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百年回眸」：一百年来，文人们如何书写这座城？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日子。

关注香港的社会与文化，我们绕不开香港的文学。

1921年《双声》杂志创刊，人们开始以香港作为小说的背景，用半白话文写作小说。直到今年，中国香港的现代文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

在以输出流行音乐和电影为主要文化产品的香港，文学似乎并不被特别关注。然而，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份独特的存在，香港文学自有它的风范与魅力。

对祖国而言，香港文学是一份“惊喜”。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曾经这样说过：“位在南方之南，这块土地曾是殖民势力所在，政治的摆荡，文化的杂糅，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学生产场域”，而与此同时，“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快速消费转换”更是为香港文学形成自身的风格、特点设置了重重障碍。

然而，回顾过去百年，几代的写作者们，“竟凭着他们的心血，打造出一则又一则文字的传奇。”

对与那些居住在香港、创造了香港文学的作家们而言，书写香港文学的意义在于：持续不断为这座城市提供寓言、观察与解读，并记录下这里的人与人、人与物，书写港人们细微的生命情境与心灵空间。

是香港文学首先把香港这座城市“文学化”——

没有刘以鬯的小说，就不会有王家卫电影中那情意缠绵、光怪陆离的香港街头；

没有金庸和梁羽生的创作，就也不会有东方武侠的人和江湖；

没有张爱玲和黄碧云的妙笔，也就不会有“港式”爱情的隐微辗转、动人心弦……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香港文学这百年间，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1920s

鲁迅访港、《铁马》

最早的香港文学

1921年，文学杂志《双声》创刊，该刊的主编——黄昆仑和黄天石，两人都是新思潮的青年作者。他们使用被称为“放脚式”的半白话文来写作香港故事，表达反封建、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主张，构成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一线熹微。

及至六年后，北伐战争阶段性胜利，旧势力、旧军阀被打倒，内地的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流派作品，也渐次输入香港。

1927年2月，鲁迅应邀从广州到香港，作两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迅在演讲中说到：旧文化让大家用难懂的古文，讲陈旧的老话，大多数人听不懂，这等于无声。他主张现代人应该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恐慌，他们先是“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但是，香港青年对于鲁迅的演讲依然反应热烈。

殖民地时期的香港

之后陆续出现的许多新文学团体和刊物，就是证明。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9年创刊的纯文学刊物《铁马》，它标致着香港的新文学正式登台露面。

《铁马》中写到：

“我们把我们的机关枪与大炮去对付古董们的拳头，打得他落花流水，他们是朝代的落伍者，是人间的恶魔，是文学上的妖孽，留得他们，我们永远不能翻身。年轻的文友啊，这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工作，在香港却是一件崭新的工作，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干，新的文艺战士呵，这是香港文化第一声吶喊！”

在《铁马》杂志中，18岁的侣伦，发表小说《炉边》。这篇小说，写下了香港文学青年的穷愁——

普亚街是香港一条破落的街道，没有绅士贵妇的足迹，也没有广场的音乐，也不见市政测量官和工程师来过。在冬天的晚上，住在这里的人，在心理上感到一切都是寒冷的，“寒冷统治了一起，因为街的窄小，风便吹得特别响起来，关不紧的门边和凑不紧的六钮，微微地震起声响，如像这庞大的房子，也抵不住寒风，牙齿在咯咯地打着战”。

在这穷困的街上，住着两位香港青年写作者，T和K，在寒冷中写作。他们平时给报馆撰文，依靠月底结清的稿费维持生活。这种靠笔墨为生的日子是很难过的，香港有不少报馆，但多数发表地盘却被少数人占去了，而那些无法巴结主编的穷人，便沦落到危险的地步，有时连面包都吃不上。T“在这里住下已经半个年头了，他没有一天不在痛苦里挣扎。起先，他是住在比较好些的地方的，后来一二间比较可靠的报馆意外停办，才应朋友K的提议搬到这肮脏的普亚街，恰恰和K隔壁的房子来”。

香港第一代新文学作家侣伦

因为稿费一再拖延，T的房租已经付不上了，妻子受尽房东屈辱，米也见底了，火酒、洋烛、墨水甚至稿纸，都已经没了，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他只能熬夜写作，并指望第二天能够领到本月月结。第二天他们去要稿费，报馆仍然是让他“过几天”。小说最后一个部分，转过来写本都三家报馆的文艺编辑A，作者辛辛苦苦熬夜写出来的稿子，在他那里根本不算回事。去年的稿子，他拖延到现在才在火炉旁边拿出来看。太太过来要亲热，他随手把稿子扔到一边，落入火炉里，“火炉亮了一亮，他们感到一阵热意，四只臂搂得更紧”。

