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喝咖啡的人,另一半是生产咖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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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喝咖啡的人,另一半是生产咖啡的人

多年以后,杰米·希尔还会想起自己被绑架的那个下午,并为此责怪自己的父亲。那是1979年10月31日傍晚,杰米刚在办公桌前坐下,准备给女儿亚历山德拉写信。那年头,万圣节在萨尔瓦多还算新奇,1959年卡斯特罗古巴革命后,蜂拥而来的外交人员带来了这个节日。“不给糖吃就捣乱”的游戏迅速占领了首都圣萨尔瓦多的高档社区,这位在家族公司里担任高管的42岁商人就住在这里。穿着奇装异服挨家挨户敲门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往往是坐车来的。不过即便如此,万圣节的重要性仍远远比不上即将到来的亡灵节,11月初的亡灵节标志着收获季的开始。

杰米一直盼望收获季的到来,持续6个月的倾盆大雨终于退场,取而代之的是蓝天和凉风,他的兴奋充分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历史。由于缺乏临大西洋的海岸线,直到1821年才脱离西班牙统治而获得独立的萨尔瓦多曾是一潭“死水”——全国25万公民中仅有4名律师和4位医生,剩下的都是农夫。最大的港口每年只有两三艘船停靠。但这并不代表萨尔瓦多人很穷,因为“穷”是相对的,商业层面的与世隔绝意味着经济的平等。19世纪中叶,来到萨尔瓦多的欧洲游客往往震惊于这里“赤贫现象的绝迹”和土地的肥沃。靛蓝和香脂、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繁荣的乡村,就连城镇都“掩映在热带植物中”。这些植物包括棕榈、柑橘和“险些被沉甸甸的金黄果实压垮的阔叶香蕉”。丰富的自然物产赢得了外国游客的赞叹,他们看到的是一片“特别适合出产热带作物”的土地,但大部分萨尔瓦多人靠耕种公有土地为生。他们没有太多动力为远方的市场种植新的、陌生的经济作物,更不愿受雇于有志于此的人。从传统上说,生活在这里的农夫惧怕旱季的到来。11月的降临意味着绵延数月的干旱,每当这时候,萨尔瓦多人和他们的“邻居”总会祈祷大雨早日归来,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19世纪末,萨尔瓦多的乡村生活仍延续着几百年来的传统。日出的清晨,人们扛着农具沿着泥泞的窄路从小村赶往远处的农田劳作;到了晚上,他们又会带着能充当口粮或者能在当地市场上售卖的收获回家。父母将维持这种生活所需的所有知识传授给孩子。一年一度,天气转换之际,萨尔瓦多人和整个中美洲的所有“邻居”一样,装饰坟墓、唱歌跳舞、聚会欢饮,以这种方式感念大地无尽的恩情,祈求祖灵的庇佑。

但也有一些萨尔瓦多人认为,这些流传已久的深厚传统不值得庆祝;他们遥望那个拥有内燃机、电话和电灯的广阔世界,担心自己的国家正在被甩得越来越远。这个群体取得了和他们的人数不相称的政治力量。起初的变化并不明显,但在1879年之后,一切骤然加速,萨尔瓦多传统的农业生活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未来。

1889年,杰米·希尔的祖父——时年18岁的詹姆斯,从英国曼彻斯特来到萨尔瓦多的时候,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方兴未艾。两代人的时间内,萨尔瓦多完全变了模样。“最让游客震惊的是,”1928年,一位美国游客写道,“这里的人显然只关注一个东西:咖啡。每件事都关乎咖啡,每个人都和咖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咖啡是维系萨尔瓦多不致分裂的唯一要素。”同一年,萨尔瓦多农业部长这样说道,他本人也是一位咖啡种植园主。

尽管詹姆斯来到萨尔瓦多的时候,咖啡热已经开始了10年,而且作为移民,他无法担任政治职务,但毫无疑问,在将他的第二故乡改造为现代历史上单一作物栽培程度最高的国家的过程中,他发挥的作用可能比谁都大。到20世纪下半叶,部分缘于希尔在自家种植园和咖啡加工厂里采取的措施,咖啡覆盖了萨尔瓦多1/4的耕地,吸纳了全国1/5的人口。萨尔瓦多的种植园每英亩的产量比巴西的高50%,他们种出的咖啡贡献了全国1/4的GDP,在出口货物中的占比更是超过90%。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部分缘于希尔的牵线搭桥,这些咖啡绝大部分会被装进色彩鲜艳的锡罐,摆到美国的超市货架上;伴随着萨尔瓦多咖啡产业的兴起,美国成了稳坐全球咖啡消费第一把交椅的国家。一个世纪内,萨尔瓦多出产的作物彻底换了种类,这个国家采摘、加工的咖啡斟满了美国人的杯子,农产品带来的利润也落到了新主人的手里。

