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揭晓出卖安妮·弗兰克的嫌疑人，但研究者表示怀疑

几十年来，《安妮日记》感动了全球无数读者。而最近的一项调查似乎确认了出卖作者安妮·弗兰克一家、向纳粹告发这一家人行踪的嫌疑人身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她的家人为躲避纳粹追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间密室藏身两年多，用日记记录了自己25个月的密室生活，也使这本《安妮日记》成为了纳粹统治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后来安妮一家还是被发现了，她于1945年死于德国的一个集中营，年仅15岁，死因可能是斑疹伤寒。她的亲人中，只有父亲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活着走了出去，他在战后出版了女儿的日记。

安妮日记 人民视觉资料图

上周，作家罗斯玛丽·沙利文（Rosemary Sullivan）出版了《安妮·弗兰克如何被背叛：一件悬案的调查》（The Betrayal of Anne Frank: A Cold Case Investigation）一书。该书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退休调查员文森特·潘科（Vincent Pankoke）领导的悬案调查小组所收集的资料编撰而成，调查人员使用人工智能来确定是谁出卖了安妮·弗兰克一家。该书于1月18日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并引起了轰动。

根据一封寄给奥托·弗兰克的匿名信，悬案小组断定阿诺德·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一名公证人和纳粹指定的犹太人委员会（德国当局强迫犹太人建立的行政机构）成员——向德国人提供了犹太人的藏身地址以换取自由。调查人员声称，这些地址中包括奥托•弗兰克的办公楼，也就是弗兰克一家躲藏的密室所在地。

安妮•弗兰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的负责人罗纳德•利奥波德（Ronald Leopold）夸赞了这项调查，但他也建议不要把调查结果看作是决定性的。他说：“我非常感谢这一团队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这项研究是认真，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多新信息，并理由充分地跟踪到了公证人范登·伯格的踪迹。最特别的发现是那张字条的副本。但许多谜题仍然存在。关于犹太委员会的名单，关于字条，关于公证人本身。为了加强这一理论的可信度，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调查。”

他的发言尚有保留。不过很多历史学家对于这项调查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质疑。

历史学家约翰内斯·豪文克·滕凯特（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在接受《以色列时报》采访时表示：“重大结论需要重大证据。我无法相信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会为了自由而供出同胞的地址。委员会被废除后，其成员如果不躲起来，就会被送到集中营。”

作为阿姆斯特丹大学大屠杀研究的名誉教授，豪文克·滕凯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德国占领下的城市。根据他的说法，范登·伯格在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躲藏。

“范登·伯格的特殊地位（作为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受保护的地位）已经被纳粹撤消了，”豪文克·滕凯特说，“如果他背叛了弗兰克一家，他就必须公开露面，而这正是他试图避免的事情。”

由美国联邦调查局退休调查员文森特·潘科领导的悬案小组聘请了40多名核心成员和顾问，花费了6年时间来进行这一项调查。参与这个项目的还有几十名顾问、数据科学家、犯罪专家和其他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本书的99页致谢和注释中被点名并表示感谢。

沙利文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重提了安妮·弗兰克作品中最具煽动性的内容，并着眼于“线索”，找出可能是谁在躲藏时背叛了犹太人。在298页的叙述中，她只在228页介绍了悬案小组令人震惊的“发现”：范登·伯格背叛了安妮·弗兰克。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犹太委员会因与纳粹“合作”而受到严厉批评。该组织的一些成员，包括1950年去世的范登·伯格，在大屠杀后接受了审判。然而，豪文克·滕凯特说，从来没有证据表明委员会拥有犹太人藏身地的名单。

安妮 人民视觉资料图

“研究人员未能解释范登·伯格究竟是如何看到这个所谓名单，以及弗兰克一家的地址是否在这样的名单上，”豪文克·滕凯特说，“所以实际上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研究人员声称他们有85%的把握，这充其量是一种夸张和奇怪的说法。”

沙利文本人也多次承认，悬案小组的发现以及这本书可能会让人们感到不安。沙利文写道，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是，调查结论可能会强化对犹太人的负面刻板印象，认为他们自私狡猾。

“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结论是多么有力，多么令人沮丧，他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世界的反应。”沙利文写道，这指的是悬案小组。

沙利文写道:“一个受人尊敬的荷兰犹太人很可能把地址传给了（德国人），而一个与奥托·弗兰克本人没有太大不同的人竟然是叛徒……这令人震惊。”

而《以色列时报》1月20日表示，其采访的所有荷兰历史学家，都对这么一项 “垃圾”调查表示失望。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充斥着‘最有可能’、‘这似乎是合理的’等术语，但最终这些发现被呈现为某种事实。”美国国家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的研究员兼讲师劳里安·瓦斯特豪特（Laurien Vastenhout）说。