——赵稀方《香港文学的“第一声吶喊”》

小说的格调很阴郁，不是对香港煮字疗饥的生活深有体验，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文字的。贫穷的写作者把矛盾对准了报刊的编辑，然而事实上，彼时香港的新文化不发达的根源，还是在于它的社会性质。

鲁迅访港之后，回到内地，写到殖民地香港晦暗的社会面貌——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

——鲁迅《而已集》， 《 再说香港》

英国占领香港，本来就是为了贸易，并无意于鼓励香港发展自己的文化，更在乎的，是如何在这里传播英国的文化与价值。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中，中文纯文学的出路难寻。当时创办《铁马》的文学青年们曾有过天真的想法，认为印出了第一期，依靠销售所得，便可以再出版第二期，以此来维持杂志。然而，《铁马》并没有销路，它死在了创刊号上。

《铁马》的停刊，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也正如侣伦所说：“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许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

进入30年代，香港文学青年的活动并没有停止。1931年至1937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等刊物问世。

尽管，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还是在学习郁达夫的风格，摹仿沈从文的小说手法，体会徐志摩的诗歌表达，但他们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达自己对于殖民地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由此慢慢蹚出一条道路。

《铁马》，一九二九年九月由“岛上社”创办

1930s-1940s

萧红、张爱玲、戴望舒

文学与战火

1937年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许多内地作家的南来香港，以此为据点从事文化工作，这让香港一时间成为了一个小的“文化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许地山、戴望舒、萧红都曾在香港进行创作。

1938年，戴望舒主持《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将这个平台发展成香港新文学的文化星空，也成了中国抗战时期的一座文学灯塔，茅盾、沈从文、郁达夫、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萧军、萧红、徐迟等人，都在这里发表作品，如戴望舒自己所说︰“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们，也不断地给供稿件，我们竟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

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快速攻入香港，这一天香港大学正好举行期末考试，女学生盛九莉和她的同班同学准备考试时听说战争爆发了，一时间感到意外的解放。

同时，有一对乱世男女范柳原和白流苏谈着恋爱，就在胶着不清的阶段，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了，他们突然知道乱世之下倾城之恋的必要性。

这当然是张爱玲的小说里的情节。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学籍记录

张爱玲1939年到香港大学念书，1941年的经验成了她创作里挥之不去的历史印记。而当历史事件与张爱玲笔下的爱情相碰撞，故事的意义便显现出来——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

流苏孤身留在巴丙顿道，哪里知道什么。等到阿栗从左邻右舍探到了消息，仓皇唤醒了她，外面已经进入酣战阶段。巴丙顿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学试验馆，屋顶上架着高射炮，流弹不停的飞过来，尖溜溜一声长叫：“吱呦呃呃呃呃……”然后“砰”，落下地去。那一声声的“吱呦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

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尖端。

……

流苏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没有驶出港口，有没有被击沉。可是她想起他便觉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现在的这一段，与她的过去毫不相干，像无线电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恶劣的天气影响，噼噼啪啪炸了起来，炸完了，歌是仍旧要唱下去的，就只怕炸完了，歌已经唱完了，那就没得听了。

——张爱玲《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电影剧照

1950s

金庸、武侠

成人童话与中国文化的“根”

从不少谈及香港掌故的书籍中可见，香港自1842年开埠以来，其治安至20世纪中才有改善的迹象，因此民间一直有习武尚武的风气。1953年，香港的太极拳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拳师父陈克夫大师打擂比武，成为民间重要的文化事件。

《新晚报》主编罗孚获得启发，便在副刊上试辟武侠小说连载专栏，约请能编能写的陈文统、查良镛出阵。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写下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一炮打响，《新晚报》一时间销路倍增，梁羽生、金庸亦因此声名大噪，由此形成了以香港左翼为基准的民间政治文学的开端。

金庸与梁羽生

金庸于1947年来到香港，在《大公报》担任翻译工作。起初金庸并不喜欢香港，曾形容刚到香港时的感受：“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但很快就有了改观：“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心、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

50年代香港有不少外来人口，他们并不都是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劳动阶层，然而他们都有着同一特性，即对武侠主题读物的渴求。

在他们眼中，相比与内地的中原文化土壤，香港无疑是荒芜的。加上香港受英国人管治，这促使他们心中民族情绪的萌生和爆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电影、音乐，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些“精神食粮”可以让异乡异客们消解他们身处殖民地的复杂情绪。

金庸小说完全能体现这种功能，它既是消费品，同时带有武侠的“反抗”元素，对当时香港大众来说，是一种有填补、修复功能的读物。

当时的读者也不单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对所涉及的中国文化也有深厚感情。

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化元素，可以说是十分多元化，诗词、宗教、武艺、五行、道术、书画，无一不是传递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亦是传统中国武侠小说的重要元素。

