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感可能是人生在世最为重要的感受。什么是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你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意义感之间的参差比较是如何形成的,它合理吗?
当然,这个话题早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人开始思考了,亚里士多德就会审视人们所做的一切:怎样的生活算是好的,怎样的生活不太好?他把最好的生活的状态称之为“幸福”,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幸福”。
今天的这篇文章,摘编自张秋子《堂吉诃德的眼镜》,作者从19世纪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幸福》开始讲起,在这部经典的短篇小说里,主人公经历困境后发现, 幸福往往越渴望越背离 。
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出版方授权推送。
01. 幸福从一开始就是反讽
《面纱》
《幸福》这篇小说,讲述了富裕的女主人公伯莎·扬一天招待宾客的生活。她三十岁,生活得很优裕,丈夫爱自己,宝宝又特别可爱。在这一天来宾到来之前,她打理着家里,务必要打造一个完美的待客环境,此时,她内心的幸福感简直爆棚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真的——真的——什么都有了。她还很年轻。哈里和她挚爱如初,他们生活得很美好,是真正的好伴侣。她有一个可爱极了的小孩。他们不用为钱发愁。房子和花园绝对令人满意。朋友们——那些时髦、有激情的朋友们,作家、画家、诗人或者热中社会问题的人士——都是他们愿意结识的朋友。家里有书、有音乐,她还找到一位手艺不俗的小裁缝。夏天他们计划去国外,他们新来的厨子做得一手一流的蛋卷……
(杨向荣译)
过了一会,客人们纷纷上门,他们全都是有头有脸的名人,或者文化学者,所谓“往来无白丁”。大家就各种话题瞎聊着,伯莎·扬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庭院中那棵月光下的梨树之上。最后,曲终人散,宾客告辞,她和丈夫送客出门,远远地读到丈夫对另一位女宾的唇语:“我喜欢你”。庭院中,那个寂寥的梨树依旧。小说结束。
《橄榄树下的情人》
我为这篇小说准备了一些问题,比如:
让伯莎·扬感到幸福的有哪些?“小提琴盒”的比喻出现了两次,你怎么理解?梨树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伯莎会经常无力,她对什么感到无力,她不是一直很幸福吗?
还有一些问题从文本之中延伸到了文本之外:
让你过伯莎的生活,你愿意吗?你觉得伯莎幸福吗?
她的生活有意义吗?对你来说,幸福的、有意义感的人生是怎样的?
很多读者认为,这篇小说意在表现一种良好生活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要学会把握点滴的细节,通过这些细节让生活变得充满幸福感。
小说中,伯莎热衷于室内的装饰、对审美软装有很好的品味、厨艺也很好,所以她感到无比的幸福,那感觉“仿佛忽然间嘴里吞进一块那天黄昏时分外明亮的太阳,它在你胸中燃烧发亮,一簇细密的光芒辐射到每一粒细胞、每一根手指和脚趾”;有人读得更深了一些:觉得伯莎的生活虽然看似幸福(甚至虚荣),但总有一种孤独感,但又无法解释孤独感的来源,似乎是物质生活丰富以后,人就会感到这种空虚,因为“她没有精神追求”——然而,我的问题是,精神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吗?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物质丰富难道不好吗?追求物质生活就等同于没有精神世界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这组对立概念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从文本的细节入手,有人还发现了伯莎幸福的“虚假性”和幻灭,因为小说的结尾似乎在暗示,她亲爱的丈夫哈里出轨了。伯莎开门送客时,看到丈夫对自己女性朋友富尔顿小姐的唇语:“我喜欢你”。可能因为丈夫已经出轨,所以才会在伯莎问及他对富尔顿的态度时,反而故意表现出否定和不屑,嘴硬地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金发碧眼的女郎。当然,我们还可以追问,如果丈夫不出轨,伯莎就感到了无懈可击的幸福吗?
