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春节再说吧”
文化读书

对于大多数异乡人来说,春节返乡意味着回归村里的家长里短,或者一连几场的初高中同学聚会,也意味着故乡的气息瞬间将自己“打回原形”——“回乡前:都市丽人,回乡后:村口小芳”。

作家韩浩月在其书《世间的陀螺》中,细数自己返乡前后跌宕的心情。在他的笔下,故乡仿佛静态地居于山东大地上:“尽量不使用新语言,也别谈什么新话题,在故乡,只有谈论过去才是安全的、欢快的。”他也坦承自己作为“故乡的逃离者”,被故乡“打脸”时的羞愧与警醒。故乡塑造的人格,以及城市文明养成的习惯,每每在春节期间撕扯着每一位归乡的人

下面三篇短文摘自《世间的陀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转发。

《故乡把人打回原形》

你躲在故乡街道拥挤的人群中,徜徉在故乡郊外蓝天白云下。你希望不遇到一个熟人,能信步自由地走上几个小时,以便确定自己仍然属于这里。你在外面漂来漂去,一直找不到扎根的地方,而在故乡,虽然你已经被连根拔走,但还是想贪婪地把故乡据为己有。

1

每年回乡,都会有一些愿望,比如,到县城电影院门口逛一圈,买几串经营了三十多年的王师傅烤肉串站在马路边上吃完,去小书店看原来卖书的清纯小姑娘成了几个孩子的妈……今年回乡的愿望是,把去年想见而没见到的人,都见一遍。

因为受到这个愿望的鼓动,以及去年实现了职业上的自由,所以今年回乡过年,比往年提前了一周多。这意味着,有近半个月的时间,来邀请或拜访亲朋好友们。而见面的最好形式,以及最佳场合,是在某条街道的边上,选一家酒馆,点上几个菜,带上几瓶好酒,边喝边聊。

说是愿望,其实也是内心隐隐的渴望,觉得这会是个温馨、美好、欢乐的瞬间,值得长久地记忆。

电影《相爱相亲》

电影《相爱相亲》

这么多年来,每每在匆匆离乡回到寄居的北京之后,想到遗漏而没有见到的人,内心总会有一些歉疚感。以前没有分析过这歉疚感究竟从何而来,现在想通了,这种略带点悲伤的感情,源自年龄的增长,以及时日无多、见一面少一面的恐慌。这种恐慌需要见面来安慰。

我从未扮演过衣锦还乡者的角色,尽管这是年轻时出来闯荡的动力之一。以前在内心深处,一直固执地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暴露出虚荣的一面,是件不堪的事情。于是,便竭力地保持以前的样子,到了家就说家乡话,永远闭口不谈在外面的事情,包括自己做了什么等等。但显然,这不是大家所期待看到的样子。

2

故乡如同一个漩涡,你的归来则像一颗水滴,很快被旋转的速度带了进去。回乡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每年此刻都要相聚,且聚了近二十年的同学聚会竟然取消了。没人操办和主持,仅有一位同学打电话问:“今年还聚吗?”“不知道呐。”“那我等通知了哈。”

去年,我力挽狂澜地组织了上一届春节同学聚会,人不算太多,有的同学为了不冷场,特意带朋友来,结果因为有陌生人在,反而真的冷场了。一桌子中年人,酒喝不动了。没人说醉话,气氛就热不起来,大家连聊上学时那点谁暗恋谁的老梗,都显得兴致不高。那时候就预感到,同学聚会可能无以为继了。

同学聚会带来的后果是,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到了三个同学的借钱微信。一个说做生意手头紧,希望能拿五十万帮周转一下;一个说想在村里买一块宅基地存起来,等有钱的时候盖房子,借钱额度不限,一万两万皆可;还有一位说买车手头缺钱,希望老同学能帮凑一点。好在是用微信交流,不像打电话那么尴尬,三个借钱的同学都被我婉拒了。拒绝的时候觉得自己遵守了某种规则,同时也觉得自己冷漠,心里别扭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觉得,“救急不救穷”这个规则更重要一些。

电影《相爱相亲》

电影《相爱相亲》

同学聚不成了,我开始邀请文友,都是二三十年的朋友。一位老友离开了家乡,去儿子工作的城市投奔儿子,今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一位老友的工厂遭遇火灾,损失了几百万,根本没心情出来喝酒。一位老友和另外一位老友有嫌隙,有一个在,另外一个就不会到场。最后只有一位老友来了,他前段时间中了风,面瘫还没有好利落,戴着口罩穿着大衣来了酒馆。

