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何可能是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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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何可能是个陷阱?

你有没有发现,生命中几乎所有事,都可以成为年终总结中的一个KPI。而每当一年之末新年初始的时候,我们总会在朋友圈或其他网站上看到许多的年度总结或新年计划。有意思的是,许多人的年度总结里大都会涉及不少未完成的计划或是倒掉的flag,而流露在其中的除了无奈和对接下来新计划的继续努力外,还透露着些许戏谑以及对一开始订计划时对自我能力的过分期待。

与其说新计划面对的是一年之末未达标的自己,不如说它所依赖或是召唤的是一个新年初始后那个更加完善或积极进取的自我。在这些总结或计划中,我们期待的永远是一个“更好的自己”,永远都无法对当下的自己满意,似乎在不远处,总是有一个更理想的自我。

在这一份份年度总结或新年计划中,现代个体获得了对于自我生活、工作与期望的掌控、安排的权利,也由此获得了一份坚实与稳定的体验感受。这帮助我们应对当下流动迅速、碎片化严重以及各种观点输出过分热情的普遍状况。

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稍有观察便会发现似乎存在一种普遍的倦怠感,无论是已经工作的人还是结婚成家或是正在上学读书的朋友,他们几乎都被一种压力包裹着。这些压力除了那些具体的外部事务或问题之外,似乎还存在着一种深植于个体内部的压力,从而导致我们时常感受到的倦怠难以通过好好休息或是稍微暂停下快节奏的生活而改善。人们感觉累,觉得“心累”,好像总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催促与驱使着我们永不停歇,最后仿佛要从内部彻底耗尽我们自身。

这种“心累”之感该如何破局?在这个岁末年初,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何“成为更好的自己”可能是个陷阱?个体又应当如何抵挡来自“理想自我”的剥削呢?

“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个“自我技术”的陷阱

在韩炳哲看来,这正是当下这个绩效社会中个体的普遍存在状况,被一种内部的扩张性暴力所伤害。在其《暴力拓扑学》中,韩炳哲认为福柯等人所研究的19世纪规训社会已经消失或是存在感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追求效率、盈利和流量的绩效社会。

在传统规训社会中,个体受到外部各种规范、禁令的约束和控制。它的典型特征便是“压倒性命令的严酷”以及以“严格约束性、严厉禁止性”来统治着个体的自我。在这其中便涉及关于个体的自由,以及我们与他者的关系。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和扩散,绩效社会把曾经属于外部的、具有压制性的超我转变成一种积极扩张的理想自我(Ideal-Ich)。首先它是以“理想自我”作为基础蓝本的,并且区别于规训主体对于外部禁令的臣服,绩效主体跟随理想的自我的脚步,由此形成一种积极扩张的强制力,且这一按理想的我而开启的自我努力、设计与形塑过程被认为是一种自由行为。

《暴力拓扑学》,作者: [德]韩炳哲(Byung-Chul Han),译者: 安尼 / 马琰,版本: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0月

《暴力拓扑学》,作者: [德]韩炳哲(Byung-Chul Han),译者: 安尼 / 马琰,版本: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0月

就如那些年终总结与新年计划,它来自每一个个体的主观意愿。之所以制作这些总结与计划,也恰恰是为了建构出一个关于自我的发展谱系。它像是某种自我进步过程中的阶段性报告,由此来判断自己与那个理想的我之间的距离,从而督促和警示自己需要更加努力。

恰恰是这一关于自我进步的积极意识形态,被韩炳哲认为是当下个体以及整个社会陷入倦怠的重要原因。当人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并且伴随着互联网所建构的新的社会交往形式、资本主义消费与娱乐模式的积极性扩张,两个问题随之而生:

一是传统中曾经对我们造成威胁的“他者”开始消失;

二是如福柯以及阿甘本所发现的,个体的自然生命(zoé)也被纳入呵护与管理的对象之中。

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人生活在“快乐与痛苦、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之中。这必然导致他们需要处理与他者的关系,由此才会形成一系列的伦理规范、法律以及禁令,而个体也受到这些外部“超我”强制力的约束。

