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讣告，纪念再也看不到春天的他们和它们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自古至今，清明不仅是纪念逝者的节日，也是春回大地的时节。只是，近段时间以来，远方的战火与近处的灾难不断，我们比以往更为具体而真切地面对死亡的咫尺、生命的无常与失去的伤痛。

虽然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以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方式死去，但在这个纪念逝者的节日，我们或许更需要，也更有勇气言说死亡。这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人从来都不只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统计数字，而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人，是活着的人的至亲、挚友、爱人，是无数曾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存在。如果生命终将彻底消失，记录并讲述他们的故事，便是尽力保存逝者留存于世的记忆。

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剧照。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和大家分享今年出版的《讣告》一书。这是一本有关逝去之人的记忆之书，收录了《经济学人》讣告栏中的201篇讣闻。不同于悲痛的哀悼之词，这些文字大多机智幽默，记录下逝者生前的明亮时刻。

从已被载入正典的公卿王将，到不闻其名的普通职员，从帝制时期最后一位太监到轰炸广岛的投弹手……他们当中有名人，也有普通人，甚至还有一只科学史上最著名的鹦鹉。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些人和动物的生平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毕竟，与活着相似，死亡并不总是平等的。

在本书的序言部分，作者之一、英国作家安·罗提及英国历史学家比德对人生的隐喻：人生就像一只飞过宴会厅的麻雀，从黑暗里飞来，又没入黑暗，其间只有明亮的一刻。当然，也可能宴会厅中的黑暗比之前和之后更甚。但无论哪种情况，飞过的那一刻——在大地的喧嚣中挥动的翅膀——是我们必须抓住的。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整合摘编自《讣告》。谨此纪念在这个春天逝去的他们和它们，也纪念我们每个人生命曾经历过的，也终将经历的逝去。

原文作者｜[英]基斯·科尔克霍恩；[英]安·罗

《讣告》， [英]基斯·科尔克霍恩／[英]安·罗著，徐龙华译，读库 | 新星出版社，2022年1月。

玛格达·狄内斯：

二战中躲藏起来的孩子

玛格达·狄内斯，二战中躲藏起来的孩子，逝于1996年12月28日，终年62岁。

生命中绝大多数时候，玛格达·狄内斯都不愿谈论二战中藏身度日的童年经历。 后来的人生中，狄内斯博士于精神分析学界声名显赫，不论是在纽约的私人诊所，还是在她的学术岗位上，都颇有建树。 但那些想深入探究她本人早期记忆及精神状态的采访者却往往一无所获。 “躲藏起来的孩子，会试图忘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往事。 ”她说。

那些为了逃避集中营，长期藏匿在秘密地点的孩子数量之多，让她惊骇不已：在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内，这个数字或许高达十万人，但远远不及上百万遭到逮捕且死于囚禁中的孩子，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属荷兰女孩安妮·弗兰克，她是战争中犹太儿童命运的缩影。

许多受害者都努力想要走出早年困苦经历带来的心理阴影，但收效甚微。其中两位比较有名：科学家兼作家普里莫·莱维，他曾被关在集中营；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后来用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经历来治疗心理不正常的儿童。但是，两人最终都自杀了。

从她在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可以看出，狄内斯博士或许已经明白，直面被隐藏起来的那部分人生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论原因为何，她觉得自己必须把童年时代的生活写出来，最终也确实这样做了。这几乎可算是她人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她的《燃烧的城堡：一个孩子的战时生活》（Castle Burning: A Child’s Life in War）1996年12月在美国由W.W.诺顿出版公司出版。

《燃烧的城堡：一个孩子的战时生活》（Castle Burning: A Child’s Life in War）书封。

狄内斯博士原本打算接下来去美国和欧洲巡游，参与和新书相关的活动。但在此刻去世，似乎更像她猛踢这残酷世界的特有方式。岁月并未磨去她的棱角。尽管安妮·弗兰克回忆录的作者在电影和书籍里都会尽量避免煽动对压迫者的恨意，但狄内斯博士从未停止憎恶德国人及其在匈牙利的战时代理人。

