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想要的东西，我却高兴不起来

今天是七夕节，你是否有规划怎样度过这个浪漫的节日？是否为伴侣或者为自己准备了礼物？

你可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七夕给伴侣准备礼物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呢？十年前与十年后的当下，我们对待七夕的态度好像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在本文作者马克·曼森看来，这一切转变最初来源于伯尼斯的一个天才的骗局，在这场骗局里，伯尼斯和他的后来者利用了人性的特点，驱使我们“自愿”地去消费他们希望我们消费的东西。

下文摘选自《果敢的活法》，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别让感官骗了你

文 | 马克·曼森

在20世纪20年代，女性是不吸烟的。如果她们吸烟的话，会被社会严厉批判。那时的人们相信，就像读大学或当选国会议员一样，吸烟的权力也应该留给男人。丈夫们会对妻子这样说：“亲爱的，你可能会受到伤害。或者更糟，你可能会烧焦那一头秀发。”

这就意味着，社会上有一半的人因为怕被视为不礼貌等原因而不吸烟。对烟草行业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当时美国烟草公司的总裁乔治·华盛顿·希尔曾说：“一座金矿就在我们的前院里。”该公司曾多次尝试向女性推销卷烟，但似乎从没达成任何效果，社会对女性吸烟的文化偏见简直太根深蒂固了。

1928年，美国烟草公司聘请了爱德华·伯尼斯负责市场营销。伯尼斯是一名年轻的营销高手，有着近乎疯狂的想法，善于策划不同凡响的推广活动。他当时惯用的营销策略与广告行业中其他任何人的都不一样。

19世纪初期，人们认为做营销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传达产品有形、真实的好处。当时的人们根据事实来选购产品，如果有人想买奶酪，那么你必须用事实告诉他们为什么你的奶酪是最出色的——新鲜的法国山羊奶，经过十二天加工处理，冷藏运输……商家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会为自己做出理性的购买决定。这就是由经典假设推导出的结果——理性大脑在负责一切事务。

但伯尼斯是反常规的，不相信人们通常情况下会做出理性的决定。他的观点正好相反：人都是情绪化和冲动的，只是这一面被很好地隐藏了起来。他认为是感性大脑在负责一切事务，只不过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烟草行业一直在试图用符合逻辑的论点说服女性购买香烟，但伯尼斯却认为，说服女性吸烟是一个与情感和文化有关的难题，想解决这个难题，就不得不从女性的思想而不是价值观入手。他决定在女性身份上做文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伯尼斯找来一些女性，把她们带到纽约市的复活节游行队伍中。如今，大型节日游行是你在沙发上入睡时电视上播放的俗气节目，但在那个时候，游行是重要的大型社交活动。

伯尼斯确定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让这些女性同时停下脚步并点燃一根香烟。他聘请了摄影师替这些抽着烟的女士拍下美丽迷人的照片，然后发给所有主要的全国性报纸。他告诉记者，这些女士不只在点燃香烟，更是在点燃“自由的火炬”，展示她们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然，这些都是假新闻，但是伯尼斯知道这将在全国女性中触发合适的情绪反应。要知道，九年前女权主义者刚刚为妇女赢得了选举权，现在女性已走出家庭，正在外面工作，成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剪短头发，穿更性感的衣服，大胆表达自己的主张，并视自己为第一代可以独立于男人行事的女性。许多人都对此有着强烈的情感。如果伯尼斯能够在女性解放运动中顺便传达“吸烟等于自由”的信息，那么烟草销量将翻一番，他将成为一个有钱人。

他的办法奏效了，女性开始吸烟。从那以后，在罹患肺癌这件事情上男女平等了。

伯尼斯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继续开展这样的“文化运动”。他彻底改变了营销行业，并在这个过程中发明了公共关系学。付钱让性感的明星来使用你的产品？那就是伯尼斯的主意。用软文委婉地为公司做广告？也是他的主意。举办有争议的公共活动，在招来骂名的同时吸引客户的注意力？还是他的主意。几乎所有我们今天在使用的营销和宣传形式都始于他。

