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型就是一切，今天过得好不好，都取决于它
发型是我们日常仪式感的重要组成——开学了换个发型换种人设，分手了剪短头发重新开始……我们会为了一个重要场合好好洗个头，也会顶着满脑袋的油去见“不洗头之交”。发型，简直就是一切。
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也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以女性发型的风格定义一种女性角色特质或隐喻一种行动指南：《冰雪奇缘》中的女王，几次更换发型都意味着对自我认知的革新；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中，家庭主妇麦琪卖掉长发意味着唯一一次获得经济上的主动权……
下文节选自新书《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作者格利森曾身患白血病，于是不得不剃光头发、购买一顶700欧元的假发。在这个过程中，她结合个人经历，细数头发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对于女性的刻板塑造。
剪发，一次获得力量的行动
20世纪80年代，几乎我认识的每个六岁的女孩都跟我一样留着平凡的棕色长发。有一套完整的词汇来形容这类颜色，但我的发色经常被称为“鼠灰褐色”，这使我联想到胆怯，联想到树篱里的老鼠。一位女同学告诉我一个绝妙的神奇秘密：只要编好辫子，留着它过一夜，第二天早上你就会拥有光彩照人的头发。我为这个点子着迷，把我的头发紧紧扎成辫子，蒙上毯子睡觉。那份期待和张牙舞爪的兴奋，意味着我第一个晚上难以合眼。
这些发结硌得人无法入睡。我告诉自己：那也很值得。我已在幻想一个焕然如新的我。第二天我醒得很早，拿起母亲的折叠梳，那是一把有着蓝红相间手柄的非洲梳子，我不知它是怎么到我母亲手里的。不知是一件礼物，还是她一时冲动在药妆店柜台买的。我们母女都拥有细细的发丝，这个工具似乎是多余的。我解开发圈，开始梳头，像拆一团羊毛一样梳理头发。
就这样：我是高塔外的长发公主（《格林童话》中《莴苣姑娘》的主人公），我那时才六岁，便已对王子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我想起来了：《流行音乐之巅》播放过一段凯特·布什的视频，彪悍的她留着一头浓密的红棕色头发，这也是她的秉性和能量的重要部分。我站在梳妆台边缘斑驳的镜子前，松开辫子。我凝视着那波浪，那头发的海洋。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听见大卫·鲍伊的《火星生活》和其中这句“鼠灰褐色头发的女孩”，我都会想起很久以前的发辫和那面旧镜子，想起亲手在自己的头发上编织过一个咒语，想起我们能在一夜之间通过一个举动改变自己。
凯特·布什
几个月后，我心血来潮地告诉妈妈，我要剪掉头发。理发师是我的姑姑，她住在排屋里，专给人剪头发—只给女人剪，从不给男人剪—就在她家的厨房。她总是妆容完美，唇彩斑斓，涂抹黑色的眼影，精心挑染头发。不到一个小时，鼠灰褐色的头发就大片大片地散落在她的亚麻油毡上。我立即后悔了，后来一直恳求母亲让我把头发蓄长。她拒绝了，说短发“更容易打理”。我的姑姑认为这是一种齐肩内扣式发型，每次我们回来修理时，我妈妈都一边翻着杂志，一边告诉她要剪成戴安娜王妃的发型。我开始想念我的头发，想念它掠过我肩膀的感觉。再也不能晚上编好辫子，醒来时头发变得好似退潮后皱皱的沙滩。
我去利物浦参加一位亲人的婚礼，途中，一个男人误认为我是男孩，叫我小伙子。我哭了好几个小时。我的教母一直留着短发，她安慰了我。我的第一本精装书就是她送的，用红色仿皮装订，上面有压凹的金色字体。我读完了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这本《小妇人》，但不能彻底理解其全部内容。书里的女孩们既独特又相似。她们牢固亲密的友谊使我想要离开80年代的都柏林郊区，搬到他们19世纪的世界里去。而乔——想必是《小妇人》里最受喜爱的人物吧？——做了一件让我对她更加钦佩的事。
乔一边说着，一边脱下了帽子，大家都不由得惊叫起来，因为她那一头丰盈的头发被剪短了。
“你的头发！你漂亮的头发！噢，乔，你怎么能这样?”
