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是小说史上争议最少的作家”

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同时代的人。他们认识吗？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海明威与福克纳之间的颇有些针锋相对，还是像黑塞与托马斯·曼那般挚友的惺惺相惜？

也许都称不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面。1855年，有抱负的年轻作家托尔斯泰来到彼得堡，结识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众多作家——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仍在流亡中。《战争与和平》问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印象深刻，他想见见托尔斯泰。1878年，他们都参加了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Vladimir Solovyev) 的讲座，但没有见面。两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这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去亚斯纳雅波利亚纳拜访托尔斯泰，但从他的莫斯科朋友那里得知，托尔斯泰开始厌恶社交生活，隐居在他的乡间庄园里......尽管交集不算多，但在文学史上，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却常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比较。

作家格非由此话题切入，以风趣的笔调带我们走近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不论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如何变化，托尔斯泰始终岿然不动？——“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为什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后代的文学产生最重大影响，“相反，列夫·托尔斯泰对后世影响最小”？

下文摘编自格非《小说的十字路口》，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01.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关系如何？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马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小说史上争议最少的作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里所说的争议最少，指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似乎无人能够否认他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和第一流小说家的地位。

一位小说家获得如此殊荣，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虽说常常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并列，但人们似乎更喜欢把他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比较。在这方面人类的天性中确有一种固执的可笑之处：是塞尚伟大，还是凡·高更了不起，莫扎特与贝多芬孰优孰劣，如果不让他们见个高低，分个胜负，决个雌雄，似乎颇不甘心。

左：列夫·托尔斯泰；右：陀思妥耶夫斯基

敏感而自尊的 普鲁斯特 就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 (见《驳圣伯夫》) 。他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令人不愉快，装模作样，充满可笑之处，人类受到一个想写一部巨著的文学家的裁判，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却是受到一个安详的神道的裁判。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与普鲁斯特持相同看法的是 海明威 。海明威的自负是出了名的，屠格涅夫、莫泊桑之流也许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他自称与巴尔扎克打了个平手，但对于托尔斯泰伯爵，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之较量。

说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两个人堪称一对冤家。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大师，彼此之间由于文人相轻的通病而导致互相鄙薄本属正常，比如前面提到的海明威与威廉·福克纳之间就很不太平。不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太多的猫腻。至少从表面来看，两位巨匠虽不能说和和睦睦，倒也相安无事。

托尔斯泰曾对陀氏的妻子大为赞扬，并不无自嘲地感叹说，若是每个作家都能有那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写多少部小说。言下之意，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着一部地写出那些传世之作，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为然，他说出“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这样的话，显然有失厚道。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较为谦虚一些。他不仅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学中无双的精品，而且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

02.

托尔斯泰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了？

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捆在一起，并最终使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镜子，是后代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有意无意造成的。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群星闪耀，大师层出不穷。但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位对后代的文学(小说)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作家，此人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相反，列夫·托尔斯泰对后世影响最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举世公认，加缪、卡夫卡、贝尔纳诺斯皆可以看成是陀氏的传人。卡夫卡在日记中承认，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自己日后的写作是一大助益。而在《罪与罚》与《审判》《城堡》之间，似乎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内在的联系。即使像果戈理、契诃夫一类的作家对俄国、西方乃至美洲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要在西方找到一位托尔斯泰的真正门徒则绝非易事。

记得在大学读外国文学，有关两人的高下优劣，几乎是换一个教师就会换一种说法。这与教师个人的趣味不无关系。喜欢现实主义传统的人，大都比较推重托尔斯泰；而喜欢现代派和所谓心理小说的先生则更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每隔五六年，风尚即为之一变，两人的排序也随之沉浮。最近来了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她问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当我提起托尔斯泰的大名，她立即面露不屑之色，她说，在美国，托尔斯泰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了。我不知道她说的“过时”从何谈起，就立即讨教，不料她也说不清楚，最后一言以蔽之：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

在我的学生中间，对托尔斯泰不屑一顾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碰到一位学生，依我看他的导师是一名颇有学问的俄国文学专家，不知何故，该生却对恩师颇为不满，提出是否可以转到我的名下，让我给他指导。我问他为何要更换导师，他便列举了原导师的几个罪状，其中一条是：他竟然让我去读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见，在这些言必称美国的学生们的头脑中，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是一个不中用的古董了。我对他说，导师就不必换了。因为如果我当你的导师，第一本推荐的书恐怕还是《安娜·卡列尼娜》。

03.