最后的童话

玛格达·狄内斯出身匈牙利名门。彼时的匈牙利穷困潦倒，由于在一战中战败，三分之二的领土被战胜国奖给了南斯拉夫和其他邻国（领土争端持续至今）。但玛格达家境富裕，父亲是布达佩斯一位成功的出版商，家里有仆人伺候，还坐拥各种奢侈品。玛格达似乎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孩。她说，在母亲眼里，她“不可理喻的尖酸刻薄，口无遮拦，傲慢无礼，太过聪明”。但五岁的时候，她还是有些魅力的。玛格达回忆，“在漆黑的夜晚，当我睡不着时”，就要听匈牙利魔法城堡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有一个幸福的结尾。1939年，二战爆发，书名中的城堡开始在她想象中燃烧，此时玛格达的父亲抛弃家人，远走美国避祸。

为此，玛格达一辈子对父亲怨恨不已，她愤怒地列出父亲随身带走的行李清单，里面有十二套西装和四十五件衬衫。父亲的出走无疑是有原因的。他一直抨击匈牙利独裁者、海军上将霍尔蒂，且匈牙利的犹太人已经受到当地纳粹组织箭十字党的威胁，布达佩斯部分地区也已经禁止犹太人出入。狄内斯的父亲可能以为，只有自己离开匈牙利，才能保证家人的安全。

但实际情况是，玛格达与母亲、哥哥伊万多年来不停地东躲西藏。有一次，玛格达不得不躲在烤箱里，而伊万则被抓住枪毙了。

战后，匈牙利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玛格达感受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腐烂”正在“侵蚀”她的生命。她取道奥地利和古巴来到美国，但这次父女重逢并不愉快，父亲认为她是个非常抑郁的女孩，她则回应说忍饥挨饿又被虱子咬“往往会腐蚀掉一个人的快乐”。

她在纽约的生活与常人无异，接受教育，事业有成，结婚生子，有两个小孩。她说自己当心理医生是因为早年的生活经历。“幸存者对受过伤害的人有一种认同感，提供帮助是自我疗伤的过程。”她卷入了女权主义争论，其中一个是堕胎问题，或者用委婉点的说法是“尊重生命”或“赞成选择”之争。对待在“隐身之处”尚未出生的孩子们，狄内斯博士又是怎么看的呢？她花了两年时间采访堕胎诊所的工作人员，据此完成的报告后来出版成书，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也反映了她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她说，不管叫什么，堕胎就是谋杀。“参与堕胎手术的医生不可能一直欺骗自己。”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反堕胎宣言，报告中的一些细节也被“尊重生命”活动人士加以利用。这让她很失望，因为在考虑了堕胎的多种理由后，她最终认可堕胎是一种“非常特殊和必要”的谋杀。从五岁起，那些乱人心绪的感伤就已经粉碎了。

贝蒂·弗里丹：

她指出了女性痛苦不幸的原因

贝蒂·弗里丹，女权活动家，逝于2006年2月4日，终年85岁。

曾几何时，在美国几乎每个郊区街道上的每间别墅门后，都有一位美丽的女人。 她身穿家居服和透明丝袜，打扫卫生时会戴上头巾，以保持发型纹丝不乱； 早餐后洗碗时，会戴橡胶手套，以保护双手完美无瑕。 每天，她要照着《妇女家庭杂志》上的食谱做出新菜式，迎接她的丈夫回家吃饭； 入夜后，还要对丈夫的性要求百依百顺。

她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即使上过，也把聪明才智弃置一边。她的生活就是，每天开旅行车接送孩子，做花生酱三明治，挑选新窗帘，洗衣服，插花。上午十一点，她会打开巨大的冰箱，切一片撒有淡糖霜的蛋糕，然后用咖啡吞下让她笑颜常开的药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将近十年的时间，贝蒂·弗里丹的生活就是如此。住在可以看见纽约哈德逊河美景的宽敞房子里，抚育着三个孩子，为当戏剧制作人的丈夫做饭，靠装饰屋子打发时间。显然，按照“工作”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她没有在工作。她是妻子和母亲，而且作为一个女人，她很高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身份。