《射雕英雄传》的东邪黄药师是一个深谙中国文化精粹的人物，琴棋书画、医相星卜，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奇门术数文学武功更不在话下。小说常借其女儿黄蓉来证明其父的过人之处，如写郭靖黄蓉二人刚到陆家庄时，黄蓉对书房壁上的画作和题词有所抒发，说得头头是道——

黄蓉见书房中琳琅满目，全是诗书典籍，几上桌上摆着许多铜器玉器，看来尽是古物，壁上挂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一个中年书生在月明之夜中庭伫立，手按剑柄，仰天长吁，神情寂寞。左上角题着一首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

陆庄主见黄蓉细观图画，问道：“老弟，这幅画怎样，请你品题品题。”黄蓉道：“小可斗胆乱说，庄主别怪。”陆庄主道：“老弟但说不妨。”

黄蓉道：“庄主这幅图画，写出了岳武穆作这首《小重山》词时壮志难伸、彷徨无计的心情。只不过岳武穆雄心壮志，乃是为国为民，‘白首为功名’这一句话，或许是避嫌养晦之意。当年朝中君臣都想与金人议和，岳飞力持不可，只可惜无人听他的。‘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两句，据说是指此事而言，那是一番无可奈何的心情，却不是公然要和朝廷作对。庄主作画写字之时，却似是一腔愤激，满腔委曲，笔力固然雄健之极，但是锋芒毕露，像是要与大仇人拚个你死我活一般，只恐与岳武穆忧国伤时的原意略有不合。小可曾听人说，书画笔墨若是过求有力，少了圆浑蕴藉之意，似乎尚未能说是极高的境界。”

陆庄主听了这番话，一声长叹，神色凄然，半晌不语。

——金庸《射雕英雄传》

58版《射雕英雄传》海报

50年代香港生活境况低下，大部分香港人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只有少部分在港的英国人，位高权重，过着奢华的生活。普通民众对港英政府并无好感，同时也无力反抗，因此更加在乎“中国文化的根”，这也是50年代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对于民众而言，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可以舒缓现实生活带来的压力，抚慰自己的思乡之苦。

待80年代，金庸小说传入内地，读者借由武侠故事又完成了新一轮、更大范围的文化寻根，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1960s

刘以鬯、现代派

王家卫的文学老师

如果说，金庸是香港流行文学领域的大师，那么在严肃文学领域，香港还有一位大师，就是刘以鬯。

刘以鬯的大名，许多人是陌生的。鬯（chàng）字本来就很冷僻，如果不查字典，很少有人会立即张口正确念出来。

作家刘以鬯

但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却是众人皆知。王家卫曾说，他拍这部风华绝代的怀旧影片，就是从刘以鬯的长篇意识流小说《对倒》中汲取了灵感。可以说，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

1960年2月，青年作家刘以鬯接编《香港时报·浅水湾》副刊，随即着手开创香港文学的“现代派”。他刊登了大量伍尔夫、乔伊斯等人的作品，同时积极译介意识流理论。

同时，为了生活需要，他也不得不撰写大量的流行小说以迎合市场需要，往往一天要写超过十份报纸的连载小说，如他所言：“要迁就读者，写他们喜欢看的小说”。因此日间他就写娱乐别人的作品，晚上有空闲才写自己喜欢的小说。他的严肃文学作品《酒徒》、《对倒》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创作出来的。

1963年，刘以鬯出版了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长篇《酒徒》，小说大胆运用意识流、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手法，描写“酒徒”的“我”在清醒和醉倒这两种姿态中的徘徊、挣扎和沉沦，借以刻画香港的都市人（更准确地说是都市文化人）的生存困境和敏感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部作品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

《花样年华》剧照

1972年，《对倒》出版。小说其实没有太大的故事性，两个主人公淳于白和亚杏互不认识，从来没有交谈过，小说描述的只是二人在弥敦道上过着的两种生活，唯一的交叠只有淳于白对过去的缅怀和亚杏对未来的想像所形成的一种对倒的状态，这在中文小说中属于比较新颖的结构手法——

一

一零二号巴士进入海底隧道时，淳于白想起二十几年前的事。

二十几年前，香港只有八十多万人口；现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万。许多荒凉的地方，变成热闹的徙置区。许多旧楼，变成摩天大厦。

他不能忘记二十几年前从上海搭乘飞机来到香港的情景。当他上飞机时，身上穿着厚得近似臃肿的皮袍，下机时，却见到许多香港人只穿一件白衬衫。这地方的冬天是不大冷的。即使圣诞前夕，仍有人在餐桌边吃雪糕。