我带了一个弟弟过来倒酒,另外,还有几位一直认识但没谋过面的文友过来一起聚。但整个晚上,都是我和唯一到来的老友谈论过去的事情。我们回忆过去哪一年哪一场酒喝得最为暴烈,回忆有一次喝多了在大街上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扔来扔去,还有他摔倒在街头,我送他一瘸一拐地回家……新来的朋友听得津津有味,席间欢声笑语,老友不顾全桌人的劝阻,坚持喝了一杯白酒。这场酒喝完心里踏实了许多,仿佛故乡还在

后面一个晚上,邀请了少年时的伙伴,加上我一共四位。这真是十来岁时一起晃荡过、知根知底的伙伴啊,也是喝酒时不必提前预约、随叫随到的人。果然,他们都推掉年底要忙的事,准时地来了。

我给他们带了一年多前出版的书。在此之前,我出版的十余本书,从来没送过他们。他们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文字里的主人公,可我以前莫名其妙地并不想他们读到这些文字。现在可以坦然地把自己写的故事交给他们了,也算是我心理建设过程里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他们不读书,对我送的书也不甚感兴趣,撕掉封膜翻翻后就各自放屁股底下坐着了,彼此提醒着喝完酒后别忘了带走。四个少年伙伴,如今都到了中年,但每次见面,都觉得还没有长大,还活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一点点成熟与矜持,仅仅一杯酒下肚之后就荡然无存,关上房门,像少年时那样放肆地大笑,粗鲁地劝酒,把谈论过的那些往事又欢快地复述了一遍。

以品尝的名义,在街上吃摆摊老太婆的葡萄,结果一颗没买,被老太婆追着打;逛遍城里的每一栋楼房,捡拾各种废品卖给小贩,换来钱,他们买啤酒我买书;在游戏厅和社会上的小痞子打得头破血流;为了捍卫其中一个伙伴的姐姐的名誉,在百货公司门前的夜市上和当地最大的混混头子单挑;在工商银行门前的户外卡拉OK一块钱一首点唱郑智化的歌……

电影《相爱相亲》

电影《相爱相亲》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位一直催我交稿的话剧公司老板来电,我兴高采烈地说自己终于找到选题了,写我的这几位兄弟,写乡愁,写喜剧,写我逃开又想念的故乡……那位做话剧的朋友说:“别吹牛,给你录音了,交不了稿子提头来见。”

酒醒后想到席间说的话,不禁惆怅若失。关于故乡,关于少年,关于乡愁,我真的能写出好看的故事吗?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自信,因为,每当面对熟悉的人与往事,和往常一样,我总是如此迷茫。

3

“故乡,是一个可以把人打回原形的地方。”《看电影》杂志的阿郎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句话。我愣了几秒钟,给这句话点了个赞。

住在酒店里,换洗的衣服已经快没了。睡得晚,起得也晚,早晨从中午开始,眼泡已经有些浮肿。懒得刮胡子,洗脸的时候总觉得洗不干净。烟酒的味道在羽绒服的内里流窜。因为上火,嘴角开始溃疡。想到血液里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化掉,又要面对迎面而来的酒杯,就充满压力。没由来地想发火,又找不到发火的理由。

面对孩子以及遇到的每一个人,又得换上一副温柔的面孔,装作很自在又开心的样子。每次走进下一个酒局之前,要深深地呼吸一口气,提起全部的精神……“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多想像歌里唱的那样,只走在故乡的风里、云里,让故乡抚慰满怀的疲惫。

要用家乡话来与人交流,要用家乡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要用家乡的价值观来评断事物。尽量不使用新语言,也别谈什么新话题,比如特朗普、老虎咬死人之类的,这和故乡无关。

在故乡,只有谈论过去才是安全的、欢快的,只有回到那个虽空出来却一直留给你的位置,才是完美的、和谐的。不要冒犯那些已经形成了数十年的规则,不要更新你停留在过去时光里的形象与性格。任何的抵抗和试图改变都是徒劳的,故乡会用她自己的方式,让你乖乖地又沉默地接受一切。

