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到《浮生六记》,古代文人这样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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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林外史》到《浮生六记》,古代文人这样过日子

从《儒林外史》到《浮生六记》,古代文人这样过日子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我们所读到的文人形象各不相同,比如《儒林外史》中被科举制度逼疯的范进,或是“三言二拍”中自私虚伪的文人雅士,当然也有一些远离世俗的奇人,如同《浮生六记》中的沈复与芸娘,诗意地栖居于江南一隅,赏月烹茶。

从这些以文人为主角的古典文学中,我们也能一窥古代文人的生活细节。文人要生活,除了考取功名,只能靠教书、做幕僚、卖字潦倒度日,可谓“腹中藏著五车书,饥来一字不堪煮。” 而文人的爱情,往往与妓女有关,却不容易有好的结果,因为在一个重视礼教的社会中,妓女总是被文人男子歧视、抛弃。无情的社会洪流暴露出所谓文人雅士的自私虚伪,呈现了文人的另一种面相。

读一本书,也是读一个社会,一段国家的历史。从文人,到文学,再到文化,自微小之处落笔,管窥更宏大的中国社会。下文选自王笛所著《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经典文学中的文人社会

王笛|文

#01

《儒林外史》:讽刺笔触下的科举文人

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文人形象。我们先通过《儒林外史》,来看受制于科举制度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交际和交往。

《儒林外史》是我们都熟悉的讽刺小说,作家吴敬梓从小经历了家道中落,体会到人情冷暖,一生坚持不出仕做官。作为文坛盟主的他一生中见到非常多的文人,这些人物后来成为《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他们的故事便成为小说中的情节。

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描写科举制度下文人的生活,他们或者被制度逼疯,或者成为利用制度的圆滑世俗之人,当然也有一些远离世俗的奇人和雅士。我们就从这三类人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的文人。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1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1

我们从范进中举开始讲起。范进考中举人之后,乡绅张静斋突然来拜访。

这位曾经做过知县的乡绅先跟范进寒暄了两句,紧接着看了看范进的破房子,送给范进五十两银子当作贺礼,并且要把自己一处三进三间的房子送给范进。

范进不好意思收下,结果张乡绅却说:“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范进只得收下。

张乡绅前来向范进道贺,正是因为范进中了举人。在明清时期,中了举人就有机会做官了。虽然通常而言举人只能做主簿、巡检这样的九品小官,官职比县令还小,但就算这样的小官,在地方社会上也是值得攀附的重要人物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范进母亲去世后,张乡绅和范进一同去拜访知县,知县得知范进正在服丧期内,马上把吉服换成常服。

酒席间,用的都是银制杯筷,范进看见豪华的用具吓得不敢拿筷子,而张乡绅则像相当了解范进似的,对知县说,丁忧期间不能用这么奢华的筷子。知县听了之后命人换了象牙筷,范进还是不敢用。张乡绅替他解释说,这个也不能用,最后换了白色的竹筷子,范进才用了。最妙的是知县害怕自己准备的酒宴是荤的而得罪丁忧中的范进,直到看到范进夹了燕窝碗里的大虾圆子送进嘴里,他才放心了。

作者对三个人不同的心理描画,非常讽刺地描写了在科举制度下处于不同立场的文人:穷怕了的范进以及急于讨好范进的张乡绅,还有害怕得罪未来“科举新星”的知县老爷。

从《儒林外史》到《浮生六记》,古代文人这样过日子

《儒林外史》中还描画了另一类文人——书呆子。他们身上可以反映出科举制度和人的情感的矛盾性。一个叫王玉辉的文人,是个在县学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他的三女儿刚出阁一年,丈夫就重病去世了,三姑娘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娘家和婆家的负担,要为丈夫殉节。

这个王老秀才居然觉得殉节是青史留名的事,根本不反对女儿自杀。而王玉辉的妻子知道之后却说他是书呆子,怎么会同意女儿殉节?

