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会馆重生

瞭望东方周刊

北京市已确定了七个会馆旧址作为“演出进会馆”的承载地，众多会馆以这种方式集体亮相，这在会馆核心功能废止后的近百年来尚属首次。

文│张佰明 编辑覃柳笛

安徽会馆戏楼昆曲表演（张鹏/摄）

近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颜料会馆和西城区的湖广会馆、安徽会馆好戏连台，“会馆有戏”“复其观·戏楼文化体验活动”等多样化演出活动，让首都市民有机会走进会馆戏楼，全新体验一种别样的演出形式——那是几百年前落脚京城的外乡人品味家乡戏的 “旧时尚”。

尽管演出内容是新的，但演出场地却足够老，戏楼历史从100年到400年不等，其中有两个会馆的级别也足够高——湖广会馆和安徽会馆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北京市已确定了七个会馆旧址作为“演出进会馆”的承载地。众多会馆以这种方式集体亮相，这在会馆核心功能废止后的近百年来尚属首次，那些对会馆怀有深厚情感的人有理由相信，会馆重生的时机即将到来。

映照历史

会馆肇始于明朝初期的北京，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为同乡、同行提供集会、寄寓的房舍。会馆以“聚乡人、联旧谊”为基本功能，以“敦厚仁恕、保全信义”为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历经明、清、民国初期约500年，是重要而独特的历史遗存。

在北京文化形成及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会馆这种建筑样式和民间组织管理形式，见证并参与了北京文化从孕育、发展到逐渐成熟乃至粹集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完整过程。

在北京前三门以南的中轴线两侧，会馆区曾形成繁盛的商业中心区和全国知识人才集聚区，会集起数量庞大的社会精英人士，直接推动了北京的文化发展、经济繁荣和政治变革，说北京会馆是首善之区形成过程的直观教材毫不为过。

在清代鼎盛时期，全国范围内23个省1700多个县先后在北京建立会馆（含多县合建驿馆的情况）。各地众多举子官绅、工商人士在此会聚，带来迥异的风土人情、风物习俗，形成当时极具特色、规模可观的移民聚集区，进而影响城市性格和文化气质。追溯一座座以各省、州、郡或山川河流命名的会馆，一部北京移民文化史鲜活而生动。

会馆也是展示传统乡土社会伦理观念和公益实践的有效载体，各地举子和商人进入同乡会馆，乡情乡谊维系的情感纽带让他们有住宿保障，甚至身后事也有人料理。会馆免费提供帮扶的善行义举薪火相传，这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组织有效运作的窗口。

会馆分布在北京南城中轴线两侧，如连缀起来，整体形状酷似一个巨大的脚印。这个“大脚印”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不仅意味着明清科考之年数以万计的举子在京城留下的足迹，更意味着全国各地知识精英以中轴线为轴心向中央政权的会聚。

可以说，中轴线沿线会馆是“九州一统朝京阙”这一民族团结景象的生动写照，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所具有的辐辏与辐射功能，在会馆空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蕴蓄文化

北京会馆集中于面向辽阔南方的南城，500余年的风云际会，对于塑造北京文化基因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北京古都文化与会馆密切相关。考察会馆分布地域，绝大多数都位于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南侧、前门大街东西两侧，就是北京老城的外城区域，这与清朝长期实行的满汉分治政策有直接关系。

大量汉族官员、士商、艺人杂居于此，构成了以中轴线为中心，对称分布于外城的居住格局。与内城的帝王文化相区别，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士人文化和商人文化，是北京古都文化的重要内容。

许多官绅不惜重金将本地的石材、木材运到京城，按照家乡的建筑风格构造宅院，会馆建筑成为古都器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精英以会馆为据点，广泛与外方人交往，民间文化相互渗透、彼此吸收、广泛杂糅，逐渐沉淀出了友善、包容、厚重的城市精神品格。

北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生活气息浓厚的京味文化，如传统礼仪、饮食、娱乐等，都与会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满足各地旅居京城游子的味蕾需求，各地商人纷纷进京开办餐馆、饭庄，各大菜系云集于会馆周围，带来了享誉全国的“八大菜系”和丰富多样的菜品，这些美食至今依然为京城百姓津津乐道。

一些老字号的创办者长期在会馆居住，如安徽举子王致和在安徽会馆首创臭豆腐；另有一些老字号则形成于会馆之中，如谭家菜就是在南海会馆中逐渐得到认可并走出会馆，由此可见餐饮文化与会馆渊源颇深。

为满足旅居京城的游子观赏地方戏的需求，徽班进京后在各会馆戏楼演出，在吸收了其他地方戏曲精华后不断完善。最终，京剧成为代表北京地区并影响全国的舞台艺术形式。安徽会馆是徽班演出的重要据点，对于推动京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多种民间文化在此相互杂糅，形成了具有浓郁城南特色和浓厚民间气息的京味文化。

会馆也是红色文化蕴蓄之地。集中于外城区域的会馆有较为宽松的活动空间，早期的革命先驱、共产党人将会馆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如李大钊、毛泽东、贺龙等人。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安徽泾县新馆创办了“五四”时期的进步政治刊物《每周评论》，以“反帝、反军阀、反封建思想，支持群众革命运动”为创刊宗旨，泾县新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之地。

会馆是创新文化的温床。京城的特殊地位吸引了大量赶考举子、士大夫及商人会聚于此，社会精英在会馆这一空间广泛互动，各种文化元素相互激发，融合裂变，为创造新生事物提供了有利条件。创新维度指向社会管理、学术、传播、教育、文化、艺术、思想等各个领域，催生出乾嘉学派、现代报刊、高等学府、现代学堂、新文化运动及政治变革新思潮等，在不同层面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湖广会馆（王学伟/摄）

