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最不应该被嘲讽
“小镇做题家”这个词，你听说过吗？
当被归为“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时，会不会想起当年努力做题、备战高考、埋头苦读的经历？
而在走出大学校门之后，来自小镇的青年们有没有因为原生身份及其关联的眼界、社会资源等而感到困顿迷茫？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三个小镇做题家的前半生——他们如何通过高考去到大城市，又如何在这座城市里安身立命……
下面让我们进入话题背景——
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热度一直不减。
据刊发于《文化纵横》的一篇论文考古：“小镇做题家”概念诞生于豆瓣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他们以“出身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作为符号和标签定义自身。
该小组成员大多来自乡镇农村，毕业或正就读于知名高校，但自认为“除了埋头苦读之外啥都不会”，见识和能力有限，没有长辈指点，步入社会后处处碰壁。
有媒体人用两句话重新概括一下21世纪“小镇做题家”的精神特征：
1.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主流社会的外围边缘；
2.努力利用应试教育体系摆脱边缘身份。
一方面，“小镇做题家”引起大多数从小镇考入北上广的年轻人的共情，这种共情同样为《甄嬛传》中的安陵容洗刷掉了某些她令人厌恶的部分——作为《甄嬛传》中最尴尬的角色，她一生从头到尾都是“被嘲讽的小镇做题家的一生”。
另一方面，对于“小镇做题家”的嘲讽言论，引起网友对立。身为“小镇做题家”的普通人，他们的努力就可以被轻视、被嘲讽吗？
1.你是“小镇做题家”吗？
斯派克：大家好，这里是“过于喧嚣”，我们会针对近期的热点文化话题，找一些朋友来聊天。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是“小镇做题家”。
我是凤凰网读书编辑之一斯派克，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诗刊》社编辑部副主任彭敏老师，另一位同样是我们的编辑老师，老沈。
彭敏：大家好，我是彭敏，在《诗刊》杂志社做编辑，也参加过一些文化节目，《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真的是一个“做题家”，毕竟参加过的节目都是在答题。
彭敏，湖南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曾获《中国成语大会第二季》总冠军、《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三季》成人组总冠军、《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总冠军
斯派克：相比起来，我只能算是我们村的“村状元”，是我们村的“做题家”。老沈呢？
老沈：我是区里的“历史”单科状元。我高考的时候叫3+X，X是在文理科里选一个，我选了历史，当时还发了200多块钱。
彭敏：我在我们县（湖南衡南）应届生里是第一名，考到了人大，在我们那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壮举，很少有人能考到人大。当时我爸办了十几桌，很多人都来吃饭。后来我考研又去了北大，他更高兴了，把北大录取通知书复印很多份，经常随身带着，聊天的时候拿出来。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考上人大，我爸和我两个舅舅——阵容很强大、很豪华——坐火车送我到北京。结果火车对面坐着一个人，是湖南省理科前10名，考上了清华计算机系，我一路上特别没脸，想要不我回去复读算了。
老沈：对，你永远不知道在去上大学的火车上会碰到什么人。
人大是我高三的目标，广东考人大分挺高，那年差不多650才能上。我们读书氛围很差，要么去工作要么创业，我开始也没有特别用功，到高三有一些危机和压力了。我算做题者吧，没有那么厉害，称不上做题家。在那一年里我学会了怎么把效率提高，我去算每次的分数，然后把每周的成绩列成一个表，比如我在班里每一科排多少名、全级这一科排多少名。
彭敏：我的高中生活不像大家很焦虑这件事，过得比较浑浑噩噩，没有想着我要努力学习考一个什么大学。反而有一段时间我中了文学的毒，有两个月的时间特别厌学，我的目标是做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要好好地搞文学、搞创作，有两个月的时间完全不学习，老在上课的时候看各种课外书，写诗。幸亏有一个同学不知道怎么说服了我，让我重新回归到学习中来。
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学生那么焦虑，把成绩当一回事，顺着这个社会、顺着父母的安排在学校里呆着就行，并没有说努力学习改变命运，这种想法完全没有。乡下父母对孩子学习也完全没有感觉。当我说我要报中文系的时候，一般城里的家长就会明白，这个孩子中毒了、要完蛋了，我爸妈没有任何的反应。如果他们知道，我就读不成中文系了。
斯派克：你们高考听上去都好容易，山东的高考简直就昏天暗地，没法喘气。大家从5点开始就已经坐在教室里，一直学到晚上10点回去洗洗睡。晚上只有30分钟的洗漱时间。为了方便学习，学校不允许女生留长头发。