淳于白从北方来到香港，正是圣诞前夕。长江以北的战火越烧越旺。金圆券的狂潮使民众连气也透不转。上海受到战争的压力，在动荡中。许多人都到南方来了。有的在广州定居，有的选择香港。

淳于白从未到过香港，却有意移居香港。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港币是一种稳定的货币。淳于白从上海来到香港时，一美元可以兑六港元；现在，只可以换到五点六二五。

二

旧楼的木梯大都已被白蚁蛀坏，踏在上面，会发生吱吱的声响。这些木梯，早该修葺或更换了。不修葺，不更换，因为业主已将这幢战前的旧楼高价卖给正在大事扩展中的置业公司。这是姨妈告诉亚杏的。

亚杏的姨妈住在这幢旧楼的三楼，已有二十多年。亚杏与姨妈的感情很好，有事无事，总会走去坐坐。现在，走下木梯时，她手里拿着一只雪梨。这雪梨是姨妈给她的。亚杏走出旧楼，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进入海底隧道的时候。

拐入横街，嗅到一股难闻的臭气。这里有个公厕，使每一个在这条街上行走的路人必须用手帕或手掌掩住鼻孔。亚杏不喜欢这条横街，因为这条横街有公厕。每一次经过公厕旁边，总会产生这种想念：

“将来结婚，找房子，一定要有好的环境，近处绝对不能有公厕。”

——刘以鬯《对倒》

《花样年华》法语版海报

如果没有刘以鬯，很难想象王家卫的《2046》和《花样年华》会是什么样。《花样年华》某一意义上是《对倒》的一个电影诠释。电影拍摄时，梁朝伟始终进不去1960年代的氛围，为了捕捉时代感受，王家卫建议梁朝伟想象刘以鬯1960年代的样子。

刘以鬯那时候的文化风范，就是王家卫要表达的文化意味。对于香港社会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错，刘以鬯预设了许多可能性，他的作品也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1970s

西西《我城》

城市是有生命的，岂能不变

1975年，作家西西在香港《快报》上连载了第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我城》，如今，它早已成为香港文学的经典。

西西1938年出生在上海，1950年跟随家人从上海来香港读初中。影院里的武打片、课堂上的广东话，为她开启了新世界。

毕业后她做了小学教师，“那时，教师太多学生太少，我30多岁就退休了。那时要么转到邮局、动物园去工作，要么退休，我就退休了。”

退休至今，她就一直专业从事文学创作。根据她自己说，她的笔名，是象形文字。“西”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子两只脚站在地上的一个四方格子里，“西西”就是跳飞机的意思，这是她小时候喜欢玩的一种游戏。

作家西西

十六万字的小说《我城》是西西的代表作。学者王德威曾评价“西西以文学的方式，为香港主体性做出命名仪式。”

中国台湾作家、音乐电台节目主持人马世芳参加完大学联考，在书店看到了《我城》的封面，好奇翻开，看到开头就被迷住了——

“我对她们点我的头，是的，除了向她们点我的头，我还有什幺话好说呢？”

——颠倒、拼贴、重塑，在马世芳的印象里，这小说既不苦大仇深，又不浅薄，虽然是1970年代的作品，但语言的新鲜感仍像是制作非常厉害的流行音乐，毫不过时。

在西西看来， “我要写的是我当下具体而微的想法、感觉，我很关心怎样写的问题。香港一直在变，城市是有生命的，岂能不变，岂能当一块铁板去写？”

《我城》的叙述者是小说里的人物阿果，当初在报纸上发表时，作者署名也是阿果。西西曾解释说，“阿果其实就是我弟弟，因为他那时候中学毕业找事情做，结果进了电话公司，他把每天听到的故事告诉我听。这部小说是我在厨房里写的。”

书中，她借用以弟弟阿果为代表的青年眼光和语言，描述香港彼时的公园、越南难民船、经受的水荒水灾、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作为铺电话线工人阿果个人生活。书里写道，当阿果接到电话得知自己被录用后，他高兴极了——

写字桌上的电话是骆驼色的。

──我是阿果

你则是谁。也许，你是工程部的先生，也许，你是建设部的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告诉了你我是阿果，你可不可以也告诉我你是谁呢。

──有娘秀秀

──有妹阿发

你的家里有些甚麽亲人呢。桌上的那帧小女孩的相片，一定是你的女儿了。她喜欢放风筝的吧。我喜欢放风筝。我有一只豆腐风筝，可惜没有地方可以放。

──刚从学校里出来

──是今年会考

你也参加过不少次考试的吧。你读书的时候也喜欢地理和历史麽。读地理是有趣的，可以知道空间好大。读历史，就知道时间没头没尾。那麽大的空间，那麽没头没尾的时间，我却会和你碰在一块儿，只隔着一张桌子，你说巧不巧。但我不知道你是谁，又不知道好不好问你贵姓名。

