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汉德克诞辰日，不如重读一遍《骂观众》

今天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79岁生日。三年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他凭借具有语言独创性的影响深远的作品，探索了人类经验的外延和特殊性。”

这位叱咤文坛的“国际知名老愤青”，另一个身份是“毒蘑菇大王”，据他自己说，他认识世界上两百多种蘑菇。但性格古怪、擅长冒犯的老头儿，其实也深沉、敏感、悲戚。如他在《骂观众》的《自我控诉》一章里所写：“我看见了分裂在我身上的统一。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我四处寻找着碎片。”

“汉德克是在骂语言，”作家李敬泽这样评价他，“他的小说不是回音壁，不是音乐会，他一点儿都没打算让我舒服，我舒服了他就失败了。”的确，如果我们看不懂他的写作，也就很难看透他面对世界无话可说、知道说了也白说的无望和凄凉。

本文摘自李敬泽新书《跑步集》。

《把自己生下来是多么地艰难》（节选）

作者：李敬泽

汉德克在中国最有名的作品是《骂观众》。2016年他来中国，所到之处，大家跟他也不是很熟，没有那么多话题可说，所以，一搭话就是请您谈谈《骂观众》。老头儿后来都有点烦了，说自己1966年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骂观众》，到现在五十多年了，又写了那么多东西，你们老提《骂观众》，这么些年不是白活了吗？

但《骂观众》确实重要，从《骂观众》入手，我们可以理解汉德克的根本想法和根本姿态、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那时起，他已经写了几十年了，他的风格当然有变化，但是，这个根本似乎没有变。

《骂观众》，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梁锡江 / 付天海 / 顾牧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

《骂观众》很简单，但是惊世骇俗。这是一个剧本，和我们所熟悉的戏剧完全相反，它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舞台上也没有布景，甚至就没有传统的舞台与观众的区分。从头到尾，就是四个人，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夹枪带棒地骂观众。你们这些蠢货， 你们要看的所谓戏剧，不过是“用语言捏造出一桩桩可笑的故事来欺骗观众，将他们引入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你们“心甘情愿地受愚弄，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地接受一种虚伪的、令人作呕的道德判断”。

《骂观众》骂的仅仅是戏剧吗？不是的，从根本上说，汉德克是在骂语言。汉德克的创作起于对人类语言的质疑和批判。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人存在于语言之中，我们之所以是个人，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学习了、使用了语言，离开了语言，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语言是外在于我们的，是异化之物。语言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你发明的，是我们学来的，是一整套社会的和文化的知识、传统、能力，强制性地传给你、教给你。你不学行不行？当然不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存在都受语言的支配，这种支配是根本的，是你自己意识不到的，越意识不到越根本，我们都以为是“我说话”，实际上，我们想想，在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话说我”，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我们意识不到。

所以，就要“骂观众”，就要通过这样的冒犯性行动，迫使你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对汉德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灵魂深处在哪里？就在语言里。语言绝不仅仅是被使用的工具，也绝不仅仅是指涉及客观事物的符号系统，它不是中立的、透明的，它自带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一种语言，它都积累、生成着复杂的意义，正是语言所携带的这些意义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曾经谈到，恋爱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它植根于一套恋爱话语，不是指向生殖的，而是指向精神的、隐喻的、游戏的这么一套话语。《阿Q正传》里，阿Q面对吴妈，有话要说，又说不出来，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和你困觉！”这就不是恋爱，这是指向生殖和找打。阿Q不是五四青年，他没有一套恋爱话语，他如果说“我想和你度过每一个夜晚”，那会怎么样？也许不会挨打，没准还能谈下去。电影里、电视里、小说里，凡恋爱言情，必须是普通话，用地方方言一定让人笑场，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恋爱话语本身就是用白话、普通话、书面语建构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语言提供的现成剧本中演戏。