后来我转学去了山东教育比较好的青岛市，突然感觉老师的教学方法与之前学校的老师完全不一样，才意识到做题是有方法的。比如一张数学卷子拿过来，第一题肯定是几何、第二题肯定是三角函数、大题肯定是圆锥曲线，发现套路之后，才发现学习是容易的。转到那个学校后，我一年涨了100多分，才有大学上。
纪录片《高考》 (2015)
2.大学生活与想象中有何不同？
斯派克：英国一个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授课时发现，经历过高考的学生，会为了未来的自己牺牲当下的享乐，会培养出“延迟满足”的习惯，进而形成一个为通过高考而服务的“高考人格”。
我看到“高考人格”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就是在说我，这种高考人格某种意义上让我考上了大学，但真正的考验在进入大学、甚至毕业之后才到来。
老师、家长都会说考上大学一切就OK了，仿佛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当我们拼死拼活考上了大学后，发现完全不一样，还是要面临更多的题……你们考上大学之后，大学生活与曾经的期待出入大吗？
彭敏：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还行，自信心没有经历过太严重的摧残，顶多就是觉得没有别人高、没有别人帅。但到大学以后，跟城里来的人一比差得很远，尤其在社交这块，我的自信心、阅历、经验结构都没办法支撑我去比较游刃有余的进行社交活动，很难交到一些外面的朋友，都是跟宿舍里的人玩、跟自己专业的人玩。
我从中学一直到工作之后都一直特别害羞，没办法跟别人进行一些正经的交谈，甚至在校园路上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打个招呼，声音都会细得像蚊子一样，不敢大声说话，始终处在不敢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状态，因为我没有什么值得别人看的。
我老穿着我们高中的校服，衡南一中，我穿着校服去打水，打着打着突然背后有一个女生的声音在念我背后的字“衡南一中”，我当时就被吓到了，都不敢回头。你们想象一下这种场景。后来她叫出了我的名字，她认识我，我才敢回头。那时的自卑和羞涩、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就到了这个程度。
通常在学校我们要出去打工、兼职、实习，我很少出去，我完全把自己封闭在学校里、封闭在图书馆的世界里，我没有去外面实习过，也没有做过家教，实习都是在中文系的办公室完成。甚至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都很少去过外面的世界，就封闭到这样。
电影《此间的少年》（2010）
老沈：我家离广州50多公里，是个很小很小的城市，一直到我上高中以前，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人说普通话，都说粤语。当我去到广州，发现广州人居然说普通话，共享一套普通话世界。
我来到广州，学校刚好在市中心，外面是非常的热闹，商业街、自助餐、KTV……各种好玩的，我觉得很快乐。我对大城市完全陌生，另一方面又觉得特别新鲜，非常想去体验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所以我虽然很向往沉浸在图书馆，但是完全就坐不下来，可能是一种报复，在小城的生活太封闭、太压抑了，所以我到大学就想打开自己，比如大一我报了八个社团，其实根本忙不过来，功课就是在应付，这个状态可能直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才改变。
斯派克：我也是，就有一种我孤陋寡闻、我从小镇出来、我什么都不懂，但我要报复性地了解这个世界的那种感觉。
我选择来北京读大学，是因为我爸在北京工作，我爸跟我妈一直两地分居，我要考来北京的话，感觉家人就可以团聚了。这也是一个空头承诺，我的高中是活在好多对于考上大学之后生活的空头承诺里。
上了大学之后我没有那么大的落差，因为我一直很平，我的成绩在高中时也不是很好，考来大学后我叔叔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到了北京之后，周围比你优秀的人太多了，他说千万记住这一点，一定要记着心理不要产生落差感，因为别人都太棒了。
现在有时候我也想，如果我那句话不记那么久，是不是我在大学就可以更努力一些，就可以不甘于自己的平庸，因为他跟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反正我就这样了，有一种已经提前开始摆烂了的状态。
彭敏：我上大学倒没有觉得别人比我特别优秀，每个人对优秀的标准不一样。我那时是一个特别死脑筋的文学青年，世俗的那种成功的尺度我都不认同，所以只会以文学为尺度不停地要求自己。可能在毕业之后，关于物质和经济的观念才慢慢培养起来。
在上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将来要找多好的工作、要赚多少钱，一心扑在文学世界里干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小镇背景给我带来的那种封闭，就是没有尝试过别的价值观、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而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一种价值尺度，从此再也没有把头探出到外面的世界。
老沈：我可以站在我的角度去说一说我跟深圳、广州同学的差异。在中山大学那个学生圈子里，深圳、广州同学是在顶层的，深圳的同学在大学里穿的运动裤是他们的校裤，他们以此作为一种身份标识，是一种骄傲。以至于我认识一个师兄，他找人买了一条深圳的校裤。
