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与几代中国人 |《荒原》100年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荒地上长着丁香，

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

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冬天使我们温暖，

大地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

又叫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

——T.S.艾略特《荒原》

1922年的十月，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荒原》问世，长诗道尽人世间的恐惧与希望，人们从中找到了某种熟悉的崩坏与幻灭之感。

与乔伊斯同年出版的小说《尤利西斯》中展现“词语革命”相似，艾略特有意识地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以此来反映现代世界无序而复杂的处境。

这部西方经典也很快传入了中国，渗透到许多中国诗人的写作中。在《荒原》100周年之际，当试图追问，它在中文世界形成了怎样所谓的“《荒原》冲击波”？才知道原来艾略特与几代中国人，发生了不少生动的文学“故事”。

下文选自《不任性的灵魂》，本节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1.徐志摩“仿 T.S.艾略特”

卞之琳 diss：一点也不像

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海出版的《新月》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首题为《西窗（In imitation of T.S. Eliot）》的诗，作者署名仙鹤。这只仙鹤正是《新月》的核心人物徐志摩。他在自己创办的这份刊物上，文章、诗和译作，数量甚多，要么署徐志摩，要么署志摩，偏偏这首诗用了这么陌生的一个名字。我们无法还原诗人当时微妙的心理活动，但不妨做一个有趣——当然，一定也有人认为是无聊——的猜想：署名和诗题之间，或许存在一种“反向”的关系。诗题引人瞩目，关注点在特意的英文标示，“仿T.S.艾略特”；署名遮掩，不让读者一眼就看到是大名鼎鼎的“诗哲”所为。

有意思的还有，徐志摩一九三一年由新月书店出版《猛虎集》，编入《西窗》，却删掉了“In imitation of T.S. Eliot”。至少从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而言，被删掉的正是最有说头的部分。

《西窗》不是徐志摩流行风格的作品，它的异样归功或归咎于诗人有意识的“模仿”。诗的最后三行：

这是谁说的：“拿手擦擦你的嘴，

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

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

如果熟悉T.S.艾略特的诗，你会知道“这是谁说的”。一九一七年的《序曲》（Preludes），最后一段是：

Wipe your hand across your mouth, and laugh;

The worlds revolve like ancient women

Gathering fuel in vacant lots.

我们可以从后来的穆旦那里，读到更准确的翻译：

用手抹一抹嘴巴而大笑吧；

众多世界旋转着好似老妇人

在空旷的荒地捡拾煤渣。

比起徐志摩诸多名篇的风靡，《西窗》实在是受冷落的。不过，至少有一个将来的重要诗人——卞之琳——关注了它，而且关注点也正是徐志摩的“模仿”实验。很多年之后，卞之琳还多次提及此事，虽然在他看来，这个实验是失败的。他说，“一点也不像”；因为徐志摩“始终没有脱出十九世纪英国的浪漫派”，“实际上他的sensibility不是艾略特的modern sensibility，写得很不一样。”

“浪漫”的徐志摩不够“现代”，也许正因为这个一般的、普及的印象，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敏感和涉猎才让人惊讶，倘若注意到诗人被忽略的这一面的话。

《新月》杂志1928年3月10日创刊

由徐志摩主编

历任编辑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等，刊名是由徐志摩拟定的。

2.胡适：志摩历举现代名人之推许

终不能叫我心服

徐志摩还向他的好朋友胡适推荐T.S.艾略特，以及詹姆斯·乔伊斯、E.E.卡明斯。这位中国新诗建立初期“最大的功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许我们有这样的好奇心。碰巧这样的好奇心能得到满足，因为胡适自己生动记录了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式“互动”。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胡适日记：

晚上与志摩谈。他拿T.S. Eliot的一本诗集给我读，我读了几首，如The Hollow Men等，丝毫不懂得，并且不觉得是诗。志摩又拿Joyce等人的东西给我看，我更不懂。又看了E.E. Cummings的is 5，连志摩也承认不很懂得了。……

志摩说，这些新诗人有些经验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作品。我想，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特殊经验，到底他们不曾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