关于伯尼斯，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侄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源网络

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认为感性大脑真正控制着意识汽车的现代思想家，并因此而“臭名昭著”。弗洛伊德认为，是不安全感和羞耻感在驱使人做错误的事，比如有些人用过度放纵的方式来弥补他们认为自己缺乏的东西。弗洛伊德意识到人都会先在脑海中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然后在情感上依附于这些故事并努力维护它们。

他认为，我们归根结底都是动物，冲动，自私且情绪化。弗洛伊德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穷困潦倒。他是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孤立、博学、深陷在哲学中。但他的侄子伯尼斯是美国人，很实际，也很有执行力。去他的哲学！我想发财。你看，经过营销角度的诠释后，弗洛伊德的想法发挥出巨大威力。

通过弗洛伊德，伯尼斯掌握了业内其他人从未理解到的东西：如果能成功利用人们的不安全感，那他们几乎会买任何你让他们买的东西。

卡车被推销给男性，因为它能证明力量和可靠性。彩妆被推销给女性，因为它能帮助获得更多爱和关注。啤酒杯被推销给大众，因为它能让人心情畅快，让一场派对更有气氛。

今天人们仍然使用这些方法。学习营销时，第一课就是如何找到客户的痛点，然后巧妙地使他们觉得自己很糟糕。这个套路就是，先刺中人们的羞耻感和不安全感，然后转过身告诉他们你的产品能消除羞耻和不安。换句话说，营销人员要找到客户的道德鸿沟，强调它的存在，然后提供一种弥补这些鸿沟的方法。

一方面，这创造了我们今天体验到的经济多样性，增加了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如果以诱发内心不安为目的的营销信息不断增多，如果每个人在每一天都被成千上万的广告击中，那么我们在心理上一定会深受影响，没办法感觉良好。

是什么让世界运转？

世界因为一件事而运转——感觉。

这是因为人们愿意花钱在使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情上。资金流向哪里，权力就流向哪里。因此，你越能影响世界各地人们的情感，就越能积累到金钱和权力。

金钱本身就是一种用来弥合人与人之间道德鸿沟的东西。我们都喜欢它，因为它能让生活变得稍微轻松些。在人际交往中，它能帮我们将各自的价值观转变成通用的交换物。你喜欢贝壳，我喜欢用不共戴天的敌人的鲜血来施肥，那么你在我的军队中作战，我给你很多贝壳——成交吗？

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巨大的改变，它曾由情感支配，现在仍然由情感支配。技术进步只是让感官经济更加繁荣的一种手段。

举例来说，没有人尝试发明会说话的华夫饼干，因为那真是太诡异了，令人毛骨悚然，更别说可能营养也不是很丰富。但是技术会被用来研究和发明使人感觉更好或不让人感觉更糟的东西：圆珠笔、发热坐垫、房屋管道密封垫……人们对这些发明出来的东西感到兴奋，于是开始掏钱，经济繁荣就这样出现了。

有两种在市场上创造价值的方法：创新（迭代痛苦）。创造价值的第一种方法是用一种可以容忍的痛苦来代替另一种痛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医疗方面的创新。脊髓灰质炎疫苗用被针刺痛几秒钟来代替让人虚弱的终生疼痛和行动不便，心脏手术用被刀划出一道伤口、不得不休息一两个星期取代了死亡。