电影《地久天长》中，王源身着深圳校服
他们的英语口语都特别好，会穿一些时髦的衣服，用最先进的手机，我上大学时刚好苹果手机出来。他们的标识非常明显，我就感觉跟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然后最可恨的是他们往往成绩还特别好，平时又比较能玩儿。
我就跑到中文系去听课，因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我也不是这样一个阶层的人，所以我觉得投入文学的可能会让我建立一个虚假的身份标识。我喜欢看比如垮掉派的文学，里面会塑造一些贫穷的、落魄的、颓丧的、非理性的青年形象，我就很想把自己塑造成那样，所以我就去中文系听课，每天营造出这样一副形象来标识出自己的不同，但是现在看是很傻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对整个学校主流气氛那种反抗，很多人大三突然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我自己磨磨唧唧搞到大四也没搞出什么出路来，还是得读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
3.为什么毕业后会选择留在北京？
彭敏：我当时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不回老家而留在北京，就是单纯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的朋友都在这儿、我同学都在这儿。我生活在这里的话，到了周末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个幸福快乐的、跟大家团聚的生活，到了地方上就不太可能。
而且事实证明，毕业十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你最好的朋友、能够一起玩得最放松的朋友，还是本科时候认识的那些。甚至在研究生时，都很难再交到真正特别好、能够经常玩的朋友。恰好我最好的几个朋友也都留京了，我并没有想过回去老家，资源、人脉当时并没有考虑。
还有，因为我想做跟文学有关的工作，这种工作真的只有在北京才比较好找，回长沙去找一个文学刊物这个太难了，但是北京就有，它能够容得下我这种特立独行的文学爱好，我想在北京做一个孤独的、喜欢自己事情的人，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电影《四海》
斯派克：我记得来北京后，第一次去我爸那个屋子，一推门进去然后想找第二间屋子，找不到，就这么点，我就在想，天哪，这是一个大城市该有的生活吗？房间又小，又看不到太阳……对都市生活的想象瞬间就被打破了。
等到工作后我又发现，我所喜欢的工作不足以支撑我在大城市安居，也不会让我有种稳定感，就会想反正也有过北上广的经历了，觉得是否留在大城市无所谓了，更羡慕一种平静的时间，属于自己的生活。
彭敏：我们来到大城市后总处在一种特别焦虑的状态，仿佛觉得此刻的生活都是可以忽略的、此刻的生活不重要，就想奔着未来某个时刻，实现那么多的愿望，到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生活。
总是焦虑、总是停不下来、总是往前奔跑，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过程永无止境，你以为达成了某个目标，就可以过得更加安定一点、心灵会更加舒适一些，但其实可能不是，你每一次的成功、每一次的跨越，可能只不过产生了一个新的欲望，又会为了这个新的欲望去不停奔跑。
要真正停下来享受此刻是很困难的，甚至有时你会觉得我要永远前进、永远攻击，去攻击那些我还没有达成的目标。什么时候觉得我就停在这里防守、我守着现在有的这一切就很好，这个状态可能几乎不会有，我们永远会在路上被什么东西赶着停不下来。这个可能是大城市的一种比较独特的生活体验。
老沈：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很想去到某一个安逸的城市、某一个安逸的小镇，但他回到的可能已不是当年那个小镇，而是一个理想中的、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地方。
他可能想着财务自由了之后回到那里，但可能这一生都获得不了财务自由，还是要不断换房子、为孩子学习操劳，然后人到中年要照顾老人、要处理自己的婚姻。等能够有资格离开这里、回到那个田园般的乌托邦小镇时，他已经没有那个心劲儿了。
4.毕业后，工作让你迷茫了吗？
彭敏：其实我一直想要从本科硕士读到博士，然后当大学老师，我从来都不想走向社会、接触社会，我想活在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里，所以我考研其实是一种对社会的逃避。后来我也考博了，但是没有考上，我当时就跟我妈商量，想再考一年，先不找工作。但我妈非常强硬，她一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强硬过，坚决不允许。我没地方去，在北京也没有钱租房子，她又不允许我回家复习考博，那就只好工作，考去了作协。
作协这种地方一般人可能不会想来。我刚进来的时候，有同学还会给我做媒、相亲，有时别人把我的资料、工作单位信息告诉那个女生后，人家就觉得，这不是个混吃等死的地方，我不要见他。我这样被拒绝过好几次。