不过，只要看一眼弗里丹就会明白，情况复杂得多。她身材矮小粗壮，长着大鼻子和深陷的眼睛，远不是妇女杂志上宣传的那种小鹿斑比似的甜美女人。她长于争辩，可以给出高明的观点，再配上打碎的陶器和全音域的尖叫。她主修心理学专业，获得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奖学金，尽管后来放弃了，因为这扫了她男朋友的面子。读大学的时候，她曾经穿上羊毛套装，戴上珍珠项链，去纽约一家脏兮兮的办事处，试图加入共产党。多年来，她一直是左翼记者，为工会小报撰写关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文章。结婚后，她继续无所畏惧地工作，直到怀第二个孩子时被解雇，工作让位给了一个男人。

她的激进主义理想埋葬在了哈德逊河的美景房里，弗里丹自问：“这就是你想要的一切吗？”尽管受过教育，但她所做的并不比她母亲好到哪里去。在父母位于皮奥里亚的漂亮家中，母亲经常大发脾气，语带嘲讽，以发泄她满腔的痛苦。她父亲曾经是个卖纽扣的小贩，白手起家，拥有了一家珠宝店；母亲的创造力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弗里丹相信，大多数妇女都有同样的感受。1957年，她调查了两百个史密斯学院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成了绝望的主妇。但当她把这些绝望分类整理成一篇文章时，却没有一份妇女杂志愿意刊登。弗里丹决定写一本书，并在1963年向美国社会投下了一颗燃烧弹，其影响至今仍在回荡。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结构散漫，写作拙劣，但它准确地指出了女性痛苦不幸的原因。奇怪的是，尽管弗里丹上大学时一直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拥护者，但妇女的很多问题根源恰恰在于他那些现今十分流行的理论。他认为女人低人一等，受到阴茎嫉妒的折磨，她们实现成就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男人。弗里丹大声嚷道，这简直就是垃圾！女人只需要得到平等对待，获得自由，成为自己。

《女性的奥秘》，[美]贝蒂·弗里丹著，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5月。

妆容下的乌青眼眶

女性读者的感谢信纷至沓来。批评者则大多为男性，但不只是男性，他们气急败坏地说，弗里丹对国家是个威胁，证明了送女孩子上大学是多么愚蠢的事情。但是现在，女人身后刮起了政治旋风。弗里丹变得很忙碌，1966年，她作为创始人之一，组建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开展争取同工同酬、产假、自由堕胎和体面照料小孩的运动，并为尚未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进行斗争。1970年，为庆祝女性获得选举权五十周年，弗里丹在纽约市领导了“寻求平等妇女大罢工”，大约有五万人参加。

弗里丹的努力使大部分的女性权利得以保障，特别是在与堕胎相关的法律方面，但女权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弗里丹的尖刻言辞让她到处树敌。她迅速同妇女运动中愚蠢的边缘人群、烧毁文胸提倡者、性瘾者和女同性恋好战分子（被她称作“薰衣草威胁”）分道扬镳，因为她并不像他们一样希望挑起全面战争。缺乏耐心的人不喜欢她的渐进主义做法，有阶级意识的人谴责她只声援居住在郊区、养尊处优的白人的“妇女问题”，而不去关注贫民区和工厂里的“妇女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投身于女权运动的弗里丹。

部分困难在于，她厌恶政治正确、性别政治和逐渐塞满美国大学课程的性别研究。她也赞成婚姻，拒绝憎恨男人。虽然她声称丈夫对她家暴，她不得不用化妆来掩饰乌青的眼眶（1969年她与丈夫离婚），但她坚持说，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女性挫败感的受害者。相比性别问题，这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均等的就业机会、价值、收入来解决。

