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我也想过离开敦煌

樊锦诗:我也想过离开敦煌

2021年11月22日 10:46: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今年11月5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敬业奉献类“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樊锦诗以《敦煌的女儿》这篇文章为人们熟知,当年她刚满37岁,一点也不希望记者采访自己,“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们应该去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

那时的樊锦诗没觉得自己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成长于上海,求学于北京,她在刚工作时不适应敦煌“恶劣”的环境,后来又与丈夫彭金章长期分居,因工作繁忙,无力照顾两个孩子。

她动摇过,也犹豫过。然而一走进石窟,再苦再累也值得。莫高窟的壁画是她魂牵梦绕的热爱和命中注定的使命。千里迢迢来到敦煌,四十余年殚精竭虑,樊锦诗从来都无愧于“敦煌的女儿”。

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篇文章是怎么发表的?他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事情还要从1983年8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当时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我,说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没想到,到了9月,突然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说是要采访我,报道我的事迹。我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在我看来,记者更应该去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结果记者说,我们是专门来采访你的。我就想方设法说服他们不要采访我,表示自己不愿被报道。

樊锦诗与以她为原型的雕塑作品《青春》合影

晚饭后,他们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我与他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他们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我后来想想,自己确实太傻,从未接受过采访,不知这其实就是记者的采访,还以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我毫无防备,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真是没有任何察觉。

散步后,他们又到我宿舍里坐了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名叫吴晓民,无意中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孩子写来的。她提出能否看看这封信。我想孩子的信也没有什么秘密,想看就看吧。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我大儿子予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

看过孩子的来信,吴晓民忽然说:“有了。”我问什么有了?她说,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你的,现在我们就写你是怎么来敦煌的!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记者邀我散步是为了采访,自己上当了,可是为时已晚!这时,我还是与他们商量能不能不要报道。他们回答,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你,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空手而回。

到了这个份上,我已无法拒绝。因为在事实上,我已经“接受了”采访,再拒绝已无济于事,好在我是实话实说。这时,我向主笔的吴晓民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按照他们的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我还要求他们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他们答应照办了。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事实有无出入。

1963年夏,樊锦诗在毕业离别北大前夕与彭金章校园合影

这些年轻的记者没有想到,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触动了他们。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宿白先生看见了,住在宿白先生对面的邓广铭先生也看见了。据说,宿白先生对邓广铭先生说,报上谈的基本上还符合事实。我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其实,当时我心里并不是很兴奋。因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去说。而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了。“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

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

虽然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但起初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敦煌的生活。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北京大学的食堂,想念学五食堂的饭菜,有时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我刚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一直到离开敦煌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我的头发还是会发黏?后来才知道敦煌的水碱性很大。因为敦煌的水碱性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的碱。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后,我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带什么洗发产品,因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1962年10月,樊锦诗(居中)在莫高窟北大实习同学合影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种树的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一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的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的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亲手植下的。

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吓得一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965年的莫高窟中寺旧宿舍

从1963年到1966年,我参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在甘肃山丹县花寨公社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敦煌魏晋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我先后在敦煌义园湾、文化路和七里镇的古墓葬,以及党河古墓葬负责考古发掘与调查。一边发掘,一边搞社教活动,一边咬紧牙关,等待命运的转机。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我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不快。

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我一直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时,本来打算到武汉生产。之所以计划去武汉,是因为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我从小体弱多病,上海家里很担心我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我去武汉。况且我在敦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生了孩子无人照顾,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五十六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敦煌,坚决让我去武汉。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我去向革委会请假。当时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不但不给请假,还对我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又气又羞,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我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结婚照

不仅不能哭,我竟然还接到通知,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节,所里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里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我挺着大肚子,怎么摘?所里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劝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请假。我赌气说:“我决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就这样,我就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当时,我们吃住都在老乡的家里。老乡很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

老乡很善良,她希望给我说情让我赶紧回去,以免发生意外。我说:“没关系,谢谢您!”我没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现好一些,坚持摘完棉花后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请的时候,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有多久,我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她告诉我这是见红了,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

上海家里知道我不会做针线活,在上海为我买好了婴儿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汉。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汉生孩子,这样照顾起来比较方便。他还把我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武汉,准备照顾我坐月子。婆婆特意从河北老家为我带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见我回去。而我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