因此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年度总结或是新年计划中往往会充满各种来自外部的要求和约束,它就是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的一部分。个体所需要成为的是被规定的角色,从而才会出现“本我”与“超我”之间的隐喻式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现代关于争取自由的谱系。

各种社交媒体、网站都推出了年末总结报告。

各种社交媒体、网站都推出了年末总结报告。

针对自己的战斗:一种共识性的暴力

个体脱离传统如家庭、教会的专制,以启蒙理性作为新的基石,建立起关于现代个体的神话。通过理性,我们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这一观念跟随着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而渐渐成为新的律令,且这一律令不再是来自外部,而是被内化进每一个个体的内在心灵。传统中我们对暴力的理解大都围绕其排斥性,但在韩炳哲看来,过分的共识本身所形成的积极性扩张亦是暴力的典型特征。“资本的大一统如今好似将一切吸收吞没,它表达出的是一种共识性暴力”。

正是因为这一共识性在当下的普遍存在,导致我们如今所面对的限制或对抗不再来自他者,“绩效不与他人发生关系,也不再关乎苛求战胜他人。这场战斗只针对自己”。并且这场战斗也必然跟随着传统的主奴斗争逻辑,即只有战胜他者、杀死他者,这场战争才能结束。只不过现在我们面对以及需要战胜的是自己,那个似乎总是落后的、有缺点的、无法达标的自己。也就是我们在各种年终总结里看到的那个失意的自我,他是需要被杀死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对更好自我的设计和追求。

这样围绕着自我的斗争我们在当下随处可见。女生们几乎有着普遍的容貌和身材焦虑,各类美妆、健身与广告的宣传、健康指南的泛滥以及理想美的标准,让每个人都为此筋疲力尽。上班族被各种来自职业培训、创业神话以及成功人生的意识形态轰炸。父母们对孩子的期望,以及在其学习上奋不顾身地过分督促和投入。在这一系列现象背后都普遍存在着韩炳哲所指出的绩效社会里人们因“理想自我”或“理想生活”所产生的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自我强迫。

《倦怠社会》,作者: [德] 韩炳哲,译者: 王一力,版本: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倦怠社会》,作者: [德] 韩炳哲,译者: 王一力,版本: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作为基色的绩效社会中,依旧存在着传统规训社会的影子,并且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勾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我们当下颇为特殊的状况。

“My candle burns at both ends”(艾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美国诗人、剧作家)或许才是我们当下普遍且真实的处境。在诸多年终总结与新年计划中,个体对于自我的各项要求、任务以及对其完成与否、完成的好坏和满意度的判断标准,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外部社会的影响甚至决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年终总结”模式的出现背后就已经隐藏着我们意识到自身与某种标准的差距,而不同于韩炳哲所认为的“理想的我”和外部联系甚微,恰恰相反,在这两者之间大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朱迪斯·巴特勒《心灵的诞生》一文中,她借助弗洛伊德关于忧郁与哀悼的讨论,指出我们内在心灵地理图式往往就是在吸收与内化了外部的主流意识观念才建构而成的。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年生,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年生,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

什么是美的?什么样的身材是漂亮的?什么样的工作才得体?每年赚多少钱才算成功?男人如果没有成家立业就是失败的,女人如果不生孩子就是不完整的?一年的工作完成了多少?学业进度如何?为什么没能达到当初的目标?以及如何做才能更进一步?在这些看似具体的问题背后都有着一个更加普遍性的意识,而就如福柯所指出的,“我们知识的普遍性往往是以对整个现实的排斥、禁令、拒绝和抛除为代价的,是以某种残忍为代价的”。

这也就是“理想自我”的自恋之处,它不再把他者置于对立面,而是在吸收了它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加整体化的自我,由此导致的结果也就是无论惩罚还是奖赏只能来自自己。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许多人其实是在自己的不断逼迫下去做出新的绩效,努力有着自由且自愿的新形象,从而围绕着自己没完没了地绕圈,直到倒下。

真实个体的复杂性,远胜于单薄的范畴

这样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我们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听到吗?