另一种幻灭来自于性取向,小说中多次出现一个小提琴盒的比喻:“如果身体要像一张非常非常罕见的小提琴一样放在琴盒里封好,那么要这身体来还有什么用呢?”有人猜测,伯莎身体里的性取向和她表现出来的相反,所以才会对小提琴的“适配”表露出不满,因为她更喜欢的是女人,也就是那位富尔顿小姐,伯莎现在感受到的幸福只是满足了当时社会规定的种种指标的幸福。所以,小说中多次流露出她与富尔顿的“心心相印”,伯莎甚至期待着和富尔顿小姐的肢体接触,也相信她明白“梨树”的象征意味。在这里,梨树就象征着女同性恋之间不言即明的“雷达”。
不管是哪种解读,基本上都感知到了伯莎的一个特点:她在表面的幸福生活中,似乎还是有些隐隐的不满,于是,她把这种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情感无言地投射在了一棵梨树身上:
而梨树依然那么美,那么枝繁叶茂,那么宁静。
(杨向荣译)
如何理解这种“意义感”的“欠然”呢?我们对文本再进行一些细读。
反讽
首先,读文学总是需要一点敏感,看到《幸福》的标题,就要有警觉,它讲述的应该是相反的故事,或者对幸福的反讽。有的作家会用标题来反讽内容,有的作家会在标题里直接反讽。《幸福》就是用标题来反讽;在标题里直接讽刺的,比如张爱玲的小说,名字叫做《小团圆》就是在讽刺中国人热衷的大团圆模式;或者名字叫《五四遗事》,就是在讽刺那些虽然号称新青年,但仍然像遗老遗少一样拥有三妻四妾的男性。因而,一个读者或者观影者看得多了,就应该敏锐地意识到小说或电影“表里不如一”的讽刺艺术,说白了,其实也是一种套路。
如前所述,小说呈现了伯莎几乎完美的生活状态。她在家居摆设与招待朋友之间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幸福,甚至会买下紫色的葡萄来搭配紫色的地毯,把保姆支开独自霸占宝宝也让她乐不可支,高朋满座聊着艺术,推杯换盏吃着美食,“到处都是幸福的宝藏,幸福在她们的胸口熊熊燃烧”。只不过,有一些不和谐的元素始终潜伏在这些幸福中,比如,伯莎看到庭院中,“亭亭玉立的梨树像是在与翡翠绿的天空默然相望”“一只灰色的猫拖着沉重的肚皮,爬过草地,另一只黑猫紧紧尾随其后,那是它的影子。......使伯莎奇怪地不寒而栗”。如果说梨树像她自己认为的那样,象征着自己的幸福,那为何猫总是挥之不去?小说最后,伯莎发现了自己丈夫与富尔顿小姐之间的私情,梨树也还是立在那儿,幸福变成了一种反讽。
冷感
一种冷的感觉,像裂缝一样布满了伯莎的“幸福之热”上,可她又并不清楚那是什么,比如:“餐厅里昏暗无光,还有些冷”“清冷的空气落到了她的手臂上”“她总是觉得冷”……如果把这篇小说简单地理解成因为丈夫出轨,女主人公对婚姻家庭的幸福就幻灭了,那么就看轻了曼斯菲尔德的苦心,因为它预设了一种较为简单的意义感:只要夫妻恩爱,我们的幸福就是无懈可击的。继而,也就把这篇小说简单地理解成了对男女关系、婚姻关系的思考。
实际上,通篇出现的“冷感”暗示着这种幸福在根本上、从一开始就是受到怀疑的,并不是由于出轨才发生的。所以,敏锐的读者需要感知的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还需要觉察到小说的湿度、光线乃至温度,这一切都在提示着语言未必会说破的情绪走向。
02. 生活的期待:“它应该是绿色的,但不是这种绿。”
可以说,《幸福》展现了一种意义的“欠然之感”,就是那种好像什么都有了,但还是差一点的感觉。差什么呢,又说不出来。
欠然是非常微妙的感觉。好的作品,总是不会写满,而是带一些“欠然的”。上面说的张爱玲的《小团圆》相比“大团圆”就是欠然的,不曾写满的;《红楼梦》里,大家族最后崩塌,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毡斗篷怅然消失了;《水浒传》,梁山好汉们一路走来,最后还是接受招安了;《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取得真经回去的路上落了水,他们把经文打捞起来,放在石头上晒,结果晒干取下时,一块书页粘在了石头上,正是佛经的结尾,孙悟空说了四个字:天地不全。这个不全,就是欠然。