萨尔瓦多咖啡种植园

萨尔瓦多咖啡种植园

因此,对希尔家族来说,咖啡收获的开始通常意味着唾手可得的奖赏,但1979年不是寻常年份。和往年一样,旱季如期而至,带来了适合采摘咖啡、给咖啡豆去壳的晴天和干燥的空气。但这些有利条件被家族内部和国家层面的变动蒙上了一层阴霾。自“二战”以来,希尔家族的生意从咖啡扩展到了房地产、建筑、金融和保险业,但作为三个兄弟里的长兄,杰米在家族企业里遭到了贬斥。更糟糕的是,昔日的政治冲突重新抬头,谁也不知道收获能不能顺利完成。

百年的咖啡种植将萨尔瓦多分裂成了两半。这个国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与此同时,它在很多方面却穷到了骨子里。全国80%的儿童营养不良。曾经绝迹的“赤贫”成了萨尔瓦多两种基本风貌中的一面,而另一面是传奇“十四家族”的豪富,其中包括希尔家族,这个凭借咖啡起家的家族几乎垄断了萨尔瓦多的土地、经济和政治等。一方是寡头——在国外接受教育,坐在加了装甲的欧洲汽车后座上四处招摇,军队、私人保镖和高墙厚门的宅邸保障了他们在商界和政界的权力;另一方是其他所有人。也曾有人试图改变萨尔瓦多豪富和赤贫对立的撕裂局面,但反对咖啡资本主义的行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曾经令人恐惧的民众抵抗运动一度被迫转入地下。

虽然风险很高,但随着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萨尔瓦多的革命精神仍迎来了复兴。作为回应,萨尔瓦多政府——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高度警惕共产主义渗透西半球的美国——的镇压手段越来越强硬,一种新出现的威胁更令局面雪上加霜,那就是由寡头资助、兼职士兵组成的神秘“敢死队”。整个20世纪70年代,层出不穷的绑架、失踪和暗杀带来了血腥的报复,也使得恐惧四处蔓延。1979年10月15日,一场政变爆发了。在萨尔瓦多的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政府的强制更替也没能直接厘清政治局面和日常生活。直到万圣节来临,政变的余波仍未彻底平息。

杰米·希尔有很多话想告诉女儿亚历山德拉。她在弗吉尼亚的福克斯克罗夫特女中念高三,想去波士顿的大学研读政治学。杰米自己少年时也在罗得岛念过寄宿学校,那时候他成天只想回家去咖啡种植园工作,祖父詹姆斯是他的榜样。然后有一天,他的父亲(也叫杰米)突然出现在学校里,他告诉儿子,自己的视力越来越糟糕,家里的生意需要人照料。后来杰米·希尔在费城的沃顿商学院念完了大学,毕业后他在华尔街工作了几年,然后回到萨尔瓦多,满足了父亲的愿望。

杰米办公室的角落里,祖父留下的钟指向4点15分。他在打字机前刚刚敲完一句给亚历山德拉的问候,便听见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小货车高速驶向这幢房子,猛地停在了屋外。穿着警察和军队制服的男人端着军用黑克勒-科赫G3突击步枪跳下吉普车,清空街道,指挥车辆绕道离开。头戴黑面罩、身穿迷彩服的第二支小队钻出小货车,端着乌兹冲锋枪闯了进来。突如其来的枪声撂倒了一名保安,又在安全铁门上撕出了一个洞。枪手冲进铁门,丝毫没有理会惊呆的秘书,径直奔上楼梯。

刚听到窗外的骚动时,杰米以为是警察在捉贼。随后楼下的枪声和尖叫声让他意识到自己错了。8年前,一支伪装成公路巡警的突击队拦下了他的表妹夫欧内斯特·雷加拉多·杜埃尼亚斯的车。3天后,欧内斯特·雷加拉多的尸体被丢在大街上。杰米的父亲让他买了件防弹背心。从那以后,恐惧一直伴随他左右。

杰米慌张地抓起抽屉里的点45手枪奔向洗手间,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里,小小的手枪如铁哑铃般沉重。门外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杰米放下手枪,一步步挪出浴室,迎上那群蒙面的不速之客。

