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钱锺书讲课,和杨振宁比成绩:许渊冲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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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钱锺书讲课,和杨振宁比成绩:许渊冲的学生时代

一年前的6月17日,翻译家许渊冲在他百岁之际告别了我们。

一年前的6月17日,翻译家许渊冲在他百岁之际告别了我们。

从事文学翻译六十多年,他曾是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中国译者,一生出版译著120余本。2014年,作为第一位亚洲翻译家,他获得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因为他,中国读者认识了于连、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方世界知晓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汤显祖……

他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做喜欢的事,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

听钱锺书讲课,和杨振宁比成绩:许渊冲的学生时代

许渊冲的一生,正如他在自己的名片上所写的那样:“书销中外百余种,诗译英法第一人”。

对于这张名片,他的解释是:“我是狂,但我是狂而不妄,句句实话。”

他确实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天才,对于自己的成就,他这样说:

“回顾我这一生,小学上的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不过我在这些最好的学校里,只是一个不上不下、时高时低的中等人物,也就是‘人中人’。大学毕业之后……在世界第一流的、培养过罗曼·罗兰和居里夫人的巴黎大学研究,认识了不少‘人上人’,自然就不免‘见贤思齐’了。”

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等学术大家。1944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在求学时代,许渊冲是如何“见贤思齐”的?同学杨振宁、老师钱锺书等人,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影响?下文,正是许渊冲对自己生命前三十年的回顾与自述。

让我们一起阅读这份自述,纪念这位为中西方读者同时点亮文学光芒的先生。

1.故乡南昌

“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

1926年8月,我五岁,正跪在方凳上写字,其实是描红,就是在印了红色大字的纸上用毛笔把红字描成黑字,忽然二堂兄来叫我,说是模范小学招生名额不满,要我同涵弟去参加考试,看看是否合格。

模范小学后来改名实验小学,简称“实小”,校址在樟树下,离石头街大约要走一刻钟。石头街是南昌西城从北到南的大路,经过东西路都司前街和南北路高桥大街,再走过小校场,就到了樟树下。

我到了实小,穿过大厅和小操场,来到在两层楼上的教室。考试只有口试,老师拿出字角问我认识不认识。我因为母亲生前教过,所以全都认得,结果编入一年级甲组;涵弟不认得字,需要从头学起,编在晚一学期的乙组。我们就这样入学了。

实验小学进门是个大厅,左边是几间一年级教室,右边是室内体育场。每天上午上课前,全校学生要在那里集合,排列次序是从一年级乙组到六年级甲组,班次低的在前,高的在后;各班站队的顺序是高个子站前面,矮个子站后面。

开会前由各班班长或值周生向值日老师报告到会人数,然后唱歌。歌词记得最早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最后一句是“世界大同”。后来改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虽然直到小学毕业对歌词都不太懂,但因为天天唱,多少有了一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念。

唱歌后由校长或值日老师带领全校师生背诵孙中山“遗嘱”,然后校长训话,或值日老师报告学校情况,进行表扬或者批评。有时还让学生上台练习演说。最后是唱校歌:“我爱实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唱完校歌,礼成散会,各班学生回到教室上课。

1931年年底,我从实验小学毕业。

许渊冲的中学毕业照,摄于1938年

许渊冲的中学毕业照,摄于1938年

升入南昌第二中学之后,我喜欢的功课是国文,喜欢的课文有朱自清的《匆匆》,记得的句子有: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消失了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用植物的美和动物的美来衬托人生的美,我觉得比平铺直叙要好得多。

又听弟弟渊深唱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和冷风本来不美,但是显示了不怕严寒的精神;野火和暮色带来的是自由的光和热,催促暮色成为黎明;西天和残霞更是把地上的野火烧成了天上的晚霞,使西天闪烁着离情别恨。

朱自清的散文,赵元任的诗歌,使我体会到了中国古代“赋比兴”手法的妙处。

至于外语,虽然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了。

后来学习生词,我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就是用这样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升入中学后,我和同班同学涂茀生、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就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这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

那时我有一个表姐在美国学教育,有一个表哥在欧洲学音乐,我要他们给我寄邮票来。结果得到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图、德国的萨尔风景票,我玩得爱不释手,仿佛旅游一般。

初中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集邮的经过》,寄给芜湖《邮话》杂志,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此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

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突击背熟了三十篇英文,包括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中的演说词;考试成绩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从“人中人”变成“人上人”了,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

到了高中三年级,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英译本,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这是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时感觉不到的。

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我的决心就下定了。加上那时浙江大学从杭州迁来江西,也带来了西子湖畔的歌声,我们就跟着大学生唱起英文的《江上彩虹》来,仿佛要用歌声组成彩虹,飞上高不可攀的象牙塔似的。

