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谈论鲁迅文学的人，是悲哀的

2021年11月16日，广州，鲁迅纪念馆复原了当年鲁迅和许广平在艳芳照相馆拍照的场景。（图/ 阿灿）

在文学领域，鲁迅是天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只要不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但凡是鲁迅说过的名言，你总能讲出几句。

毕竟，在课本里，他的文章篇目的后面总写着令人胆寒的“熟读并背诵全文”。

学生之间流传着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对青涩的孩子来说，理解词句中的深意确实有些困难。但多年以后，他们诵读过的那些金句，却成了彰显文化底蕴与思想深度的利器。

互联网语境下，“迅哥儿”的话简直就是探讨时事的金科玉律。社会新闻的评论区里，“人血馒头”“救救孩子”之类的字眼是高频词汇。一个模子印刻出来的批判多少带了些戏谑的意味。某些正向报道下面，用户也都是整齐划一，直抒胸臆，在赛博空间排起长队，留下“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要是本雅明还在世，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必定会收录这个范例。

估计连鲁迅本人也未曾想到，自己精雕细琢的语词会变成一种万金油式的表达。而他所批驳的国民性在过后的时代居然又发展出了另外的变种，这在让人感到审美疲劳的同时，也不禁引人深思：我们对鲁迅的认知只能局限于此吗？

其孙子周令飞说：“鲁迅完全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人。”

身为文学家，他严肃犀利、刚直不阿，是个不折不扣的斗士。但回归到生活之中，作为一个具体而实在的人，他也理应是血肉兼具的。

鲁迅屡次说过，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被遗忘。此刻，便让我们忘却他国民作家的身份，去找寻那些他不为人所知的生活意趣与审美偏好。

国外小众读物的“盗火者”

在成为“鲁迅”之前，周树人在留学日本期间是个翻译爱好者。他最早翻译的两部作品，一部是科幻，另一部还是科幻。常人很难想到，向来以抨击现实而闻名的鲁迅竟会对这种文学体裁产生兴趣。

实质上，他的这一爱好与19世纪末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当时，居里夫人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整个西方哲学和科学界都在为此而激动，因为人们得以借此击碎对物质世界旧有的认识。这股思潮很快传入日本，日本兴起了一股“科幻小说热”。

而此时，国内积贫积弱，领土主权接连丧失。眼见着巨大差距的鲁迅，决定译制一些国内匮乏的科幻读物以开启民智。他选择了凡尔纳的两部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鲁迅用文白夹杂的章回体，翻译了这两部作品。

在翻译时，他并不追求信达雅，而是极为随性地“硬译”，其间还有不少自己借题发挥的内容。原文中与他观点不相干的纯文学部分不复存在，而体现“进化论”和科学精神的段落倒是多了不少。

在《地底旅行》中，他还借凡尔纳之口，痛斥了国民的奴隶性格：“你如此懦弱，是个支那学校请安装烟科学生的胚子，能旅行地底的？”

想象力能让人在幻境中得到自由，然而在现实中，它却显得有些苍白。鲁迅也终究意识到，想救国救民，不能光靠虚的。于是，他与周作人联手，共同翻译起有现实指涉和参考的读物。

这当中，大多都是弱小民族的文学，以东欧、北欧的为主，也有小部分俄国文学。他与弟弟有个共识——要选择与中国现实贴近的东西。大概是因为，只有命运相似，人才能充分共情。

二人既独立翻译，又一同协作。有的篇目，干脆就是一人口译，一人记述。这便有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书中共收录了来自八个国家的十六篇作品。

其中，像芬兰、波斯尼亚的文学，都是先前无人问津的。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译作，让国民与世界相连，更希望用这些作品，赋予人们抗争的力量。

鲁迅翻译了三篇小说，分别为安特莱夫的《谩》与《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如今回看这几篇，会发现，故事中的主角都是残忍、麻木的疯人，无一例外。日后鲁迅写就《狂人日记》的主角也是如此，或许在这时已经埋下了种子。

但半年过去，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售卖的书籍销量却十分惨淡——两册书满打满算卖了41本。29岁的鲁迅因此深受打击，伤害他的并不是滞销书翻译家的身份，而是不求思变的国民。

在《域外小说集》中，除了现实主义文学，鲁迅还着重推荐了国外的童话故事。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儿童文学。从1909年回国，直到逝世前的1935年，鲁迅共翻译了5部童话。他觉得，童话是有教育功能的，他所秉持的观念是“以幼者为本位”。要知道，这在民国时期，已经是很前卫的理念了。

鲁迅也希望成人和孩子能一同阅读童话。毕竟，他所遴选的书目，并非都是完全意义上的童趣故事，很多都充满了成人世界的悲哀，甚至不乏有描写革命时期社会众生相的作品。

从事翻译工作的鲁迅，在现实与虚构中不断游走，他就像一位“盗火者”，无时无刻不渴望着能将亮光投进自己热爱的那个国度。

在《杂忆》中，他诠释了这些工作的初衷：“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2021年11月16日，广州，鲁迅纪念馆陈列着鲁迅在广州生活期间光顾过的当地老字号的招牌。（图/ 阿灿）

被遮蔽的设计师

鲁迅最早的设计作品，就是《域外小说集》。除却内里文章，他还为整部书注入了许多外观上的巧思：封面蓝色的罗纱纸上，画着一位弹奏竖琴的古希腊少女，在其下方，是横排的小篆体书名——名称是鲁迅请当时的书法名家题写的。