电影《地久天长》

电影《地久天长》

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故乡在打脸的时候,是火辣辣的,非常疼。

我按照计划去看望孙叔——每年都去看望这位老人,我在故乡工作时的前领导。他退休后,许多当年的年轻人都不再登门了,用他的话说,我是唯一一个“有点良心的”。他在村庄边缘自己的自留地里,盖了几间简陋的房子,盖这几间房子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等待拆迁。拆迁上楼需要二十多万才能买到新房,如果不加盖几间房子,征地补偿的钱压根不够付。

站在孙叔的院子里,感到满目狼藉。据孙叔说,某天清晨来了几辆巨大的铲车和上百号人,只花了二十多分钟时间就将他的家园“夷为平地”。孙叔打电话给我,问这事是否可以报道。当时我的回答是,房子是违建,强拆有他们的道理。

但孙叔还是坚持给我寄了封挂号信,希望我能帮他转交给媒体。那封信到达时,我在外地。孙叔打电话来问,为了让他安心,我直接说“信已经收到了”。

事实却是,因为没有及时去取,信被退回了,邮局真是太靠谱了。这次春节见面,孙叔问:“你不是说信收到了吗,怎么原封不动给退回来了?”我的脸热辣辣的,很疼,想解释一下,却不知道说些什么。也许,这二十三年的感情,因为这个谎言,就掺进了沙子。不知道孙叔明年还愿不愿意见我,愿不愿意给我打开柴门。

这个事情让我耿耿于怀了数天,失眠的时候就拷问自己,是不是我整个人变了。在故乡,绝对不可以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否则,真的会进入一个人的口头历史,成为污点。故乡,就这样简单地把我打回原形,让我思考了很多。这算是个教训,也是个警醒。希望孙叔能原谅我,原谅我的谎言,也原谅我的无能为力。

4

对待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最好的给他。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在故乡也是一个通行的价值观。

受乡村观念和家族生活影响,每年回乡过节,我也尽可能地遵从这一规则,把一年来购买的或者朋友赠送的最好的酒、最好的茶、最可能受欢迎的礼物,塞满了汽车的后备厢带回去。同时为了保险起见,除了带够钱包装不下的现金,也给微信、支付宝里充值了自觉够用的金额。

电影《站台》

电影《站台》

以前会给所有孩子每人买一件新衣。对童年的我们来说,新年收到新衣是最好的礼物,但现在的孩子已经对新衣服熟视无睹,甚至连打开包装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于是近年便转为更直接的红包了。

加在一起,每年要拜访十多家亲戚,要一家家地走下去。要费点心思,考虑买什么样的礼物,要考虑品种与数量,要想到是否合对方心意,以及是否会取得欢心。通常最好的表扬是,“你去年送我的酒(茶),我朋友来喝了都说好”,这会鼓励你下一年继续送下去。

我是用城市里学到的礼节,来要求我的亲人、亲戚,而他们则不会如我所愿,用“见外”的口头方式安慰我一下。这大概也是许多回乡者的痛苦来源之一吧——只有人关心你混得好不好,没有人问过你活得累不累。

又能怎么办呢。你不能和故乡决裂,哪怕被骂为“凤凰男”也不能。

你躲在故乡街道拥挤的人群中,徜徉在故乡郊外蓝天白云下。你希望不遇到一个熟人,能信步自由地走上几个小时,以便确定自己仍然属于这里。你在外面漂来漂去,一直找不到扎根的地方,而在故乡,虽然你已经被连根拔走,但还是想贪婪地把故乡据为己有。

你不能失望、不能抱怨、不能在酒后落泪。你以“成功”的姿态重返故乡,再以“勇敢”的面貌走出故乡。故乡如同把你推出门外的母亲,在你中年的时候仍然教育你“好男儿志在四方”,别忘了“衣锦还乡”。可是故乡却不知道,离开的人,哪怕白发苍苍,在很多时候,仍有一颗孩子的心灵。

如果故乡不能给我们以安慰,那么异乡就更不能了。

电影《Hello!树先生》

电影《Hello!树先生》

《县城里的中国故事》

中国最好的故事在县城,县城故事才是最符合当下中国气质的。这些故事生猛、真实,带着土腥气,讲述时不需要矫饰;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牵扯到骨与血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掺假。