于是我们二中毕业班的同学,多半都在浙江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还记得考英文时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团结就是力量》。我用比喻开始,说一支箭容易折断,一束箭就坚不可摧;然后言归正传,说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全民抗战,那国家就不会被日本鲸吞蚕食了。结果英文得了85分,考取了联大外文系。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大三的许渊冲,摄于1941年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大三的许渊冲,摄于1941年

2.西南联大

“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

1939年1月4日,我们在昆华农校西楼二层的小教室里,等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来上“大一英文”。

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黑色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问姓名,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呢。十八年后,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我国得奖的第一人。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服,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

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

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早在美国求学时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赏识。

后来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又和英国诗人艾略特时相过从,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叶公超散文集》还引用了艾略特的话说:“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

“大一英文”都用清华编的《英文读本》,前几课多是英美作家谈中国的文章,如毛姆的《苦工》、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兰姆的《论烤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等。

战初期的昆明西北部

战初期的昆明西北部

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却很精彩。记得他讲《苦工》时,碰到“补丁”一词,他讲得很生动,仿佛要用一个“补丁”来弥补没有讲过的其他词汇的损失。

他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

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

2月8日他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

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我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他不但批评学生,也批评作者,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因为“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或是讽刺,或是诽谤,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他对别人要求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

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杨振宁物理考100分,微积分99分,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叶公超

叶公超

叶公超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大一英文”,第二学期我们这个组解散,学生分到其他各组去。杨振宁分到陈福田教授那组,我分到钱锺书教授这组。

钱锺书先生教我时才二十八岁。他戴一副黑边大眼镜,显示了博古通今的深度;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看得出学贯中西的广度。他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显得风流潇洒;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却又颇为老成持重。

他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他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

他和叶先生不同,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不必提心吊胆,唯恐冷不防地挨上程咬金三斧头。

1939年3月31日,钱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讲课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Everything is aquestion mark;nothing is a full-stop.)

课堂上的联大学生

课堂上的联大学生

他用具体的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而且问号和句点对称,everything和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使学生既得到了内容之真,又感到了形式之美。这真是以少胜多,一举两得。

不过,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么一句:“My mind to do sth”。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

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 mind was to do sth”。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原句是“I made my mind to do sth”。

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

西南联大参军校友在大观楼,1944年摄

西南联大参军校友在大观楼,1944年摄

3.美国飞机法国船

“我登上了钱锺书在《围城》中描写过的法国邮船。”

1941年11月,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来华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那时的教育部号召全国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的男学生服役一年,不服役的要开除学籍,服役期满的可以算大学毕业。

于是联大同学纷纷响应号召,是我同吴琼、万兆凤、罗宗明等三十几个同学都报了名。

服役期间,我平常的工作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他就根据情报,分配三个中队八十一架P40飞机的任务。P40时速四百公里,但当时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飞机。每次击落敌机一架,飞行员就在机身上贴一张插翅膀的老虎,所以美国志愿空军成了威名远扬的“飞虎队”,我也得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记得有一次我翻译的情报说:日本军舰一艘到达海防,登陆士兵有若干人;日本飞机有若干架,进驻河内机场。林秘书得情报后,立刻召集四个空军上尉参谋(分管侦察、作战、轰炸、驱逐业务)研究,认为日军很有可能会对昆明进行空袭,就要我把情报火速译成英文,派专车送我去陈纳德将军指挥部。陈将军正和中国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少将在研究军事地图,看了我面呈的情报,就要参谋把地图上的军队、舰只、飞机数目作调整,同时叫我退出。

第二天,日本飞机果然袭击昆明,但飞虎队早有准备,不等敌机飞入市区投弹,就在滇池上空进行截击。我只听见飞机爬高的呜呜声、机枪射击的啪啪声,只看到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出一团团的黑烟,被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从此以后,日机不敢再来昆明。

许渊冲,摄于1942年任“飞虎队”翻译时

许渊冲,摄于1942年任“飞虎队”翻译时

1942年9月,我回联大复学,选修了袁家骅教授的“大四英文”和“翻译”、赵诏熊教授的“西洋戏剧”、莫泮芹教授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吴宓教授的“文学与人生”等课,还旁听了温德教授的“莎士比亚”和冯友兰教授的“中国哲学史”。

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脱离了不自觉的“自然境界”,但又觉得“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也不能说明我的思想情况,于是巧立名目,来个“兴趣境界”吧。

我对旁听冯先生的课感兴趣。他讲到儒家的“仁”“义”时说:仁者人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义者宜也,就是做适宜的事情。

他讲到庄子时总结说:庄子顺万物之性而达到与万物为一的天地境界。我结合“浪漫主义诗人”课,在“大四英文”课作文时写了一篇《庄子与卢梭》,又结合“文学与人生”课,写了一篇《儒教与基督教》。这是我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试笔。