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

有人说，杰作犹如大动物，它们通常都有平静的外貌。这个说法用于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显得安静而笨拙，沉稳而有力。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尽管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他在后世没有真正的传人，似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风格”或“技巧”不是很容易就能学到家的。一般来说，那些叙事风格、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家，后人学习起来还不至于无所依傍，如果有人打算从托尔斯泰那里偷一点雕虫小技，学以致用，恐怕多半要失望，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像反类狗也。

胡适有句名言，叫作“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用来表明个人的治学态度并无不可，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大凡是开了一代风气的作家，身后都有一长串追随者，自古以来，开风气者必为师，似乎也是一条定律。普鲁斯特、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不如此。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些大师的意思。像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曹雪芹一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们各自时代留下一座纪念碑，刻下了标高，后来者高山仰止则可，刻意模仿却吃力不讨好，对于这类大师的学习，至多也是“养养气”而已。我们一般会说，《老人与海》《白鲸》有一点荷马的影子，《日瓦戈医生》有一点托尔斯泰的气象，但从来不会有人把海明威、麦尔维尔说成是荷马的学生，更不会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是托尔斯泰的再传弟子。因此，生活在托尔斯泰同时代或稍后的作家是不幸的(但就这一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十分了不起，他的身影始终未被托尔斯泰遮住)，他的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另辟蹊径。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

拉罗什福科曾说： 一个十分杰出的功绩的标志是，那些最嫉妒它的人也不得不赞扬它。 在俄国或苏联，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民族的人一致颂扬列夫·托尔斯泰。 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更是把列夫·托尔斯泰说成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这一观点经过匈牙利的卢卡契发扬光大，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列夫·托尔斯泰不仅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阵营支持十月革命，而且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家和马前卒。 随着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或多或少受到冷落和批判，列夫·托尔斯泰却岿然不动。 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犹如一个神，似乎只有音乐界的柴可夫斯基可以与之媲美。 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固然优秀，但他们的名字在成为象征之后，欣赏就成了一种带有强迫性的“必须之举”。

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曾不无讥讽地描写过莫斯科的傍晚： 随着黑夜的降临，家家户户的窗户中都亮起了灯，一阵悠扬的乐曲飘出窗外，你不用去打听那是什么曲子，因为它必然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这真是一场灾难。 列夫·托尔斯泰在苏联的情形常让我想起鲁迅。 坦率地说，在“五四”那批作家中，我对鲁迅的喜爱，相信无人能出其右，但如今我听到鲁迅这个名字，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厌烦。 它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 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你翻开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总有两位作家是不可替换的，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毛泽东。

鲁迅表示：我没有惹你们任何人ok？

04.

托尔斯泰总不惜让整个故事“突然死亡”

高尔基曾把托尔斯泰称为“小神”，我想他这样说的动机是纯真的，不是为了宣传，而是出于匠人之间本能的崇拜。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神启”之光，且不用说好的艺术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性质 (譬如诗人在古埃及的文献中，是属于人神之间的那样一个角色，有点类似于信使) 。托尔斯泰本人的宗教热忱也让人望而生畏。有人说他本质上不信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称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宗教狂热分子。别的不说，当列夫·托尔斯泰随口说出“天国就在你们心中”这样一类的话时，无意间已多少带有一点耶稣的口吻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这里也是随便说说，尽管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写了七百万字以上的小说，其中大部分都堪称杰作，但托尔斯泰本人似乎对第一流小说家的荣誉并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驱使他写作的动机并不是做一个一流的小说家，而是他那野草般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惯性，再加上他那野牛一般的体力和过人的精力，小说只不过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个天然渠道。因此，我觉得他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也许更合适。

电影《钱》（1983），法国导演布列松的最后一部作品，改编自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伪息券》

在他的名作《战争与和平》《复活》中，列夫·托尔斯泰动不动就让精彩的故事突然中断，毫无顾忌地加入大段大段的议论和评述，尽管他的议论性文字不乏真知灼见，但对故事的流畅性和阅读效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损害。福楼拜也好，托马斯·曼也好，都对托尔斯泰这一做法感到不解，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三部分，他为了塞进那些议论性的文字而不惜让整个故事“突然死亡”。其实，以列夫·托尔斯泰的睿智，他并非不知道这一写法会带来何种结果，但他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说明整个写作活动已部分地脱离了作家的智慧的控制。反过来说，这种写法对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习惯，是一种必须。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有自身的智慧，它比作者本人的智力水平更高、更远。这种说法在列夫·托尔斯泰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在托尔斯泰晚期的作品中，作家在思想性方面的探索走得更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钻进了牛角尖。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试图代替上帝进行思考。《克莱采奏鸣曲》《伊凡·伊里奇之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安德烈·纪德曾经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以人类的智力，不宜推究得太深。米兰·昆德拉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来说，他的思索、疑问是不分畛域、没有界限的，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更近乎歌德。后者曾有一句名言：“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体味参详。”他又借荷蒙库鲁斯之口说出这样令人费解的话：“一个人连‘母亲’都敢探索，就再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参见《浮士德》，董问樵译) 托尔斯泰的政治理想、价值伦理和哲学思考固然因为在印度的实践而开出了花朵，结出了果实——甘地所奉行的和平主义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成为某种新的精神资源。但如用“不以暴力抗恶”或所谓的人道主义来概括托尔斯泰的思想，未免过于简单。

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也完全没有错。托尔斯泰一方面固然同情、关心农民，并一直设法让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但他骨子里与农民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同时在内心深处对他们也有一种本能的蔑视，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贵族地位和优游的生活。他一生都在思考“得救”这个问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幻想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虽然说出了“天国在你们心中”这句有名的箴言，但仍无法克服内心巨大的矛盾与分裂，最后终于离家出走，死在了一个荒凉的小车站上。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他的合理身份也许还不只是一个思想家，倒更像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关于这一点，托尔斯泰本人在《忏悔录》中说得十分明白：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是按这个词的本义来说的：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就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歪曲含义而言)；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

05.