《阿Q正传（1981）》剧照

如果仅仅是谈恋爱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种语言的力量，它会变为统治权力和统治秩序，它会从生命的根部驯服人，它会让你不知不觉认为女人就是低男人一等，穷人就该永远受穷，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汉德克的作品，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都是从对语言的这种警觉和批判出发的，由对语言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到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从最初的小说《大黄蜂》开始，他就从根本上质疑传统的西方文学，认为那些小说，不过是为人们提供理所当然的、骗人的世界图像，小说作为一种语言方式、话语方式，是虚构的，但渐渐地，这种虚构入侵乃至支配和替换了现实。 在汉德克看来，要革命，就是要从语言干起。

语言如此重要，它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和根基，也是文学的条件和根基，在这个问题上干革命，肯定会带来很复杂、很严重的后果。

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汉德克认为，所有那些我们以为是小说的小说，有故事的、有情节的、有人物的、有命运的，等等，都是骗人的，都体现着语言造就的统治秩序。那么现在，你为了让人们觉醒过来而写小说，你怎么办呢？你必须写不像小说的小说、不像戏剧的戏剧。所以，读汉德克，你得准备好，你如果是一个19世纪小说爱好者，那你肯定会很生气，你倒不一定觉得他在骂你，但你肯定会觉得他在浪费你的时间。

另外一个后果更为严重，就是，你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牢笼，使我们既无法认识自己，也无法认识世界，但同时，人又不得不在语言中存在，汉德克还得用德语写小说，那么怎么办呢？这不是无解的悖论吗？

在汉德克看来，这正是人的悲剧所在。在他的另一部戏剧《卡斯帕》中，一个人生下来，喘气儿，活着，当然这还不行，他得“通过语言真正地生下来”。于是就开始学语言，但是，“当我学会第一个词，我便掉进了陷阱”。卡斯帕这种进退维谷的命运就是人类命运的象征。可以说 ，汉德克的写作就是为了应对、反抗这个命运，把人从作为一种统治秩序的语言中解救出来，让人身上、人心里那个沉默的、无言的“我”活过来，发出声音，获得语言，不是“话说我”，而是“我说话”。

但是，“我说话”何其难啊，一个人去掉现成话语的遮蔽和支配，把自己、把这个所谓“主体”呈现出来，这是很难的事。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现在忽然发了疯，“惟陈言之务去”，排除所有现成的话，看见今晚的月亮你不要想李白、苏轼，不要想嫦娥、玉兔，你只把今晚的这一轮月亮说出来，赤条条、无牵挂地说出来；然后同样地，关于你的生活、关于你自己，你不要小说化、鸡汤化，你排除所有现成的意义话语，你说吧——我估计绝大部分人就无话可说了，反正我是无话可说，一台电脑卸载了系统，那还怎么运行？

《卡斯帕》剧照

这既是逃避和反抗——反抗语言的规训，同时，也是探索、发现——你不得不最直接地注视自己和世界，并找到、发明相应的语言。 在这个过程中，你实际上是要成为自己的上帝，要有光，靠自己的光照出自己，创造自己，你自己把自己生出来，让自己长起来。在生活中，真要这么干，跟疯了也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没必要这么干，我们读汉德克的书就行了。

但汉德克的书真难读啊。说老实话吧，我把他的九卷本摆在那儿，一本一本翻，每一本都没翻完，读不下去。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深刻地接受了语言规训的人，而汉德克是“骂观众”的，是“骂”我的，他的小说不是回音壁，不是音乐会，他一点儿都没打算让我舒服，我舒服了他就失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好奇，想看看他如何通过语言把自己生出来，但在这里，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语言。 瑞典学院所夸的语言当然是汉德克的德语，而我读的是翻译过来的汉语，从德语到汉语 ，等于过了一遍筛子，故事、情节、人物、命运，那还可 能剩下不少，而这些在汉德克那里本来也没有多少，他有的是“语言”，但偏就是这个语言，过完筛子就基本不剩下什么了。 我读汉德克，总觉得结结巴 巴、不知所云。 咱也不敢说翻译有问题，而且我相信，汉德克的德语原文很可能也是结巴的、缭绕的，不会那么流畅，他本来就是要表现意识和主体的原初的生成，这种生成肯定是不熟练的，不可能顺口。 这种语言瑞典人能看出好，看出创造性，汉语读者能不能看出来我就不敢说了。 从译本来看，我读得最舒服的是《骂观众》，精确、流畅，是好汉语，但是我多少又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翻得太好了，少了一点原本的狂乱、粗暴？ 总而言之，我不能对你说我喜欢汉德克的作品，由此而来的一个教训是，人还是应该学语言，除了汉语，最好还要学外语。