1944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昆明物价飞涨,研究生一个学期只发一千元生活费,根本不够维持生活。

其实我大四时,已经开始半工半读,在昆明天祥中学兼教英文。不料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规定研究生不许在外兼差,于是我第二学年只好休学。后来吴达元教授代系主任,知道研究生经济困难,就要我在联大外文系兼任助教,教了一班英文。

抗战胜利之后,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迁回平津。那时教育部举行出国留学考试,考试合格,我也离开昆明,出国去了。

1948年6月8日,我登上了钱锺书在《围城》中描写过的法国邮船。我们在船上住了半个月,6月24日才离开上海。

海上晕船,我的法文日记写得非常简单,海景只袭用了王勃的名句“落霞与海鸥齐飞,碧波共长天一色”。

27日到香港,海水慢慢显得更深更蓝了,仿佛是蓝宝石熔化成了液体。7月1日船到西贡,要经过蜿蜒曲折的湄公河才能进港,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5日到新加坡,星光和灯光交织的夜景使人仿佛置身天上人间。10日到科伦坡,还没进港我就看见了世界最高的天然喷泉。我本来想去看看世界闻名的大象,但是时间不够,只好在邮局买了几张中学时代朝思暮想的大象邮票,就算是画象充饥了。

11日进入印度洋,大风大雨,浪高如山,天翻地覆。人吃不下,也睡不着,一连七天七夜,折磨得年轻人都变老了。这使我想起了柯勒律治在《古舟子咏》中说的:

水呀,水呀,到处是水,

泡得船板起皱;

水呀,水呀,到处是水,

却休想喝一口。

西南联大留法校友合影,左四为许渊冲

西南联大留法校友合影,左四为许渊冲

18日船到吉布提,只有一家酒店,依然“休想喝一口”清茶。船进入红海,24日过苏伊士运河,有如“人在画中行”。入地中海后,风平浪静,“水绿如蓝”。莫泊桑在《水上》日记中写得好:

“海上没有汹涌的波涛,……我看见在遥远的天边,在依然朦胧的尼斯城上空,有粉红色的奇光异彩,这是晨曦照亮了阿尔卑斯山顶上的冰川。

远在群岛后方,是峰峦起伏的埃斯特勒山脉。这座山是戛纳城的天然布景,是山水画册中令人神往的珍品。它的颜色是蔚蓝的,线条清晰,剪裁奇特,娇媚多姿,却又富有艺术情趣,仿佛是顺从人意的造物主用水彩在舞台布景上画下的远山,供有闲情逸致的王孙公子赏玩。

埃斯特勒山晨夕万变,景象万千,使那些高雅人士心醉神迷,目不暇接。

早晨,这条山脉的轮廓被蓝天清晰地衬托出来。天蓝得柔和纯净,有点发紫,非常悦目,是南方海滨再好不过的蓝天。到了傍晚,山坡上的树林变得阴沉沉、黑压压的,给如火如荼、红得惊心夺目的天空镶上了一条黑边。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日落的仙境,这种燃烧整个天边的烽火,这种火山爆发似的彩霞,这种宏伟无比、精妙绝伦的表演,这种每天周而复始的灿烂辉煌、奢侈富丽的景色,即使这是画家巧夺天工的妙笔,也会使人莞尔微笑,百看不厌的。”

我在地中海上看日出、日落,读莫泊桑的《水上》日记,真是情景交融,其乐无穷。

7月30日船到马赛,中国留学生都住在安茹旅馆,同去吃了一顿世界闻名的法国大龙虾。不料龙虾越大,味道倒越像鱼,反而不如中国的河虾鲜美,可见饮食不能贪大求洋。

8月1日晚上,我与同学乘火车离开马赛;2日早上,我们到达巴黎里昂车站。

4.巴黎有什么?

“两个月后,我居然新学到六千个法文生词”

我们住在巴黎15区许弗仑林荫大道149号。关于我的卧室,8月8日的法文日记中写道:

“开窗一望,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好像精工雕镂过的云南石林。两排法国梧桐用郁郁葱葱的树叶遮住了三楼的窗户,看来似乎是环绕大理苍山的绿色玉带云。再加上星罗棋布的雕像和草地,巴黎真成了城市中的花园。”

可惜这座花园城的秋天和昆明的春天一样长。

巴黎的秋天如果下起雨来,那秋声就更加萧瑟了。我在法兰西语言学院学习法文时,写过一篇《巴黎的雨天》,现在摘要译成中文如下:

秋雨是黑夜的助手,又是黎明的凶手,它侵占了白天的领地,却延长了黑夜的统治。巴黎这座古城,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也不过是风韵犹存的半老美人。秋雨一来,又在墙壁上划下了皱纹,在街道上投下了阴影,留下了岁月的脚印。