弗里丹去世时，这个乌托邦仍然很遥远。不过至少她确保，战后美国的理想女性已埋葬在了某个郊区的十字路口，头发仍旧一丝不乱，一根木桩穿过她完美校准的心。

威尔士王妃黛安娜：

“命运”的受害者， 无论那命运是什么

戴安娜·弗朗西斯·斯宾塞，威尔士王妃，逝于1997年8月31日，终年36岁。

要陷入对戴安娜的崇拜并不难，这个名字不仅指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也因威尔士王妃变得众人皆知。 1981年她大婚时，《经济学人》曾热情洋溢地写道： “上帝保佑下一位女王。 ”如今，这种崇拜比十六年前还要狂热，很多书等着我们去写，或许已经在写了，以讲述一个十九岁的幼儿园助理如何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人，又如何在去世时被视作时代标志。 不管作者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他都绝不会缺少引发思考的素材。

过去一周，许多回忆戴安娜的文章都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不断搜寻她的隐私。准确地说，她没有隐私，不过她似乎愿意不断出现在公众视线里。列宁死后，苏联政府雇用研究者将其每日生活都记录在案。靠戴安娜吃饭的记者和摄影师也做同样的事情，且更加高效。对狗仔队的追踪，她通常报以微笑，偶尔扔给他们一根骨头，第二天就会变成“世界独家新闻”出现在小报上。

她的朋友知道她内心深处一些更隐秘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也会成为公共财产。戴安娜曾在英国广播公司一个电视节目中回答过一些关于她私生活的尖锐问题，这期节目后来销往世界各地。作为一个产品，戴安娜从未失去魅力。总有一些事件令她引起公众的密切关注：一个新情人，一项新事业，一些令人不快的关于其身心健康的爆料。尽管难度颇高，隐私对有钱人而言仍是一种可以获得的奢侈品。不过戴安娜王妃更喜欢展示她的无限多样性。

新娘出场

虽然从事的是照顾小孩这样不起眼的工作，但戴安娜·弗朗西斯·斯宾塞生来是个淑女。她父亲是一位伯爵，母亲是男爵的女儿。几百年来，斯宾塞家族与王室一直很亲近，担任各种名字古怪的职务：比如，黛安娜的一位祖母曾经是寝室女官。当查尔斯王子寻找适合成为王后的新娘时，戴安娜是他优先考虑的对象。就像罗马女神一样，她显然是个处女，王子的女友中，这种品质实在罕见。她非常漂亮，而且在后来为她拍摄的许多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她展现出同情心和亲和力时尤为美丽。她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这似乎问题不大。她如此年轻，可以毫不费力地适应王室风格。

电影《斯宾塞》剧照。

自1923年嫁入王室以来从没添过麻烦的王太后（如今已九十七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就是她的榜样，有一段时间还做过她的监护人。王妃尽到了职责，给王室添了两位尊贵的王子，只要他们的人生和君主制共同延续下去，其中一位就将是王位的顺位继承人。她依照王妃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事，例如担任皇家汉普郡军团的名誉上校和众多王室长期重视的慈善机构的赞助人。但她更热衷于一些传统之外的事业，比如关爱艾滋病患者、麻风病人以及最近的地雷爆炸受害者。

尽管时间短暂，她还是为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宣传。得到这位王室成员的支持非同寻常，这些议题因此影响力倍增。她是与时俱进的，由她担任赞助人后，慈善机构全国婚姻指导委员会的名称改成了更为时髦的“连结”（Relate）。查尔斯王子也有他热衷的事业，比如关注环境、维护建筑标准，但一张戴安娜拥抱残疾孩子的照片却更能抓人眼球。据戴安娜说，她发现查尔斯王子的家人很无趣，也很随便。尽管王子只比她大十三岁，但戴安娜却觉得他是个人近中年的老顽固。更糟的是，查尔斯跟旧情人卡米拉·帕克·鲍尔斯仍藕断丝连。戴安娜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在我们的婚姻中，有三个人。”