事情就是这样，我认为我理解汉德克的理念，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他的作品。而且，就理念来说，虽然看上去很本质、很尖锐，但我总觉得那近于屠龙之技——杀龙的技术，技术很高很新，但龙在哪里？或者说，在欧洲语境下，他的批判缺乏真正的政治性。我就是爱看个传统戏，虽然照你这么说，确实也有问题，但说到底是多大的事呢？值得你这么撒着泼地骂？来都来了，看你骂了半天了，那就鼓个掌呗，又是多大的事呢？人固然是生存于语言，一竿子插到语言上去，能搞出五花八门精致的理论，也能搞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当代艺术，但也很可能回避了现实的和结构性的社会政治疑难，沦为无关痛痒的撒娇。这不仅是汉德克的问题，也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文学的问题。我在别的场合说过，西欧小说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它的意识封闭掉了，自以为“真理在握”，它不再能面对真正的问题，不再经受人类生活严峻复杂局面的考验。

彼得·汉德克

然后，考验来了，正好掉在汉德克头上。他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虽然属于奥地利这边，但毕竟斯洛文尼亚民族的主体是在南斯拉夫。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的、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南斯拉夫土崩瓦解，发生残酷的内战，这是二战后在欧洲发生的唯一一场战争，而斯洛文尼亚率先宣告独立，投向西方阵营，为这场战争拉开了序幕。后殖民、后冷战时代造成了世界上很多人在身份上的纠结、危机感，忽然南斯拉夫打起来了，换了别人也就是看新闻，看热闹，而汉德克，他妈妈也是斯洛文尼亚人啊，能说没关系吗？由此，我们也看到身份问题的复杂性，身份可不是身份证上的照片和号码那么简单，人有层层叠叠的身份和认同，比如我，是中国人，是山西人，是山西运城人，是山西运城芮城人，像个俄罗斯套娃；但我要是碰见河北人，我又马上变成了河北人、河北保定人、河北保定完县（今顺平县）人，因为那是我母亲的家乡。我的认同可能随境遇而变化和变换，认同与认同之间、身份与身份之间，很多时候并行不悖，你是个山西人一点不妨碍你同时是个司机、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是个中国人，但有时会发生冲突，会撕裂和断裂，特别是，在严峻的社会历史局面中，人很可能会陷入身份危机，某些自然的、休眠的身份可能被唤醒，人甚至会脱胎换骨，为自己发明新的身份，建构新的认同。比如汉德克，他身上流着斯洛文尼亚人的血、斯拉夫人的血，对他来说这未必是多大的事。但在眼前的这场悲剧中，他忽然意识到他不是看戏的人，他不是新闻的看客，他的批判性理念，过去是运行在语言层面、个人的日常经验层面，现在，他面对着大规模的杀戮、仇恨，面对历史和现实矛盾的总爆发，他身在其外，心在其中，他觉得斯洛文尼亚的事、南斯拉夫的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事。

于是，他来到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一路走过去，写了三篇文章：《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还有《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这三篇文章被收入了中文版《痛苦的中国人》，据说这本书卖得不错，因为大家看书名觉得和咱们有点关系，实际上没什么关系。这三篇我认真读了，对我来说，汉德克此前的作品如果是飘着的，那么这三篇就是他的锚，扎到了泥泞的、迫在眉睫的人类的困境和苦难中去，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境遇里艰难地探索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义。

《痛苦的中国人》，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刘学慧 / 张帆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