──是在这个城里诞生的

──从来没有离开过

……

是了，今天天气很好，待会儿，你去做你高兴做的事，我去做我高兴做的事。

坐在写字桌对面的人，在一页纸上草了一串字，把纸给了我。

──青年人，好好地做啊

他说。

──那是不消说的

我说。我谢谢他，就出了来。

哦，那个老太阳照在我的头顶上，那个十八世纪，十五世纪，二十七世纪，三十九世纪的老太阳。从明天起，我可以自家请自家吃饭了，我可以请我娘秀秀吃饭了，我可以请我妹阿发吃饭了。我很高兴，我一直高兴到第二天的早上还没有高兴完。

——西西《我城》

《我城》/ 西西 / 素葉出版社 / 1979

《我城》的结构和文字部署并不结实，并非要把读者带往一个确定的结局，西西给了读者一种可以自由解读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有人认为，《我城》刻意用一种童真的近乎小朋友的笔法来写这篇小说，文字轻松又充满阳光的味道，却也暗含着对八零年代香港的讽刺。也有评论家说，在观看《我城》这本书时，不妨以观看《清明上河图》的视野来观看，因为《我城》的结构本质上是跟这幅图是一样的。

西西自己说，她写《我城》采用了幻想的手法，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同，有幻而无魔。有人说可以叫作幻想现实主义，西西说也许可以叫作童话现实主义。不管什么主义，它总是现实的。

1980s

黃碧云《盛世恋》

解剖人心，直视人生

时间来到80年代，黄碧云对当代港人生存状态的书写，又展示出了新的风貎。

黄碧云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拥有犯罪学硕士学位，当过记者、议员助理，也开过服饰店，学过现代舞。早年间，她离开伦敦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到西班牙租了间小公寓，一边写作，一边勤学佛朗明哥舞。

回到香港后的黄碧云，开始进入忙碌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然而创作依旧进行，她的生活和香港这座城市一样莹莹纷纷、未曾稍歇，彷如舞者，持续飞扬。

作家、评论家南方朔这样评价黄碧云：“她无论在作品的叙述风格和思想上都与众不同，在颓废中暗寓救赎，在暴烈里则多温柔……”

作家杨照说：“读黄碧云的小说，要先懂得什么是耽溺；读黄碧云的小说，让我们探测绝望这桩重罪在我们生命的意义……”

黄碧云也和张爱玲一样，擅长解剖人心，直视血淋淋的人生。她的《盛世恋》可谓深得张爱玲真传。

作家黄碧云

这篇发表于1986年的小说，揭示出一种时代病、都巿病，彻底暴露了现代婚姻的疏离本质，以及现代人无可救药的荒谬关系——相敬如宾，却无真情；同床共枕，却有性无爱；繁华盛世下，是人们的虚浮、无奈与落寞。

文学的一个核心任务是观察世道人心，表现人生百态，述说千变万化的故事，揭示幽微万端的情感，揭示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盛世恋》正具备这样的艺术特质，是香港当代小说中表现都巿人关系的典范之作。

故事中的女子程书静本是方国楚的学生，后来两人发展出师生恋，并闪电结婚。

这段缺乏真爱的婚姻，很快又以离婚收场。故事的情节十分简单，但内蕴极为深厚，展现着太平盛世下的兵荒马乱，和个人生命价值的幻灭。

在作品中，有很多场面的刻写都有力透纸背的表现力，如老师方国楚向女方求婚的一幕，是在车祸现场，二人触景生情——

二人在车中都没话说，方国楚伸手去握着书静的手。书静稍一挣扎，方国轻便愈缠绕。书静便半推半就，不望他，但浑身都感到他的存在。

书静看那窗外景物，有点惶惑，他爱她，他不受她；他爱她，他把她只视作任问一个床上的女人；他不爱她，他却找她……

书静只是软弱。此时车子噶然急刹，原来前面的小货车与一辆计程车相撞。小货车不知怎的，尾巴倒翘，就向着书静，车头玻璃都碎了。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伏在驾驶盘上，睡着一般，发上粘几滴血，颜色极舞台化。

方国楚按一按号，说：“倒霉，不知要阻多久。”书静不禁刮目看他。那小伙子挣扎一下，又伏下，露出了白骨森森的手，在阳光下，那白骨极洁净。塞着的车子都很安静，警察没来，大家都很平静，绕着这白骨，等什么，待什么。

方国楚紧紧的握一下书静，书静靠着车窗，窗子冰凉，无人气。她不由得呼一口气，让窗子起一层雾，好证明自己是活着的，半晌，方国楚说：“消防事务处说所有救护人员会在十二分钟内到达意外现场，简直是世界最大的谎话。”