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只带了一些碎布,准备给孩子当尿布用。我很害怕因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那怎么面对老彭?我当时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那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现在想来,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当产妇的病房,可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敦煌医院的护士长真好,见我不在病房就到处找我。等找到我之后,她见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宽慰我:“你怎么在这里散步啊?外面冷。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可千万不能着凉。”我说:“我难受,想走走。”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说:“好啊!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就这样,护士长把我搀回了病房。到了病房,她发现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着我聊天。就这样,我慢慢睡着了。这位护士长对我真好,我永远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护士过来按着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

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怎么办?人家说:“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我能说什么,有苦说不出。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权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医生说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医生接着问:“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我说:“我丈夫还不知道。”医生惊讶地看着我:“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

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

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老彭见我哭,他也很难过。他说,接到电报后,听说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两个家给我们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等各种各样东西全部带上,找了一副扁担,担了满满两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车。他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到达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他到敦煌县城后,马上给研究所打电话,研究所唯一的手摇电话居然无人接听。他只好在研究所驻敦煌县城办事处找人打听,终于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老彭,樊锦诗在医院里。他马上挑着担子赶到医院。他听说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难过得直掉眼泪。

樊锦诗的两个孩子

那时敦煌的医院条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两张病床,住了两个病人。老彭没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后,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间房子里,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有碎,他真了不起。唯独带来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没有一件可以穿。我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样式,找旧布自己做。依样画葫芦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裤子,这样就可以替换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我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后来我就根据这本《妈妈手册》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产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里很难过。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里,时常可以听到外面在开斗争会,不时听到有人大声吼叫。每当这时我就特别烦躁,老彭就说:“别管他,你休息你的。”但是我心里不舒服,这么斗来斗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天左右,武汉大学就来电报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队来的电报,意思是说怎么能请这么长的假。我说老彭你走吧,心里当然非常难过。老彭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带孩子,就靠那本《妈妈手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没有奶水了,研究所来探望的人说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则就不会有奶水。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种各样的汤,什么鱼汤、鸡汤、猪蹄子炖汤,当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汤,吃羊肉讲究要吃羯羊肉。我就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挺照顾我,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场。只是他长到三个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够了。我给上海家里写信,让家里人寄奶粉过来。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后来每个月要吃五六斤奶粉。现在的婴儿有专用的奶粉,那时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点事也没有。后来奶粉不够的时候,就逐渐给孩子搭配着吃上海家里寄来的奶糕,不时添加苹果、蛋黄这些辅食。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我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我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家都说绝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我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开门看见他冲着我笑,我就赶紧去亲他;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必须把孩子送走

后来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必须把孩子送走。

一天清早,我去地里干活,等到回来喂奶时,宿舍门一开发现孩子一个人在玩,还回头冲着我笑,笑得非常开心。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我一边收拾一边想,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屋里,不是长远之计。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敦煌四五月份的气温还比较低,屋里需要生炉子。我临走的时候把炉子给挡上了,没想到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后怕。所以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在找到合适的去处之前,我看到有位同事的母亲是安徽农村来的,就去求她老人家帮忙看一看孩子。我说:“大娘,最多两三个月,我上班的时候,你帮我看一看。喂奶的时候我会送奶来,尿布脏了我通通拿走自己洗。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把孩子看住就行了。每个月给你二十块钱。”老人家勉强答应了,但是说时间长了可不行。我就死缠烂打地请老大娘帮我看了近半年的孩子。半年过去了,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帮忙了。

就这样,到了1970年2月,孩子只有送走了。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一个人也照顾不了,最后我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儿,请老彭姐姐帮我们带孩子。