英国公众逐渐知晓，那段曾被视为童话的婚姻已深陷痛苦之中。1992年查尔斯夫妇正式宣布分居。在1995年那档电视节目中，戴安娜暗示查尔斯王子可能永远当不了国王，至于她自己，则想成为“人民心中的女王”。被愚弄的正牌女王已经受够了，她命令这对夫妻尽快离婚。戴安娜为了自己的权益奋力抗争，经过漫长的、某种程度上只为分割财产的痛苦谈判后，查尔斯夫妇于1996年正式离婚。戴安娜仍然保留王妃头衔，但不再是未来的王后，人们甚至也不再称她为“殿下”。她接下来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辞掉大约一百个慈善机构的赞助人职务。

不过，在公众眼中，戴安娜没做过什么恶事。事实上，她所有的不当之举：她的偷情，她引人注目的挥霍，似乎反而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她死时躺在一辆因司机醉酒超速驾驶而撞毁的汽车里，身边靠着她最新的情人，这个画面本该只会让人震惊。对数百万人来说，它证实了戴安娜女神是“命运”的受害者，无论那命运意味着什么。

红色阿代尔：

他盼望着天堂，但更希望瞄准地狱

保罗·尼尔·（红色）阿代尔，消防员，逝于2004年8月7日，终年89岁。

1991年3月，当红色阿代尔飞到科威特时，他什么都看不见。天空被高达一万五千英尺的黑烟 笼罩，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浓烟来自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撤退时纵火焚烧的油田。每天都有总值约一亿五千万美元的五百万桶石油化作熊熊烈焰。

从曾经是科威特市机场的弹坑上，阿代尔察看了现场。地平线已是一条延绵不绝的火焰带，油井的中心温度高达三千华氏度，足以将钢铁融化。地面上，离油井五十英尺的地方，温度也接近一千华氏度。火焰不断向四面八方喷发，而不是从油井口笔直向上。阿代尔和他的队员穿上防护服，将头盔由塑料换成铝制，开始投入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红色阿代尔七十五岁。

回想起来，阿代尔在灭火这件事上从不缺乏信心和自负，他认为科威特灭火任务轻而易举。“我们用水就能扑灭所有大火，只是从一口油井到另一口油井而已。”实际上，他倒转了输油管的运输方向，把最近的海水（他误以为是“亚得里亚海”）抽到油田里，先浸透地面，再注入油井。他开心地驾驶一台起重机，将巨大的管道阀门搬到指定位置，用这种方式度过了自己的七十六岁生日。最终，他在九个月内扑灭了科威特油井大火，这场大火本来预计无法控制，将燃烧三到五年。

对阿代尔来说，最难的是如何得到他所需要的设备，以及如何立即从有关政府部门那里得到。凭借在白宫中与老布什总统的私人闲谈，他在自己认为合理的时间内，通过简化手续搞到了推土机、管道和水泥。不过科威特政府对他想要满满一飞机威士忌的要求大为恼火（“他们到底想不想灭火？”），也没让他拿到申请用来引爆大量地雷的四千头猪，据说这些地雷是由萨达姆埋设在油田周围的。

如果说科威特大火是小菜一碟的话，那么按他的标准，哪场大火曾令他备感棘手呢？或许是1962年他扑救的第一场火，他也因此引得世界关注。当时，位于阿尔及利亚沙漠地带的“恶魔的打火机”油气大火已经燃烧了六个月，每天要烧掉五亿五千万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连宇航员约翰·格伦环绕地球轨道运行时，都能从太空看到火焰。阿代尔用地下水浸湿周围数英里范围的沙地，然后埋设炸药引爆，用这种方法扑灭了大火。这种将大火与氧气隔绝，然后立即用泥浆和水泥封住油井的技术，一直是他的最爱。