我每次回去过年的县城,越来越像贾樟柯镜头里的汾阳,充满了故事。这故事由青春、记忆以及勃兴的当下组成,这故事散落在县城街道、新老建筑,以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上。

回老家第二天,县城飘起了小雨,我牵着五岁女儿的小手,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平时不爱走路的她,那天没有“求抱抱”,而是安静地跟随我走着——这个城市对她而言,仿佛没有一点陌生感。

我觉得这是一件挺神气也挺神奇的事。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会有一天领着女儿的手,走在少年时呼喊过、狂奔过的街道上。出生在别的城市的女儿,在他父亲的家乡,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她长大之后,是否还会带着她的孩子来这里,是否还能体会到安宁、自在的气息?

在县城,我还遇见了每年都会遇见的人。一个远房的表叔,准时地约我见面,和我谈他那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十多年前一场冤案,让他被无辜抓进监狱关了两百多天,无罪释放后,他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路程。没上访,没堵政府大门,只是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一样,年复一年地往外寄信。就这样一点点的,先是检察机关还了他清白,后是法院改判无罪,再是申请政府赔偿成功,然后又是艰难地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年他告诉我,正在申请补发被开除公职后的几年工资,虽然遭遇了阻力,但他坚信只要把信一封封寄下去,他那比窦娥还冤的案子,就能彻底结清。顺便说一句,窦娥的原型周青是我的老乡,她的墓就在县城边上,我去专门拜谒了。

电影《Hello!树先生》

电影《Hello!树先生》

我的县城兄弟开车把我拉到铁路桥下面的饭馆吃饭,在时不时出现的火车轰鸣声里,他终于肯对我讲述伤心往事。一九八九年,尚未成年的他卷入一场打架斗殴案。他对我讲他怎么在监狱里挣积分减刑的故事,讲述他坐满十五年牢释放后突然面对这个变化巨大的世界的恐慌。现在他在一个工地老老实实地打工。吃饭的时候,他总说起我给他寄的一张贺年卡,他说他直到现在都记得卡片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在铁道桥下合影,呼啸的火车在头顶滚滚向前。

我见到了弟弟妹妹们,当年他们都是孩子,现在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聚餐的时候,女人和小孩一桌,喝酒的男人坐在一桌。每逢这样的时刻,我都有些恍惚,这一年一度的相聚,等待得太久,在一起说话聊天的时间又太短,短到我很想偷偷架一台摄像机,把这一幕幕都录下来,等到深夜没人的时候,自己看。很奇怪,以前没有这种想法,总觉得生命漫长,有的是时间见面,可今年的情绪变了,觉得时间太短,恨不能把这时间拍扁了、拉长了,再按一下暂停键。

我见到了家人、亲人、同学、朋友,见到了县城里的官员、社会上的小混混,见到了出租车司机、饭馆老板、卖煎饼的、卖水果的,见到了城管车、摆摊小贩……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见面亲热不亲热,我都是一个外来人,是待几天后要走的。他们的话里透着客气,吃饭买单的时候,我永远没有机会,因为总是有人说:“你是客,远来的都是客。”有段时间,我也一度这么认为,可今年心里就悬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就是客了呢?我怎么就是客了呢?

这个县城过往的故事满满地塞在我的记忆里,有的写了出来,有的不舍得写。它现在又发生的故事,又一点点地塞进了我的脑海里。我在琢磨,怎么才能把它记录下来,用对得住它的形式,用能让它永恒的内容。中国最好的故事在县城,县城故事才是最符合当下中国气质的。这些故事生猛、真实,带着土腥气,讲述时不需要矫饰;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牵扯到骨与血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掺假。

得益于网络和手机互联网,大城市看到的网络电视,以及流行的手机App,在县城一样普及;对商品房和私家车的追求与热爱,同样不理性;各种娱乐八卦、小道消息,传播速度和内容高度一致;小城人的见识和理解,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少。而一线城市里没有的,这里却有,比如相对洁净的空气,大片的土地,开车五分钟就能见到的田野风情。

每年的回乡之旅,都有不同的感受。今年发现了县城的故事性,发现了这座古老小城,其实小城仍然年轻,而我对它有了依恋和了解的愿望,是因为我开始变老了。

电影《世界》

电影《世界》

《近乡情更怯》

你在别的城市,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想要拔脚出走,过上一种简单的生活,结果却发现有形的脚可以离开,无形的根却仍然在原地,每试图拔一次,就会生疼一次。