书静还禁不住看着那白骨。她以为自己在作一个明亮的噩梦白骨之前，何事不烟消云散，岂容你骄贵。方国楚忽然说：“不，那只是第三大谎话。”

生命何其短暂，相逢何其稀罕，千思万想，万般痴缠，在这白骨之前，都是一场谎话。

方国楚说：“第二大谎话是：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虚话与否都不重要，何事不是镜花水月，在白骨之前，或许最固执之人也会甘愿受骗。

方国楚转过身来，一手靠着驾驶盘，笑说：“你要不要听世界最大的谎话？”

书静始终看着那白骨森森的手，搁着驾驶盘上她什么也无所谓了，方国楚说：“你和我结婚，好吗？”

书静轻轻握着自己的手，感到血与肉——不外是血肉之躯。或许就是这样。婚姻。有什么关系呢，此身不外是血肉。她说：“好。”

她始终没有转头来看他。

——黄碧云《盛世恋》

就这样，他们结婚了。洞房之夜，方国楚喝得烂醉，书静苦笑说，“马克思说婚姻是制度化卖淫，原来他是对的。”她发现自己做错了，“嫁给了一个老人”。

《今夜星光灿烂》剧照

方国楚原本是高举过理想旗帜的有为之士，但婚后变得世俗懒散，“博士学位拿过了，教职谋到手，三年拼命做研究的试用期也过了……连婚也结了”，他变得百无聊赖，唯一可做的便是发胖，下课的时候喝一瓶大啤酒，完全漠视妻子的感受。

这样的婚姻正是彼时香港无数现实夫妻关系的写照——一样的疏离、一样的空洞，但似乎只有黄碧云才刻写得这么透彻，这样惊心动魄。

在香港文学史上，似乎也只有张爱玲才有如此的才情与笔力，而事实上这个作品一如《倾城之恋》的现代版，形成奇妙的回响，隔世的呼应。

1990s

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文学的特点是一个“慢”字

董启章也许是今天香港纯文学写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1994年，27岁的董启章写作了中篇小说《安卓珍妮》和短篇小说《少年神农》。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他花一个多月由自己和朋友分别抄写这两篇小说，送到中国台湾参加“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在匿名评审中，几经争辩，评委们选出《安卓珍妮》为中篇小说首奖，《少年神农》为短篇小说首奖。他们一致认同，《安卓珍妮》是难得、少见的“女性书写、“阴性书写”，评委之一杨照认为，虽然作者同出自香港，但是《安卓珍妮》的作者语言水准明显超出《少年神农》。

当会议结束，主办单位宣布这两篇小说的作者都是董启章，评委们十分尴尬，他们从未听过董启章，不仅如此，更没想到作者是一名男性。

董启章1967年出生于香港，1992年开始写作，曾经当过中学老师。他的生活经历并不复杂，一路读书，读到港大的文学学士和硕士。它喜欢普鲁斯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这些智识耀眼的现代作家，并在这样广泛在阅读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写作风格，即文学不仅言情言志，还应该言说知识。

董启章最重要的作品，当属他的“自然史三部曲”。其中的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就足有50万字，三部曲总共有160多万字。

作家董启章

这种个人史诗式长篇小说，其写作毅力本身就值得敬佩，尤其在香港这样一个注重时间和效率的城市，一本近500页的小说是一个奇迹。王德威曾评价“愿以一生之力或半生之力，对文学、文字的手工业付出这么大心力。我们应该向董启章还有其他像他这样的作家致敬。”

然而董启章认为，文学的特点恰恰是一个“慢”字。网络时代什么都快，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文学要慢慢写，慢慢读，慢慢感受和思考。”

“自然史三部曲”正是董启章精密谋划、慢慢推进的产物。他从动笔之初，就有意识地通过多部作品建造一个共同的虚拟世界，他们沿用相同的名字——V城、董富、栩栩、小冬，这让人想到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也让人想到《沧浪诗话》提出的创作观：入门须正，立意须高。

这部小说首先是董启章或“我”个人的物史。现实中的董启章的名片上印着“董富记文字工场”，这对应的，是曾由董启章爷爷和爸爸经营的“董富记”机械零件制作工场。他以文学继承了这座工厂。而在这部小说里，他采取的基本手法正是像制造零件一样制造出组成故事的意象，再由这些意象群编织出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

正是透过一个又一个的“物”，董启章描述了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一直到回归之后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讲了这一百多年来香港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描述了自己家三代人的故事；这其中，不仅有大历史，更有物件跟人之间的关系史。

比如物品之一是一台老式缝纫机。对很多香港家庭来讲，老式缝纫机很值得怀念，因为香港在经济正要起飞的时候，很多妇女就是在家开着这么一台老式缝纫机帮忙做衣料加工的工作，赚点外快，贴补家用。