更危险的还是扑灭石油钻井平台大火，比如1977年北海的“布拉沃”井喷和1988年距阿伯丁不远的派珀·阿尔法爆炸事故，想封住那里的油井就得面对滔天巨浪。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阿代尔使用了由他独立设计的辅助救援船和半潜式消防船。在有一百六十七人罹难的派珀·阿尔法事故中，必须用起重机将巨大的残骸碎片从井口移走，大风大浪中，起重机如飘萍般沉浮。

阿代尔为他的设备感到自豪，为了醒目，他要求把其中大部分涂装成红色：红色起重机、红色防护服、红色推土机、红色靴子，一切都向世界宣告，他的消防队已经赶到现场。自从1959年创立消防公司的第一天起，阿代尔的手下就驾着红色林肯车，绕着得克萨斯州油田的干灌木丛转悠，只要有需要，一眼就能认出这种车。不工作的时候，阿代尔就穿着扎眼的红秋裤，开一辆红色的宾利。虽然身材矮小壮实，但他全身充满了得克萨斯式的招摇气势。他人生中最激动的时刻，是约翰·韦恩在电影《地狱战士》中饰演他时，邀请他来给“公爵”提些技术建议。

电影《地狱战士》剧照。

铁匠之子

1915年，阿代尔出生于休斯敦的一个铁匠家庭，家里一共八个孩子。他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被称为红色阿代尔恰如其分。由于从小就暴露在锻炉的震耳轰鸣和铁砧的火星四溅中，他一点都不怕火。当别人仓皇逃命时，他却径直走向火场。他将每场火都看作独立的存在，扑灭它们的方法各不相同。尽管如此，“我至今还没碰到六周之内无法扑灭的火灾”。

一次难得的机遇让他投入了这个危险行当。从学校辍学后，他在铁路、药店干过，也做过流动短工。1938年的一天，他正带着工具去往得克萨斯州艾丽斯附近的一个油田，此时油井发生了爆炸，油田工人四处逃命，即使训练有素、有油田工作经验的消防队员也无法控制住火势。有人问他：“伙计，你想不想找个工作挣点钱？”

在五十多年的消防生涯中，他扑灭了近三千场大火。神奇的是，他从未受过重伤。有一次，他被一台起重机压倒，还因为烟熏失明了几天。爆炸的气浪将他抛到空中，但他似乎只是弹跳了一下。到了晚年，他的听力丧失，这并不奇怪，他的大半生都是在火焰的咆哮声或爆炸声中度过的。大火在他身边肆虐时，他却能让打盹的功夫日臻完美。

他盼望着天堂，但更希望瞄准地狱。

让·鲍德里亚：

聒噪、恶搞，而且不属于任何学派

让·鲍德里亚，消费主义哲学家，逝于2007年3月6日，终年77岁。

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一刻——日期和时间都不重要——让·鲍德里亚拿出一大块红布，铺在家中的一把椅子上，然后坐了下来。 他或许抽了口烟，或是沉思了一会儿，或是挠了挠自己的鼻子，他面团似的、架着副眼镜的大鼻子。 然后，他站起来，在椅子上留下了身体的压痕。 这个景象让他非常得意，于是他拍了一张照片。

他本人对此事（除了椅子后来坏掉这一事实）未予置评，所以具体的细节都是猜测。但通过把红布铺在椅子上并坐下来，鲍德里亚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丰富了构成二十世纪经纬线的符号、对象和象征行为。通过起身，他留下了自己的“拟像”：正如他戏谑着展示的那样，这是一种掩盖了“并不存在真相”这一事实的真相。通过摄影，他将椅子变成“超现实”：一种事物的影像，可以无休止地复制，声称有意义但实际上毫无意义。

随后，他去吃午餐。

为什么不呢？当一个拟像同时也是一个法国哲学家，或许还是近几十年来最受欢迎的哲学家时，他需要时不时来瓶梅洛红酒。由于他整天都在思考图像与物品的诱惑力，当发现自己对肉店里那个为他包好小牛肝的女士——只因在电视上见过他——也拥有这样的力量时，他觉得很有趣。