她刚剪短头发的样子令人震惊。尽管乔摆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情”，但她显然为剪掉头发而烦心。我当时想：哦，乔！我们是两个剪短了头发的惺惺相惜的灵魂！我们最初阅读的书会对我们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书里的人物更接近真实的人，他们只是碰巧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我羡慕乔和她的姐妹们。她们的亲密关系与我和兄弟们的友谊并无二致，但我没法同他们谈论头发的事。
《小妇人》中的乔
因为家里缺钱，乔为了帮助家人而剪去了她“唯一美丽之物”。她做出的牺牲与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中的故事很相似，头发也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故事里的德拉拥有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出众的头发：
[头发]披落在她的周围，荡漾着，闪闪发亮，像一片褐色的瀑布。它长过她膝盖，几乎成了她的一件衣服。
德拉的动机与乔相似。那是一个平安夜，故事的开场告诉我们，她非常贫穷，只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由于迫切期望为丈夫心爱的手表配一条铂金表带，她以二十美元的价格把齐膝的头发卖给了假发制造商。她等待着吉姆下班回家，心里想着：“求求您，上帝，请让他觉得我仍然很漂亮。”
吉姆回到家时，他被德拉的举动和变换的容貌震惊了。他表示为了给德拉的头发买昂贵的（但现在已经没用的）龟甲梳子，自己已经卖掉了珍爱的手表，这时故事的悲剧性加深了。他们各自牺牲了珍贵的物品，这增强了他们的爱，但在此前，德拉确实害怕吉姆因为她缺乏女人味的短发而不喜欢她。“你还像以前那样喜欢我，对吗？没有头发的我还是我，不是吗？”
德拉用外貌来定义自我，尤其是通过她丈夫倾心爱慕的头发。她的身份并不独立存在，而与她的外表紧密联系着。这个故事发表于1905年，当时许多妇女都赋闲在家。德拉在经济上依赖于吉姆，卖掉头发的那天她还在等吉姆下班回家。毫无经济能力的她出售了自己唯一可作为商品之物，而剪头发的行为则可视作一次阉割，或是一次获得力量的行动。我没有德拉那般秀丽的头发，可七岁时剪去头发，一开始还是让我感觉很刺激，直到我渴望它能长回原来的样子。我曾经的装束打扮像男孩子，但从来都意识到自己是女孩。女性特质是个抽象的术语，我那时还不懂。
“头发长期被用于定义女性”
头发是死的。
每一缕鬈曲的、漂染的、束起来的头发，都已安息了。我曾经相信头发会在人死之后继续生长的传说。然而，唯一有生命的部分只存在于头皮下的毛囊结构中。头发、阴毛和腋毛统称为“末端毛”，我觉得这听着要么像是瞎编的，要么十分恰当。角蛋白，即构成这些毛发的基础蛋白质，与构成动物的蹄、爬行动物的爪、豪猪的刺、鸟类的喙和羽毛的物质相同。从翼尖到分岔的发梢，从球节到额前的鬃毛，我们哺乳动物是一群由多肽链组成的兽类。每一缕毛发都包含了我们血液中流过的每一种成分。记忆是否也存在于此，潜伏在髓质和角质层之间，嵌在每一绺头发里？
不是死的，而是“末端”。千变万化的蛋白质。和血液一样，头发也很难区分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但一直以来女性却因头发的风格而受到评判。黑白电影里把她们简单粗暴地划分为金发女郎、红发女郎或褐发女郎（这种做法透露着优越感，并且将有色人种和其他种族的人排除在外）。头发长期被用于定义女性的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它把她们变成了妖妇：头发象征着女性气质、生育能力和交媾的可能性这“三巨头”。
在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种冲突。这幅画描绘了维纳斯“出生”时的场景。她被描摹为一个崭新的、没有污点的婴孩，但又表现出已经发育完全的、性感女人的模样。她当然必须把自己的裸体遮盖起来—不是用别的，正是用那一头浓密的鬈发。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