志摩历举现代名人之推许T.S. Eliot，终不能叫我心服。我对他说：“不要忘了，小脚可以受一千年的人们的赞美，八股可以笼罩五百年的士大夫的心思！”

孔二先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不可磨灭的格言，可以防身。

说来有意思，反对新文学的人反倒不像胡适这么“防身”：《学衡》派的吴宓，对T.S.艾略特，颇有亲近之处。比胡适这则日记略早一个多月，吴宓短暂欧游期间，在伦敦拜访了这位哈佛校友，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日记：

1—3 访T.S. Eliot（仍见其女书记，伤其美而作工，未嫁），邀宓步至附近之Cosmo Hotel午餐，谈。Eliot君自言与白璧德师主张相去较近，而与G. K. Chesterton较远。但以公布发表之文章观之，则似若适得其反云。又为书名片，介绍宓见英、法文士多人，不赘记。

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吴宓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开设《文学与人生》课，保存下来的讲义提纲里，多处出现T.S. Eliot。在讲“文学与人生之关系”时，有一组例子，列的是“From Sterne, to Marcel Proust, James Joyce, Virginia Woolf, Gertrude Stein, T.S. Eliot”——如果单看这份名单，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斯泰因，艾略特，你也许会恍惚，吴宓是在讲现代主义文学吗？这可与安在他身上的保守印象，相去甚远。在这册讲义提纲的附录部分，还有一处列T.S.艾略特的批评文集The Sacred Wood（《圣木》），特别摘引了《传统与个人才能》和《但丁》两篇文章。

3.一位现代诗人的企图和野心

倘若你以为那个年代“幼稚”的汉语新诗，一定不会出现T.S.艾略特式的创作，那就是一般推论了；实际情况的发生，时常并不理会一般推论。一九三〇年间，孙大雨在纽约、俄亥俄的哥伦布和回到中国初期的日子里，雄心勃勃地写出将近四百行长诗《自己的写照》，三个部分，分别发表于上海新月书店发行的《诗刊》一九三一年四月第二期、十月第三期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八日的天津《大公报·文艺》。虽然没有完成原计划的一千余行，但已经非同凡响。徐志摩、陈梦家、梁宗岱等几位诗人很是激动，徐志摩在《诗刊》第二期的《前言》里说：“第一他的概念先就阔大，用整个纽约的城的风光形态来托出一个现代人的错综的意识……单看这起势，作者的笔力的雄浑与气魄的莽苍已足使我们浅尝者惊讶。”陈梦家编《新月诗选》，一九三一年九月新月书店出版，《序言》中论及《自己的写照》，几乎重复了徐志摩的赞叹，称它是“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他有阔大的概念从整个的纽约城的严密深切的观感中，托出一个现代人错综的意识。新的词藻、新的想象与那雄浑的气魄，都是给人惊讶的”。

惊讶的另一面，也即意味着这首诗出现得突然，徐志摩和陈梦家尚且如此感受，对于一九三〇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来说，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接受和理解这样令人不知所措的创作，也无足深怪。奇异的是此后，有漫长的时间，有层出不穷的文学史叙述，这首诗却鲜被提及，差不多可以说是湮没了。

一九九九年，我的老师李振声撰文《孙大雨〈自己的写照〉钩沉》—“钩沉”，针对的就是长久无闻的命运：

长诗的真正主角，便是现代文明的巨子，庞杂而畸形的纽约城。下坠的堕落与向上的活力、罪孽与救度、排斥与迷惑，各种相异的力量，在诗中神奇地彼此缠绕。……它那赋予混乱的世界以一种秩序的气度，以及笼络、驾驭、吞吐、消化现代都市的雄健精力，这方面能与之相匹俦者，却是至今依然罕见其人。

长诗第一部分描述纽约日常情景，“抒写者似乎在力图暗示，现代世界真正的奇异和神秘不在别处，而就深藏活跃在日常情景之中。……诗行的推进，是对飞驰在黑暗中的地铁节奏的模拟……‘大站到了，大站到了’的地铁催促声，不由使人联想起艾略特《荒原》中的‘时间到了，请赶快／时间到了，请赶快’，二者异曲同工，泄露出川流不息的知觉所意识到的现代时间带给生命的压抑和紧张。在这个疯狂运转的都市里，人的地位已被悬置。”