转移（避免痛苦）。在市场上创造价值的第二种方法是帮助人们对痛苦感到麻木。创新会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痛苦，而转移只会延迟原有的痛苦，甚至让它变得更糟糕。转移注意力的可以是周末的海滩旅行、与朋友共度夜晚、与恋人一起看电影、通宵喝个烂醉……转移注意力不一定有错，我们偶尔都需要这么做。但是，当这种行为开始统治生活，并从我们的意志中夺取控制权时，问题就发生了。许多娱乐方式切断了我们大脑中的某些回路，让人上瘾。你越避免痛苦，痛苦就会变得越严重，进而让你不得不进一步避免痛苦。到了某个阶段，痛苦就会像一个令人讨厌的雪球，越滚越大，以至于让你的避免变成强迫性的行为，让你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理性大脑被感性大脑锁在后备厢中，直至受到下一次打击时才逃出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恶性循环。

当第一次科学革命开始时，大多数经济进步都是因为创新产生的。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中，忍受着疾病、饥饿、寒冷和疲倦。只有少数人识字，绝大多数人的牙齿都不好，生活一点也不好玩。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城市、劳动分工、现代医学、卫生设施的出现，贫困和痛苦得到缓解。疫苗和药品挽救了数十亿人的生命，机器承担了繁重的工作，饥荒不再频繁发生。

科技减轻了人类的痛苦，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

但是，当多数人都相对健康和富裕时会发生什么？这时大多数科技的目的就从创新变为转移，从迭代痛苦变为避免痛苦。真正的创新是有风险的、困难的，并且往往是不值得的。历史上有许多创新都使发明家破了产，陷入贫困之中。如果有人要冒险创办公司，那么走转移路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于是我们发起的大多数技术革新，都只是想方设法以新的、更有效的、更具侵入性的方式扩大风险转移的规模。正如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所说：“我们想要的是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社交网络。”

一旦经济的优先级向转移痛苦倾斜，文化就会开始转变。如果一个贫穷的国家获得了先进的医疗、便利的通信以及其他技术革新成果，每个人的痛苦逐渐被迭代为更好的痛苦，那么幸福感数值会稳定上升。但是一旦这个国家足够发达，幸福感数值曲线就会趋于平缓，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下降。与此同时，患有精神疾病和感到焦虑的人数会激增。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如果给一个贫穷的国家带来现代技术革新的成果，那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人更加健壮、更加反脆弱。他们可以在不太艰苦的环境中生存，提高工作效率，在社区中更好地工作和交流。

但是，一旦将这些技术整合在一起，每个人都拥有一部手机和一份麦当劳的开心乐园餐，那么现代社会伟大的娱乐产品就会进入市场，对痛苦的转移就出现了。这时，人们的心理就会变得脆弱，一切似乎都变得糟透了。

商业时代始于20世纪初，也就是伯尼斯发现可以针对人们潜意识中的感觉和欲望进行推销的那个时候。伯尼斯不在乎青霉素或者心脏手术。他兜售着香烟、八卦杂志、美容产品……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能想出办法让消费者花大笔金钱购买对生存没有必要的东西。

营销学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也带来了现代的淘金热。流行文化应运而生，名人和运动员富得流油，奢侈品第一次开始被大批量生产并向中产阶级推销。让生活变得便捷的技术爆炸式增长：微波炉、快餐、懒人沙发，等等。生活变得如此简单、快捷、高效和轻松，以至于在短短一百年间，人们就能拿起电话并在两分钟内完成过去需要两个月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

那时的生活虽然比以前复杂，但与今天相比仍然相对简单。在同质的文化中，生存着大批忙碌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看相同的电视频道，听相同的音乐，吃相同的食物，在相同款式的沙发上放松，阅读相同的报纸和杂志。那个时代具有连续性和凝聚力，这带来了一种安全感。在那段时间里，人们都是自由的，这令人感到安慰。我相信，正是这种社交凝聚力使今天的许多人如此怀念当初。

然后，互联网就出现了。

互联网是一种真正的创新。在所有其他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它从根本上大幅度地改善了生活。但问题出在人们自己身上。