拉斐尔前派绘画中的女性拥有蓬松、丰盈的秀发，就像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莉莉丝夫人》里的人物一样。根据犹太教的传统，莉莉丝是亚当的第一任妻子，她的名字一直与女魔鬼密切相关（其名字也被译作“夜妖”）。她与亚当同时被创造出来，而不像夏娃是用他的肋骨造出来的。莉莉丝拒绝臣服于亚当，认为自己与他平等，并不比他更次要，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在罗塞蒂的画中，莉莉丝全神贯注地梳理着浓密的头发，这是诱惑的象征。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画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利娅淹死在河中的场景，她的头发成了用于丧礼的裹尸布。如果说蓬松散乱的头发意味着女性存在道德上的问题，那么收束起来并向后扎紧的头发则相反，代表着体面、端庄和顺从。头发作为能指和象征符号反映了社会地位、婚姻状况以及交媾的可能性。
参孙
你的秀发
熠熠闪亮
好比太阳一样
哦它
要是属于我
就好了
P.J.哈维发行于1992年的专辑《干燥》中有一首歌叫《头发》。这位歌手让《圣经》里的女人大利拉成为歌中的叙述者，讲述了一则最臭名昭著的关于头发的故事。大利拉是历史上公认的叛徒和堕落的女人，因为她将参孙力量的秘密透露给了非利士人。在哈维的歌中，大利拉明显爱着参孙，也艳羡他的头发——“熠熠闪亮好比太阳一样”。她认识到头发的双重力量——它为真正的力量所占据，又是她觊觎的实在之物。哈维的歌词恳切诉说着，“我的男人/我的男人”，因为大利拉意识到她的背叛意味着无法再拥有他，也不能再拥有他的头发。参孙若没有头发便会被削弱和打败，但失去头发也可能意味着别的。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懂得了，阙如中也存有力量。
《悲惨世界》
沃根理发店是一间老旧的木板房，都柏林如今早已没有这种房子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十六岁的我下定决心，乘公共汽车去了市中心。在昏暗的房间里(另一种类型的候诊室)，我站在一些老人中间，排了一个小时的队。轮到我时，我轻轻坐进皮椅，上了年纪的理发师把一件黑色披风围在我的脖子上。他听完我的要求之后摇了摇头。
“我们不为女孩做这种事。”在其他好奇的顾客注视下，我满脸通红地溜出门，
去了另一家理发店。我再次坐到一张皮椅上，接受了围披风的仪式。
“你确定吗，亲爱的？”“是的。”“最后再确定一次，剪吗？”“剪吧。”
收音机调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热门电台，发出刺耳响亮的声音。剪刀滑过我染过的发根，在我耳边咔嚓作响。他从头发中间向外开工，一开始看起来像日本武士的丁髷。五分钟内，全没了。就像电影《圣女贞德蒙难记》里的玛丽亚·法奥康涅蒂（对于一名20世纪20年代的女演员来说，为角色剃短自己的头发是什么感受？）。
《圣女贞德蒙难记》
剪短了。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戴着一顶帽子抵御二月的严寒，这个短语像大理石一样在我头上滚动。剪短了。我在学校里引起了公愤，被叫去谈话。他们害怕同学们模仿我，也会剃短自己的头发。他们询问我的健康状况，还开玩笑说我是希内德·奥康纳，那个礼拜她因为得奖上了电视。随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被误认成她。有个男人非说我去过伦敦的“肮脏麦克纳蒂”小酒馆，和沙恩·麦高恩在一块儿喝酒。每次我剃了头，或者蓄上短短一点发茬，总会引起人们的反应，尤其是一些男人。他们大多感到惊恐或困惑，有些人说我的发型很有魅力，但我总得为自己的行为声辩。解释我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你把自己弄成啥样了啊？”“你和割草机打了一架吗？”“你是同性恋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变得没有吸引力？”“可是......你好像是在自我毁灭。”“你妈妈怎么说？”（注意：从来不是“爸爸怎么说”。)
埃默尔·奥图尔在她的著作《女孩就是女孩》中写到了自己年轻时剃光头的事。她概括了其他人对她的全部假想，从她的性取向、交媾的可能性，到她的性格和举止。剃光头也会带来刻板印象，其中很多都是与社会性别有关的。
