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岁末之交,赛博时代的年俗之一,或许是各个App一股脑儿推出的年终总结和排行榜单,影单、外卖、机票、视频、社交网络……
这几乎成为了每年的例行公事,但大部分都是旧有的套路了,并不太让人提得起兴趣分享和讨论。
但有一类总结,是就算看了再多年,也总忍不住想要回顾的——音乐。我们回顾自己过去一年的听歌喜好,分享自己的「听歌性格」,收听记忆里总能包括各种细微的情绪。
在更大众的层面上,今年的好几个音乐榜单都引发了热议。
Apple Music发布的「2021年最热歌曲榜单」,前几名是清一色的周杰伦,许多人惊讶这真的是2021年吗?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公布的「年度华语十大热歌」,大部分都是短视频时代的「神曲」,就算没有完整听过一首,也总能在各种视频的背景音中听到过一两个片段。
方方面面都不免让人哀叹,「我们的华语乐坛怎么就这样了?」
不过,在关于音乐的讨论中,经常会出现许多轻松有趣的细节。比如,此前有一张各个地域的听歌排行统计,北京排名前三的歌单里赫然列着《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有人感叹,总有那么些歌,一听就觉得伤感「啊那是我回不去的青春」,比如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
说到底,不管歌单再怎么变换,谈及音乐,我们总能泛起各类源源不断的情绪。其实,音乐与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情绪和回忆所关联的,都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和纠缠得多。
01.
谁没有在KTV嘶吼过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去年,被许多人热议许久的一个榜单,是按照城市区分的收听榜单。
广州自然不意外,前几名都是陈奕迅和谢安琪领衔的粤语歌;上海的歌单,则被调侃为十分「洋气」,多为英文歌与日文歌混杂,不过想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春风最先吹拂的时候,上海街头也人人都能哼两句不那么正统的「浪奔、浪流」,倒也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最让人感叹甚至有点「破防」的,是北京排名前三的榜单里,是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毕竟,谁不是一边说着「在北京,别谈理想」,一边吐槽着美食荒漠,却又挣扎着在这个城市里寻觅安放理想的一丝丝可能呢?
其实,城市和音乐的结合,远比我们想象中要紧密得多。
乐评人马世芳对看理想分享了他的几段经历,「我在大阪道顿堀经过一家小钢珠店,里面传来的竟是品味相当不错的自由爵士乐,音质亦佳。在东京新宿歌舞伎町暖帘街的拉面店,师傅在极之窄仄的柜台上方钉了木板放一部收音机,我一边等面、吃面,一边听了四十分钟非常棒的bebop时期的大师经典。
后来我慢慢了解,在许多国家,公共空间的音乐品味早已化入日常。而爵士乐,就是这个国家日常的一部分。
比如,在美国得州奥斯汀开着租来的车,那是牛仔帽也属于日常穿着的城市,当然播放乡村音乐电台,尤其标榜Americana路线的,或者更提神的蓝调摇滚。」
从城市学和社会学心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个概念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提出,用以跟「个人记忆」(individual memory)区分。
哈布瓦赫认为,回忆活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因为绝对私人的回忆,往往因缺乏逻辑和系统而显得模糊混乱,并且通常会因为时间消逝而变得零碎、散乱、淡化。相反,社会集体记忆却能通过现代城市和公共空间来不断更新,得以追溯。
《过春天》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们,就像一个个细胞,以单独的行为活动在城市的大动脉里,聚集起来就成为了「岁月」和「城市文化」。
岁月中的城市街道和建筑,以及人的行为和思想,它们最后就交织在了一个汇集点——「文化记忆」。
说到一个城市,从理性认识的角度来看,关于年代、城市文化,它是宏大而漫长的。但从微观的细节来看,即便经历数十年、甚至一个时代,城市所能留下来的,除了那些宏大的地标建筑,普通人的生活痕迹,大多只剩零星、散落、无序的只言片语和碎屑。
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我们而言,从感情上来说,它却是瞬间而永恒的,我们特定的记忆感情,常常附着于那几条刻骨铭心的街道,某几味特定的饮食气味,以及几项活动。
走在城市里,听过的音乐,就都成为了「回音」——因为时间易逝,当下音乐的意义,永远变成了一种记忆的锚点。
所以,总有一句歌词,虽然流俗滥情,但正中心坎,总有一首歌中的故事,让人感到「一击而中」,好像描写的正是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我们在大城市里总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小的原子,四分五裂,难以接触到彼此。但一个耳机,却又连接起了我们与世界,因为音乐正是一种情感的载体,虽然私人的感受并不完全相同,但总有些共通的情绪,可以跨越时间和地域,把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遥远的我们连接起来。
《重庆森林》
在香港歌词研究者梁伟诗的研究中,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千丝万缕,就算是流行的情感,也能够反应社会的变迁,「流行歌曲是处理情绪的商品,处理失恋是一个情绪,处理暗恋又是一个情绪。但当社会的情绪到达某一个地步,作为面向大众的商品,其实都要处理这类情绪。」
以粤语歌词为例,香港词人,尤其擅长把都市人的感情世界拆分细致,塑造出不同的情境,书写其中微妙的甜与苦。歌词的余韵中,又总是带着半点沧凉,对照着那让人纸醉金迷的都市风景。
在梁伟诗看来,音乐的个中音韵不能用文字言传,只能亲耳细听。若要给一个印象,那可能是「摩登」,这是属于香港的独特曲风。试想,在繁华闹市,人来人往中,背景播放着的是看似华丽时尚的粤语流行曲,而歌词中却是都市人的苦涩和自怜,岂非一种参差的对照呢?
02.