但女儿心意已决,经过八天绝食一命呜呼,妻子知道之后大哭不止。王秀才却说她是呆子,女儿这样殉节是死得好,自己将来恐怕都不能像她一样有个好名目死去。王秀才的文人朋友听说了他女儿的节烈事迹,纷纷来祭拜,还为其建了牌坊,牌位送入烈女祠。

失去女儿的父亲看到在家悲伤不已的妻子,心生不忍,才感觉到伤心,于是出游散心去了。他在外面见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少妇,想起殉节的女儿,热泪才滚出来。

作者吴敬梓在该回结尾处点评,说王玉辉以为妻子是呆子,妻子以为王玉辉是书呆子,这两相对照,便是科举制度的教育思想与人的情感互为矛盾的地方,是传统儒教所倡导的节妇观对人性的摧残。

小说还描写了那些受过科举教育却最后堕落,甚至犯罪的文人。

匡超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刻苦学习、孝敬父母的事迹被李知县知晓。李知县十分感动,帮助他考中了童生,接着又资助他路费,让他去考秀才。果然,匡超人又考中了。没想到李知县被人诬陷,匡超人为了避免被殃及,便离家去了杭州。

刚开始,匡超人与一帮附庸风雅的“名士”交往。他们表面上结诗社、刻诗集,假装不在乎功名利禄,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刻印诗集炒作自己的名气。这些假名士一味追求成功的行为方式影响了匡超人,他从一个朴素的人变成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人。

真正的改变是匡超人认识潘三之后。潘三不仅是一个讼棍,还从事拐带人口、代考科举等非法营生。潘三劝匡超人跟他一起发家致富。一开始,他让匡超人替他写假的卖身契,以便于他拐卖人口,后又安排他代考科举,以便从中谋利。

匡超人通过这些不法勾当获得越来越多的钱,也越陷越深。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潘三犯罪勾当败露、被逮捕之后,匡超人马上翻脸不认人,溜之大吉。

曾经的文人学子不仅成为“不法分子”,其品德也被磨去。后来,他逼妻子离开自己回老家住,当得知自己的恩师李知县此时已经平反并升官之后,马上去投靠李知县并娶了他的外甥女。

匡超人前后的形象差异非常明显,从最初的刻苦学习、孝顺父母之人到背信弃义、罔顾国家法律、自私虚伪的利己主义者,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圈子内的不良风气对人的影响。

电视剧《聊斋志异》(2005)

电视剧《聊斋志异》(2005)

《儒林外史》虽然不乏对文人的讽刺,但也描述了一类奇人。

作为对科举制度的反叛,他们不屑与科举取士的主流为伍。他们或者是市井裁缝,或者是开茶馆的,或者是会写字、画画的无名之辈。他们用一技之长谋得安身立命的职业,但也保持自己儒雅的爱好:喝茶、弹琴、下棋。

比如《儒林外史》中最先出场的王冕,他谢绝了高官,进山当了隐士。对比追名逐利的科举文人圈,这些奇人虽是当时的少数群体,但寄托了作者对理想文人生活、交际的期待。

这些奇人形象也高度契合作者吴敬梓的人生选择,在受到赏识并获得官衔时,他并未赴职,而是举家迁移到金陵。在这里,他召集有志同人一起修先贤祠,而且将所看所识都记录到《儒林外史》中,这才成就了这部意义非凡的小说。

#02

从“三言二拍”看文人的生计和爱情

所谓“三言二拍”,指的是明末出版的五本小说集:“三言”是冯梦龙写的三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是凌濛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三言二拍”为明代拟写宋代的市人小说。所谓的市人小说,可以理解为描述世态人情、写尽悲欢离合。小说中的故事,既有唐宋时流行的传闻故事,也有元明时戏文改编的故事。作为类型相似的小说,我们把“三言二拍”放到一起,选取其中的故事来看文人的生计和爱情。

《三言二拍》冯梦龙等/北京出版社/2006-7

《三言二拍》冯梦龙等/北京出版社/2006-7

所谓生计问题就是文人靠什么谋生。

我们这里讨论的文人不包括考中举人、进士之后去做官的官员,因为他们的生计问题无须探讨,他们有俸禄,生计是不成问题的。做买卖的“儒商”我们也不讨论,这类人的生计也不成问题。除了这两类人,普通的文人靠什么谋生呢?