这本书对老式缝纫机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描写，文中说老式缝纫机是比所有重型机器还要暴力的机器。它把布娃娃一针一针地戳过去，刺穿了它们，才能把它们连起来——

栩栩，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你的形象萌起于我和如真相识之前更早的年代。在我童年帮忙家工的日子里，已经诞生了这样的念头。不，不只是念头，是一个具体的你的雏形。

那是有一段时期妈妈接回来的布娃娃制作工件。起先只是缝制小巧如成人手掌的女装衫裙，包括不同款式的迷你裙、学生裙、网球裙、牛仔裙和性感的吊带晚装长裙，还有臀部缀上花边的一件头泳衣和令人费解的比基尼。

我坐在火车头般不停前进的衣车旁，逐件给这些小衣服剪着线头的时候，对这些贴身衣物的暗示仿佛有所感知。小小年纪的我并不是联想到那些街头年轻女孩流行的衣饰。

它们只是令我想起一个人的衣柜。那衣柜里挂满了那种色彩、线条和图案的衣服。有时它们又挂到一个身体上，有时又除下来。

到后来我们就不只缝小衫裙，妈妈弄回来两袋浅粉红色的东西，其中一袋塞满小软枕状的扁扁的娃娃脸。头脸上的毛冷团金发、小珠子状眼睛、在两侧凸出的耳朵、软纽形鼻子和红线密绣的弯弯嘴巴，也已经由另外的工人弄妥。另一个袋里分别盛着不同大小形状的布块，缝合起来就是手脚和躯干。

工序其实不算困难，只要把那些肢体布块相叠缝合，反面在外，正面在内，连接成扁平人形，在下体的地方留下开口，从开口处把原本该是正面的料子抽出，像翻转手套的样子，然后又从开口处用竹筷塞进棉花，直至充填成了一具立体的粉红色肢身。接着就是把头部缝上，然后缝合下身的洞洞，最后给它穿上预先做好了的衫裙，就大功告成。

车工当然全部由妈妈独力完成，我负责的是把棉花从下体塞进，和最后的穿衣步骤。

有时棉花在关节位堵塞，我就拿筷子往那洞洞里使劲地戳，也不觉得动作粗暴。我倒是害怕看见衣车车针扎进那些软软的人形料子的情景，仿佛浑身的经脉也同时胀痛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注视那过程，特别是那最后的工序。那是要用人手缝合的。针尖穿进破口的一边，针眼牵着细线扯进去，挑起另一边的皮肉，刺穿，扯出来，又回到另一边去，像小时候学穿鞋带的样子，直至整个下身紧紧的闭合。几年之后，我在小姨何亚玉的肚皮上目睹这样的程序所留下来的痕迹。

——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董启章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0-3

这本小说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物件，这些物件都被写成一种隐喻和象征，代表着整个历史的变迁。

而之所以用了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做名，董启章想强调的是所有小说里的人物其实也是一种“物”。《天工开物》正好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从大自然造物到人造物之间是没有距离。

梁文道对《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推荐倍至：“是一本小说家的小说。它几乎想穷尽所有你想象得到的小说技巧。”

2000s—2020s

马家辉《龙头凤尾》

做自己开心的事就好

马家辉出生在1963年，父亲是报社总编，他从小沐浴文化氛围，却并没有典型的文人性格，反而是有几分江湖气。

马家辉的成长岁月，正赶上香港飞速发展的70年代。他所在湾仔，也是那时香港最混乱、最具市井气息，也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有时候，他坐在大排档吃早餐，身后就是打打杀杀的黑社会。

20岁的时候，马家辉本来已经考上了香港的大学，却因为迷上李敖，去台湾一边读书，一边做李敖研究。

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出版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一举成为了台湾的畅销书。连李敖自己也对他说：“家辉，以前胡适说我比胡适更了解胡适。我今天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

三十岁，马家辉拿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没有耐心做学问，回到香港到明报做了副社长，转了一大圈，后来才到大学教书。

作家马家辉

马家辉给报纸写专栏，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当嘉宾，似乎什么武艺都能拿起来。但到快50岁的时候，他却忽然坐下来，要写长篇小说，不是一部，而是“香港三部曲”。

“写长篇小说，对于一个爱文学、爱写作的人，是一个永恒的挑战。”马家辉说：“可能我比较悲观，觉得一过五十岁，看到的跟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五十岁以前，眼睛看着前面，还觉得我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一过了五十，眼睛是往后看的，好像觉得前面的时间不多了。”

“三部曲”第一部叫《龙头凤尾》，于2016年出版，写日占时期的香港；第二部叫《鸳鸯六七四》，写1950、1960年代的香港，于2020年出版；第三部，马家辉要写的，则是1970、1980年代的香港，一直写到香港回归。