我上学的那七年，其实非常不开心，因为身高的问题我找不到女朋友，觉得这一辈子要孤独终老，我经常崩溃、大哭，还是在人很多的时候。别人一谈起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直接哭了。但是在我工作后，尤其在我炒股票、炒期货，完全跟文学一刀两断那四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坚强的时候，原来一个人钻在钱眼里是这种感觉，每天都沉浸在一种幻觉当中——我要一夜暴富了，未来从来没有这么值得期待过！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后来我开始参加《中国诗词大会》。我特别喜欢参加节目，这会让我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原来学得那么多完全用不着的屠龙之术，也突然间有用了。而且通过参加节目，确实能让我获得一些他人和社会的认可，这些东西以前在学校很难得到。你说你喜欢诗歌、喜欢古代文学，这在当时是非常孤独，甚至是怪异扭曲、被别人嫌弃的一件事。突然它好像还能够让你获得一点点荣光，就会觉得特别好。
斯派克：彭老师比很多人幸运的地方在于，在工作之后，发现自己热爱的事情得到更多人认可。
老沈：09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脑子里很天真，我想我毕业肯定就年薪百万了。研究生的时候来到北京，发现大家都要去体制内或者找一个有国企央企背景、稳定的工作。我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外面世界大有可为。后来我发现，别人其实都是很审慎的，很清晰的，而我是有点傻的。我的这个傻，在我进入社会中就获得了应有的“报偿”。
我现在觉得，反正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挣到大钱，同时慢慢的认知到，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没有那么纯粹，它不是一个我可以去抛家舍业来做的事情。因此，我就特别向往一种，我称之为所谓“诚实劳动”，就是我做一分工作，我就挣一分钱，我不吹嘘自己，我也不过度夸大自己、不透支自己，包括时间、精力、能力。我就想拥有那样的一种诚实，我会觉得那样的工作特别“道德”。
5.“做题”究竟能否“改变命运”?
老沈：举个例子，我妹妹有个很好的朋友，今年她刚好高中毕业，她的分数可以上985，但是她去了上海海关学院，她的分数在海关学院应该算是最高的，为什么她会去海关学院？因为她知道，她将来不仅要当公务员，而且要当一个海关的公务员，可以明确到这个程度。
彭敏：我觉得这样的人就很幸福。人生很大的痛苦，就来自于摇摆和动荡。如果你那么小的时候就认准了一条路，一直往下走，而且它是一条真的值得走的路，也能够给你很多社会层面的正向反馈，这样的路多幸福，对吧？
像我们这种搞文学的，我们从小的选择好像也很笃定，但是这种笃定是来自于当时价值观的封闭，来自阅历的一种匮乏。后来等到这个世界被打开之后，就经历了那么多的动荡，如果不是后来我炒股票期货失败了，我可能真的就跟文学绝缘了，我就发财去了。所以像他们那种信念，我觉得是很坚定，而且不容易被动摇的，很幸福。
老沈：我还认识挺多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些人立志要考公务员，但是考了很多年也没有考上。比如说我的一个师弟，父母每年都会让他去考公务员，这是父母给他的一种期许，然后这个东西会变成他的一种“使命”，他觉得他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他每年都做，然后他最后可能只是应付，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可能甚至都不报名。
但是他依然口口声声的念叨着这件事，这种“未完成”就变成了他的一个永远的生命中匮乏的东西。这个东西会很可怕，就是当然你足够优秀是可以实现这个愿望的，但如果它一直变成你的匮乏你又做不到的话，会不会让一个人损耗生命。
斯派克：我觉得他都把那个事情当成一种逃避机制了，因为他认定了一条路，就可以排斥其他的可能性，虽然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但是他可以在那条路上获得一些安全感。
我们通常被教育说，高考、考公等考试可以改变命运，但大多数情况下好像并没有。所以通过做题，是否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彭敏：任何时代，改变命运或者说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应该都是比较稀缺的。我们所说的“改变命运”，这个这里面的欲望和诉求是不是太大了？
我倒是深刻体会到，不同的群体处理问题的不同之处。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作为“做题家”可能会诉诸于自己个人努力、个人专业技能的提高，在乎和别人在竞争当中如何战斗，如何脱颖而出。
但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家境比较好，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思路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可能很快会去寻求相应的社会关系、人脉资源来帮助他们，而我们就只能吭哧吭哧去想，我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
在这种思路之下，还有考场供我们去做题、供我们去战斗的话，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而且这个考试确实相比于其他的途径会更加公平。
