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投降时，女人仍在战斗：战争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6周年。而这篇文章，希望讲述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5位女性的个体故事。她们的故事曲折复杂，有从集中营中幸存、并在之后投身于美国黑人运动的犹太人；有热爱飞行又同时效忠于纳粹政权的德国人；也有在战后成为服务美国大兵的妓女、却坠入爱河为他苦等一生的日本人……

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要回忆这场战争、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倾听战争中的女性个体故事？

为什么仍要回忆这场战争？因为战争的炮火看似已经远去，它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从未消失。而动荡的国际形势更时刻提醒着我们，新的战争随时可能出现。而从战争中幸存的人们，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传达了有力的讯息，将集体的积极回忆化为精神的慰藉，防止未来类似的兽性行为、人道悲剧再次发生。

为什么要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因为无论在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每个人对于战争的态度都是多元而复杂的，每个处于历史漩涡中的普通人都面对纠结、挣扎、可能决定生死的个人选择。集体、荣誉和责任，对每个人而言的内涵和意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尽管由于信仰、恐惧或无知，大多数德国人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政治清洗、种族清洗以及强制暴力和宣传过后，仍有秘密反纳粹抵抗运动在进行。而同样身为犹太人，面对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有人选择逃离、有人选择抗争、也有人选择为纳粹工作委曲求全，每种选择都有其动机。

为什么要倾听战争中的女性个体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线故事已经由男人们讲述过了，不妨听听前线女性能带给我们什么全新的启示。”英国杂志《新政治家》如是说道。而日本剧作家杉山义法在看到“伴伴女郎”（即妓女）英姿飒爽地走在街头后，意识到，“男人输了战争举手投降就完了，但女人的战斗却不是这样。他们一败涂地时，女人却在战斗。”

那么女人的战斗是怎样的？

撰文 | 肖舒妍

01

集中营里的女孩和被隔绝的女孩

谁能真正聆听她们的故事

1941年夏天，当德军入侵立陶宛时，立陶宛的妇女们还手捧鲜花向他们致敬，为摆脱苏联人的统治而高兴——一年前，苏军进入立陶宛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这里的犹太人如履薄冰，再也不能前往犹太会堂。只有朱迪斯·梅塞尔的妈妈不相信，她早就听到小道消息：“他们（指纳粹军队）在焚烧波兰的犹太人。”而梅塞尔一家，正是虔诚的犹太教教徒，时常与犹太同胞共度安息日。

《时代的女性见证者：大屠杀的故事》，作者：【挪威】雅各布·罗斯，译者: 沈贇璐，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5月

果然，德国人的到来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境况。很快就有纳粹分子挨家挨户抓捕犹太人，将他们驱赶到一个名为科夫诺贫民窟的地方。被带走时，妈妈正在收拾朱迪斯的行李，纳粹却进门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将她拖了出去。她原本有一头乌黑的秀发，这正是典型犹太人的标志。

与妈妈不同，12岁的朱迪斯有着浅色长发、蓝色眼睛。这近似雅利安人的特征为她们母女俩在科夫诺隔离区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朱迪斯得以隔三岔五溜出隔离区，到黑市交换食物，缓解隔离区内的饥荒——犹太区里的食物紧缺，人们甚至饿到了吞食草根的地步——一次，她甚至用一枚钻石戒指，换到了珍贵的五个面包，这简直是雪中送炭。

朱迪斯·梅塞尔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照片。

但是这头浅色头发，在1944年朱迪斯被带往斯图斯霍夫集中营时，为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集中营入口的两位盖世太保嬉笑着拉扯着她的头发，其中一位惊喜地说：“好漂亮的浅色刘海。我要把这头发带给我女儿。她一定喜欢，正好给洋娃娃做头发。”等回到母亲身旁，被揪掉头发的朱迪斯已是满头满脸的鲜血。

排在朱迪斯右前方的一位女子，穿着一件连衣裙。盖世太保命令她脱下裙子，裙摆里却掉出一名刚刚出生的婴儿。盖世太保二话没说，拎起了婴儿扔向草坪，孩子就这么被狠狠摔死了。而孩子的母亲在之后和朱迪斯分到了一间营房。她始终紧紧攥着拳头不肯放手。拳头里，是一只小小的婴儿鞋。纳粹很快发现了这只鞋子，想要没收。她却死活不肯松手。于是，纳粹一枪崩死了她。

与此同时，在荷兰，纳粹对犹太人的抓捕也在展开。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时，几乎没有干扰荷兰的正常生活。他们执掌了权力，但政府机构、公共服务系统的运行基本保持不变，只有反犹太人措施几乎不可察觉地升级了：犹太人被驱逐出防空避难所，所有犹太人都要登记在册，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才能出行。1941年2月起，大规模逮捕才真正开始，而登记在案的犹太人已插翅难逃。

《被隔绝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作者：[荷] 巴尔特·范埃斯，译者：成琳，版本：甲骨文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

