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抱着“科普”的心态写作|对话兰小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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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抱着“科普”的心态写作|对话兰小欢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薛暮桥的专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张五常的随笔集《卖桔者言》是那个年代的经济学畅销书,随后在90年代畅销的有《顾准文集》。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了像《货币战争》这样被读者调侃为“金融玄幻小说”的畅销书。而在过去这几年,经济学畅销书的主要类型变为通识写作。这也是当下对经济、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比较熟悉的一种书籍。

经济学通识写作由接受学科训练的学者完成,写法有别于专著和论文,它在选题和文字处理上都更加接近读者。有的写某个知识领域的通识,有的以通识方法探讨某个经济议题。做这件事的学者都在努力把复杂的、深奥的知识讲得简单。

在本篇,我们对话经济学家兰小欢。

兰小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

兰小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

在近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可能没有哪一本经济学类别的书比《置身事内》更“火”了。在这本书中,兰小欢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向读者讲解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如何参与、推动经济的发展,并使读者看到,务实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行为是经济成功的关键。据出版方世纪文景和作者提供的信息,《置身事内》首印一万册,自去年8月出版以来已加印了20次,实体书销量超过65万册,成为今年经济类图书的一匹黑马。去年年底,《置身事内》还获得了“新京报年度通识写作奖”。我们就此采访了作者兰小欢,和他聊了聊写作《置身事内》的契机以及对通识写作的看法。

我不是抱着“科普”的心态写作|对话兰小欢

采写丨李永博

我不是抱着“科普”的心态写作|对话兰小欢

“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

新京报:写作《置身事内》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了解到这本书最初主要面向的读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兰小欢:是的,《置身事内》是我上的一门课的讲义,内容是基于我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观察。在复旦大学这是一门给大四学生的课,在香港中文大学这是一门给研究生的课,当时这门课在学生当中挺受欢迎的。因为学生水平很接近,课程的知识结构没有什么差别,上课的时候讲得复杂一点,写成书的时候就把复杂的数据和技术都去除掉。疫情也是一个因素。2020年疫情暴发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待在家里,所以就有了把这本书写出来的念头。如果没有疫情,可能我不会写这本书。

新京报:《置身事内》去年出版后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圈外读者的关注,在豆瓣网站上保持着非常高的读者评分 (目前为止超过3万人评分达到9.1分) ,同时屡次登上各大销售平台和实体书店的畅销榜单。你之前有意料到它会如此畅销吗?

兰小欢:完全没有。我写作之时设想的读者是以学生为主,但是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在看这本书,从事招商引资工作的政府官员,金融行业人员,做企业的,等等。如果你打开哔哩哔哩网站,大概有好几页视频都在讲这本书,有的甚至有达到了上百万的点击量。我的同事开玩笑说,这本书写出了一个产业链,但对我来说这是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置身事内》,兰小欢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8月。

《置身事内》,兰小欢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8月。

新京报: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这个话题对很多行业来说至关重要,很多人都想从你的这本书中看出一些门道。你认为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是畅销的部分原因吗?

兰小欢: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这么说肯定是有点道理的。接触过经济的人都明白政府很重要,但他可能不太明白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如何重要的?但我也想说,市面上讲政府、经济和政策的书有很多,不能说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什么缺口。我写作时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投资人都要跟政府打交道,反过来政府的招商引资也需要跟这些人打交道,所以这本书可以让他们之间有一个基础的认知,消除信息障碍,增进一些理解。对于在校学生来说,他们也可以从这本书中知道一些中国的经济局势。作为作者,你不可能有其他的要求了,这本书能达到这样的功能我就很满足了。一开始我给这本书起名的时候就叫“中国政府与经济”,但出版社告诉我必须换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人会买来读这样名字的一本书。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确定下现在的书名。

新京报:你之前曾参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工作,对你写作这本书有怎样的帮助?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