老沈：“改变命运”，当我想到这四个字，首先想到的是高考恢复以后，知青们欢呼雀跃的场景。高考恢复之前的社会相对而言是比较静态的，比如说做工人靠“接班”——我爸退休后我去接我爸的班儿。农民就更不用说，肯定就是去种地。所以那个时候能考出来，确实改变命运，就是《平凡的世界》里的那种感觉。
1977年12月7日，北京市高考第一天。
到2000年前后，事情又不一样。经济开始飞速增长，改变命运途径就会变多了。这时候我会想到《山河故人》，比如张译演的那个角色，他通过开矿成为了一个大老板。
还有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她平时穿得也很普通，几乎不用什么高级东西，你辨识不出她的家庭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她爸爸的工厂供应着中国几乎所有洗发水的瓶子，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那时我理解了为什么我身边的广东同学没有学习的气氛，也不喜欢学习。因为他们不需要靠高考改变命运，他们的父辈是靠自己勤劳或者是创业、开工厂，靠这个改变命运的。
距离我们今天越来越近，大家的渠道可能又收缩了，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商业非常发达、有深厚经商传统的地方长大，当你发现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让自己获得一个跃升，那么你可能还是会相信考试。我们强调它的公平，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这种公平。
6.拼尽全力的做题家，不应该被批判
老沈：我之前看《霍金传》，写到他们在剑桥的时候，会管那种学习特别刻苦、没有爱好的人叫“灰人”，还讲到他们当时是怎么玩儿的，在剑桥天天喝酒、搞什么兄弟会，我一看大受震撼，说因为当时他是我的偶像，我内心就特别受伤，发现人家好像和自己不一样，是个“贵族”。
我想说的差异可能是在这儿，更多的小镇做题家受到类似冲击之后，走上一条实际的路径，把自己的优势当成一个精打细算的东西，然后拿它去换取一个效益最大、对他最好的结果。
斯派克：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从出版社辞职到了一家文化创意公司之后，周围的同事看上去都很从容，我们工作还挺忙的，但他们看上去就游刃有余，总是很自信，每天慢慢悠悠或是充满热情，就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了。
你会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很放松，很自如，很淡定。我没法从容起来，我在做事的时候都会有所顾虑、会有一点点紧张、会想是不是很有风险。但是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出来对未来风险的担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差异，因为成长起来的环境不一样，我顾虑的东西太多了。
彭敏：这可能也是基于某种保障在后面。我前年去参加过《奇葩说》的海选。我虽然很喜欢这个节目，但毕竟当时我已经拿过《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所以即使选不上我也没那么焦虑。
但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在北京漂了很多年的演员，他们为了争取上这个节目所付出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有一个人，他上台之后，因为辩论能力估计也没有，文化水平也有限，所以他努力在表达里加入各种彩头，各种让你觉得有意思的东西，他每说一句话都用尽全身力气，用很夸张的方式在台上跳舞，一直在台上呆了接近半个小时。他的动作幅度那么大，以至于当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几乎就要虚脱了，完全喘不上气。
当时我就属于斯派克说得那种比较从容的，失败了就算了，无所谓；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我必须要攻克、要拿下的事情。
《奇葩说》第七季海选现场
老沈：我这两年会变得越来越佛，总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就这么着，这可能是比较消极的，但是彭老师刚刚说到的，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上还是有人在为自己的前程拼尽全力。
前两天看一个综艺，节目请了好多香港歌手来演唱那个香港的经典流行乐。全场最让人动容的，是林子祥唱的一首励志歌曲。今天说到励志歌曲，很多人好像没什么太大感觉，但是那个东西确实是能感染人的。我在屏幕面前哭得稀里哗啦。
林子祥演唱这首歌其实跟时代背景有关系，大家感动是因为会怀念或者想去到那样一个憧憬、一个状态里——我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我的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
对应小镇青年和“做题家”们，当我们在努力去追求公平、努力去奋斗，去获得心中那个结果的时候，至少在道德上，我们不应该被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