鲍德里亚的世界是不是一派胡言，是否是对溺死在自身无意义中的消费主义文明的一种深刻批判，众说纷纭。许多法国同行认为他太过分：聒噪、恶搞，而且不属于任何学派（虽然在楠泰尔学院的狂热年代里，他是亨利·列斐伏尔和罗兰·巴特的门生，那时的课堂常笼罩在催泪瓦斯和鹅卵石满天飞的阴影里）。他的话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对1968年事件的热情给他贴上了左派的标签，而哲学家属于左派这件事，就像鱼在水里一样自然。但后来，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绝交，称马克思是个保守派。他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把人类的生存变成了生产和交换的问题，而他更倾向于强调其象征性的一面。

总之，在他的世界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叙事都已坍塌。“历史的终结”不再是普世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鲍德里亚将历史总结为：一个独自慢跑的人，无视周边环境，只听见自己播放器里的音乐，只关注自己的表达——健康、时尚、持久。他笔直地往前跑，但看不到终点。

真实的荒漠

被他冒犯的各国人民中，没有谁比美国人更生气。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国远比在法国更受欢迎。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各个草坪上演讲，甚至穿着绣金线的上衣，像个花花公子一样出现在拉斯维加斯郊外的威士奇皮特酒店。1986年，他开着一辆汽车，穿越美国大陆，对这个国度喜欢又厌烦。他从未如此沉浸于这片超现实的土地，那里充斥着毫无意义的象征物，或如迪士尼乐园般刻意而为的花哨版日常生活。他写道，自己是在“汽车旅馆和矿物地表……在电影剧情的速度中，在电视冷漠的映像中，在穿越虚空日夜放映的影片中”寻找美国。他发现自己扮演着一个法国哲学家的角色，从这片“真实的荒漠”中呼啸而过。

《美国》，[法]让·波德里亚著，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美国人不喜欢他的书。他们并不在乎被称为“唯一遗存的原始社会”。几年后，他们同样反对鲍德里亚关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从未发生的观点。但在鲍德里亚看来，海湾战争并未发生。媒介制造了交火景象；萨达姆部署军队，美国投掷炸弹，如同真空中纯粹的权力声明，两军从未短兵相接。“获胜者”（虽然没取得任何胜利）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迪士尼乐园举行了庆祝晚会：证明完毕。

然而，与鲍德里亚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思考相比，这一切都相形见绌。“9·11”是一起“绝对事件”，是对“无法忍受的”美国权力一次不可避免的反抗。面对咄咄逼人的全球化，摧毁世贸双子塔是唯一的反制手段。美国的这一象征符号招来了对它自身的毁灭：“是他们干的，但也是我们希望的。”

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他们很不理解鲍德里亚的意思，不过当时的确很少有人能懂。这个人隐藏在他那派头十足的思想背后—往往是胡说八道，可有时也能敏锐地捕捉到由媒介主导的现代生活的琐碎。要是你问起来，他会咆哮：“没有背景！”在某个地方，有家说德语的农民和他满腹狐疑的父母，他们也想知道如此的成长背景究竟给这个胖乎乎、书生气的男孩带来了什么。又或许确实什么都没有：罩着椅子的红布上留下人存在过的迹象，只是这样一张照片而已。

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

科学史上最著名的鹦鹉

科学史上最著名的鹦鹉，逝于2007年9月6日，终年31岁。

艾琳·佩帕博格最后一次看到亚历克斯时，她同往常一样向他道晚安。“你真好，”亚历克斯说，“我爱你。”“我也爱你。”“你明天会来吗？”“是的，我明天会来。”但那天晚上，亚历克斯 （据说是“鸟类学习实验”项目Avian Learning Experiment的缩写） 在他的笼子里悄然逝去，为学习复杂任务的一生画上了休止符。人们原本以为，那些是只有灵长类动物才能掌握的本领。

和大多数需要全力以赴的领域一样，在科学领域，拥有合适的工具非常重要。早期有关猿类语言能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能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研究人员犯了最基础的错误，那就是选错了实验对象。因为黑猩猩的声带几乎无法自如发声—直到有人主张教大猩猩手语，才取得了一些进展。

