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的回顾：伊懋可如何看“中国历史之路”

20世纪50年代初，我大约15岁，还是一个在伦敦求学的学生。那时，我读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部书以六卷本的形式初版于1776—1789年间，此时中国正处于清代中叶。在讲英文的历史学家所写的著作中，人们通常认为它是最伟大的一部。我从我的学校附近的公共图书馆依次借了各卷，经常在乘坐火车、公共汽车的途中将它们带在身边阅读。我花了几乎一年，利用闲暇时间将它们全部读完。这套书按年记录了罗马帝国在一千多年间日渐衰亡的过程。

《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用中国的历史时期来表示，上述这一千年相当于西汉晚期至明朝中叶。以欧洲的历史分期来看，吉本的著作开始于古典时代的晚期和基督教创立早期，贯穿了中世纪，直至其晚期，即1453年。这一年，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最后一块领土陷落于土耳其军队之手，并且是被中国发明的火药征服的。同一时刻还见证了我们通常称为西欧“近代”的最早萌芽。该书所铺陈的故事，仿佛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幅宏伟的史诗般的历史全景画卷。

吉本所谈到的几乎每一个事实，都有其掌握的大量原始资料的支持。这些史料大部分是拉丁文的，但也有一些希腊文的。（他没有读古代和中世纪的其他语言文献。这些文献可能对他有帮助，但对于他要论述的目标则并非不可或缺。）在他撰写这部书的年代，人们认为，该书涵盖了一个如此之长的历史时期，吉本的阅读范围异常之广。因此，就一个学者独立写作的具有综合（integrated）分析的著作而言，这部书是一个空前的成就。今日的诸多专家也普遍达成共识：吉本几乎读遍了他在撰写该书那一时期能够见到的所有拉丁文史料。在我上大学（17岁）前的岁月里，这部书构成了我对于如何撰写历史的基本概念。从宽泛的意义来说，这本书在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作用。尤其是，如果没有吉本开创性地提供了准确和密集的史实，任何一个读者都不会清楚，一个作者是如何得出其结论的。

读者眼前这本《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经济和社会的阐释》（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以下简称《模式》），是我三十多岁时写的一本粗浅的史学著作。那时我还比较年轻，因此，我写的是我所想象的中华帝国历史的轮廓，明显地模仿了吉本的风格，但使用的概念则更加入时。尽管我核对了那些译成英文并加以引用的中文史料，但这部书主要是以我精选的一批欧洲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二手著作为基础撰写而成。只有在年龄更大的时候，我才拥有足够的速度阅读中文，而不必借助某些二手著作提供的初步的线索来获取新材料。

《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经济和社会的阐释》（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与吉本的研究相比，《模式》始于一个更早的时期，并延至一个更晚的时代——清末。从一个典型的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这可能很有趣。本书还进一步地作出一些预言。某些预言已经过时，因为成为历史的诸多事件已经取而代之。在这些预言中，最有名的一条是1973年本书第一版在页319上的一段评论，一旦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它有能力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并将令人震惊”。今天，此论看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在那些距今尚远的过去，这个看法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此论的精准却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我分析了在中国前近代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真实的经济生活能力，尤其是他们的创造力。而上述预言正是以这种分析为基础的。

作为一部历史学的学术著作，《模式》根本无法与吉本的鸿篇巨制相比。《模式》意在激起新的讨论，而非提供任何可以称为定论的答案。读者正应该在思维拓展的精神层面去阅读它，与之商榷。我希望，读者能从中找到兴趣。这两部书还有另外一个差别。吉本撰写其著作是为了证明他已信以为真的某些内容。这就是，罗马帝国的衰落，归根结底就是基督教传播导致尚武精神削弱所带来的结果。而我动手写作则要检验那些尚未有满意答案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长期来看，中华帝国为何能长期维持统一而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最终分裂？毕竟，中华帝国在三国时首次分裂，此后经过了不完全的统一，在5至6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经历了更加严重的分裂。隋唐的再度统一之后，五代十国时期，又分裂了，而随着北宋的灭亡，帝国再度陷入分裂。12世纪早期，中国北方半壁江山落入非汉族的金人之手。不到两个半世纪以后，经历了元朝的统治，中国再度统一于汉人建立的明朝。17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一度在地理空间和人口数量方面极度扩张，但这一次是在清朝的统治之下。尽管经历过分裂，中华帝国在大多数时候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保持着统一。