“三言二拍”中的《警世通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明朝天顺年间,有一个叫马万群的官员。他因为得罪了当权的太监王振,被削职为民。从此,马万群和他的儿子马德称就回到老家生活了。一开始,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可以,但不久,马万群曾经的一个在朝中做官的学生又得罪了王振。

王振疑心是马万群指使的,就栽赃陷害他贪污。马万群是个清官,受到这样的不白之冤,一怒之下气死了。没想到,人已经死了,本地的官员还是要找马家敲诈勒索,说是要收回赃款,把马家的家产都没收卖掉了。

从此,马德称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想要教书,但别人看他十分落魄,觉得他是个浪荡之徒,不肯让自己的孩子跟他学习。幸好,一位管粮食运输的武将愿意让他当“门馆先生”。

所谓“门馆先生”,主要的任务就是陪这位武将聊天、代写公文,可以认为和幕僚差不多。没想到,这位武将押运的粮船遇上了大水,失踪了,武将本人也生死不明。

马德称认为这是天要亡他,准备跳河自杀。有一位老者看他可怜,把他救了下来,又给了他五钱银子。马德称就利用这五钱银子买了笔墨,靠写字卖字为生。他没有遇到能赏识他的文人墨客,只能卖字给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也没赚太多钱,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文人的谋生手段有两种:其一是教书,其二是当幕僚。这两种职业其实是中国古代底层文人主要的谋生手段。

故事里的马德称与这两种谋生手段无缘,只能从事第三种营生,也就是卖字。卖字、卖画是古代文人重要的谋生手段。我们都知道的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晚年就是以卖画为生。还有一些人通过算命、行医挣钱。

总而言之,以上各种谋生手段,除了当幕僚,其他基本上只能糊口。在明清时期,文人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可以出卖体力赚钱,由于缺乏收入来源,绝大多数文人生活都十分贫寒、困苦。

小说《生绡剪》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嘲讽了当时文人的境况:“若是秀才,儿子又读书,美名是接续书香,其实是世家穷鬼……若今日诗云,明日子曰,指望天上脱落富贵来,不怕你十个饿死九个哩!这叫作:腹中藏著五车书,饥来一字不堪煮。

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占据统治地位。明清时期,在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束缚下,女性在出嫁之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更别说拥有恋爱的自由权。那么,古代文人的浪漫爱情故事是如何谱写的呢?

电影《杜十娘》剧照(1981)

电影《杜十娘》剧照(1981)

答案很简单,在中国古代,有一类边缘化的女性群体是有谈恋爱的“特权”的,那就是妓女。

我们在前面讲人口买卖和城市边缘群体的章节,分别讲过妓女苏三和李香君的故事,这两则妓女与文人的爱情故事既有喜剧也有悲剧。在“三言二拍”的故事中,还有一则非常悲壮的爱情悲剧,就是我们熟悉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话说南京国子监的一个叫李甲的太学生,有一天,遇到了名妓杜十娘,才子佳人的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李甲的钱越来越少了,老鸨就和杜十娘商议,把李甲赶出去。杜十娘不肯放弃李甲,和老鸨约定,只要李甲给妓院三百两银子,就可以给杜十娘赎身。杜十娘用自己的一百五十两银子,再加上李甲从朋友处借到的一百五十两银子赎了身,妓院的妓女们还为他俩办了结婚仪式。

哪知这李甲虽是文人学子,却品质低下,当盐商弟子孙富垂涎杜十娘的美色,提议把杜十娘卖给他时,李甲为了钱财竟然不顾夫妻之义同意了。

杜十娘知道之后,心灰意冷的她当着两个人的面,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箱首饰和金银珠宝全都倒入江中。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李甲卖杜十娘所能得到的钱。接着,杜十娘跳江自尽了。