秋风一起,梧桐树都哆哆嗦嗦抖下了身上的枯叶,露出了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雨飘摇中诉说自己的痛苦。杜邦咖啡店的三排桌椅,虽然侵占了人行道的地盘,却留不住行人的脚步,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顾客坐在柜台跟前。橱窗里陈列的不是时装,而是风雨大衣。平时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歌剧院,现在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在没精打采地眨着眼睛。

只有卢森堡公园的草地、巴黎圣母院墙上的爬山虎、塞纳河长满藓苔的堤岸正在开怀畅饮。教堂塔楼钟鸣五下,就敲响了白天的丧钟。夜幕随着枯叶飞下,黑暗又笼罩了大地。偶尔有几辆汽车用灯光划破了黑暗,汽车一过,黑夜又吞噬了街道。只剩下彻夜不眠的街灯,伴着颤抖的枯枝,在等待着天明。

我在大学时代只读了两年法文,每星期上课三小时。第一年学完了法文文法,学到了大约一千个法文生词;第二年读的是法国教授邵可侣(应读郃可侣)编的《法国文选》,又学了大约一千个生词。然后就是阅读法国小说,写写法文日记。

到出国时,在法国邮船上读纪德的《窄门》,觉得没有多少问题。到法国后正是暑假,又去法兰西语言学院学了两个月法文。

许渊冲,摄于巴黎卢梭像前

许渊冲,摄于巴黎卢梭像前

同学宗基告诉我他学法文的方法就是每天突击一百个生词,可惜他记不住;我也如法炮制,因为英文、法文词汇很多既形似、又意似的,发现困难不大。

两个月后,我居然新学到六千个法文生词,在中国留学生的词汇测试中,胜过学了十几年法文的留学生。我还在法兰西语言学院拿到一张文凭,有了这张“遮羞包丑的树叶”,就可以在法国以外的学校教法文,也可以在法国上大学了。

巴黎大学要得到四张证书才能毕业,而一张证书一般要读一年。我舍不得花四年时间去规规矩矩地读书,只想浅尝辄止,于是就在四张证书中选读了我喜欢的课程。

“法国文学”中我选了拉辛、卢梭、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象征派等;“法语语言学”中我读了高乃依和《包法利夫人》;“比较文学”中我读了理查逊、卢梭、歌德和夏多布里昂等。在“英国文学”的课程中,我选读了法默教授开的“英国文学史”和“狄更斯”两门。

法默教授虽然也研究司各特(英国作家)对法国作家的影响,但他只比较西方文学;对于与西方文学双峰并立、遥相对峙的东方文学,尤其是比希腊、罗马还早的中国文学,他们却是茫然无知。

而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如果只有西方没有东方,那就成了一个跛脚巨人或者是独眼苍龙了。

在我看来,中国《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描写了西周灭商的历史或传说,是比荷马《伊利亚特》更早的史诗。

屈原的《离骚》是一首由“述怀”“追求”“幻灭”三部曲组成的心灵神游的悲歌,比但丁《地狱》《炼狱》《天国》合成的《神曲》早了一千五六百年。王实甫的《西厢记》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早两三个世纪。曹雪芹的《红楼梦》又比歌德、雨果、托尔斯泰都早一二百年。

因此,在巴黎大学读了一年之后,我就想到应该对东西方的文学作平行的研究,才不辜负出国一趟。然而,1949年底,国民党撤到台湾后,外汇来源断绝,我一定要在一年之内读到学位才行。

本来想把从《诗经》到《红楼梦》的中国文学和从荷马到19世纪的西方文学作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但这需要一代文豪歌德这样的才力,才能构筑这个世界文学的框架。

英国诗人艾略特也说过:“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因为,个人才气绝不能与整个文化相比。

而我想写的论文,恰恰不是表现个人才气,而是要表现东西方文化素质的,绝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完成。首先,《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华当时还没有好的外文译本,怎么可能在国外进行比较研究呢?如果要把这些文学瑰宝译成外文,而且读起来要能得到一点读原著的乐趣,那需要多少年月啊!

于是我决定花一年时间读一张大学研究文凭,同时将论文方向重新定为研究莎士比亚和拉辛。终于,我成功通过了答辩,继而走上了回国的征途。在回国的船上,我还赢得了国际乒乓赛的冠军,和船上选出的美人跳了舞,这也算是凯旋而归了。

许渊冲于巴黎街头,摄于1950年归国前

许渊冲于巴黎街头,摄于1950年归国前

本文编选自:

《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 许渊冲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21

《许渊冲百岁自述》/ 许渊冲 / 华文出版社 / 2021

《追忆逝水年华》/ 许渊冲 / 译林出版社 /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