我第一次剃光头并不是出于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它却从此唤醒了我的女权主义意识。因为我发现，如果人们因为我剃光头而断定我具有攻击性，那么他们同样也会认为留长发的我会是消极被动的[......]如果我的短发让人们轻率地将我划分为同性恋者，那么我的长发则会让他们把我归为异性恋者。长发，短发；循规蹈矩，特立独行；阴柔，阳刚：人们一直模式化地依据社会性别来评判我。我看问题的方式忽然变了。
1944年诺曼底登陆日，在法国，解放的消息传来，人们兴高采烈地上街庆祝。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一辆卡车停了下来。一些妇女低着头，满面哀伤与恐惧，被一辆车缓缓载入狭窄的街道。这些女人（其中包括一些为家人觅食的年轻母亲、一名少女、一名性工作者）被指控“横向合作”，即曾与驻法德军交往，甚至有人诞下了德国士兵的孩子。她们被拖到街上，排成一列示众游行。一名英俊坚定的男子手持一把剃须刀，公开逐一为她们剃去头发。这种惩罚是为剥除她们的女性特质，惩罚其叛国行为，但更多是为惩罚她们表现出的性欲。这些女人被称为“lestondues”（理光头的女人们），源自法语中的“剪去的、被剥夺”之意。不仅在法国，德国也有因为性而受羞辱的妇女，早先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也有这样的情况。许多吵闹起哄的人会共同围观的一种惩罚性的厌女行为。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700百欧元的假发消失了”
我十六岁第一次剃头，自那之后也剃了很多次。一次——很经典——是在分手之后；一次是大学毕业那年的考试期间；还有一次，我耗费精力打理的短发在漂白后，头皮灼烧得厉害。
最近一次是在2003年。那次剃发的初衷和方式都不由我做主。那是我唯一一次自己剃头，而且是出于实用而非审美的目的。我患上了一种罕见而凶险的白血病。确诊的第二天就开始化疗，而这只是治疗手段之一，我还需要大剂量地服用一种叫作“伊达比星”的药物。我听成了“伊达·鲁比松”，并在脑海里杜撰出一位严厉而慈祥的犹太女族长（她会戴犹太已婚妇女常戴的假发吗？）。
并非所有的化疗都会让人掉发（伊达比星，好巧不巧，就是会让你掉发），但化疗也不会让你像漫画人物那样瞬间秃头。头发不会“咻——”的一下全部消失。你醒来，枕头上有头发。你梳头，头发成团地掉落。你看着它们从头顶滑落，却无能为力。最后我决定把它们都剃掉，主要是因为我的眼睛。不断脱落的头发会刺激我的眼睑，而我的视力本来就已受到药物治疗的影响。我的睫毛至少掉了一半。我的眉毛变细了，却死死不松手。那位友善的印度护士（一般都是叫她来处理塌陷难找的静脉血管，通常总是我的血管）紧张地笑了起来。“你确定吗？”她问道，手里还拿着医用剪刀。那一刻，我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理发店。你确定吗？
那也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同样在二月，但这次我不需要帽子了。医院里的空气闷热，四处漫溢着煮煳的食物和消毒洗手液的味道。站在镜子前，静脉导管从睡衣里伸出来，我开始剃头。一旁的吉塔惊讶地张大嘴巴，反复说着震惊和鼓励的话。我发现她每次设法哄我那损毁得一塌糊涂的血管放血时也会这样。三分钟后，花了大价钱挑染的T形染发造型就不见了。我掸掉肩膀上的头发，推着点滴架回到我那间装了两扇气闸门的隔离室。大多数白血病人都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我不需要，因为我的身体恢复了，对治疗的反应很快。我发现头发是生长速度仅次于骨髓的身体组织。
《送你一朵小红花》
20世纪80年代在我姑姑家的厨房，90年代在都柏林的一家理发店，21世纪初在一家白血病专科医院，我都是这样凝视着剪掉的头发。一绺绺鬈曲的发丝像地板上的问号。
我读到菲茨杰拉德的《伯妮丝剪头发》时，这些时光就会重新浮现。这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920年，讲述了威斯康星州的一个腼腆朴素的女孩去和她美丽的表姐玛乔丽同住的故事。伯妮丝既无趣又缺乏社交技巧，很快就让玛乔丽感到厌倦。她们吵架了（巧得很，伯妮丝还因为引用《小妇人》里的话受到玛乔丽的训斥），但最终两人达成一致，玛乔丽负责将伯妮丝训练成一个充满魅力、受欢迎的人。伯妮丝学得很快，她发现魅力和莽撞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她排练了一系列的台词，新近发现的智慧就蕴藏其中，包括一次卖弄风情地提出要剪短头发。
“你瞧，我想成为一个社交吸血鬼。”她冷淡地宣布[......]