美国纽约，1955 | © 厄威特

T.S.艾略特后来说他从波德莱尔那里得益，主要在于这样的启发：“他写了当代大都市里诸种卑污的景象，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境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以并列。”孙大雨从T.S.艾略特那里得益，差不多也可以这样描述。当然，孙大雨不只是从T.S.艾略特一个人得到启发；我们感受到一个年轻的中国诗人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强烈回应，但这么说，我猜想诗人未必高兴，他的野心要大得多。孙大雨晚年，提起这首《自己的写照》，说“它的题目和它所咏的现象之间的哲理方面的关键”，是笛卡尔的一句妙谛：“我思维，故我存在。”“思维的初级阶段是耳闻、目睹的种种感受，即意识，用凝思和想象深入、探微、扩大、张扬而悠远之，便由遐思而变成纵贯古今，念及人生、种族与历史的大壁画和天际的云霞。这样写法我不知西方有哪一位现代诗人曾企图写作过。”话到这种程度，既见抱负，也见性格，从年轻到暮年，未尝改变。而说到这首诗的遭遇，孙大雨更是意气难平：“五十多年前发表它的片段时，能领略以及欣赏它的人恐怕只有三五人。有人因为茫然不懂它，讥之为‘炒杂烩’。我敝帚自珍，惋惜他炒不出这样的杂烩。”

4.徐志摩称叶公超：

“一个T.S.艾略特的信徒”

一九三一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上英诗课，讲浪漫主义，特别是雪莱，底下一个学生卞之琳听的感觉是，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徐志摩不幸飞机遇难，代替这门课的叶公超别开生面，大讲现代主义诗歌。卞之琳回忆学诗历程，“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这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

赵萝蕤也是在课堂上对T.S.艾略特发生兴趣的。她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荒原》，一九三五年试译《荒原》的第一节。一九三六年底，在上海的戴望舒听说此事，就约她把全诗译出。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赵萝蕤在北平收到由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样书。这本书计印行简装三百本，豪华五十本。

荒原（赵萝蕤译本）

赵萝蕤请叶公超写了一篇序，序以《再论艾略特的诗》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北平晨报·文艺》，其中有言：“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所以是“再论”，因为三年前，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文章，题为《爱略忒的诗》，刊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徐志摩曾经半开玩笑地称叶公超是“一个T.S.艾略特的信徒”，而叶公超自己，晚年也不无得意地回忆，早年在英国时，“常和他见面，跟他很熟。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

5.诗歌如何向时代发言？

一九四〇年，赵萝蕤在昆明，应宗白华之约，为重庆《时事新报》“学灯”版撰文《艾略特与〈荒原〉》，有这样清醒的自问：“我为什么要译这首冗长艰难而晦涩的怪诗？为什么我对于艾略特最初就生了好奇的心？”

她的回答是，艾略特和前人不同，“但是单是不同，还不足以使我好奇到肯下苦功夫，乃是使我感觉到这种不同不但有其本身上的重要意义，而且使我大大地感触到我们中国新诗的过去和将来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见了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她急切地点明：“艾略特的处境和我们近数十年来新诗的处境颇有略同之处。”接着历数艾略特之前的诗人诗作，用“浮滑虚空”四个字直陈其弊病。赵萝蕤身受“切肤之痛”，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两段，她迫切要表达的其实正是中国的现实情境和对于中国新诗再生的呼唤：

“《荒原》究竟是怎么回事，艾略特究竟在混说些什么？这是一片大的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种种不堪的磨练，全诗的最末一节不妨是诗人热切的盼望‘要把他放在烈火里烧炼他们’，也许我们再能变为燕子，无边的平安再来照顾我们。”

“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因此我在译这首艰难而冗长的长诗时，时时为这种盼望所鼓舞，愿他早与读者相见。”

赵萝蕤、陈梦家夫妇

一九四六年七月，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T.S.艾略特，打电报给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妻子赵萝蕤东行与艾略特见面。七月九日晚，T.S.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送给她两张签名照片，两本书：《1909—1935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前一本的扉页上，写着：“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