发明互联网的初衷是好的：硅谷与其他地方的发明家和技术人员对数字化的星球寄予厚望。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实现将人和信息无缝联网的愿景。他们认为，互联网将解放人类，消除看门人和等级制度，使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相同的信息和表达自我的机会。他们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并且可以通过简单有效的方式分享自己的声音，那么世界将是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地方。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有了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乐观情绪。技术人员设想了一个全球人口都受过高等教育的世界，人们可以利用唾手可得的无限智慧。他们看到了在不同国家、种族和生活方式之间产生更多同理心和理解的机会。他们梦想着一场统一的全球运动，出发点是和平与繁荣这样的共同利益。

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被个人希望所困，以至于忘记了。他们忘记了世界不是依靠信息在运作的，人们不是根据真理或事实做出决定的，是不会根据数据而消费的。世界是依靠情感而运作的。

而且，当你向普通人提供拥有无限智慧的宝库时，他们并不会从中搜索与自己内心最深处恪守的信念背道而驰的信息，不会在谷歌上找真实但令人不快的内容。相反，大多数人都会用谷歌搜索令人愉快但不真实的东西。

而那些提供信息的人，并没有阻止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糟糕的心情，反而从中获利。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创新已逐渐转变为最大的娱乐。

最终，互联网并没有提供人们需要的东西，而是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在本书中学到了哪怕一点点关于人类心理学的知识，就会知道这非常危险。

假自由

在当下时代，商业活动比以往更活跃，人们积累起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出的利润打破了历史新高。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飞速增长，但同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由此带来的很多问题在全世界蔓延。

因此，商业世界中不仅充满了活力，也存在一种奇怪的防御机制。有时候，这种防御机制不知从哪儿就冒了出来。我已经注意到，无论是谁在采取防御，措辞都是一样的：“我只是在提供人们想要的东西！”

无论是驾驶“油价过山车”的石油公司、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广告商，还是个别窃取用户数据的社交网络公司，每家陷入困境的公司为了全身而退，都疯狂地提醒所有人，他们只是在试图提供人们想要的东西——更快的下载速度、更舒适的空调、更好的油耗——这到底有什么错呢？

这倒不假，现代科技能比以往更快、更有效地制造出人们想要的一切。很多人喜欢对大型企业的道德问题横加指责，却忘记了他们只是在满足市场的愿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就算是抵制了某家“邪恶”的巨头公司，也还会冒出另一家来取代它。

因此，问题可能不仅仅出在那群贪婪的商人身上，他们一边抽雪茄，一边撸着邪恶的猫，一边歇斯底里地笑着说自己赚了多少钱。

或许，还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很糟糕。我想在客厅里放一袋像人那么大的棉花糖，我想借这辈子都无法还清的钱来买一栋豪宅，我想从明年开始每周都飞去一个新的海滩度假，只吃纯正的日本和牛牛排……我想要的东西都荒唐极了，因为感性大脑正控制着我的想法，而理性大脑此刻神志不清，就像一只喝得烂醉的黑猩猩。

“提供人们想要的东西”是一项很容易达成的任务，但是提供太多避免痛苦的方法就很危险了。首先，许多人想要的东西很可怕。第二，许多人很容易被伯尼斯这样的人操纵，买下他们实际上不想要的东西。第三，鼓励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娱乐来避免痛苦，会让人变得更加怯懦和脆弱。第四，我不想要你那天网恢恢的广告无时无刻地跟着我，挖掘我的生活来获取数据。是的，我曾经和妻子谈起去秘鲁旅游，但这不意味着接下来的六周内，你要用马丘比丘的照片淹没我的手机。我是认真的，别再看我的聊天记录了，别把我的数据卖给任何会付给你一美元的人。

很多很多年前，伯尼斯就看到了正在到来的这一切——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广告、对隐私权的侵犯、通过无意识的消费主义对大量人口的驯服和奴役——这家伙是个天才，但他支持这一切，所以是一个邪恶的天才。