即使如此，研究人员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他们认定，猩猩之所以能理解和运用人类的手势语言，是因为它们与人类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要颠覆头脑中这一固有观念，转而研究一种与人类没有多大关系但可以讲人类语言的物种—鹦鹉，没有非凡的洞察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佩帕博格博士具有这种洞察力。1977年，她还是个理论化学家，时年二十八岁。怀着探究到底的心理，她从一家宠物店随机买回一只一岁的非洲灰鹦鹉。从此，动物行为科学领域最著名的搭档表演开始了。

佩帕博格博士和亚历克斯最近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三亿年前。但是，与黑猩猩（它和佩帕博格博士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仅四百万年前）不同的是，亚历克斯很轻松就学会了开口说话。问题在于，亚历克斯只是在跟着佩帕博格博士“学舌”吗？要不要重新定义这个带贬义的词语？鹦鹉真的理解自己所说的话吗？

会思考的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用进化论解释行为的做法重新流行起来，佩帕博格博士因此怀疑鹦鹉能理解语言，这也是她挑选鹦鹉的另一个原因。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汉弗莱的英国研究人员提出，智力进化是对社会环境而非自然环境做出的反应。动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越复杂，其繁衍就需要越多的智慧。

根据汉弗莱博士的说法，灵长类动物之所以聪明，是因为它们通常群居生活。与此同时，正如群居生活能提高智力一样，智力也使得更大的种群保持正常运转，为进化得更加聪明提供推动力。如果汉弗莱博士是对的，那么只有社会性动物才会有智慧——他的理论如今已经得到证实。

成群的椋鸟或者角马这类群体不能算作真正的社会，它们只是出于安全目的聚集在一起，个体之间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如亚历克斯这样生活在野外群体中的鹦鹉，其群体模式类似于猴子和猿，因此佩帕博格博士推断，亚历克斯可能已经进化出先进的认知能力。像灵长类动物一样，鹦鹉的寿命够长，值得去接受那些耗费时间的学习过程。再加上他拥有说话的能力（或至少能“发声”），亚历克斯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实验对象。

结果证明亚历克斯不负众望。通过一种现已应用于学习障碍儿童的培训技术（让两个成年人使用并讨论某个物体，有时故意犯错误），佩帕博格博士和她的共同研究者着手在亚利桑那大学教亚历克斯如何描述事物，如何表达他的欲求，甚至如何发问。

受训中的鹦鹉。

佩帕博格博士说，亚历克斯最终拥有了相当于五岁儿童的智力，并且还有潜力可以开发。他拥有一百五十个单词的词汇量，知道五十种物体的名称，除此之外，还能描述物体的颜色、形状及其构成材料。他能回答有关物体特性的问题，即便是某种之前从未见过的综合性能。他会要东西，如果拿来的物品不是他想要的，他会拒绝并再次提出要求。他能理解并讨论“更大”“更小”“一样”“不同”等概念。他能从零一直数到六（去世前正在努力学习什么是“七”）。如果把佩帕博格博士或她的共同研究者惹恼了，他甚至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道歉。

有大量的共同研究者甚至陌生人参与了这项实验，这一点至关重要。长久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最怕的就是“聪明的汉斯”效应：一匹名叫汉斯的马，看似会计数，实际上只是对训练者无意识中提供的线索做出反应。亚历克斯却可以和所有人交谈，执行每个人的命令，并非仅限于佩帕博格博士。

仍然有少数研究者认为，亚历克斯的技能只是机械学习的结果，而非抽象思维。但亚历克斯让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相信，鸟类同哺乳动物一样能进化出复杂高级的认知能力，并把这一结果传达给外界。令人惋惜的是，用蒙提·派森的话来讲，他现在只能被称为一只前鹦鹉了。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整合摘编自《讣告》。原文作者： [英]基斯·科尔克霍恩；[英]安·罗；摘编：青青子；编辑：青青子；导语部分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