“你觉得短发可以让你成功？”G.里斯问道[......]
“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伯妮丝严肃地说，“但是，你要么得逗别人开心，要么得满足他们，要么让他们大吃一惊。”
沃伦追求玛乔丽很久了，可玛乔丽的态度暧昧不清，于是他开始对伯妮丝产生兴趣。玛乔丽意识到是自己亲手打造了这个轻浮的怪物，决定收拾自己的表妹。她说伯妮丝虚张声势，使其不得不当着一群震惊的人的面，在理发店里剪掉了自己珍爱的长发。
伯妮丝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她唯一剩下的一点知觉告诉自己，这个穿白色大褂的男人先取下了一把龟壳梳子，接着取下了另外一把；他的手指笨拙地摸索着不熟悉的发夹;她的头发，她那美丽的头发，就要消失了——她将再也感受不到它垂在背后深褐色的光辉和那长长的、妖娆的飘逸感了。
就跟《麦琪的礼物》中的德拉一样，伯妮丝不能再使用她的龟壳梳子了。在谢莉·杜瓦尔出演的1976年电影版本中，她的头发不是棕色的，而是金红色，梳得很别致，还配上了一个粉红色的绸缎蝴蝶结。在理发店里那关键的一幕，伯妮丝知道她不能退缩。她坐了下来（我也仿佛再次置身于沃根理发店中，陷进深色的皮椅里），理发师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剪过女人的头发。”
当他开始剪的时候，镜头移到了沙龙里的沃伦、玛乔丽，以及她召集来的“朋友们”的脸上。镜头没有让我们看到真正剪发时的恐怖，但人群的脸告诉了我们一切。神圣喜剧乐队的尼尔·汉农在一首歌里总结了伯妮丝经历这场磨难之后的反应：“镜子说她错了/她的心快要碎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
伯妮丝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玛乔丽鼓舞士气的谈话和调情课让她学会了狡黠和大胆。回到威斯康星州之前，伯妮丝趁玛乔丽睡觉时，在黑暗中剪掉她的辫子，完成了《圣经》中大利拉式的报复。
老照片展示了变迁的时尚潮流，展示了我关于头发的正确和错误的决定。不可原谅的“大波浪”鬈发，这确认无误是我的80年代，我尝试了青少年常用染料色谱中的粉色、蓝色和漂白色。发型、长度和发色就是定格在琥珀中的时间。自从夜晚扎辫子事件以来，我就再没留过特别长的长发了。小时候，我曾用编织的毛线和围巾假充长发。我渴望别人齐腰的头发，倾慕它们的光泽。我曾拥有过一顶真正的、格外昂贵逼真的假发。它有着黝黑、丝滑、簇新的人造发丝。那本该是一件难以忘记的、真实可触的物品，可我只记得与之有关的一件事情。
化疗期间，病人会“遗失”头发。这已经成了一种令人腻烦的委婉说辞—没有人会像弄丢钥匙或眼镜那样把头发放错地方。它是自己掉光的，而很多医疗保险公司都会支付假发的费用。在电话里，一位好心的女士按步骤逐一向我说明应当如何申请，并表示高端假发也被视作“假肢”——“就像人的腿一样”。我想起了弗里达·卡罗那只精致的红靴子（弗里达·卡罗，墨西哥女画家，六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右腿萎缩。她丈夫去世后，她的遗物被公之于众，其中有一支她自己的假肢，其上穿戴着精致的红色高跟靴。），想起了“一战”中截肢的人和他们的幻肢，因为他们确信失去的四肢的骨头和肉还在。
《弗里达》
病后，我从不觉得自己正在掉头发。我没想过前一天我的头发还满满当当堆在头上，不管是喷了定型剂还是像蜂窝一样乱糟糟的，第二天它们就能不翼而飞。医疗保险的客服代表推荐了一位专业理发师给我。在咨询过程中，他用安抚的语调说话，因为他已经习惯和那些由于失去头发而远比我更受打击的女性交谈。大多数人选择复制他们过去的发型，做成患癌症后的假发套。我不想那样。我想要不一样的东西，和这一切发生之前的我有所不同的东西。我选了一顶又长又黑的假发，理发师充满爱心地把假发修剪好，仿佛它是真发一样。