其实,古代文人和妓女的爱情,确实不容易有好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文人抛弃了妓女。这是因为妓女的社会地位低,在一个重视礼教的社会中被人歧视,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但就算处于弱势地位,她们英勇为爱献身的悲壮对比文人男子的怯弱贪婪无耻,更显得品格高尚。

从“三言二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文人的艰难谋生。明清时期,他们的命运往往被社会所裹挟,稍有不慎便从小康沦落到贫寒。作为特殊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并没有获得额外的社会上升空间,潦倒的命运表现了科举制度的残酷竞争性。

此外,我们也能从“三言二拍”中的男女爱情来看文人,男性与妓女的恋爱故事往往更凸显女性的决绝和牺牲,以此反衬出所谓文人雅士的自私虚伪,可谓呈现了文人的另一种面相。

#03

从《浮生六记》看文人的衣食住行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苏州人。他年轻时曾担任幕僚,后来从商。从经济角度看,沈复是一个中层文人,既不像《儒林外史》里面中举之前的范进那样完全穷困潦倒,也不像《玉堂春》里面的王景隆那样可以在妓院里面豪掷百万。他的经济地位足够支撑他拥有安乐富足的家庭生活。

《浮生六记》沈复/天津人民出版社/果麦文化/2015-8

《浮生六记》沈复/天津人民出版社/果麦文化/2015-8

《浮生六记》是一本自传体散文集,以沈复的真实生活经历为基础写成。所以,它不但具有文学价值,也有史料价值。《浮生六记》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江南地区中层文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家庭生活首先离不开“食”。沈复的妻子叫陈芸,是他的表姐,他在《浮生六记》中称妻子为“芸娘”。《浮生六记》里面记载:沈复的妻子芸娘非常喜欢吃臭豆腐和虾卤瓜。臭豆腐我们都熟悉,直到今天很多人也还喜欢吃。虾卤瓜是在江南地区非常流行的臭冬瓜,是一种腌制发酵的冬瓜,今天不太常见了,可见古人的口味也是很奇特的。虽然沈复很不喜欢这两样东西,但与妻子长期共同生活,沈复慢慢爱上了虾卤瓜。

除了臭豆腐和虾卤瓜,《浮生六记》中还记载了芸娘在家中下厨的情形,以及家中餐食。可以看出,沈复家里的食物主要以腌制品、蔬菜、鱼虾为主,这也非常符合江南地区的饮食习惯。

《浮生六记》里面从来没有提到沈复和妻子吃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可能他们确实很少吃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清代江南地区中层文人的典型饮食结构。今天人们经常吃猪肉、鸡肉,这是因为规模化养殖让这两种肉变得便宜。但在古代,这两种肉还是比较贵的,中层文人的经济水平让他们不可能经常吃到。不过在江南地区,水网密布,鱼虾是比较便宜的,因此可以经常吃。

而对于腌制品的偏好,反映出古代社会缺乏长期保存食物的技术,因此通过腌制的方式保存食物。同时,江南地区人们的口味也比较清淡,清淡的菜品一般不太下饭,这时候腌制品就派上大用场了。

昆曲《浮生六记》

昆曲《浮生六记》

根据《浮生六记》的记载,陈芸和沈复的衣服基本都是陈芸自己和家里的仆人缝制的。有时候,有些旧衣服穿得时间长了,有了破洞,陈芸就打上补丁继续穿。不过,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陈芸勤俭持家,比较简朴。

事实上,在清朝中期,江南地区的文人生活非常奢靡。这种奢靡之风主要就体现在对华丽衣服的追求上。清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很多成衣店。很多人不在家自己做衣服,而是购买成衣。一些文人甚至用一年的收入来买一件衣服,穿朴素的衣服是要被人鄙视的。

