒却常常被描绘为丑陋可笑、歇斯底里或者微不足道的。

例如，王响和龚彪打厂长以及马队脱下警服的场景中，男性的愤怒被塑造成了人格魅力，值得称赞。相比之下，美素被“桦钢”拖欠两万块心脏搭桥费，巧云因为一个公章而不能办退休，她们的愤怒则被呈现为情绪化或者叽叽喳喳，这体现了导演在表现女性的不满时的能力不足。当女人愤怒，她们失去了魅力。

尤其是沈墨的愤怒，只是简单地瞪眼睛，这种表现方式缺乏说服力。相比之下，男性角色的愤怒则充满了力量，当剧中男性愤怒，他们反而完成了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帮他们完成了男性气概的表达。剧中男性的愤怒是正当合理的，是剧情的高潮。包括警察马队长打大爷的场景。

美素的愤怒只是为了刻画她是个扛不住事儿的女人，而实际上最敏感、最察觉到时代变化以及自身局限性的却是美素。她在对王阳说“我们都活在圈里”时，表现出了她的敏锐和深刻，这与导演在剧中呈现的女性形象存在明显差异。

在处理“恶人”的问题上，我们甚至也可以看到性别偏见的存在。导演安排大娘更惨痛地死去，似乎是因为她代表了父权社会的伥鬼和帮凶的形象。从剧中可以看出，大娘一开始就被描绘成虚弱无力的女性，她长期受到大爷的忽视和欺凌。即使她默认了沈墨遭受性侵害，退缩到门后，真正的罪犯还是大爷。大娘只是一个帮凶，甚至还有被压迫的一面。当然，女性观众更希望看到真正的罪犯——大爷被折磨死，但导演却更多笔墨安排了大娘的死。

如果不用导演的视角，不被弹幕带节奏，重新审视这部剧中的每个女性角色，我们会发现美素给予儿子无限的共情和理解，她并不是毫无能力的母亲；丽茹婚后能挣钱，能照顾家庭，她并不是轻浮放荡的女人，她的独立自强值得我们学习；美素和巧云作为下岗工人被拖欠医疗费和待遇，她们的遭遇不应该被认为是斤斤计较或者婆婆妈妈；殷红为巧云挡酒时所表现出来的义气，也不应该突然为了钱而变坏。

影视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刻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和深思。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漫长的季节》的主线围绕着男性角色展开，而沈墨作为女主角却显得较为单薄，她被塑造成一个具有极端性格的“恶女”，并没有探究她内心深处的原因和动机。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引发一些观众对该角色被工具化的质疑。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编剧或导演。在制作影视作品时，需要考虑到观众的审美趣味、市场需求等多个方面因素。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期待更多的电影和电视剧能够真正呈现多样的性别角色生活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的多元性和推动性别平等的进步。

（实习生杨舒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