伯尼斯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自由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通过阅读弗洛伊德叔叔的著作，他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最不应该容忍的一件事就是每个人的感性大脑在指挥一切。社会需要秩序、等级制度、权威，而自由与那些事物是对立的。他将营销视为一种极好的新工具，可以给人们带来自由的感觉，而实际上，所谓的自由只是有更多香型的牙膏可供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从未低劣到需要通过营销活动来直接操纵其人民，反而是很多公司非常擅长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并因此而逐渐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法规被撕毁了，政府的监督结束了，隐私被侵犯了，金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与政治挂钩。为什么会这样？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他们只是在提供人们想要的东西！

“提供人们想要的东西”是假自由，因为大多数人想要的就是娱乐，而当人被淹没在转移痛苦的方法中时，事情就会越来越糟。

首先，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世界不断缩小，以适应我们不断缩水的价值观。我们沉迷于舒适和愉悦，任何可能让愉悦感丧失的事情都像是地震。我要说的是，缩小我们感知中的世界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反面。

第二，我们容易产生一系列低级的上瘾行为——强迫性地检查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强迫性地看完自己不喜欢的电视剧，强迫性地分享愤怒的文章（哪怕还没有读过），强迫性地参加自己不喜欢的聚会和活动，强迫性地去某个地方旅行（不是因为想去，而是因为想说去过了）。为了体验更多而做出的强迫行为不是自由，同样是自由的反面。

第三，我们无法识别和容忍负面情绪，这本身就很糟。如果你只有在生活轻松幸福、不需要努力也没有痛苦的时候才感觉良好，那你就不是自由的。你是自我放纵的囚徒，被自己的不宽容奴役，因为情绪上的弱点而成了残疾。你将不断需要外部的抚慰或认可，尽管这样的抚慰或认可或许永远都不会到来。

第四，我们会遇到选择的悖论。获得的选择越多（即拥有的“自由”越多），就越会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感到不满。如果汤姆必须在两盒麦片之间做选择，而麦克可以从二十盒麦片中做选择，那么麦克并不比汤姆拥有更多的自由。确实，他可以选的种类更多，但是选择多并不意味着自由，只是同样毫无意义的东西在以不同的方式排列而已。

这是将自由从人类意识中拔高出来造成的问题。过多的选项并不能使我们更自由，反而使我们因为担心是否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而焦虑，使我们变得更倾向于将他人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会使我们更加依赖无穷无尽的希望循环。

如果说对幸福的盲目追求使我们所有人都回到了儿童状态，那么这种虚假的自由正企图把我们留在那种状态里。自由并不是有更多的麦片品牌可供选择，或者更多的海滩度假可以用来自拍，或者更多的卫星频道让我们看着电视入睡。这些只是物质生活的多样性而已，你不能单纯地从这种多样性中获取意义。如果你被不安全感所困，被疑惑所束缚，被不宽容所限制，那么就算

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物质生活，你仍然不是自由的。

真自由

自由的唯一真实形式是自我限制。不是选择生活中想要的一切特权，而是选择在生活中你要放弃什么。

这不仅是真正的自由，还是唯一的自由。转移痛苦的方法来来去去就那么多，快乐永远不会长久。但你总是可以选择愿意牺牲的东西、愿意放弃的东西。

这种自我克制是唯一能带来真正自由的东西。定期进行体育锻炼的痛苦最终会给你的身体带来自由——你的力量、灵活性、忍耐力和持久力都会大幅度提升。为高尚职业道德做出的牺牲给了你追求更多工作机会的自由，你可以掌握自己的职业发展轨迹，赚取更多的金钱，获得随之而来的收益。愿意与他人进行争论可以让你自由地与任何人交谈，看他们是否认同你的价值观和信仰，发现他们能为你的生活增添什么，你可以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什么。

只需选择要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你就可以变得更加自由。

你可以选择每天早早起床，直到中午前都不收电子邮件，从手机中删除社交软件……这些限制将让你自由，因为它们将解放你的时间、注意力和选择能力。它们把你的意识本身视为一种目的。