活化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由各地自建的会馆按规定全部收归国有，成为一部分人口的落脚之地。原本这些建在天子脚下不事张扬的民居式建筑，绝大多数成为百姓庭院，进而变成了大杂院。不断加盖甚至改装的屋舍，逐渐湮灭了会馆原来的格局。

随着北京市对老城文物建筑重视程度的提高，许多与重要历史人物、事件相关的会馆逐渐获得了文物身份认证。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的统计，列入区级、市级、国家级文保单位的会馆有30个，另有三四十个未核定等级不可移动文物。

出于保护和活化利用的考虑，腾退和再利用工程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零星启动。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位于虎坊桥附近的湖广会馆—在保留原有格局的前提下，由国有企业接手对其进行修缮，恢复了戏楼演出功能，并增设了酒楼、茶楼，建起了北京戏曲博物馆。“三楼一馆”的格局对传统会馆功能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成为会馆活化利用的范例。

为满足京台交流的需要，位于前门地区的台湾会馆在原址扩建后，成为由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直接管理的对台交流中心，于2010年盛大开幕，成为大陆与台湾友好往来的重要文化空间。

位于骡马市大街51号的福州新馆，是林则徐和福建籍在京官员筹资于清嘉庆购置宅邸修建的同乡会馆，是其在京生活七年间的重要活动场所。“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入京赴试期间，暂寄该馆。

2019年12月，福州新馆完成修缮并对公众开放，由北京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辟为林则徐禁毒教育基地，设置“禁烟英雄林则徐”主题展，通过“年少志高显英才”“宦海生涯展才学”“虎门销烟震寰宇”三个单元，全面展示了林则徐少年读书、入仕为官、虎门销烟的生平事迹，是对青少年进行禁毒知识普及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在京城小有名气并保有戏楼的四大会馆——阳平会馆、银号会馆（正乙祠）、安徽会馆、湖广会馆，因其具备特殊功能而得到更多关注。

正乙祠原为供奉正乙玄坛老祖的寺庙，由浙江银号商人于康熙年间扩建为同业会馆——银号会馆，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没落。1994年由浙江企业家出资修缮，此后断断续续有戏曲院团在此表演。

湖广会馆自1996年修缮一新后，一直是京戏表演的重要场所。近些年，德云社将湖广会馆作为驻场演出的主要地点，形成了“白天京剧、晚上相声”的内容组合，为京剧票友和相声观众提供了消费得起的娱乐场所。此外，会馆里的北京戏曲博物馆，周末还为青少年提供戏曲研学课程。

湖广会馆在保持公益性的同时采取了商业化运作方式，被认为是充分展示文物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时代价值的活化利用方式。

安徽会馆作为北京现存体量最大的会馆建筑，至今尚未腾退完毕，长期作为椿树街道的办公场所。2021年10月，北方昆曲剧院在这里尝试了不插电、纯嗓音、自然光的昆区演出，以及现场评书表演，给观众以独特的艺术体验。

西城区委宣传部也在积极争取，希望能早日恢复安徽会馆的演出功能，这样就可以将几个具有历史感的戏楼连点成线，与广泛分布在周边胡同里的京剧名角故居进行串联，呈现出京城戏曲集聚地的整体风貌。

运营探索

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调查，北京市民对会馆表现出很高的兴趣度。在问及“是否愿意参观面向公众开放的会馆”时，回答“非常愿意”“比较愿意”的居民占 86.4%。在对会馆作用发挥的期待上，市民最为关注的是“作为历史遗迹慰藉外地来京人员的思乡之情”“作为乡情的承载地为同乡深入交往提供独特空间”。

目前，北京市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会馆文物腾退和修缮工作，以期让会馆得到有效应用。

但由于会馆数量多，修缮机构对各会馆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会馆“原真性”修缮有待加强。例如，一些会馆门梁的装饰性彩画，在修复时存在一刀切统一颜色的情况，掩盖了彩画原有特色，暴露出修缮机构理论研究基础不够扎实、修复方案和施工技术不够专业等问题。

“情感”是连接古今、连接首都与各地的重要因素。但在北京市人大代表秦红岭教授看来，目前建筑遗产保护价值理论总体上忽略了“人”的情感需求。

如果会馆运营能充分调动情感因素，联合各省文物、文旅部门有序推进“一省一馆”会馆保育计划，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财政负担。

浙江银号会馆的正乙祠得以重新修缮，就是源于“情感”二字——浙江商人出于对当年旅居京城的先人的感佩，出资重现会馆戏楼风采。

近年来，多地政府就会馆使用和运营到北京进行沟通，都希望能将这一资源利用好，在首善之区的核心地带有一方能展现当地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窗口。

会馆异地利用这一想法，得到了会馆专家、文化学者、政府官员、民主党派人士等多方认可。比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对北京会馆发展沿革进行详细考察后，在《道北京》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与其看着这些老会馆如烫手的山芋，不如把保护重任交给民间或外省政府去筹资修复和使用，前提是制定好规则，确保大方向不出偏差。

以公开招标的形式面向社会征集会馆建筑活化利用方案，可视作对这一诉求的积极回应。北京市西城区文旅局先后于2019年、2021年公布两批已完成腾退的历史文物建筑，其中包括不少会馆建筑。按照招标程序确定了运营商的几个会馆，已在根据中标方案积极筹备运营，如歙县会馆用于建设中英金融与文化交流中心，晋江会馆将变身为林海音文学展示中心，梨园公会将用于建设京剧艺术交流传播及孵化中心，西单饭店旧址（贵州会馆）用于建设多功能复合型文化艺术空间……

“文化”成为这些会馆建筑的集体标签，算得上是得其所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