他的头立即被一顶兜帽套住了,手铐箍紧了他的手腕,看不见的手抓着他的胳膊,拖着他顺阶而下。他们经过不知所措的秘书,经过地上保镖的尸体,来到外面的街上。“告诉我家里人,我没受伤。”杰米转头大喊,随后便被推进怠速等待的小货车,整个人向前扑倒。货车立即蹿了出去,车篷的绿油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们离开城市,驶向西边那个曾被称作“咖啡王国”的地方。

半个世纪前,通往圣安娜的狭窄崎岖的公路盘山而下,伸入宽阔的伦帕河谷盆地。山脚的平原上,一座座整齐的建筑三面环绕着茂密的热带丛林,灰泥墙壁白得发亮,红瓦屋顶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远远望去,圣安娜不愧是中美洲“最可爱的小镇”——20世纪20年代一位曾在此过夜的美国记者赠予了它这个美称。

当时的圣安娜也是萨尔瓦多的第二大城市,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它为中心,1914年“一战”爆发后,与加利福尼亚州日益频繁的贸易又进一步加速了圣安娜的发展。如果说这座围绕中心广场呈网格状整齐铺展的城市看起来不如人们印象中的新兴都市那般“生机勃勃”,这也是因为它的兴起有些与众不同:这座城市的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城外海拔8000英尺高的圣安娜火山沟壑纵横的山坡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以为这座萨尔瓦多最高的火山已经熄灭。

从山脚到陡峭的火山锥,圣安娜火山宽阔的山坡上散布着一片片郁郁葱葱的咖啡种植园。从11月到次年2月的收获季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这些种植园里劳作;他们没日没夜地采摘咖啡,从清晨6点一直工作到薄暮降临。每个工作日结束时,成群结队的骡子和牛拖着车厢里鼓鼓囊囊的棕色麻袋沿山而下,满得溢出来的红色咖啡浆果一路洒落。车队穿过圣安娜灰扑扑的街道,将货物送往城里众多的咖啡加工厂,新摘的浆果会在这里被处理成可供出口的咖啡豆。

咖啡浆果

咖啡浆果

在收获季最繁忙的街道中,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从市中心出发,向北穿过西班牙橡树纠缠的枝丫搭成的深绿隧道,直通城外。到了城市边缘,地势渐趋陡峭,小路微微向右一拐,左手边露出一座现代咖啡加工厂的大门,人们叫它Las Tres Puertas,意思是“三门”。

进入大门,驾车人赶着牲畜登上简陋的接收站,工人们麻利地将新鲜的咖啡浆果搬进厂里。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会将咖啡豆从浆果里剥出来,冲洗干净,最后经由水渠送往工厂后方宽阔的晒场。晒场角落里,棕色的砖地上有白线画出的标准网球场,单双打边线一应俱全。

网球场对面的缓坡上矗立着一幢优雅的二层新建小楼,整幢房子是所谓的西班牙殖民地复兴风格。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旧金山举行了一场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自那以后,这种风格便流行起来——高耸的白墙、气派的室外楼梯、巍峨的大门廊柱,还有铺着整齐红瓦的屋顶窗和房顶。詹姆斯·希尔和他黑眼珠的娇小妻子带着一大群孩子——生了10个,活下来7个——住在这里,这位身高6英尺、戴金属框架眼镜的瘦弱英国男子是20世纪20年代的“萨尔瓦多咖啡之王”。

这个称呼出于至诚,实至名归,但隐含着一缕讽刺意味;顶着这个称呼的人有时对此颇为自得,有时又试图掩藏。1871年,詹姆斯·希尔出生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英格兰,他的家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贫民窟——街区因贫穷和污染蜚声世界。1889年乘船前往萨尔瓦多的时候,詹姆斯几乎一文不名,他背井离乡完全不是为了咖啡,而只是想逃离曼彻斯特阴郁的天空和黯淡的前途,去海外贩卖纺织品。

从很多方面来说,纺织品生意和咖啡相去甚远。织物生意单调乏味,但很稳定,归根结底,它满足的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相比之下,无论是从农业还是从财务角度来说,咖啡都是一门“走钢丝”的艺术。咖啡树生性脆弱、脾气乖张,需要多年的辛勤劳作和精心照料才能结出有价值的果实。更糟糕的是,任何一种咖啡作物的价值最终都完全取决于以波动剧烈著称的国际市场,所以在那个年代,许多情节夸张的流行小说以咖啡为主题,它象征着冒险和毁灭。