瓦斯特豪特说:“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更多的批评言论。”

荷兰国家大屠杀博物馆馆长格林戈尔德（Gringold）说：“犹太人委员会有隐藏地址名单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或展示。”

格林戈尔德说：“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所有专家都证实这不是真的，而指明泄密者是阿诺德·范登·伯格的说法更甚。”

荷兰学者表示，总体而言，在考虑犹太人委员会在纳粹占领时期是否保留了犹太人藏身地的名单时，应该运用“常识”。

瓦斯特豪特说：“人们似乎不太可能向犹太人委员会提供他们或他们家人的藏身之处的信息，因为其主席公开遵循与德国人合作的合法途径。此外，该委员会受到德国当局的严密审查，所以保留这样的名单是非常危险的。”

根据莱顿大学的巴特·范德布姆（Bart van der Boom）的说法，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列出藏匿地点的前提“毫无意义，也没有任何严肃的证据支持”。他说:“如果像书中所说的那样，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编制这些名单是为了自救，那为什么在1943年夏天，犹太人委员会被解散时，他们没有使用这些名单呢？”

总的来说，《安妮·弗兰克如何被背叛》并不能澄清围绕着犹太人委员会活动的种种疑团，包括这样一个迷思：是委员会而不是德国当局决定了哪些犹太人被驱逐到死亡集中营。

瓦斯特豪特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对犹太人委员会这个组织已经存在很多误解。调查小组在处理这个话题时应该非常谨慎。至少，他们可以去找一位处理过这个话题和档案的历史学家。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补充说:“一种更谨慎和保守的方式——没有事先对研究结果保密，也没有围绕着这些发现的宣布进行整个营销活动——将会更合适。”

范德布姆说，这本书和调查表明“犹太人委员会的普遍观点是多么不切实际和愤世嫉俗”。“荷兰报纸最初不加批判地报道了整个（调查）事件；显然，他们并不认为（调查结果）不可信。”

悬案小组的结论是，犹太人委员会拥有犹太人藏身处名单，这是基于一封战后寄给奥托·弗兰克的匿名信。在那张字条中，范登·伯格被认定是供出弗兰克一家地址的叛徒。

范德布姆说：“这张匿名字条实际上是唯一的真实证据。它的存在和内容早在2003年就已为人所知并发表，但悬案小组发现了它的副本，并确定它是奥托·弗兰克制作的，这值得赞扬。”尽管范德布姆认为是悬案小组追查到了这封信，但他对这份文件被用作“证明”犹太人委员会拥有隐藏地点的名单表示异议。范德布姆说：“这张字条只能证明，在战后不久，有人相信，或希望奥托·弗兰克相信，范登·伯格就是叛徒。”

荷兰战后充满了尖刻的言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仇杀。范德布姆说，在将这张字条作为范登·伯格是叛徒的“证据”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气氛。他说：“只要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字条，就无法知道它有多可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而这本书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总的来说，范德布姆觉得《安妮·弗兰克如何被背叛》的核心结论“非常荒谬，应该受到谴责”。

“也许一旦这本书证明不了什么，这一切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但是考虑到媒体的铺天盖地的报道，损害可能已经造成了。安妮·弗兰克，全世界无辜受难者的象征，被一个犹太同胞背叛了。”

历史学家阿尔德·范·利姆特（Ad van Liempt）是研究大屠杀时期荷兰“赏金猎人”的专家，他说，这次调查是一次错失的机会。

“在我的印象中，这些（其他荷兰）历史学家是对的，因为悬案小组研究人员似乎匆忙得出了结论，使他们的研究在历史和商业上取得了成功，”范·利姆特说，他的文章被引用在这本书中。

“（这项调查）很令人遗憾，”范·利姆特说。“这是找出背叛阿姆斯特丹263号公路上八个人的罪魁祸首的最好机会。但恐怕他们没有成功。”

他说，最终，悬案小组使用人工智能和元数据与范登·伯格被列为头号嫌疑人的原因没有什么关系。

瓦斯特豪特说：“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些高科技工具是如何在他们的最终发现中发挥作用的。他们所提供的证据非常不可靠。”

大多数学者都怀疑安妮·弗兰克的背叛者——如果真的有的话——是否会被确定。

“纳粹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销毁了95%的有关迫害犹太人的档案，所以背叛者会把这一秘密带入坟墓——如果真的存在背叛的话。”豪文克·滕凯特说，“弗兰克一家冒了太多的风险，所以他们被逮捕也可能是自己缺乏谨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