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与他流产的中国讲学之旅

1922年秋天，爱因斯坦携妻子开始了为期五个半月的远东和中东之旅，这些地区是他以前从未去过的。这次行程包括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的短暂停留，在日本为期6周的旋风式演讲，对巴勒斯坦12天的短期访问以及对西班牙的3周访问。《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一书展示了爱因斯坦在这一重要旅程中的完整日记，本文摘编自该书的《历史导读》，澎湃新闻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授权发布。

旅行日记

爱因斯坦曾写过六本旅行日记，本书包括的日记是其中之一。他的1921年春季首次美国之行并未留下日记。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在这次旅行中他是否写了日记。其他现存的旅行日记写于他的1925年3月至5月的南美洲之行期间，以及分别在1930年至1931年、1931年至1932年、1932年至1933年的连续三个冬季学期对美国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的访问期间。以上一共是五次远洋旅行，但是实际上有六部日记，原因是爱因斯坦在他最后一次旅行中使用了两本笔记本。

本书所呈现的旅行日记写在一本有182页横线纸的笔记本中，其中81页上写有日记内容，之后的82页横线纸是空白，19页横线纸与1页无横线纸上写有运算过程。运算过程写在日记页的背面，与日记文字上下颠倒。本书未收录运算部分。

这部日记首次引人入胜地展现了爱因斯坦的旅行经历。他每天都记，有时还会为文字配上看到的有趣事物的插图，例如火山、船只与鱼类。日记的内容既有对旅行经历的直观印象，也有对阅读、遇到的人、到访的地点的长久思考。他也写下了对科学、哲学、艺术的思考，偶尔也评论世界时事。爱因斯坦的日记风格颇有特色，大多数情况记录得非常详细，不过也采用了有些古怪并类似电报文（可能是由于缺乏时间）的书写方式。他对在旅途中遇到的人的评论往往是简明扼要的——通常，他仅用幽默或不客气的几个词就能总结出对方的个性与特征。至于爱因斯坦为了这次旅行开始写日记的原因，我们则只能推测。但是，最可能的原因是爱因斯坦想用旅行日记为自己留下一份记录，同时给他待在柏林家中的两个继女［伊尔莎（Ilse）与玛戈特（Margot）］读着解闷。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打算将日记留予后人或出版。

这部日记的历史也耐人寻味。纳粹于1933年1月掌权，爱因斯坦旋即决定不再回到德国。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的女婿、德国籍犹太裔文学评论家与编辑鲁道夫·凯泽（Rudolf Kayser）把爱因斯坦的私人文件（包括本书中的旅行日记）从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公寓转移至法国大使馆，并安排将其以外交邮袋的方式运送到法国，又从法国启程，船运抵达爱因斯坦在美国的住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在爱因斯坦于1950年立下的遗嘱中，他指定自己忠实的朋友奥托·内森（Otto Nathan）与长期担任自己的秘书的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为他的遗产受托人，且内森为唯一的遗嘱执行人。在爱因斯坦于1955年4月去世后，杜卡斯成为了他的私人文件的首位保管员。

1971年2月，阿耳伯特·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签署了一份协议，要出版爱因斯坦文稿与通信的完整版本。《爱因斯坦全集》藉此得以出版。1976年，物理学教授约翰·施塔切尔（John Stachel）被任命为这一重要工作的主编。一年之后，奥托·内森显然对施塔切尔的编辑工作感到不满。他一开始建议免去施塔切尔的职务，然后又要求任命包含施塔切尔在内的一个三人编辑工作组。当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决定继续支持施塔切尔担任这一项目的唯一主编并拒绝内森提出的要求后，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采取了法律行动。因为双方不能达成一致，这场纠纷最终在1980年春季被提交给纽约的一位仲裁法官。法官的判决偏向出版社。法律诉讼与仲裁程序让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花费甚多。因此遗产管理方决定出售爱因斯坦私人文件中的一些原件以支付花销。1980年初，内森询问纽约出版商与藏书家、海涅曼基金会的詹姆斯·海涅曼（James H. Heineman）是否有兴趣购买爱因斯坦档案中的资料。海涅曼基金会之前在1976年曾购买过一份35页的爱因斯坦手稿。内森在一份“文件说明”中写道，“这笔资金可能会被用于支付针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法庭诉讼与即将进行的仲裁执行的花费。” 1980年10月，海涅曼基金会从遗产管理方那里购买了三篇由爱因斯坦所写的重要文章，并将它们捐献给纽约的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1981年7月，遗产管理方请求两个名人手稿售卖公司对若干份爱因斯坦手稿（包括这部旅行日记）进行重新估价。一家公司声称这部日记的市场价值为9.5万美元，然而另一家的估值只有6500美元。同年8月，海涅曼基金会以未披露的价格从遗产管理方购买了这部旅行日记，并立即将其存放于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现在为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的“丹尼和海蒂·海涅曼收藏部”（Dannie and Hettie Heineman Collection）中，直至今日。