托尔斯泰作品中穿透生活壁垒的“真实”

《安娜·卡列尼娜》是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我想一开始就指出来。我一直认为，在文学上，没有“正确”这样一个绝对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担保提供给我们一个一劳永逸的最后答案。教师的职责之一，仅在于阐述他个人的观点(如有必要，他也会提及文学史上的相关看法)并说明理由。《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它是写得最好的。《战争与和平》也许更波澜壮阔，更雄伟，更有气势，但它不如《安娜·卡列尼娜》那么纯粹，那么完美。顺便说一句，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但他的文体的精美与和谐无与伦比，这并非来自作者对小说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的刻意追求，而仅仅源于艺术上的直觉。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1948）

最近在重读这部作品时，它的流畅性、内在的严谨与缜密仍然让我感到震惊。而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时断时续。作者一面写作，一面却对这部作品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甚至几次中断了写作。如果不是他的责任心的驱使——仅仅为了使《俄国导报》的连载得以完成，很可能会中途夭折。当托尔斯泰写完这部作品后，他像是摆脱了一件沉重的负担似的感叹说：“我终于被迫把我的小说写成了，它简直叫我腻烦死了。”

托马斯·曼认为，作者之所以写得如此困难，主要是艺术上的永不满足造成的无休止的琢磨修改：“这位惊世骇俗的圣者越是不相信艺术，对艺术越是一丝不苟。”这一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我认为，这部作品难产的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生命的意义”“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的理想”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危机与幻灭感。作者将那些犹疑、彷徨，甚至有些绝望的思考一起写入了小说。

在以前的课上，我每次都要向学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喜欢在章节之间用小标题，这是作者的写作习惯所致。《安娜·卡列尼娜》似乎也不例外，但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却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一个标题，那么这个小标题是什么呢？没有学生能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说明，同学们在阅读作品时还不够细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在文体的形式上的反常之举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好吧，我现在告诉诸位，这个小标题就是“死”。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下“死”这个标题时，完全是无意识的，却泄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单纯，至少不是“婚外恋”“反叛”“家庭伦理”一类的主题所能涵盖的。

“死”这个标题在全书中那样醒目，似乎暗示了“死亡”是作者的思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说的那样，既然人人都要一死，那么他在生前的荣辱得失、衰盛毁誉、挣扎和希望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既出，无人能够回答，在这里托尔斯泰似乎又钻进了牛角尖，又在代替上帝进行追问了。这种思考注定没有答案，是因为它本身是非理性的。因此，我觉得，尽管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问题小说，但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反理性反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列夫·托尔斯泰有关“获救”的辞典中，社会进步、革命理想、知识与文化、理性与科学统统不在其中。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不是别的，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对上述一切价值系统困难而神圣的超越的象征。

电影《钱》（1983）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写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列文的哥哥的死，安娜的自杀，列文克制不住的自杀冲动，渥伦斯基为自杀所寻找的漂亮借口 (上前线并尽快地被土耳其人的子弹打死) 。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没一个有好的结局，就连密哈罗夫这样的人也成天幻想着离开世界：“要是能够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好了。”而卡列宁无疑是小说中最为悲惨的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都在深渊中挣扎，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糟糕的是卡列宁本人能够意识到这种虚假却根本无力改变它。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唯一可以支持他生命的是一种病态的责任感：他用这种责任感强迫自己办公务，用这种责任感来谈情说爱，来面对背叛他的妻子，与他的情敌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列宁自己把这种责任感解释为“侍奉上帝”的道德需要。

毫无疑问，列文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托尔斯泰为了改造这个人物，动用了自己的大部分经验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托尔斯泰借助于这个人物的苦难历程要向读者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呢？或者说，列文这个富足的地主、患有强迫症的沉思者、具有非理性倾向的“神学家”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上帝与个人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一个上帝以及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之下何以得救。与其说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答案，还不如说他留给了我们一个自相矛盾的谜团。列夫·托尔斯泰的思考留下的是一个原样的世界，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列文式的坚韧与忍耐，或者以蒂利亚口吻所说出的：“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也就给予了我们忍受它的力量。”它与里尔克、卡夫卡所给出的答案大致相仿。

马丁·杜伽尔曾认为，托尔斯泰是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他的目光十分锐利，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的“真实”。但我倾向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巨著，其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多有雷同之处，他的观念的疆域并不宽广，他的素材也不丰富，但这并不妨碍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如塞万提斯的狭隘主题并不妨碍《堂吉诃德》的伟大一样。小说的真实来自他智慧、敏感而浩瀚的心灵，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诚实。维特根斯坦在读完《哈泽·穆拉特》以后曾感慨地说：“他(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本文摘编自

《小说的十字路口》

作者：格非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KEY·可以文化

出版年：2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