欠然有时候也会和惘然之感构成微妙的对照。欠然是未曾有过、或者所得非所愿的状态,惘然似乎更接近于一度有过却又失落的状态。李商隐写的“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就是两人一度相恋过,但是现在只剩一人独归的惘然之感,一切已不复原来。
张爱玲在《半生缘》里有个特别好的比喻,说的也是惘然。男主角世钧和女主角曼桢婚期已近,没想到突然因为两人家世问题引发了矛盾,而这个矛盾尚未解决,两人身上就发生了重大变故,情势由此急转直下,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缘尽于此。在写到世钧生气地离开屋子时,张爱玲给了一个描述:“天冷,一杯热茶喝完了,空的玻璃杯还在那里冒热气,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似的。”这个描述真是好,如果很快喝完一杯热水,你会发现杯子空了,但杯壁还是热乎乎的,这就是人曾经在这里的证据。但同时,那一段像人呼吸着的热气又提示着,真正在这间屋子里呼吸过的男主角永远不会再踏进一步了,一切已经无可挽回,这就是惘然。
《半生缘》
有一些作家非常偏爱“意义的欠然”这个主题。而且,他们的作品在有意无意间也进行着隔空对话。首先,是契诃夫。
在《幸福》中,有一个细节,宾客盈门后,大家推杯换盏,在伯莎看来,“她多么想说他们多么讨人喜欢,是一帮多么体面的人,如何彼此衬托得更加出色,又是如何让她想起一出契诃夫的戏剧。”曼斯菲尔德并未指出是哪一出,但作为契诃夫的迷妹,她甚至说过,愿意把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一篇契诃夫的小说。可以推测,《幸福》中指的是契诃夫的《三姊妹》,因为这部戏剧同样讲述了关于“意义感的欠然”的问题。
《三姊妹》这出戏剧发生在俄罗斯的一座小城,三个姐妹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从莫斯科搬至此处。开篇也是一个宴会的场景。在宴会中人们也讨论起什么是幸福、什么有意义,但是这种论断更像是在说服自己认命,而非真的表达自己。比如,姐妹中的伊里娜认为:
我觉得自己懂得了应该怎样去生活了。亲爱的伊凡·罗曼诺维奇,现在我什么都懂了。所有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应当工作,都应当自己流汗去求生活——只有这样,他的生命,他的幸福,他的兴奋,才有意义和目的。做一个工人,天不亮就起来到大路上砸石头去;或者,做一个牧羊人,或者做一个教儿童的小学教师,或者做一个开火车头的,那可都够多么快活呀……哎呀!
(焦菊隐译)
但实际上呢?在最后一幕,她吐露心声表示讨厌工作,并不觉得那有什么意义,工作只不过让她变得“脑子空了、人瘦了、丑了”。既然眼前的意义感无法说服自己,她只能转向更高的层面:回到莫斯科。可是,回去又意味着什么?回去真的就是幸福和有意义的吗?她们并不知道。唯一确定的,似乎只有一种被命运玩弄的感觉:“现在我们认为严肃的、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将来有一天,也都会被人遗忘,或者都会被认为是丝毫无关紧要的。”
《三姊妹》中反复揣摩着人生意义这个话题,而且契诃夫说得非常残酷:不要试着说服自己某事有意义,如果你对它本身就无法接受的话,因为你的反感就像咳嗽一样,藏不住的。如果对现在不满意,也不要总幻想着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工作就有意义了,因为,可能到头来没什么区别。当然,契诃夫绝对不是让人安于现状,他是在思考,我们所谓的“意义感”到底是什么:逃避、借口,还是自欺?