一方面来自他人,更多的来自我们自身。对于美颜、健身以及规律的日常生活,工作的成就以及学习的目标等等。我们可以对来自他人的相关话语进行甄别、选择性接受甚至反驳,但我们却很难如此对待那些来自自我的要求。因为一旦个体未能实现它或是取得相应的绩效,我们不仅会产生内疚和自责,从而引起反思和更加严格的自我约束与要求,而且还会出现一种道德和人生的危机。这一点内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和精神逻辑,也便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发现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国]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国]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努力工作便能成功”,“只要认真学习就能改变人生”,“制订个计划,按照它一步步去实现”,严格要求自己就能获得相应的道德荣誉,这些成功以及关于成功的方法被系统化成一门学问。关于自我的设计与塑造也成为一种需要科学、商业与各种权力所参与的技术。而这一切的核心关注点便是现代自由社会里的“个体”,它成为各种观念、技术和管理的基础场域,从而塑造的印象就是“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们的成功与否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然而恰恰是这一错觉,为现代消费主义和管理技术提供了有机可乘的机会。

除此之外,这一错觉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现代症状,即过分关注个体的努力与自我设计,以及对外部社会、市场影响的忽视。新自由主义贩卖的个体成功神话和传奇使得个体在不得不面对那些他自身无法控制或是改变的局势时,如果未能达标,由此导致的失败和无能为力所引起的心理危机与精神压力最终也只能由个体承受,且还会指责其不够努力。

因此在韩炳哲看来,当下的绩效社会里抑郁症取代传统的忧郁症成为现代社会个体的典型症状。忧郁症来源于与他者的关系,而抑郁症则切断了所有联系。而导致其产生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过度紧张的、被过度放大、无节制的自我”,它太过自恋,最终导致其“筋疲力尽而又倍感抑郁”,被自己消磨殆尽。

同时,这个自我不仅仅被自己搞得筋疲力尽,而且还不得不面对来自外部的侵扰和禁止。在当下,“自我”已经成为出现在我们口中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做自己”也成了现代社会最高且最正确的观念。但吊诡恰恰就在这里,“自我”到底是什么?

《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作者: [加] 查尔斯·泰勒,译者: 程炼,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

《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作者: [加] 查尔斯·泰勒,译者: 程炼,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

在各种关于它的日常或流传在纷杂多样的商业、社会以及大众文化里的话语中,我们看到它被想象成一个本真性的存在,是关于个体最本质的真理。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在福柯看来,人文主义中的“人”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建构起来的一个形象。那些被提起的“自我”与其说是什么真实存在的本质,不如说是一系列知识和权力联合塑造的东西。也正因此,它才会在各种话语中显露出不同的模样。

在某种程度上,“做最真实的自己”或许是当下我们遭遇的最大陷阱。一方面就如韩炳哲所提醒我们注意的,在当代绩效社会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就是这一被想象和建构的“自己”本身谱系的来路不明而可能导致的问题,以及当它被看作是一种本质性的自然存在时,它就不会再是解放的主体,而更可能会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打造的规定性牢笼。

也正是在这里,福柯反对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身份认同运动背后的观念,因为当我们把某种身份或“自我”看作是我们的自然本质时,它也就必定暗含着新一轮的禁止、排斥和压制。因为任何本质都建立在有限的范畴之上,而它得以存在的根本手段就是简化与清洗,而真实的个体的复杂性要远远胜于这些单薄的范畴。

“成为更好的自己”,它始终都是一个美好的关于我们自身的愿景,但也正因此,我们更需要小心翼翼地去识别、观察和判断在这一自我管理中所涉及的诸多复杂因素。有一些是我们能甄别的、有一些则更加隐秘且不易察觉,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警惕那个被放置在遥不可及之处的“理想自我”,以及当我们过分沉湎于对自我的迷恋中而忽视或是遗忘的更加复杂且迷人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那个自然的环境或物堆积的空间,它是阿伦特所谓的人与人“in-between”所形成的空间。韩炳哲所看到的绩效社会其实是荒漠般的世界,是“无人”的,因为每个个体如原子般独立而不再与其他人产生连接。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人的世界走向衰败的开始,也是个体真正迷失的起源。

作者 | 重木

编辑 | 走走

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