在装帧层面，他更是选择了风行一时的洋装书毛边本。一方面，这是他的个人偏好；而另一方面，如此设计，书能久翻不烂。他在序言中也将此作为卖点，做了说明。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鲁迅早早就有了营销上的意识。

回国之后，鲁迅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文字之上，但美术却从未被他抛下。在绍兴做教员时，他为自己的图册画了一只猫头鹰。在他看来，暗夜中的动物可以视作一种诅咒，它能发出“真正的恶声”，以对抗晦暗和不详的时代。

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找到鲁迅，希望他能为学校设计一枚校徽。没用几天，鲁迅就将图样寄送给了蔡元培，后者看完，立即予以采用。这枚校徽以瓦当为创作灵感，圆形图章中印刻着线条流畅的“北大”二字。

关于校徽的释义，鲁迅本人并没有提及，这也就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解构空间。对此，流行的解读主要有三种。

一个是“三人成众”说——上下排列的两个字，构成了“一人肩负两人”的意象，内含北大人要肩负重任之意。而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对校徽的解读是“民族脊梁”。

此外，第三种解释则是“师生关系”说。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在《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一书中，说“校徽的‘大’字可作为老师的象征，弯着两腿，吃力然而坚定地支撑着肩膀上的两个学生”。

诗无达诂，象有多义。无论做何解释，都反映着鲁迅在设计方面所显现的才华。

虽然该校徽曾遭遇过一段时间的弃用，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北大又重新启用这枚徽标。2007年时的修改，也是在其原有基础上做的微调。

除了校徽，鲁迅还设计过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徽，以及一系列的书作封面和插画作品。

小说集、杂志、学术专著，鲁迅都曾设计过。如今去回看《呐喊》《萌芽月刊》《艺术论》等作品的最早封面，依旧不觉得过时。

鲁迅喜爱花式字体、传统纹样等元素，而在手法上，拼贴、留白都是他惯常使用的。现在的出版行业，仍然在沿用这些手段，鲁迅的美学功底可见一斑。

他对审美的品位，同样体现在穿着搭配上。

刻板印象中，鲁迅是万年不变的长衫短褂。

实际上，他个人对新潮的衣装一直都很有兴趣，他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鲁迅）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

他也曾试过更前卫的穿法：渔夫开衫里面搭配深V领毛衣，内搭立领衬衫，毛衣扎进裤子里，再配上锃亮的皮带。他在给许广平的情书里写道：“背心已穿在小衬衫外，很暖。”

挑剔的鲁迅还批评过萧红的搭配，后者在《回忆鲁迅先生》里写过鲁迅的一些意见：“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先锋的艺术收藏家

1936年10月8日，鲁迅离世前的11天，他拖着病体，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观了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会上，他留下了生前最后一组照片。

定格的影像里，他骨瘦如柴，目光依然如炬。他和几位青年坐在一起，探讨着木刻相关的话题。他热切地期望，年轻一辈能将这门艺术发扬下去。

鲁迅自幼喜欢木刻，绍兴城内的作坊是他童年乐趣的重要来源。

少时，他曾经花费数月的时间临摹《荡寇志》中的雕版插图。

成年之后，他更是几度自费出版木刻集，光是鲁迅推荐到国内的木刻版画家，就有50多位。1931年，他创办了为期6天的“木刻讲习会”，专门聘请老师为青年讲授技艺。而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元年。

据统计，鲁迅生前藏有1800多件木刻作品。之所以倾心木刻，一方面是因为他孩童时代美好的记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木刻以及新兴版画便宜易得，便于底层人民传播。

陈丹青在谈到鲁迅推崇木刻的原因时，说：“除了品位、偏爱，前卫的激情，还有更深的、他未曾说出的理由，这理由，是基于他对中国深刻的观察。”

曾留学日本的鲁迅对浮世绘也喜爱有加。晚年时，他大量搜购浮世绘画作。

光是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就购买了浮世绘书籍17种33册、单页浮世绘30幅，其中囊括了绝大多数大师的代表作。为画册一掷千金，也是常有的事。

在鲁迅1934年1月给日本歌人山本初枝的信中，他曾表达过自己的偏好：“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但信的结尾，他激愤地写道：“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我自己的这些浮世绘将来交给谁，现在正在担心。”

尽管如此断言，但鲁迅生前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浮世绘。

这个与木刻相近的艺术门类，更像是鲁迅收藏与学问中的“暗功夫”。不得不说的是，上世纪初，由于客观现实的迫切要求，像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时常要在不同的社会身份中来回切换。浮世绘，大概就是他个人兴趣与公开主张之间所留有的那个部分。

除此，鲁迅还收藏了大量碑拓。在北京，他最留恋的地方是琉璃厂。从1915年开始，他频繁出入古玩商店，托亲朋同时在各处搜罗拓片。在鲁迅个人的日记中，1915—1919年间，他购求的拓片，多时有1810多张，少时也有610张左右。

如果不是走上文学之路，或许鲁迅会成为金石文玩领域的一位专家。但得说的是，能实现收藏自由，还要仰赖他的文字给他带来的收入。

鲁迅的生活侧面实在是太多，愿意看电影，爱坐汽车，有140多个笔名，懂美食品鉴，每一个都代表着他不同的生活面向。到了今天，如果人们还在用固化的眼光去审视他，也未免太过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