《幸福》通过宴会以及对“意义”的讨论,同样还勾连起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幸福》中,有位来宾说起一个剧本:“只有一幕。一个角色。那个人决定自杀。在剧中他给出了该自杀和不该自杀的所有理由。”我觉得,这正是在精准地回应《达洛卫夫人》的情节。
这部小说并没有安排达洛卫夫人发现什么“出轨”情节,也就是说,伍尔夫连戳破泡泡这个步骤都省略了,完全代之以达洛卫夫人个人内心的挣扎与困惑。与伯莎相比,达洛卫夫人更加接近顿悟的边缘,但这顿悟又迟迟不来,也许永远不来。她所困惑的,同样是目前生活的意义,对那些给定的意义感和所谓的幸福,有些疑虑,有些不满,但又不知道自己真正需求的意义感是怎样的,也不知道是否能获得。这种状态其实更接近于绝大多数人的状态。在与伯莎相似的陶醉中,她有着相似的虚空:
此时此刻,她委实飘飘然陶醉了;内心剧烈地跳动,似乎在颤抖,沉浸于欢乐中,舒畅之极———诚然,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别人的感觉;尽管她热爱这气氛,感到一阵激奋与爽快,然而,所有这些装腔作势、得意扬扬(亲爱的老朋友彼得就认为她锋芒毕露),都有一种空洞之感,好似隔了一层,并非内心真正的感受;或许因为她老起来了,反正这一套不像以前那样使她心满意足。
(孙梁、苏美译)
达洛卫夫人还是感到欠然,还是感到惆怅,哪怕她拥有很多——该怎么形容这种基于满足的落空呢——斯特林堡晚年有一出戏叫做《一出梦的戏剧》,里面有一位广告员,他全部的生活期待就是得到一个绿色的渔篓,但是,他得到后又觉得:“它应该是绿色的,但不是这种绿。”
《随风而逝》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活着的意义”成为了一个问题,困扰着当时的作家,而在这之前,它不太构成问题。
03. 我们如何确定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高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意义”。最直观的,打开朋友圈,看看别人发布的内容,就可以发现他觉得最能体现其人生意义的是什么。我们肯定还见过展示房产证、结婚证、毕业证等更加直观的“意义证书”的内容。为什么它们是有意义的?谁赋予了它们意义?
有人说伯莎的生活很空虚,因为物质丰富导致精神贫瘠。可是,许多普通人的生活目的不正在于改善自己的经济水平吗?为什么有精神生活就比改善经济水平听起来更高级——哪怕我们其实真的不关心什么精神世界,还是会把这个词习惯性挂在嘴边?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这些问题其实很难问出一个所以然来。只不过,古典时代的人们会比我们回答得更干脆和单纯一些,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把这段时间称之为意义发明的前夜。对于一位农民来说,不需要去问劳作的意义。因为当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时,意义是自动生成与内在镶嵌的。同样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一位古代清教徒人生的意义,他大概率会说为上帝勤勉地工作,响应上帝的召唤,最后升入天堂;如果问一位中国古代书生读书的意义,他大概会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问一位明代妇女结婚的意义,她大概会回答,为了传宗接代、延续血脉。
到今天,意义的问题大体上还是被给定的,人们固然会对“为什么高考、读大学、找工作、考公务员、结婚生子”等问题做出很有个性的回答。可是,我们又如何保证这种“个性的回答”不是一种“被给定”的状态呢?就好像,我们如何确定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高贵不是一种“被给定”的价值排序呢?