陈芸和沈复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在是难能可贵。实际上,在和陈芸结婚之前,沈复曾经去陈芸家,当时就看到陈芸的家人都穿着华丽,只有陈芸穿着非常朴素,只有一双鞋是新的。所以,芸娘的朴素穿着可能只是个人喜好,与家庭经济情况的关联性不大。

清代,在江南地区的大城市,房价是很贵的,因此中层文人不可能买太大的房子。

根据《浮生六记》的记载,沈复在苏州仓米巷附近居住时,他们的房子只有一个很小的院子。他们对此很不满,于是租了金母桥地区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只有两间,一间房东住,一间他们夫妻两人住。

房间不大,但有比较大的院落,可以种菜,而且沿河,可以钓鱼。后来,他们又在篱笆边种上了菊花,以便九月赏菊。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已十分惬意了。

沈复喜欢盆栽,经常在家里面弄一些盆景。陈芸也经常跟他一起在野外收集盆景素材。可以看到,以沈复为代表的江南中层文人,虽然买不起高屋广厦,但对于院落的需求非常高,院落中的活动,例如种花、料理盆景等琐事,也是生活中的闲情逸致,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和艺术气息。

根据《浮生六记》的记载,沈复和陈芸经常去旅游。他们往往选择一定的特殊时令去旅行。比如,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他们带着仆人一起去苏州著名景点沧浪亭游玩。他们在沧浪亭席地而坐,煮茶来喝。月亮升起后,他们就一起赏月。

苏州沧浪亭

苏州沧浪亭

此外,关于陈芸和沈复的出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那就是陈芸经常在出行的时候女扮男装。比如他们去水仙庙旅游的时候,陈芸就曾经穿着男装,没人认出来她是女性。

为什么陈芸要这样做呢?实际上,在清代中期,社会上对女性的限制还是非常多的。作为文人妻子的陈芸,被认为是不适宜公开抛头露面的。《儒林外史》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杜少卿,他拉着妻子的手在一个叫清凉岗的地方走了一里路,结果路人纷纷侧目而视。

可见,对于女性而言,哪怕是跟着自己的丈夫一起在外出行也被认为是不妥的,应该待在深闺之中。像陈芸这样喜欢出行的人,只好采用女扮男装的办法。

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沈复虽然作为文人熟知儒教对女性的限制,但敢于为了心爱的妻子打破禁忌,无怪乎许多人都把《浮生六记》中沈复和妻子芸娘的故事当作古时候最温暖的爱情了。

《浮生六记》虽然侧重于“闺中之乐”,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出清代江南中层文人生活的衣食住行:沈家厨房中的腌制品、鱼虾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独特的饮食习惯;妻子芸娘在日常中缝缝补补,为我们展现了他们朴素的生活,但其实清代中期江南文人崇尚奢华,衣着简朴反而会被人鄙视;虽然沈复和芸娘居住的房屋比较狭小,但他们十分看重生活情趣,从对院落的打理中获得生活的艺术;经常出行的夫妻二人,为了旅途的方便,妻子经常异装而行。沈复敢于打破社会禁忌,为后世读者描摹了二人的温情故事。

#04

结: 中国文人的职业与日常

这一章我们考察了中国文人的方方面面,从他们的职业和日常到他们的精神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对他们的描述和形象塑造。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科举制度为文人提供上升的阶梯,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能进入官场,而是作为教书先生、幕僚等,在地方教育和政治中扮演角色。他们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也为中国园林、文学、艺术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仇英《春夜宴桃李园图》局部

[明]仇英《春夜宴桃李园图》局部

第一,不同阶层的中国文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教书先生可以分为经师和蒙师两种。蒙师主要负责教学生认字、断句以及一些基本的礼仪等等。经师主要教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打基础。经师和蒙师的收入差距很大。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有一类教书先生非常特殊,被称为“闺塾师”,是高门贵族专门为家中的女儿请来的职业女塾师。她们都是有着女性学问传统的文人家庭的女儿,甚至是文学或艺术领域的知名人士。