每年进入十二月,就隐约有了准备过年的感觉,再加上眼前、耳边都是和“回家过年”有关的信息,更是多了点紧迫感。

这一年没有完成的事,年初时想要实现的愿望,到这个时候都要暂停一下了,“过了春节再说”,这是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外漂了近二十年,早些年回家过年,不像现在这样,犹豫、焦虑,心里总是带着点若有若无的压力。可能和那时候年轻有关,也可能和“故土难离”的乡土文化有关。离过年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急着想要买车票;临近出发前,更是期待与惶然交织,整个人都不在状态。拖家带口到了火车站,没有票就是扒火车门也要先上车再说。那个时候,不让回家过年,整个人都不好受,感觉接下来的一整年,心里都会疙疙瘩瘩

电影《地久天长》

电影《地久天长》

可是,回家过年,太辛苦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回家前的一周或半个月,牙龈就会因为上火而隐隐作痛。过完年回来上班,嘴角准会起一个火泡,逢过年必上火,似乎成了一个惯例,也成为恐惧过年的一个理由。终于懂了为什么小孩子过年欢天喜地,大人却唉声叹气。

近些年,却也有一些不想回家过年的理由,首先是难以适应环境,老家处在南北方接壤处,冬天没有暖气。习惯了北京有暖气的冬天,回去之后冷得无处躲藏,见了谁家有生着火的炉子,就守在旁边不愿意走。

早晨离开冷被窝,还要用冷水刷牙洗脸。可少年的时候,也没觉得这样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啊。可见,人是不能过上舒服日子的,从苦日子到舒服日子容易,再回去就难了。

老家有个习俗,出远门的人回来了,无论混得好不好,都要上亲戚家看看。既然到亲戚家串门,空着手必然不好看,万一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一家亲戚没能去成,那就会落下不是,会在背后被念叨,从此,坏了多年攒下来的好名声。

亲戚们一年不见,是有必要看望的,可是因为春节假期就那么几天,一二十家亲戚走下来,除却购买礼物和跑在路上的时间,余下的时间只能是放下东西寒暄几句就得走。这样的寒暄,十几年持续下来,已成套路。

还有就是疲于应付饭局。我们老家因为有好客传统,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好菜好酒留给客人享用的习惯。不管你饿或者不饿,这个饭局都要从头守到尾,直到主人觉得劝不动酒也劝不动饭菜了,才算圆满结束。

有时候真想过年的时候到街上先逛逛,无所事事,像少年时那样买串糖葫芦、套个圈,可这也成为奢侈的愿望。年年回家前都希望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可是真回到家之后,才发觉那时间不是你的了。

因为这种种的不乐意,心里也曾有过漫长的斗争与冲突。

电影《Hello!树先生》

电影《Hello!树先生》

故乡塑造的人格,以及城市文明养成的习惯,每每在快到春节的时候便撕扯自己。往往会将这种撕扯产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觉得自己变了,懒惰了,自私了,世故了,仿佛这样给自己找些罪名出来会好受些。

可这样的自我加压多了,也会替自己开解:你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劳累的中年人,再也没有力气去做每个人口中都说的老好人,何必为了面子辛苦自己?

开解归开解,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服从于以前的套路,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

这种境遇,大概是许多漂泊者都面临的考验。你在别的城市,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想要拔脚出走,过上一种简单的生活,结果却发现有形的脚可以离开,无形的根却仍然在原地,每试图拔一次,就会生疼一次。

你想,干脆回去,让那双脚再长进自己的根所在的地方,却发现,哪怕多停留几天,都会如坐针毡,想要离开。你在内心嘀咕:怎么办,这该怎么办?可没人给你提供解决方案。

以前错以为,宋之问写“近乡情更怯”,是因为离故乡近了开心而觉得激动、紧张,或者家乡有什么亲爱的人在等待着。后来才知道我是想多了,诗的原意,是许久得不到家乡的书信,在归乡途中担心家里会有什么变故,都是灰色的情绪,没有一点儿旖旎的成分。

原来宋之问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用四句小诗,写尽了当下“漂一代”的所有愁绪。

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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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陀螺》

《世间的陀螺》

副标题: 写给亲人、故乡和远去的旧时光

作者: 韩浩月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