相比之下，罗马帝国的统一维持到了5世纪早期。此后，它丧失了大面积领土。首先是在西部，大量土地落入各种蛮族入侵者之手；紧接着是东部和南部，土地大多沦陷于伊斯兰军队。最后，在一千多年以后，它只能控制着以君士坦丁堡（近代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为基础的日渐缩小的中央部分，然后也陷落了。前面讲述的中华帝国的教科书式的简单故事，人们可能在每个中学课堂上都再熟悉不过了，只有将其与罗马帝国进行比较，从这样的视野来看，它才会突然呈现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历史问题。中国即使分裂，仍能再度统一；而罗马（中国最大的西方参照对象），尽管进行了长期且有时还十分果决的斗争来维护统一，但最终未能成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包括处于元朝统治的马可·波罗时代）如何执中世纪各国经济之牛耳，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上述情况从唐代开始可能就是事实，至迟从北宋开始则肯定如此。然而，在1800年前后，与西欧相比，在大多数方面，中国已经丧失了这种领先地位，而在19世纪及20世纪前半叶，中国则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欧洲、美国以及最先进入近代化的后发国家——日本的领先地位。近代经济工业化，尽管在其早期吸收了某些有价值的中国技术，但就总体而言，是欧洲的产物（稍后是北美的产物）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即便如此，早在1300年，华北的一些地方拥有了水力驱动的多锭纺纱机。在专业纺织工程师的帮助下，我对这些机器进行了复原。这种复原已经表明，它们可能确实发挥过作用。这看起来似乎是迈向机械工业革命的最初一步，然而稍后却不见了踪迹。为什么会这样？

第三个问题是，在古代世界，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落后于东地中海地区，到了北宋时代，在上述活动中，中国如何转变为双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1600—1700年间（牛顿时代），在大多数方面远落后于欧洲大多数方？

今日回过头来看，上述问题看起来过于简单了。但是它们足以提供一个框架，便于进行有益的初步探讨。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仍然提示我，有趣的历史著作，最好围绕着以下内容来写：提出带有框架性的问题，并进行种种尝试来清晰地做出回答，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预设的。今天，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吉本不论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却错误地将罗马帝国的衰亡仅仅归咎于基督教的削弱作用。当然，关于罗马帝国的衰亡的正确答案，尚未有一致意见。但是，吉本似乎已经预先立意。而《模式》却并非如此。不管对错与否（在我写作或重写这部书时，它在不断完善），在具体的问题上我的结论更加开放，可能这是唯一我经常敢宣称比我的良师益友吉本所做的稍好的一点。

《模式》还表明，指出特定文化长期相对存在的优点或劣势所带来的决定性作用，来论证某一种文化，几乎不能成为由此提出的问题的满意答案。至少在文明程度最低的那些文化中，情况是如此。正如所有比较历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诸如战争、经济产能、科学技术等具体方面的领先地位常常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就这一点而言，此时可能正确的论断，几个世纪后却几乎不可能再适用了。

人类常常自我改变。文化塑造着人们，人们又反过来重塑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发生改变。这种现象在当下普遍发生，长期来看可能每个世纪都有发生，尽管它们可能实际上或长或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变化”的定义）。尽管如此，从本质上来说，正是由于持续不断竞相适应不断变化的军事、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人类和文化才得以幸存下来并获得成功。上述现象中有很多都在《模式》一书中明显提及。但是，该书最严重的缺欠则是它并未充分强调如下问题的重要性：

人类日益增长的生产力造成了对自然的攫取，自然环境破坏性地退化，这两者频繁地一起出现。后来我试图在我的著作《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中弥补这一缺陷。现在，这第二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版，我想特别建议读者把《大象的退却》作为眼前这部书的有益补充。

《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许多年前，我的朋友、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伯重教授问我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回应说，我只能分两个层次来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一个层次，即简单的层次上，答案是“否”。在第二个层次上是这样：在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长期本质及其与社会制度的深度联系的历史学家中，尽管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在马克思之前，是这一领域的创造者，也非常值得人们尊敬，但马克思可能是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最杰出的一位。因此，任何一位想要理解人类社会是如何运行的经济史学家，都不得不研究马克思。应该补充一点，马克思在所有历史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位经济史学家都必须努力回答马克思的提问，并试图给出答案。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有异。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第三卷和此前两卷有差别。我要说，还有许多关键问题，马克思没有解答。在这些问题里，前面已经提及的是人类与其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某种近代型的科学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出现、存续以及未能存续的原因，很令人不可捉摸。在人类的活动中，科学非同寻常。其原因在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仅仅是观念上的成功（人们可［简单地］称之为“心”）就能获得对人们可称之“物”的一种有限但却有效的掌控。举个我能想到的最初级的例子：如果你知道基本概率的规律，而你的对手并不知晓。如果时间够长，你将通过掷骰子赌赢他的钱，而他则会输。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像是你的“心”而不是随机机会“控制着”骰子。当然，从字面上来看，这就不正确。