《面纱》
在意义发明的前夜,人与意义浑然一体。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一场人与既定意义的脱钩发生了,加拿大伦理学家查尔斯·泰勒称之为“大脱嵌”,也就是“个人”由前现代的整体性宇宙秩序中脱离了出来,把自己看成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开始积极地为“自我”谋划新的意义。而“大脱嵌”在文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文学在客观世界的“参照点”逐渐消失。“参照点”是什么意思呢?泰勒举了一个莎士比亚的例子。
在莎翁剧中,如果出现弑君等人类社会的行为,那么相应地就会在自然世界、客观世界出现对应,比如奇特的自然时间、夜晚的叫声、猫头鹰等,那是因为人们真的相信人的行为是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甚至对应的。
实际上,除了泰勒举的这个例子,在十九世纪的很多小说里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简单来说就是有点“迷信”。
但随着小说与人类意识对于传统意义的“脱嵌”的完成,作家们越来越希望通过“主观化”来摆脱对现实世界参照系的依赖与信仰。以至于到了伍尔夫那里,她都开始嫌弃哈代小说里的“征兆”太多了。个人而言,我乐于把《哈姆雷特》中王子发出疑问的那一刻称之为“意义发明的时刻”: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勇敢?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朱生豪译)
如果哈姆雷特处于“大脱嵌”之前,那么他的行为与思考应该是一体的:活下去的意义就是为父报仇。甚至,它不需要被思考,因为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的意义,不报仇就是个不肖子孙!但上述这段深沉的思考,显然表明,接受古典时代的人所信奉的意义是行不通了,因为王子开始从事件的激流中抽身出来考虑复仇的意义。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意义遭到了质问与怀疑,复仇本身变成了人思考的对象。哈姆雷特在发明新的意义,一种完全区别于传统伦理的意义。这就是发明意义的时刻。 莎翁之后,文学处理“意义感”的主题在十九世纪作家笔下变得集中、丰富。 他们试图描绘人与意义感相遇时的不同面相。
《哈姆雷特》
04. 拒绝与戳穿意义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辈子接受一种给定的意义,并且通过努力获得了它,沉浸在幸福中,这是好的吗?契诃夫觉得——不太好。
在小说《醋栗》中,契诃夫通过一位兄长之口讲述了其弟弟的经历。弟弟在省税务局做小公务员,一辈子就想回乡下,最好是拥有一点田产:点缀着幽径、花卉、水果、椋鸟巢、池塘里的鲫鱼等等,最关键的,是每一幅画面里必须有醋栗。时来运转,他娶了一位有钱的寡妇,婚后没多久寡妇死了,留下的大笔财产让他把梦中蓝图实现了,他如愿当上了老爷,长胖了,种植了许多醋栗,应付与教育着产业里的农民,感到了极大的幸福。可是,哥哥却说:
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
(汝龙译)
难道弟弟的状态不是绝大多数人希望的吗?为什么会让契诃夫化身的哥哥感到绝望呢?
普通人的基础理想无非吃饱穿暖、然后升级房子、好车与好的教育,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工作或者啃老再或者嫁个富二代)实现这一点。这种生活怎么就令人绝望了?契诃夫接着在小说中做了一个比喻:
“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
什么是自动让淤泥填满壕沟?契诃夫是指,我们自动地接受了生活的意义,让外在的、被指定的意义感填满了内在世界。这是他觉得绝望的原因,因为,一个有思想的活人应该自己去创造生活的意义,而不是被动地、不假思考地让外在赋予的意义感“填入”自身,甚至为此感到幸福不已。
这种不经省察的幸福,在苛刻的契诃夫看来,是庸俗乏味的。这一点上,冷峻如他,倒是和美国那个满口脏话的麦田捕手达成了一致的观察,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少年霍尔顿同样观察到成人世界的“美满”与无聊——女人一毕业就不读书了,和一些蠢货结婚,而这些蠢货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名牌车耗油多少,或者为了一些无聊的体育比赛而大发脾气。也许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乐于挖苦的“中年油腻男/女”也是陷入了被动接受意义的状态。
契诃夫描述了一种人对意义感的“填入”不自知甚至很享受的状态。某种程度上,现实生活里那些醉心于追求外在幸福标志的人,都是他的讽刺对象。从物质实体的利益追逐,到社会等级(官职、职称、名号的高低)的渴慕,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与陶醉其中,因为它构成了人生的头等意义,成为了人去行动的根本理由。对于执著于超越性的俄罗斯作家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托尔斯泰会说卡列宁的追逐是“在生活中逃避生活”;而屠格涅夫会说罗亭拒绝婚姻的匹配与幸福,是因为有更高的东西在等待着这些人。
