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欢看历史类的小说和影视剧,那么你大概率听过马伯庸的名字。
作为一位历史小说作家,这几年,马伯庸的一众作品——《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洛阳》被纷纷改编为影视剧,也让这位并不高调的作家,持续被更多人所了解。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海报
马伯庸,大学学的商科,毕业后在一家法国电器公司工作。他的经历乍一看似乎与历史、文学相隔甚远。但他对历史的热爱,其实是从童年开始,一以贯之。
这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他的“三国情结”。
小时候,马伯庸读过最多遍的书,就是关于“三国”的;投身写作后,他的大量作品也都以三国为背景。
在“三国”中,马伯庸尤慕诸葛亮。2014年10月,他和三位同伴从成都出发,计划了一场重走诸葛亮北伐之路的“文化不苦旅”。
他们驾车经剑阁,穿祁山,过秦岭,访街亭,直奔五丈原,一切有关三国、有关诸葛亮北伐的历史痕迹、文化遗存、沿途的山川形制,都和马伯庸脑海中那无比熟悉的“蜀相”形象彼此印证,让这趟本不遥远的旅途增添了海量的细节和线索。
作家马伯庸
旅行结束,朋友问他此行的感受。他思考许久,最终用文字做出了如下的回答:
沿途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对他的了解加深了一点,为这个只活在历史书里的人增加了一丝鲜活的气息……当整个旅途结束时,诸葛丞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和出发时大不相同……他不再是史书上那一行行冷漠的描述,而是一个被无数细节构建出来的、活生生的人。
在历史中,用细节建构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不仅是马伯庸的旅途感受,也是他写作的基础,是他作为一位“说书人”,在精彩故事讲述之下的人文底色。
写作是我的工作
大约每两年左右,马伯庸就会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这种稳定的输出,来自于他自律的写作。在他的写作生活里,没有狂热和颓唐,他自谦并非天赋型作家,而是依靠有计划的工作“日拱一卒”,他还揶揄自己是作家里的“上班族”,每天都要去工作室里到点上班。
所谓工作室,是马伯庸专门租的一个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那是便是他“一个人的职场”。
早上,送儿子马小烦上学后,八九点,马伯庸来到工作室,门一关,坐下来,开始写,直到下午五点下班。
马伯庸在工作室的书架前
在马伯庸看来,创作自由和自我约束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关系,如他所说:
强烈的表达欲,可以抵消写作的艰苦;生活的压力,可以抑制偷懒的冲动;深藏的虚荣心,可以保证自律的动力。
在全职写作之前,他在法国公司施耐德电器工作了十年的时间,“当过销售、做过商务支持、偶尔客串一下会务、做过市场......”
期间,他以兼职作家的身份完成了多部作品——2005年的《风起陇西》、2007年的《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2012年的《古董局中局》……
而这些作品,全都写于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给自己加活,意味着生活又多了一分劳累。
但马伯庸并不这么理解——在他看来,工作之余写小说,就和别人旅行、打球、看电影是一样的,他并没有专门挤时间来创作,“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娱乐。下班之后抓紧时间写作,就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究其根源,是因为他有自己想写的东西。
持续地、有计划地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属于马伯庸的写作道德。
《两京十五日》
深入历史缝隙的“说书人”
马伯庸将自己的作家身份界定为“说书人”,将自己的作品归为“通俗文学”。
然而,在这种通俗文学的写作中,他却有着极为严肃认真的创作方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小说中史实和历史细节的一丝不苟。
他的小说,故事总是非常精彩,细节又极度真实。
比如在《长安十二时辰》中,他对天宝初年的长安城规制,对每个坊市的位置、功能、大小,对长安城中的人们的行业、民族,对诸如城门几时开启之类的城市运转方式,乃至对唐朝高层的政治生态等等,都有着相当准确的叙述和把握。
正因这一历史环境的真实可信,读者才可以随主角张小敬一同沉浸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投身书中世界,进而探得这个「长安24小时」缉凶悬疑故事里的精微与光彩。
马伯庸将自己的小说作品称之为“历史可能性小说”,谋求在不改变既定史实的情况下,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那个最合适去上演故事的舞台。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设定图
他将自己的写作方式比作是“三明治”。写在上面的,是未被篡改的宏观史实,写在下面的,是基于考证和调研、不厌其烦查阅资料而得来的准确细节。在它们中间,则是小说的核心——有趣的人物和好的故事。
在这种真实和虚构的结合中,马伯庸“两全其美”地安置了他讲故事的冲动和他还原历史的愿望。这种写法,也让他的作品有了独特的气质。
医之大者,为国为民
最近,马伯庸出版了新作《大医·破晓篇》。这部小说是构思于2017年,是马伯庸在对上海华山医院一次探访时的意外收获。
小说讲述的是清朝、民国更替之际,三位身份、文化、医术不同的医生在大时代里的跌宕命运。
小说的名字来源于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其中说到: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
在马伯庸看来,这是中国的“希波克拉底”宣言,同时也暗含着金庸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道理。
为小说取这个名字,马伯庸希望近代中国那最早一代医学人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
如他所说,“所谓的时代趋势,都是由无数个体所组成。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愿望,才汇集成一整个潮流。”
《大医·破晓篇》
有趣的是,在此前的《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中,马伯庸惯于将故事置于一个“浓缩”的时间限度中,书写具有“逼迫感”的情节。然而《大医》的上、下部历史却长达几十年。
在上部“破晓篇”中,故事集中发生在1910年前后的上海;而待将出版的“日出篇”则从北洋军阀时代一直写到抗战、乃至解放战争。
而另一方面,与之前的作品相比,这一次在《大医》中,马伯庸写近代历史,写一个专门的行业,其中涉及他此前所知甚少的医学领域。
△马伯庸为何致力于写出这样一部“长河式”的作品?
△对近代史和近代医学的书写,是否对他构成了新的挑战?
△他用何种方式,再现那个苦难的剧变并存、在跌宕中前进的时代?
△他用何种叙述,再现那些在历史深处默默前行的人物?
△在多部作品获得广泛关注,在获得了“渐进出圈”的成功之后,马伯庸对于自己的写作又有哪些新的想法和计划?
9月20日(下周二)20:00,我们邀请马伯庸做客凤凰网文化直播间,和他一起聊聊他的新书和他的历史写作。
马伯庸
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
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
代表作《古董局中局》入选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年度好书文学类十大好书。
代表作:《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七侯笔录》《龙与地下铁》《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三国配角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