旅行的背景

爱因斯坦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对远东、中东与西班牙进行的广泛考察，有若干重要背景因素。爱因斯坦第一次涉足欧洲之外，是在1921年春季陪同总部位于伦敦的犹太复国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前往美国，目的是为筹划中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募集资金，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科学界建立联系。尽管在1919年11月一夜成名之后，爱因斯坦并未明确宣称他此行的任务是从事传播他提出的新相对论的“布道活动”，但在开始远东旅行之时，爱因斯坦已经在德国的许多地方，以及苏黎世、奥斯陆、哥本哈根、莱顿、布拉格与维也纳等地进行了以自己的理论为主题的演讲。在他自美国返程中，爱因斯坦也对英国进行了短暂访问。1922年4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访问巴黎，参加了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与法国哲学学会举行的关于相对论的讨论活动。

最终促成爱因斯坦远东、巴勒斯坦与西班牙之行的提议，首先是由日本东京的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Sanehiko Yamamoto）提出的。但是关于这次邀请的确切细节有着不同的说法。在此行的十二年之后，山本实彦回忆，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是在日本自1919年至1921年的“意识形态的骤变”期间提出的，这场骤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改造社出版了一部由日本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与劳工活动家贺川丰彦（Toyohiko Kagawa）撰写的小说。这本小说获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为邀请爱因斯坦与其他杰出知识分子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前来日本提供了资金。罗素在访问东京时被请求列举三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据说他这样回答山本实彦：“第一位是爱因斯坦，其次是列宁。再没有其他人了。”山本实彦写道，他曾向哲学家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和科学作家、原物理学教授石原纯（Jun Ishiwara）请教过关于相对论的问题，由此他决定划拨大约2万美元用于爱因斯坦的访日之行，并委派自己的驻欧洲记者室伏高信（Koshin Murobuse）与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商议合同条款。但是，根据石原纯的说法，在罗素访问日本大约九个月之前，山本实彦就与西田几多郎和他本人商议这件事了。然而改造社的一位编辑横关爱造（Aizo Yokozeki）还给出了第三个说法，他声称当石原纯建议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时，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去请教东京的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Hantaro Nagaoka），后者尽管建议他们邀请爱因斯坦，但同时指出，日本的大学本身没有资金将日本学生送到海外或邀请爱因斯坦来日本。

无论如何，日本方面在最初邀请时看起来缺乏协调。1921年9月底，石原纯代表改造社向爱因斯坦发出了访问日本的邀请，为期一个月，酬金1万日元（约合1300英镑）。大约在同一时间，室伏高信也代表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日方提供2000 英镑作为酬金与差旅费用。虽然爱因斯坦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感到疲惫，已经声称自己“不想再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但还是做出了积极回应。他曾经考虑过在1922年秋季访问日本。但是在1921年11月初，他对日方提出的财务条款感到不满：“日本人是真正的骗子。他们可能会感到束手无策，但与我无关。我不会在如此糟糕的条件下去那儿的。”（第十二卷，文件292）之后不久他就取消了整个访问计划，理由是两份邀请的条款彼此矛盾。