任何一个研究长时期科学史的历史学家都意识到，广泛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在过去几近于不存在。这可以从卢西奥·拉索（Lucio Russo）的《被人忘却的革命：科学如何在公元前 300年诞生以及为何不得不重获新生》（The Forgotten Revolution: How Science Was Born in 300 BC and Why It Had to Be Reborn，1996年版，2004年修订版）中可见一斑。这部重要的著作错误地忽略了中国，是其严重缺陷。尽管如此，它确实成功地得出了其基本结论：科学太过脆弱，不能认为其理所当然能够存续，对于科学在那些可以产生有效的新观念的充足条件中的存续，尤其如此。从长期来看，正是以技术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才有能力推进人类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近代经济持续进步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对于理解那些促进或阻碍科学的因素有重要的提示。这样看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尽管也有私人收入，但英国皇家海军提供的运输服务，极大地帮助了他研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动物、鸟类和植物，并发展为进化论。

我认为，这一论点最早是由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J.D. Bernal，他是我早年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的父亲）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论点。但它也具有误导性。与达尔文同时发现进化论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作为一个珍稀动植物的采集者和作家，没有获得这样的政府支持，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因此，正如贝尔纳的评论所暗示的那样，这样一种分析尽管并非不具有重要性，但是也正如华莱士之例所展示的那样，它不能充分解释这样的科学为何以及在何时何地间或出现，而有时又不出现，或者有时甚至步履蹒跚，并最终消失。战略上的毁灭性损失之例如下：

（1）前文已经在注释中提到的公元前2世纪欧洲的“安提基特拉机械”天体计算机，只是通过水下考古作业者的努力以及随后一百多年的艰苦的分析和X射线检测，才在最近唤起人们对它的记忆。（2）14世纪早期中国的水力纺纱机。正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只是由于近代技术史学家通过近代的文本考证和想象中的重构，它才得以复原。

那么，为何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要写中国的过去？为何中国读者要对西方历史学家所写的内容感兴趣？

对上述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作笼统回答并不难。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历史中非常广大、重要且有趣的一个部分。中国以外的许多历史学家研究不止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一个地区，尤其是要进行理论研究。从上述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对于他们具有意义。对于我们当中进行这种工作且来自中国以外的那些人来说，如果不想对全人类的历史的理解有严重的缺失，我们就需要能够将中国历史的模式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其他部分的历史整合在一起。

同理，这也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也要将中国历史置于经过仔细研究过的更广泛的世界史语境中。在几乎整个前近代的中国都存在着文化和技术的输入和输出。让我们暂且搁置那些影响巨大并且为人熟知的文化传播事件，例如佛教从南亚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在某些特定地区本地化；也暂且不论众所周知的中国技术的外传，例如雕版印刷（后来，主要在［但又不局限于］欧洲，进一步发展成为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金属活字和印刷机）或中国指南针（它使欧洲船员能够实现环球航行）。我们可以拿一个很小又有趣的东西为例：多米诺骨牌的历史即是双向交流进程。古代在西亚和南亚，它作为一个有六个面的骰子，呈立方体形状，可能在唐朝建立前不久传入中国。在宋朝，它被拉平成片状，在每个相邻的一对平面上标着数字。然后，这种扁平的骰子似乎又再次出口到欧洲，名为我们所知道的“多米诺骨牌”，在牌上，除了在各面上写有数字1……6，现在又增加了“0”，面可能也增加了。结果使得半个平面上的单值总数可能达到7。尽管可能只是一个游戏，我们却可以说，它以缩影的方式证明了“西方”和“东方”共同进行的创作。

第二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而是一个应该由本书的中国读者们以及读过其他欧洲学者撰写过的类似著作的读者们发表看法的问题。然而，如果一定要我猜的话，可能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时（当然不是“总是”，只是“有时”）的确如此。可能检验一个新观点，会让人受益：既能激起读者质疑人们可能太过容易就接受的假设，又有助于读者想象新的答案。换言之，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具有一些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于他最初形成的那个角度。或者不同于他头脑中挥之不去的观点。我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生活和工作过，这是我自己的经历。纵观中国各历史时期，复杂而细致，变化万千且富于创造性，对其进行总体研究，则特别使得我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我生活时间最长的欧洲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了许许多多的洞察。随着我的中文读者看到我对他们共同的非凡过去的评论和回应，他们或许可以通过书中的点点滴滴发现我所体会的有趣心得。

（本文选摘自《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英]伊懋可著，王湘云、李伯重、张天虹、陈怡行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