樊锦诗父亲樊际麟

1968年元月,我父亲去世,11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二年,我又要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养。这些事情凑在一起,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1973年10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之后我必须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没办法带回敦煌。还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导致了严重的哮喘。后来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霉素。可能是遗传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丢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养,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汉,由老彭亲自照顾。1978年,老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老二也已经五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后,做了个决定,这次把老二从河北老家接回武汉之后,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调离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时候,已经两三年没见到孩子了。我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丝不挂,我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没在意。进屋看见大姐,我说:“大姐,我来了。”大姐说:“你来啦,你没见你儿吗?”我说:“没见到啊。”她说:“刚才就在门边啊。”过了一会儿,大姐去把他领了进来。孩子领进来的时候穿得可整齐了,还给他穿上了长筒袜子。大姐拉着孩子说:“这是你妈,叫妈。”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儿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妈,我一听是一口河北话。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带回来了。我到哪里他就跟我到哪里,孩子是怕我再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伤心,因为从小带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孩子就这样离开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带到北京,在北京买了火车票,我们母子俩再一同坐上回武汉的火车。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武汉大学的宿舍,房间非常小,我们四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我看着他们父子三个,心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那怎么才能离开敦煌呢?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这个脱岗的办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潜意识中总是牵挂着敦煌。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尽管嘴上说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没有放下。我越犹豫,心里就越想着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们都睡了。我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半年一过,我又回了敦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不在敦煌的半年时间,单位不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资。省里当时也要求我尽快回去,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副所长。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当面与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地调走。

1979年,我带上了老二晓民,重返敦煌。谁知回敦煌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不同意我调走,坚决要把我留下。这样,我在敦煌,一方面应对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尽量带好孩子。因为老二从小不在父母身边,性格有点内向,不太敢说话。孩子很听话,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我也不着急,想着要让他放松,就放开他,让他跟小朋友满处跑着去玩,今天到水沟里,明天又去玩沙子,渐渐地他就活泼起来了,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

我们单位的果树很多,我跟孩子说:“咱们家里的东西你可以吃,你想吃其他东西,妈妈可以给你买,但是你不能摘单位树上的果子,妈妈也不能摘。”有一天他回来问我:“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奶奶怎么能摘树上的果子?”我告诉他:“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老人家年纪大了,大家都不去计较,等你长大就懂了。”

有时候,我也会带他进城,去之前跟他“约法三章”:“晓民,咱们进城只是去看看,不买东西,你要买东西就不进城了。”他虽然点头答应,但毕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场的玩具柜台就挪不开脚了。我问他:“晓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只是盯着玩具看,不说话。看了好一会儿,他自己跟我说:“我们有玩具,我们不买。”我常给他讲些童话故事,教他学数数,孩子逐渐会数到一百、一千,后来两千都会数。

樊锦诗在第454窟调查壁画题记

这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办了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复合班,因幼小的职工子弟不多,就让高中毕业的职工子弟担任教员,教五个年级的幼小职工子弟。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学后,一次回来问我:“妈妈,为什么2-1=1?”当时我真想说,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数学对小孩来说比较抽象,所以就用点油灯的火柴来引导他掌握加减法。过一阵子孩子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36÷6=6?”我心想,难道学校老师不教乘法口诀吗?我就给他教。

有一次,孩子写了错字,我给他指出来,他说是老师说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评老师,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又有一次他回家给我讲故事,故事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老师给四年级讲语文课的课文。

老二在我身边有两三年时间,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但我意识到孩子在莫高窟这样的学校继续学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学。老彭借探亲之机,到敦煌就把晓民带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儿。在上海过了两年后,我姐姐说孩子不好好上学,经常独自跑掉,这使姐姐和母亲担惊受怕,要我把孩子领走。

孩子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严了一些,孩子记得自己是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车去敦煌找妈妈。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审查,根本顾不上去上海领孩子。

这时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从上海接到武汉,从此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怜。这一年,我与老彭的分居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因为双方单位都不同意调动,此事又拖了两年,最终在老彭的理解下,他放弃了他创建的事业,来到敦煌、来到我的身边,我们一家才得以团聚。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一个当母亲的应尽的责任。相反,老彭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要带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由于我的原因,造成我们长期两地分居,使两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受到了影响。老大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老彭为此很苦恼。老二只读到了大专,再没有给他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由于自己对孩子的内疚,在家里我从不训斥孩子。我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善待他们、理解他们、引导他们,遇事与孩子耐心讲道理。我对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坏事,成人后能自立,为社会做点有益之事。

本文节选自

《 我心归处是敦煌 》

作者: 樊锦诗 口述 / 顾春芳 撰写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副标题: 樊锦诗口述自传

出版年: 2019-10

页数: 492

编辑 | 白羊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