如果你很难坚持去健身，那可以在健身房里租一个储物柜，把所有的工作服都留在那里，这样每天早晨你就不得不去健身。

限制自己每周只参加两到三场社交活动，这样你就不得不与最在乎的人一起度过时光。给亲密的朋友或家人写一张三千美元的支票，告诉他们，如果你再抽一根烟，他们就可以兑现那张支票。这是一种与感性大脑合作的办法——吓唬它，让它做正确的事情。

最终，你人生中最有意义的自由将来自你的承诺，也就是在生活中你选择为之牺牲的事物。我已经弹了二十年吉他了，这其中有自由，一种展现出深层次艺术表达的自由，这是你仅仅记住几十首歌所无法获得的。在一个地方生活五十年之久也蕴含了一种自由，那就是对社区的亲密和熟悉，这是无论你看了多少世界都无法得到的。

更大的承诺让你看得更深远，而缺乏承诺则让你变得肤浅。在过去的十年中，生活黑客（lifehacking，这个短语最初指的是程序员为了方便自己而创建的一些技术性的快捷工具，现在指以更好、更快、更便宜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趋势一直在流行。人们希望在一周内成为武术冠军，一个月内学会一种语言，一年内游玩十五个国家，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秘诀”来做到这一点。如今，你在社交网络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进行着各种荒唐的挑战，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这些。但是，用这些“秘诀”来生活，其实是试图在没有做出承诺的情况下获得承诺的回报。这是另一种可悲的假自由，是喂给空虚灵魂的卡路里。

我最近读到这样一个人的故事，他记住了某个国际象棋程序使用的所有招式，以证明自己可以在一个月内“掌握”国际象棋。其实这个人对国际象棋一无所知，既不了解其历史发展，也不学习战略、战术。他就像做一项超大型的家庭作业那样对待国际象棋：记住招式，找机会战胜某个排名颇高的玩家，然后宣布自己精通于此。不过，这个人最后还是输给了国际象棋大师。

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东西的表象而已。看起来，他似乎做出了承诺和牺牲，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

虚假的自由把我们放在跑步机上，让我们追求更多。真正的自由则让我们有意识地决定活得更简单。虚假的自由看似快乐，甚至会令人上瘾，无论你拥有多少，总会觉得还不够。真正的自由甚至可能是枯燥的。

虚假的自由性价比很低，想得到相同程度的喜悦和意义，你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精力。真正的自由有很高的回报率，想得到同样程度的喜悦和意义，你需要的精力越来越少。虚假的自由将世界视为无数的交易和讨价还价，你觉得自己会赢。真正的自由是无条件地看世界，唯一的胜利就是超越自我。

虚假的自由需要世界肯定你的意愿。真正的自由不需要世界做任何事。

归根结底，转移痛苦的方法及其产生的虚假自由限制了我们体验真实自由的能力。我们拥有的选择越丰富，面对的世界越多样，选择、牺牲和专注就变得越困难。今天，这个难题正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蔓延。

2000年，哈佛大学的学者罗伯特·普特南出版了他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崩溃与复兴》。他记录了全美国公民社会活动参与度的下降：人们参加的团体越来越少，更愿意独自活动。其实光看书名就能认识到这一现状了，打保龄球的人比以前更多，保龄球联盟却越来越少，人们都在独自打球。普特南的著作是关于美国的，但这现象不局限于美国。普特南认为，社会的这种原子化趋势会产生重大影响：信任度下降，人们变得更加孤立，人际间的偏执多疑也随之加重。

孤独感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新的研究表明，我们正在用少数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来代替生活中的大量流于表面的短暂关系。根据普特南的说法，各种社会组织正被过度的娱乐破坏，人们更愿意留在家中看电视、上网或玩游戏，而不是走出门去，参加当地的某些组织或团体。他还说，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能选择读什么书、玩什么游戏、穿什么衣服……唯独无法选择自己的快乐。没错，现代化的娱乐方式无处不在，但新时代的“暴政”不是通过剥夺人们的娱乐方式来实现的，而是让人们的生活中充满大量转移痛苦的方法，大量无用的信息和无聊的消遣，以至于无法做出明智的承诺。仅仅过了几代人的时间，伯尼斯的预言就成真了，互联网的广度和操控力实现了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宣传活动、让公司默默引导欲望和希冀的愿景。