兰小欢:参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这个经历对我来是说是根本性的,没有这些经历就不会有这本书。因为经历不只是经历,它塑造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这之前,我也是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做研究,书本知识学的比较多。但我知道那是不够的,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单独花了两三年时间参与实际工作,就是为了填补自己的短板。因此这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学到的。你会注意到书后都有引用文献,但我是先有了想法,把它们写下来,再通过文献补足,部分也是作为当时教学上的参考资料。但是这些想法,基本都来自于我在实际工作中的观察。

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事情,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都是经历沉淀下来的结果。我参与招商引资的时候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比如我在谈判中就发现,你甚至可以在半夜一、两点把地方官员约出来聊。其中很多都是日常的琐碎,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你的观察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不会说哪一件单独的事件就能彻底地改变了我的态度或认知。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必须得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用一个大词来讲,就是要跳出环境再去反思。

我不是抱着“科普”的心态写作|对话兰小欢

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

新京报:《置身事内》这本书在写作上与一般的学术写作有什么区别?你会有意识地区分这两种写作吗?

兰小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如何把专业知识用大家能懂的话表述出来。这其中有写作的技巧,但特别重要的是写作时的心态。有些人的写作是自说自话的,他只是着重表达自己。但我写文章时非常明确的一点是,我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无论是写论文还是写书,我的脑海中始终有一个对话的对象,而不同的文章也有不同的对话对象。然后我还会做很多的修改。书比论文更难写,因为论文没有结构的问题,但书的篇幅比较长、结构性很强,你需要为你的对话对象考虑,什么内容放在前面,什么内容放在后面。哪怕一本书通篇都是通俗易懂的,但是内容顺序放错了,读者也是读不懂的,必须得有一个一步一步往前进的过程,所以结构上的调整也需要花很多的工夫。我认为这跟讲话一样,其中有很多的心态跟技巧,有很多的磨练。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会称你为“畅销书作家”,作为一名经济学者,你喜欢这样的标签吗?有些人会在经济学领域的书籍中区分“通识写作”和“学术写作”,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兰小欢:这很有意思,叫我“畅销书作家”总比叫我“不畅销书作家”好吧?对我来说这无所谓,这种标签在或不在都没有影响。我想讨论的是所谓的“通识性”这种说法。我写论文,我也写书,但如果说“最优秀的学者只写论文不写书”,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认同的。如果我们回顾各个学科领域内的经典著作,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者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你很难区分它们究竟是通识写作还是学术著作。在学科专业化的当代,学术写作和通识写作当然是有区别的。学术著作中显然有非常多的优秀作品,相比通识写作也更强调观点上的原创性,但是这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我从来没有把《置身事内》当作一本科普通识书,它就是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我用更多人能懂的语言写出来,不代表它没有学术性。现在很多人都在读这本书,企业里的人在读,博士生在读,本科生把它当作入门书,很多学者也在读。难道他们在看的书不是学术书吗?书中的任何一段话都有论据的支撑,我为此找了很多的材料,有些材料不是最新的,但全书组织起来的方式是新的,是我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我只是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也不喜欢在经济学中使用“科普”这个词。经济学和天文、物理、生物不一样,对于后者而言,如果你不知道一些知识,那你就是真的不知道,你需要专家为你“科普”这些知识。但是经济学不一样,对于任何一个赚钱养家的成年人来讲,经济是他日常生活都要接触的事情。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经济学家不能“教”企业家如何经营企业,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向普通老百姓“科普”柴米油盐的成本,他们难道不比你更清楚吗?市面上有些书声称能帮助读者赚更多的钱,我非常怀疑是否有这样的书。我们只能说,经济学者看经济时掌握到的信息不一样,看经济时的角度可能更宏观、更全面一点。经济学家可以把自己的观察分享给公众,但这绝不能叫“科普”,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如果用这种心态写书,就不会有人看。

对我来说,写作是因为我真的有强烈的表达欲,我也认为它值得说出来。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处于与读者分享知识的状态。当然你有欲望也不一定能写出好书,剩下其他的外部因素恐怕是诱因。至少你表达完了,你不会太在意你讨论的事情有没有人愿意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李永博;编辑:罗东;校对:薛京宁。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李永博;编辑:罗东;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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