南斯拉夫问题，确实极其复杂，上千年的一团乱麻，如果在这里说清楚，就不是谈文学，变成讲历史了，而我对此也毫无准备。简单地说吧，在当时，在西方舆论中，在西方知识界、文学界，关于南斯拉夫的内战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剧本，牢不可破。在这个剧本中，塞尔维亚是邪恶的，是进行种族屠杀的一方，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几乎就是一个小号的希特勒，美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西欧人（包括德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们知道，汉德克对这种写好了的剧本根本不信任，那往往只是意识形态的统治秩序的产物，而就南斯拉夫来说，这套剧本显然是冷战的延续，不仅因为南斯拉夫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因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是“斯拉夫”，北边还有一个“斯拉夫”，就是俄罗斯。

现在，汉德克来到昔日的战场，从冬日到夏日，他面对着阴郁、沉默的人们，那些塞尔维亚人，那些被指认的罪人。 给我的感觉，他的行文、他笔下的人依然是迟疑、艰难、不连贯的，但我想，这未必完全是翻译的问题，这也不仅是从空无中自我生成的艰难，这是一种被专横的话语暴力压制着、压制到沉默之后的艰难，是面对世界无话可说、知道说了也白说的无望和凄凉。 在这里，汉德克对语言和文学的批判落到了土地上、落到了焦土和废墟上，扩展到对媒体语言、信息语言的政治批判，他发现西方媒体围绕南斯拉夫发生的事制作了一套远离真实、漠视真实的非黑即白的图景，深刻地控制着、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控制和改造了现实。 在这里，虚构就是这样变成现实的，语言就是这样被抹去声音的。 汉德克面对着这片土地上活生生的悲剧，他忍不住想象，一切本来可以不这样，原来的南斯拉夫或许能够构成第三条道路，各民族可以在其中和平相处，但是，在西方的推波助澜下，南斯拉夫被毁掉了，他说“这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进而，他站出来说： “我们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塞尔维亚人的正义。 ”

也就是说，汉德克并没有简单地站在斯洛文尼亚这边，实际上，就像刚才说的，斯洛文尼亚率先独立，迅速完成了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转换，不再是“斯拉夫”，而是属于中欧、向着西欧。我的感觉是，汉德克对于这个民族如此轻率地转身是痛惜的，在他的眼里和笔下，这个新的国家如此轻佻，他一点也不喜欢德国化的斯洛文尼亚。他的认同经由斯洛文尼亚转向了原来的南斯拉夫，这使他的批判意识获得了一个支点：人们站在审判者和成功者一边，为什么不听听那边被审判者和失败者的声音？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公正的、追求真实的法庭？

然后，汉德克就闯祸了，就被骂惨了。在大街上骂观众是要付出代价的，背叛他的西方精英身份和认同的结果是，汉德克成了西方文学界和知识界公认的“浑蛋”。这厮获得诺贝尔奖，他们气炸了：怎么能把奖给了这么一个家伙？他说塞尔维亚也有正义，他甚至参加了米洛舍维奇的葬礼！

2006年，塞尔维亚民众送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

在这件事上，我佩服瑞典学院。他们艺高人胆大，他们敢于发一回疯，以此证明他们没有失去语言和精神的弹性。虽然以我的知识，无法对南斯拉夫问题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但这样一个作家，他一直力图自己把自己生下来，离群索居，艰难地让沉默化为语言，然后，在命运（对不起，他不喜欢这个词）来临时，他忽然发现，所谓“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在越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经验之后原来竟是不可触碰的，他走过去了，决意把自己放到困境中去，走进被放逐的人群之中。至此，被他生下来的那个自己，才真正走进世界。这个欧洲老炮儿，他让我想起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加缪，我因此喜欢他，尽管他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浑蛋，尽管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其实看不下去。

汉德克，他也是维姆·文德斯的著名电影《柏林苍穹下》的主要编剧，在那部影片里，有一首诗一直回响：

“当孩子还是孩子时，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幻想小溪是河流，河流是大川，而水坑就是大海。”

“当孩子还是孩子时，不知自己是孩子，以为万物皆有灵魂，所有灵魂都一样，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2019年10月14日初稿

11月23日修改

11月27日改定

本文节选自

《跑步集》

作者：李敬泽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 2021-11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