但詹姆斯·希尔就是从这样的不可能开始,建立了一个咖啡帝国;很多人——包括他在圣安娜火山上的邻居和对手——认为,他的产品冠绝萨尔瓦多,也就是冠绝世界。到1951年詹姆斯去世前,他的18家种植园为三门加工厂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原料,种植咖啡的总面积超过3000英亩,旺季雇工总数近5000人,每年可出口咖啡豆约2000吨,好年景的净利润高达数百万美元。尽管这些数字已经足够惊人,但詹姆斯·希尔的咖啡帝国不能简单地用英亩、树木、雇工、吨位或美元来衡量——对万里之外那些出于某种原因希望了解咖啡来源和生产过程的消费者来说,它还承担着“展览馆”的功能。

詹姆斯·希尔

詹姆斯·希尔

亚瑟·鲁尔去过很多地方。1895年,他离开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老家,前往哈佛求学。四年后,他成了纽约的一名记者,这份工作带他走遍了全球。1902年,他钻进曼哈顿的地下,观摩刚刚开挖的地铁;1908年,他又赶赴小鹰镇的海滩,采访莱特兄弟的试飞;1910年的独立日,他在沸腾的雷诺见证了杰克·约翰逊击败吉姆·杰弗里斯,后来的电影《拳王奋斗史》即取材于此;1914年,他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目睹美国海军占领这座城市;1915年,他去了加里波利的“一战”前线;1917年,他又出现在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为《哈泼斯》《科利尔》和《世纪》的读者发回思想深刻、文笔亲切的报道。

鲁尔的冒险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并不像你龟缩一隅时以为的那么大,而且它只会变得越来越小。“成天坐在家里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汽车、无线电和报业辛迪加正在以怎样的速度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更别提有线电视和现代蒸汽船了。”鲁尔这样写道。从个人偏好的角度来说,他喜欢高级酒店、“运动和健康”、周全的礼节、“干净的街道”、业务娴熟的交警,以及“井然有序的”乡村俱乐部提供的鸡尾酒,但鲁尔并不幼稚,不至于分不清什么是舒适,什么是进步。从原则上说,他不反对改变,而只是想弄清改变背后的意味。

1927年的一个清晨,鲁尔在曼哈顿最南端登上了一艘白色的大船,这艘开往中美洲的香蕉船隶属于联合果品公司。无论是“漂亮的小哥斯达黎加”、“问题重重的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还是“忙碌的萨尔瓦多”,他希望近距离观察这些“曾由宗法制度统治的田园牧歌式共和国”,“被拖入现代世界洪流”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是好是坏,现代世界的美德以数字为准绳(“速度、高度、人口、利润!”),效率(“能量、省时、环境卫生、机器魔法”)被奉为圭臬。

亚瑟·鲁尔在萨尔瓦多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城市里“新修的漂亮”街道下方铺设了电话线和电线,高级政府官员承诺尽快修建高速公路和机场。“精神抖擞”的警察接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头上的遮阳帽和身上的军用腰带让他们看起来愈显可靠。多种族混杂的农民阶层辛勤劳作、人数众多,尽管他们不如哥斯达黎加的农民那么“白”,那么“民主”,但也不像危地马拉的农民那么“印第安化”,难以相处。逗留在这个国家首都的日子里,鲁尔有时会有种自己身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错觉,但他不会完全忘记,“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工人一天赚不到半美元”,大街上公共管道崭新的铁井盖可能被偷去当垃圾卖。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并充分认识到“萨尔瓦多的一切都围绕咖啡运行”以后,鲁尔登上了开往圣安娜的火车;在此之前,他预先做了点准备。

在圣安娜火车站迎接鲁尔的是詹姆斯·希尔的三个儿子之一,不久前他刚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回到家里,现在开着父亲的车。汽车停在三门加工厂门口,鲁尔钻出车门,见到了那位“冷静、干练、礼貌”的英国人,也就是鲁尔此行的向导和主人。年近六十的詹姆斯·希尔带领鲁尔参观了毗邻宅邸和加工厂的“实验种植园”,时不时举起他“结实的手杖”戳一戳咖啡树周围的“黑土”。一路上詹姆斯操着曼彻斯特口音快活地介绍他的咖啡生涯和相关的知识——土壤和树木,价格与薪酬,政变和革命,还有和他一样的种植园主以及他“手下的工人”,这些智慧都来自他在萨尔瓦多度过的40年岁月。

参观完毕后,两个男人在一间整洁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詹姆斯将这个房间装饰成了伦敦城里会计室的样子。在“轻松的氛围”中,希尔再次谈到了那些严肃的话题:萨尔瓦多当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保证本国咖啡产业健康发展所采取的——以及可能采取的——激进措施,希尔家族年轻一代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承担的重要角色,还有他寄予他们的期望。他讲得很有条理,但听着詹姆斯·希尔继续冷静地展望萨尔瓦多的未来,一种不安的感觉在亚瑟·鲁尔心头蔓延。他不由自主地想到,尽管从某种角度来说,希尔提到的一切的确是眼下这个动荡世界的缩影,但与此同时,他说的话听起来特别“违和”。