《龙头凤尾》写的是一个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黑社会老大陆南才，和英国警察张迪臣之间的暧昧故事。

陆北才为了避乱从家乡广东茂名河石镇南逃至香港，名字由北变南，落脚湾仔当人力车夫，穿梭湾仔至中上环一带的酒吧、警署、赌场、妓寨。

在这小混混发迹史背后，有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政权、日军侵华、香港沦陷的大背景；小说还涉及到陈济棠、杜月笙、汪精卫等历史人物。

在如此乱世，在驳杂的底层社会，马家辉却要写华人与洋人的同性爱，用性别加剧种族、权力在故事中的矛盾和角力。

马家辉曾谈到“在我成长的六十年代，洋人确系威，高头大马又多胸毛，细个见到好惊；写字楼厕所，白人华人分开的，那是社会现实。”

这种华洋之分，也让这份爱情显得更为可贵和惊世骇俗。

故事的主角陆南才因为日思夜念张迪臣，所以在手臂上刻下“神”字，把臣当神，然而最后却并没有等来一个完美的结果——

忙乱时，陆南才偶尔念及张迪臣。他在做什么呢？想必是同样地忙。陆南才每当念他，便抚摸一下右手臂的“神”字，我的臣，我的神，见字如见人。一旦开战，他会上战场？熬得过吗？陆南才挂心，却不绝望，他相信以张迪臣的机智，时局再乱，即使被困在最差的境地，仍有办法替自己挖出一条隧道，好歹能逃出去。

……

“路上忽然改去文身店，伸出右臂，指着那个“神”字，问道：“洪师傅，有没有办法把它去掉？”

洪师傅摇头道：“南爷，抱歉，没有。”

“没有也得有！我不想再看见这个字！”陆南才瞪目怒道。

洪师傅没料陆南才突然发火，吓得后退半步，颤抖着声音说：“或许可以……南爷，如果你想留住它，却又不希望只见到它，其实可以在前前后后加些字，譬如说，前面加个‘大’，变成‘大神’；或后面加个‘明’，变成‘神明’。这都是变通的办法。”

陆南才皱眉，犹豫着，一时拿不定主意，洪师傅提醒他慢慢考虑，不急，然后转身欲到厨房烧水泡茶。陆南才把洪师傅喊住，道：“加字吧，多加几个字。”——当陆南才离开洪师傅的唐三楼时，右臂上的“神”变成七个字：举头三尺有神明。

陆南才的神仍然在他的皮肤上。

——马家辉《龙头凤尾》

有媒体问马家辉，“香港三部曲”，可是你留给香港最后的情书﹖

原本俐落的马家辉不置可否，“我做自己开心的事就好。”

未来之光

香港回归之后，“后九七”一代的青年作家们延续着前辈们的城市书写，继续在创造着属于他们的城与传奇。

如可洛和韩丽珠，二人至今各自出版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等已达十部或以上；其他作家如陈志华、谢晓虹、李维怡、张婉雯等，也在不断出版着自己的作品。

历经数十年的城市发展，资本把香港塑造成拥有全球最多摩天大厦（一千三百零九栋）、商场密度世界最高的城市。城市空间不断侵吞自然空间，成为“后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书写城市经验时挥之不去的阴霾。

如可洛的《鲸鱼之城》和陈志华的“O城”，名曰续写西西《我城》，但却是一个个全新的时代版本。他们和前辈作家一样，为香港赋予着新的“花名”与“外号”，也在为这座城市寻找着新的言说之道。

参考文献：

刘以鬯《对倒》

西西《我城》

张爱玲《倾城之恋》

金庸《神雕英雄传》

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黄碧云《盛世恋》

陈平原《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梁文道《我读》

廖伟棠《波西米亚香港》

王德威《悬崖边的树》

罗孚《繁花时节怀故人》

李穆南 郄智毅 刘金玲主编《中国香港文学史》

陈子善《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

赵稀方：香港文学的“第一声吶喊”

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7/1118/3516206.html

《论金庸小说与香港的地域情缘》

https://m.fx361.com/news/2021/1130/9154879.html

蒲实《香港的金庸，金庸的世界》

https://www.bluewindweekly.com/

《刘以鬯与香港文学》

https://www.sohu.com/a/155159576_748568

《西西：她让文学成为香港的骄傲》

http://style.sina.com.cn/cul/books/2011-07-30/001381692.shtml

《香港文学世界的奇女子西西》

https://xw.qq.com/amphtml/CUL2016031602284200

黄碧云推新作“血卡門”说跳舞与生命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2/2002-01-14/9321.html

《董启章：我想写出一个时代性的孤独》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84132.html

鄒文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中的城市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