中国古代的幕僚制度,在战国时期出现雏形,到三国时期成形。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朝,各省的总督、巡抚,乃至知府、知县,都会聘请大量的幕僚,这些人被称作“师爷”。地方官员聘用师爷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大多数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做官资格的,对于法律事务、财政事务毫无经验,必须由专业的师爷来帮忙处理;二是有些官员,比如清初的满族官员和通过捐纳取得官位的官员,不懂文书工作,也需要师爷帮助。师爷的类型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两类。

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即使是读书识字的上流社会女性,也是以女德、女诫为阅读主题,女人少读书甚至不读书才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所以传统社会中的才女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文化认为女性的作品属于“闺阁之内”的东西,不适宜拿出去出版来给大众欣赏,因此大多数宋代女性的诗词都散佚了。明清时期印刷业快速发展,印刷成本大大降低,女性不仅成为通俗文学的读者,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在有生之年印行了自己的作品。

第二,文人的交游创造了他们的雅文化。

中国文人创造的雅文化包括园林、文学和琴棋书画等。中国的园林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包括山水、花木、亭台、楼阁等等,一座园子就是园林与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展现。园子不仅承担着居住的功能,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也是土木写成的文学。对于文人来说,一个美好的园林还有避世的功能。有些文人中断了仕宦之路,转而在园林中寻找慰藉,经营出了一个充满雅致、逸乐气息的世外桃源。

中国士人热衷于社交应酬,也是出于对科举考试的“反叛”和反抗,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眼界和知识框定在狭窄的四书五经之中,深信通过文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拓宽自己的眼界。文人之间交游的时候,经常要吟诗作画,文坛上留下了许多此类杰作。这些作品表达了他们的情怀、思想,记录了彼此之间的情谊,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

文人之间的应酬交往非常讲究闲情雅致。在生活领域内,他们评书、品画、品茗、焚香、弹琴、看戏等等。他们或者品玩古董,或者品香,或者沉溺于丝竹管弦之乐中,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文人世界。书画琴棋诗酒花是传统文人世界不可缺少的,茶也是文人最经常用的待客之物。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对文人来说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共同构成一种文化交游的氛围。无论是兰亭雅集,还是消寒诗社,或者“为东坡寿”,文人与文人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和传承,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第三,文学作品是文人世界的真切反映。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文人为中心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反映了文人的生活和内心情怀。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从小经历了家道中落,体会到人情冷暖,一生坚持不出仕做官。作为文坛盟主的他阅人无数,这些文人后来成为《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他们的故事也成为小说中的情节。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展现了科举制度下文人的生活。这部小说还对科举制度有着辛辣的讽刺。

从“三言二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文人的谋生手段是教书、当幕僚、卖字、卖画、算命、行医。除了当幕僚,以上各种谋生手段基本都挣不了大钱。明清时期,由于缺乏收入来源,绝大多数文人生活都十分贫苦。在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很严,女性在结婚之前跟别人谈爱情,在古人看来是非常“伤风败俗”的事情,而妓女却几乎不受那些传统的约束,所以才上演了不少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

[清]《夫妇行乐图》局部

[清]《夫妇行乐图》局部

而《浮生六记》给我们展示了文人生活的另一面。清代江南地区中层文人常吃的食物主要有腌制品、蔬菜、鱼虾、米饭,对于腌制品的偏好反映出古代社会缺乏长期保存食物的技术。清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但一些中层文人还是在穿衣和住宿等方面保持了俭朴的习惯。中层文人居住的房屋比较狭小,但他们十分看重生活情趣和生活中的艺术气息,通过种菜、钓鱼、盆景等方式来增添生活的趣味。这部小说还表达了在传统社会受到压抑的文人的感情世界。

2021年10月18日

上文摘选自

上文摘选自

从《儒林外史》到《浮生六记》,古代文人这样过日子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作者:王笛

出版方: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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