但是，我们不要给伯尼斯太多荣誉。毕竟，他是邪恶的天才。其实，还有一个人在伯尼斯之前就看到了这即将来临的一切。他看到了假自由的危险，看到了转移痛苦让人们在价值观方面变得短视，看到了太多的快乐是怎样让我们变得幼稚、自私、不知感恩、让人难以忍受。因此，这个人比你在电视和网络上见过的任何人都要更聪明、更有影响力。他是政治哲学的元老级人物。可别用“灵魂的教父”来称呼他，因为是他发明了灵魂这个概念。他在几千年前就看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

柏拉图的预测

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有一句著名的话：整个西方哲学史似乎都不过是“对于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任何你能想到的话题，从浪漫爱情的本质，到世界上是否存在真相，再到美德的意义，柏拉图都有涉及。

柏拉图画像，图源网络

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理性大脑与感性大脑之间生来就有分隔的人，是第一个主张人必须通过自我克制而不是自我放纵来建立品格的人。柏拉图真是太厉害了，“想法”这个词本身就源于他——因此，可以说他发明了“想法”这个想法。

有趣的是，尽管柏拉图是西方文明的教父，但他曾宣称过民主并不是最理想的形式，这件事非常著名。他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会不可避免地释放人性中最糟糕的方面。他写道：“除了改变极端的奴隶制之外，我们不能指望极端的自由带来什么。”

民主制度旨在反映人的意愿。我们知道，当人们可以自由做出选择时，会本能地从痛苦中逃脱，走向幸福。而当人们获得幸福时，问题就会出现。由于蓝点效应，人们永远不会感到全然的安全或满意，欲望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同步增长。

最终，制度将无法跟上人们的欲望。当制度无法跟上人们对幸福的需求时，人们就会开始指责制度。柏拉图说，民主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道德沦丧，因为人们会越来越多地沉迷于假自由中，变得更加幼稚和以自我为中心。当幼稚的价值观接管一切之后，人们将不再希望通过谈判争取权力，不想为了更高层次的自由或繁荣忍受痛苦。相反，他们想要的是一位强大的领导者，可以随叫随到，立刻让一切都恢复正常。

有一句俗语叫“自由不是免费的”，这句话是用来提醒人们：嘿，你身边的幸福不是奇迹般降临的，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就为了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喝摩卡星冰乐，无忧无虑地聊天。我们享受的一切都是通过对抗外部力量并做出牺牲而获得的。

但是人们忘记了，这些权利也是通过在对抗内在力量时的牺牲而获得的。民主只有在你愿意容忍不同观点时、愿意为了营造一个健康的集体而放弃一些你可能想要的东西时、愿意妥协并接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的现实时才存在。

换句话说，民主要求每个人非常成熟，品格坚强。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多人似乎都错以为“没有感到不适”就是自由。人们希望有表达自我的自由，却不想面对可能会刺激或冒犯到自己的观点；想要成立企业的自由，却不想履行纳税义务，从而让这种自由成为合法机制；想要人人平等，却不想接受这一事实——平等需要每个人都经历相同的痛苦，而不是每个人都享受相同的乐趣。

自由意味着不适和不满，因为当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时，每个人都将被迫承认更多与自己相冲突的观点、生活方式和理念，并与之妥协。我们对痛苦的容忍度越低，越沉迷于虚假的自由中，就越无法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所必需的美德。

看吧，成熟和坚韧的内心，才是你获得真正自由的前提。

本文节选自

《果敢的活法》

作者：[美] 马克·曼森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果麦文化

译者：刘文

出版年：2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