晚餐后，T.S.艾略特为赵萝蕤朗读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他希望她能翻译这首诗。“在我们交谈之际，我十分留意察看这位学问十分渊博诗艺又确实精湛的奇人，他高高瘦瘦的个子，腰背微驼，声音不是清亮而是相当低沉，神色不是安详而似乎稍稍有些紧张，好像前面还有什么不能预测的东西。那年他五十八岁。”

1958年，艾略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瓦莱丽

——赵萝蕤也不能预测的是，她“此后度过了忙碌的与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时光”。

西方现代诗击中了这群青年人在动荡混乱的现实中所感受的切肤之痛，并且磨砺着他们对于当下现实的敏感，启发着他们把压抑着、郁积着的现实感受充分、深刻地表达出来。

也许可以这样说，对于那些青年诗人来说，真实发生的情形并不是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和中国现实内容的“结合”，却可能是这样的过程：他们在新诗创作上求变的心理和对于中国自身现实的个人感受，在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诗人那里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认同，进一步，那些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得他们本来已有的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感受更加深入和丰富起来，简而言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他们的现实感更加强化，而不是削弱；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自然地包含着把现实感向文学转化的方式，从而引发出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

6.动荡时世的上海人

香港——“荒岛”

一九五〇年，曾经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过的夏济安短暂栖身香港，写了一首诗，就叫《香港》，却因为不自信，锁在箱子里。时隔八年，陈世骧从美国来台湾大学讲学，演讲《时间与节律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过程中，引《荒原》中的三行讲它的节律，不意使夏济安想起自己的诗。他这才拿出来，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第四卷第六期，题目改为《香港——一九五〇》，并特意加上一个副标题：“仿T.S.Eliot的Waste Land”。

这首诗四十四行，夏济安却写了篇约五千字的后记，对自己的作品详加解释。

他说：“我是存心效学艾略忒的。”得到的启示主要在于，两种不同节律的对比运用：诗的传统节律和几乎毫不带诗意的现代人口语的节律。“我那首《香港》所以自称模仿《荒原》，也因为在节律的运用上是得到艾略忒的启示。”

此外就是，动荡时世避居香港的上海人，是把香港看成“荒岛”的，可以模仿《荒原》来表现一般上海人在香港的苦闷心理。

还有突出的一点，这首诗的“戏剧性”或称“叙事性”成分远远超过“抒情性”。这里面有故事脉络，说的是一个商人避难而来，开头日子尚可，后来经商不利，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戏剧性”意在出脱一般“抒情”的自我中心，当然有诗风上的针对性。“一般写诗的人只是对他们‘自己’的情感发生兴趣而已。”

香港，1959 | © 埃尔斯肯

7.后记

如饥似渴的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约略地说，九十年代以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T.S.艾略特的翻译、研究和阅读处于正常的状态。

二〇一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陆建德主编的《艾略特文集》，包括诗歌、戏剧、论文，共六卷，精选各家译文，是目前规模最为完整的中文译作集。最近的一件事，二〇一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林德尔·戈登的《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The Imperfect Life of T.S. Eliot），许小凡译，引起——小部分读者的特殊兴趣——这部传记上市不久就加印，可见这一小部分读者也不是特别少。

关于T.S.艾略特与几代中国人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似乎没有必要说明，这不是讨论这位诗人和批评家在中国的论文，这方面的研究既有不少文章，也有专门的著作。二〇一八年，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展览：“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出五位英国作家的手稿，其中包括T.S.艾略特的几封信件和一篇诗作草稿。参观者如果留意同时展出的中国在翻译、介绍、评论和研究T.S.艾略特方面的文献资料，会获得丰富而直观的印象。——那些不同年代的刊物、报纸和书，那些泛黄程度不一的纸张，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聚集，组合，排列，共同参与讲述这样一个文学的“故事”。如果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发表的简讯《几个消息》——作者玄，是茅盾——第一次提到T.S. Eliot的名字算起，这个文学的“故事”已经讲述了将近一百年。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讲于东京一桥大学“文学现代主义的 接触领域”学术会议

本文节选自

《不任性的灵魂》

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2-09

编辑 | 海明威的猫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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