在萨尔瓦多的咖啡种植园,工人们整理采摘的咖啡豆

在萨尔瓦多的咖啡种植园,工人们整理采摘的咖啡豆

詹姆斯·希尔80岁的人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他的父母是全世界第一批工人阶级,但他本人可以算是货真价实的萨尔瓦多人,直到1951年詹姆斯去世时,这个国家仍是全世界政治寡头化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不过到那时候,曼彻斯特和圣安娜之间的差异已经没有他刚刚离开家乡时那么大了。在詹姆斯·希尔80年的生命中——也就是从美国内战结束到冷战开始——正如亚瑟·鲁尔所观察到的,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铁路、蒸汽船、汽车、飞机、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加上其他新型燃料、能源和管理手段,这些因素共同将曾经相距遥远——如果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话——的人、地点和事物凑到了一起。这不仅是一个我们如今所说的“‘全球化’效应首次凸显”的年代——更确切地说,在这个年代,人们第一次试着用“全球”这个词语来描绘那些涵盖整个地球的现象。在这个“全球互联日益密切”的年代,我们第一次用“互联”这个词来描绘种种联系彼此交织、形成某种更宏大联结的过程。很多历史学家提出,正是在这几十年里,一张“紧密编织的全球互联网络”逐渐浮现,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础事实”。

在这段全球联结、嬗变的宏大叙事里,咖啡的历史贯穿始终。400年前,喝咖啡只是土耳其人的一种神秘习俗,英语里甚至没有“咖啡”这个词;今天,“咖啡”可能已经成为这颗星球上传播最广的词语。300年前,商业化种植咖啡的地方只有一个——也门,它的供应控制在一小群商人手里;今天,这种经济作物已经覆盖70多个国家,关系着2500多万人的生计。200年前,咖啡是专属于特权阶级的奢侈品,咖啡馆是思想、谈话、艺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今天,它成了最无可取代的工作提神药,全世界每天要消耗几十亿杯咖啡,近2/3的美国人有喝咖啡的习惯。100年前,因为担心咖啡价格过低,拉丁美洲的种植园主和美国的商人开始向美国的咖啡消费者宣传种植园的情况和它们的重要性;今天,咖啡是最主流的“公平贸易”商品。想思考世界经济如何运作,自己又如何应对,咖啡是最常用的案例道具。

出于上述原因,人们常说,“咖啡联结世界”。是的,从穆斯林的神秘习俗到文明欧洲的奢侈品,再到随处可见的日常必需品,咖啡的变迁让我们得以一窥世界是怎么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当然,跟随詹姆斯·希尔的脚步,从曼彻斯特到圣安娜火山,看一看咖啡如何从他的种植园和加工厂进入旧金山的烘焙厂,再被装进美国主流咖啡品牌的真空密封罐,送到全美国各地的杂货店、厨房、休息室和咖啡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相距遥远的人、地点和事物如何越来越精确地被组装到一起:“一个相互联结的世界”,这个形容来自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书标题。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

现代历史正朝着两个方向同时前进。新的联系孕育出新的藩篱。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济规模膨胀了44倍。从1850年到1914年,全球贸易增长了1000%——“这个世界从未见过财富以这样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被创造出来。”但伴随全球化的脚步,温带工业国与热带农业国人民的收入差距也同步增长。1880年,“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倍;1914年,这个差距变成了3倍;而到了1950年,二者的收入鸿沟扩大到了5倍。

世界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富有,一半贫穷;一半是喝咖啡的人,他们集中生活在工业发达的北半球,另一半是生产咖啡的人,他们集中生活在以农业为主、永远“发展中”的南半球。作为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最有价值的农产品,咖啡在塑造这一分野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过去150年里,咖啡成了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商品——如今全球每年的咖啡出口额超过250亿美元,零售额更是几倍于此——从表面上看,它被那些最穷的国家垄断。人们常说,咖啡是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商品;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全球不平等历史上最重要的货物。

咖啡不仅“联结世界”。实际上,它还带来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通过日常的事物与遥远的人和地点建立联系,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文为《咖啡帝国:一部崭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史》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原题为《咖啡百年》,先标题为编者所拟。

《咖啡帝国:一部崭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史》,【美】奥古斯丁·塞奇威克/著 阳曦/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好读,202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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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