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夫妇、山本实彦和山本美（Yoshi Yamamoto）夫妇、稻垣守克（Morikatsu Inagaki）与托尼·稻垣（Tony Inagaki）夫妇、石原纯与其他人，可能拍摄于东京，1922年11月22日（图片经杉元贤治财产管理人与讲谈社有限公司许可使用，并承蒙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惠允）。

但是在仅仅五个星期后，山本实彦代表改造社就给爱因斯坦寄了一份正式的邀请函和包含如下条款的合同：在东京进行六场科学讲座，在日本的多个城市进行六场通俗讲座。酬金包含差旅费与住宿费在内，总计2000英镑。1922年3月中旬，爱因斯坦向他的密友与同事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承认他“无法抵挡东亚女妖的诱惑”。没过多久，他致信石原纯说自己因为要参加9月于莱比锡举行的德国科学家与医生协会的年会，所以动身前往日本的计划时间要推迟一个月。这一年8月，日本帝国学士院通过欢迎爱因斯坦的一项决议，而日本政府也正在准备一个“友好的欢迎”。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热情欢迎爱因斯坦，长冈半太郎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之一土井不昙（Uzumi Doi）就致信爱因斯坦表达对相对论的强烈批评态度。土井不昙要求爱因斯坦“回归正道，从那个自你26岁以来就笼罩着你的毁灭性的魔咒下解放出来”。

在与日本方面协商邀请事宜之时，爱因斯坦透露出踏上远东之旅的部分动机：“被您邀请去东京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尤其考虑到我对东亚民族及其文化长久以来的兴趣。”（第十二卷，文件246）在抵达日本三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在一篇文章里写下了到目前为止他对日本的印象，并重新谈及他接受邀请的原因：“但当收到山本让我前往日本的邀请时，我立即决定进行这次预计历时数月的伟大旅行，尽管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去亲眼看看日本，却错过时机的话，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我们国家，这片土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

爱因斯坦将进行日本之旅的消息，使得中国人再次考虑之前邀请他在中国讲学的计划。但是爱因斯坦与中国方面之间的协商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争议的。1920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邀请爱因斯坦前去讲学。显然，当时正在柏林访问的北京大学地质学家朱家骅代表蔡元培当面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协商。据朱家骅讲，爱因斯坦允诺在其美国之行结束后下一次海外访问就是去中国。1922年3月，在得知爱因斯坦计划访问日本后，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重新商讨访问北京大学事宜。他告诉爱因斯坦，北京大学实际上想邀请后者在北大待上一年。但是朱家骅从中国驻柏林大使馆那里了解到，爱因斯坦已经通知过他们，因为已承诺要访问日本，他只有两个星期时间在北京进行一个系列讲座。爱因斯坦回复说，自己之前不能接受后者起初提出的财务条款与过长的停留时间，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方提出的讲学报酬让他觉得可以接受之前中国提出的访问邀请。因此他同意为期两个星期的对华访问。1922年4月初，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组向爱因斯坦转达了蔡元培提出的举行系列讲座并每月支付1000华币（约合120英镑）酬金的建议。爱因斯坦重申他愿意前去讲学，但是要求大幅提高酬金。同年7月底，北京大学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

流产的中国之旅

如前文所述，爱因斯坦曾有意访问北京两周，在那里举办系列讲座。但是在他从欧洲启程之前，中国的政治动荡已经影响了爱因斯坦完成原计划的决心。不过他仍然希望有可能在中国待上两至三周，在北京或一些沿海城市做演讲。然而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坦计划的中国讲学之旅因严重的沟通问题而搁浅。1922年12月初，爱因斯坦在日本访问期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致信爱因斯坦，询问预计到达中国的日期，并热情地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两星期之后，爱因斯坦回复道，“虽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还有正式约定”，但是如今接受这份邀请已经太迟了。他声称自己白白等了五周，也没有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断定北京方面不再想让他前往中国。在信中，爱因斯坦表达了他的希望，即这一“令人遗憾的误解”能在未来得到补偿。

《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美]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著，[美]泽夫·罗森克兰茨编，方在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