总有那么一首歌,踢开我们脑中的大门
音乐,很多时候是连接城市和记忆的时光机。
在现代中国生活的我们,都明白日新月异、物是人非的感觉。比如上一周还在那里吃面的小巷,可能第二周就变成了一堆废墟。
有时候,一条街道面目全非了,记忆中的味道和小店消散了,甚至连回忆里的画面已经模糊。当时陪伴在身边的人都已经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但听到某一首歌时,却好像总能唤起某些已经逐渐模糊的记忆。
为什么音乐带来的回忆总是那么强呢?好像总有那么些歌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人想起很多私人状态和强烈情绪,甚至让人感怀某个特殊的青春时段呢?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有趣的是,不论风格乐派,我们青春期听的音乐,就是毕生最难忘的音乐。
这是有科学根据,也有统计数字支持的。据统计,人们大量追听新音乐的颠峰,大概是青春期到二十几岁这段时间。过了二十四岁,追听新歌的动力就逐渐下降,到了三十三岁,就几乎不听新歌了。
这样的现象不只听歌,三四十岁的人,谁不是越来越懒得动弹,习惯看以前熟悉的导演、作者,越来越喜欢重温旧日的回忆,乃至去惯了的餐馆?
这和人类大脑的发育过程有关:负责控制冲动、组织行动、权衡风险的「前额叶皮质」,要二十几岁才成熟。而青春期的大脑,脑区之间的连接持续增强、充满变动,青少年响应情绪,常常不是前额叶主导的理性思考,而是诉诸人脑的感性中枢:「和鳄鱼一样原始」的杏仁核。
青春期的大脑,「驱动情绪」的系统充满激素、迅速发育,「抑制冲动」的前额叶皮质却还要十来年才能完全成熟。「青少年叛逆期」种种不可理喻,便多半来自这两种机制长达十年不平均的发展进度。
到了二十四、五岁,前额叶皮质发展成熟,我们渐渐懂得压抑冲动,衡量得失,换句话说,变得「世故」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就逐渐递减了。
在多年的乐评经历中,马世芳常常提及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那句话来评论,音乐是「猛然踢开你脑袋里的一扇门」。
在马世芳看来,青春期听的音乐,之所以最美好难忘,并非它们是客观上最厉害的音乐,而是因为那来自你人生最难忘的关键岁月──我们满怀激情,张开一切感官接受这个世界的撞击,寓目、入耳的一切,都闪耀着黄金的光芒。
只不过,年轻的我们身在其中,忙着咒骂大人世界,觉得没有人了解自己,急着想长大,赶快变得成熟世故。殊不知,那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拥有「点石成金」能力的魔幻时刻。
《极盗车神》
但,「身在其中的人不会知道这些。怀旧、乡愁云云,是必须拉开一段距离才会出现的。距离一旦远了,平凡猥琐的生活细节,反倒蕴含丰沛饱满的集体记忆。
有些现在视而不见,甚至惹人嫌恶的东西,过几年回头看来,也会变成『时代气味』的载体。」
03.
一代人终将老去
关于时间,最近听到最多的感叹或许是「这两年感觉好像被偷走了」。
但如果看Apple Music公布的「2021年最热歌曲榜单」,可能会更加让人恍惚,被偷走的时间好像已经有20年了。
「华语乐坛要完蛋了」,也是个谈论了好多年的议题。
2001华语乐坛回顾专辑
「并不是这时代没有朗朗上口的好歌了,而是这时代聆听流行音乐的方式不一样了」,马世芳如此评论。
因为二十年前的流行音乐宣传,按照媒介传播的理论,依靠的是电视、广播等这样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听众被动接受的。而现在流行音乐推介渠道主要依靠的是网络,聆听行为分众化和碎片化了,做音乐的门坎也大大降低了,音乐流通靠的是听众的主动行为,平台演算法则增加了同类型音乐的推播量。
所以,当今的热门歌曲排行榜,恰恰忠实反映了这样的聆听行为。
关于「新歌比不过老歌」,李如一在《明日世界生存指南》的「谈音乐」一集里,倒是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收听老歌,恰恰正是一种「聆听权利向听众转移的信号」。
因为在资本主义的逻辑系统里,最新的才是最好的。生产方所希望的,恰恰是人们多消费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这是市场经济试图说服大家相信的法则。在音乐上这个法则失效了,其实多少说明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逃脱了资本主义的规训,开始获得了一点点的选择自由。
另一方面,聆听行为的分众化、细碎化,其实也发生在全世界的音乐市场,而这并不等于整个音乐产业的没落。
千禧年之后,港台的音乐也被诟病愈加下滑、新不如旧。这个话题,马世芳十多年前在分析华语乐坛状况时也谈论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创作环境和条件,「前世代那个文化养成的整体环境,已经永远地消灭了,世界就是这样」。
大家都十分缅怀的曾经华语乐坛的光辉,其实在现在,已经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了,「像是台湾的罗大佑,大陆的崔健,都是那个集体时代过渡到个体时代的启蒙人物,聚集了一整代人的压抑和想望。而当一代人开了眼界,竟还要回头巴着救世主不放,便实在是没出息了。」
回看这些年,草东没有派对、交工乐队、Deca Joins、告五人、椅子乐团,五条人、mandarin、回春丹……倒是有出现多非常鲜活有趣的声音,其实对于独立创作者厂牌而言,也反而是个创造成本史无前例低下的年代。
「至于是否要当个带有遗老气的怀旧分子,终究还是纯属个人的私事。焦虑固然无所不在,但想到这一层,多少也比较愿意与它和平共处了。」
《海盗电台》
不管怎么样,到最后,我们都还有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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