《玻璃玫瑰》
可是,契诃夫对人的要求会不会太高了?这是我近些年思考的问题。在第二讲讨论日常/反日常时,也曾涉及过该问题,成为一个平庸之辈、过着平庸的生活就应该受到讽刺?当我们说追逐社会等级和物质利益是粗俗的时候,为什么说追求精神世界就显得很优越呢?就像大家在解读《幸福》时说伯莎有钱而空虚,没有精神追求,好像一个人有了精神世界就更高级一些。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比较警惕以打压日常平庸带来的精神优越感,因为,它可能同样是被填入的意义感。
什么东西会让精神的意义感也可能是被填入的?文学与文化。卢梭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写下了《论科学与艺术》。不能把这部作品简单地视为复古之作,因为卢梭在其中发现,现代社会中有很多控制性的意见在传播,文学就是其中之一,文学会“取悦”人,也就是欺骗人。但卢梭说的取悦类似于让人越来越遵守规则,掩盖自己的缺陷,精致而虚伪。我在想,可能文学与文化还有另一种取悦,就是它会打着高尚、圣洁、精神的名号取悦人,让读者读了之后,接受了那套价值观,还飘飘然地自满于其中,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己活着的价值比楼下打牌的老太太高级得多,甚至可以化身为启蒙者。可是,无论接受哪种意义的填入,最后产生的效果不都是让自己感觉更好一些吗?甚至可以玩笑地说,意义感的目的就是让自我感觉良好。从这点上来说,倒印证了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的一句箴言:下降的路与上升的路是同一条路。
“意义感”既然总是外来填入的,那么也总是时移世易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家都挤破头想进大工厂,那是最理想的职业,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可是,下岗风潮很快打碎了这种意义感。我本身就是从“大厂子弟”梦幻中醒过来的,这种意义感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后遗症:对稳定的极端渴慕。我的父母这一代到现在都坚信“体制内”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所有非体制的工作皆为“打工的”。这种认知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悲哀的是,人的认知其实无法超越时代的框定。我们总是跟在时代决定的意义感后面亦步亦趋,无法超前。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描述的也正是时代意义变迁后,个人固有信念被抛弃的悲剧。在这出戏剧中,主人公威利一度非常自负,作为推销员,他人情味儿极浓、人际关系极好,通过这些良好与亲密的人际关系,早年他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可他并未意识到,生意的成功并非源于他个人的魅力,而是因为传统社会就是个人情社会。
但是,当传统的人情社会过渡到现在的原子化或者契约社会时,“有人缘”不再管用,所以,推销员这个职业在当代的文学中消失了。而在《推销员之死》中,威利被逐渐击垮,因为他发现自己所坚信有意义的东西,在别人那里已经烟消云散。
传统人伦世界的瓦解,造成了一度被推崇的意义的消失。阿瑟·米勒从《醋栗》的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残酷的预设与结局:如果一味地相信一时一地的意义感,那么也很容易被它抛弃。在这出戏剧中,一如剧名所示,威利最后因为意义破灭走向了自杀。
《推销员之死》
要拒绝社会主流给定的意义(包括但不限于“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996是福报”“努力奋斗,走向人生巅峰”等等)需要有一双透视的眼睛和独自面对风险的能力。可惜,这种眼睛往往是事后回看时才有,而这种能力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稀缺的。
昆德拉在小说《谁都笑不出来》里描述了这种窘境:当主人公站在荒唐的结局回看,突然发现:“那天晚上,我为我的成功而畅饮,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末日的序幕”,而且,“今天,当人们重新回忆起往昔的尴尬,他们突然具有了一种确切的意义。”
那些我们当时认为是“这个意义”的事情,时过境迁后,都会经历另一番定义,成为“那个意义”。可以说,人们几乎在做所有事情时,都出于“被蒙住眼睛”的状态,并不真正知道此事的含义。这些前尘往事,一点一滴汇流,聚拢成一个结尾时,它才会被解读出更完整的意义。“蒙住眼睛”的比喻,正来自于《谁都笑不出来》:
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余中先、郭昌京译)
本文摘编自
《堂吉诃德的眼镜》
作者:张秋子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