尽管他如此认真对待，我记得只戴过一次。数周以来，我都用纸巾把它包好，放在一个盒子里。当我告诉最好的朋友我正在写这个主题时——这页纸上的这些文字让我回到过去，回到书本里，回到理发店，回到艺术和医院里——她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顶假发的故事。她说起我出院几周后的一个夜晚。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一群人在一个昏暗的地下活动场地聚会。那时候酒吧里还能吸烟，烟雾缭绕，不太透气。那是某人的生日（她印象中是这样），要么就是某个朋友的乐队在演出（我印象中是这样）。她走进来的时候，看到我在房间的另一头，戴着这顶昂贵的假发，她形容这顶假发“又长又黑，而且很性感”。
“你看上去就像一个正接待成批崇拜者的虚弱的小妞。每个人都走到你跟前祝你早日康复，而且你对他们也很感兴趣。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看着你和那顶假发，我是什么感觉，记得我是如何热泪盈眶。我只能离开，这样我就不会在你面前哭了。”
我不记得这个夜晚，也不记得戴着这顶假发的其他夜晚，更不记得蓄着长发或长发的模拟物的感觉；不记得自孩提时代以来，长发第一次落在我的背上是什么感觉。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我知道我们的大脑会选择性地归档疾病或悲痛所带来的创伤，但为什么假发也会遭遇审查呢？在我朋友的故事里，我知道那个聚会地点，也知道在场有哪些人，但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却完全不在那里。病后，在社交场合，我说过很多话，用问题和独白填满了大多数交流，这样我就不必谈论我的感受或医生说的话。那晚过后不久，假发就丢了。七百欧元的柔顺的假发消失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消失的，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它的消失使它变成了某种象征。一个民间故事中的符号，一个在我需要的时候短暂进入过我生活的东西，任务完成后便立即消失。或者，它安然无恙地待在某个地方，被小心地包裹起来了，这顶只戴过一次的东西。
那个有着一头鼠灰褐色头发的女孩早就不见了，但在我生命中还有一位。大多数日子里，我都要尽力完成人类已知的最棘手的任务之一——每天早晨给一个要去上学的不情愿的小女孩梳头。为了缓解这场梳子和发结的战斗，我不得不想出一个策略。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办法。这不是忍者的秘密行动，不是贿赂，也不是全面爆发的战争（我又想起了武士的丁髷）。
我用的是语言。还有音乐。我女儿喜欢唱歌，也经常让我教她唱。我在脑中翻来覆去，疯狂查找合唱曲或歌谣，零零碎碎的曲子。我找到了民谣和流行歌曲、爱尔兰语歌曲。披头士乐队的曲子和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的原声音乐。我一边给她梳头，一边全力应对，每起一个新的调子，就消灭一个发结。我抓起一把她那甜香的头发——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与她的发色一模一样——但我拒绝称其为“鼠灰褐色”。
我的头发。她的头发。我。她。我们。哼一首歌——我们从蓝草音乐唱到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我把她柔软的头发卷在梳子的齿上。我给她讲起夜晚的辫子和清晨的发海，波浪般的发卷就像潮水退去后的沙滩。
本文节选自
《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
作者: 希内德·格利森
译者：卢一欣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一頁folio
出版年: 2021-11
编辑 | 仿生人造星星
主编 | 魏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