1933年出生在荷兰海牙的女孩赫西林·德容-斯皮罗，比朱迪斯小3岁，家人往往叫她利恩。与梅塞尔家不同，德容一家并不是恪守清规的典型犹太人，是希特勒的出现，让他们真正变成了犹太人。

为了保护年幼的女儿不受纳粹侵害，1942年8月，利恩的父母将她交给了暗中参与纳粹抵抗运动的赫洛马夫妇。赫洛马夫人会把小利恩带到一个非犹太人家庭中寄养，而她将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她不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名来自鹿特丹、父母在轰炸中丧生的普通女孩。

在寄养的范埃斯家中，利恩愉快地度过了9岁生日，她把范埃斯夫妇亲切地称为姨父姨母，日子平静到她甚至没有觉察到任何不对。直到半年后的1943年春天，警察上门，利恩被迫转移。她被隔离的日子，似乎才正式开始。

随后，她在一连串家庭间迅速转手，在一连串房间中短暂停留，有时是一晚，有时是几周。而在鹿特丹的一户人家，为了安全起见，她被禁止在白天出门，于是整整半年她都没有见过太阳，无论是一月还是七月，房间都一如既往的寒冷。她不能上学，也没有朋友，因为缺乏光照和运动，腿上出现黑紫色的肿块，发硬发痒。

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利恩在梦境中分裂出了两个自我：好利恩能够飞翔，飞跃高楼，飞到她曾经玩耍的地方，她靠着自己的超能力拯救动物和人类，事情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坏利恩则在一片看不见的焦油里跋涉前行，甚至在黏腻的流动液体里向后漂移，把已死或濒临死亡的动物带到墓地。

朱迪斯同样需要依靠幻想来度过在集中营的日子。一天，她和母亲手牵手共同走进了毒气室，却在最后一刻被妈妈用力推了出来，在其他女囚犯们的掩护之下逃回了营房，捡回了一条命。而她的母亲，却消失在了毒气室中。毒气室外有两个大木块，纳粹将尸体放在木块上，浇上汽油点火焚烧。营地里始终散发着尸臭。

在被尸臭包围的时候，朱迪斯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闻到了家中鲜花的芬芳，母亲在星期五早上烤面包时飘来的香味，更重要的是，听见了母亲为她唱安睡曲时的声音。

利恩不知道，或者不敢想她亲生父母的下落。她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了。而她眼下，还有自己的困境要面对。这个寄养家庭冷漠、严肃，只有一位名为埃弗特的伯伯敢大声说话，像个孩子一样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而利恩是埃弗特伯伯的最爱，常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亲切地挠她痒痒。

利恩送给亲生母亲的最后一份生日礼物，一块画着卡通画的小瓷砖。一个即将溺水的男人无法够到岸边，却有一个救生圈朝他飞来。瓷砖下方写道：“危险达到顶点时，救援近在咫尺。”

直到有一天，这种喜爱打破了边界，带来了危险。他把利恩带到床上，打开了她的双腿，把手指伸进了内衣包裹下利恩的身体。利恩感到一阵疼痛，鲜血流了出来。埃弗特伯伯告诉利恩，“你是自愿的”。之后，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他都强调，“你是自愿的”。

战争终于在1945年4月结束。比起战争结束，利恩更高兴的是可以逃离埃弗特伯伯。但与此同时，她在内心深处也几乎确认，她的父母已经离开人世。赫洛马女士在这年9月再次出现，将利恩带回了最初的范埃斯家，交由他们照料。尽管辗转了那么多家庭，在此后的一生中，利恩只把这一个地方当做避难所来回顾。

而朱迪斯也撑到了1944年12月。面对战争的颓势，德军宣布毁掉斯图斯霍夫集中营。在转移囚犯的一片混乱中，朱迪斯成功脱逃，并最终坐上了一艘驶往丹麦的小船。丹麦红十字会的一位妇女问她，“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朱迪斯答道：“知道，这儿不是德国。”于是她获得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此时，16岁的她，体重只剩22.34千克。

主动选择“回到”范埃斯家中的利恩，却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安全感，反而时常感到疏离。她也曾委婉告知养父养母自己被性侵的遭遇，他们却不予置评。之后五年，他们从未有过情感方面的讨论。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存在，却没有人提起。

利恩和范埃斯一家其他孩子拍摄于1984年的合照。照片左起第一位即为利恩。

在一次拍摄全家福后，利恩偷偷写道：“我总有一种感觉：他们不需要我，而我非常需要他们。我意识到，我对他们的爱可能多于他们对我的爱。”这种不安在她心底嗡嗡作响了三十余年，最终在范埃斯先生去世后爆发：在写着他葬礼事宜的卡片上，列出了范埃斯先生的所有儿女和三任伴侣，独独没有利恩的名字。不久后，利恩与范埃斯家族彻底绝交。

1992年，战争躲藏儿童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500多名在50年前藏身并幸存的孩子相聚。时任阿姆斯特丹市长的埃德·范泰恩，也是被隔离的孩子中的一员。他在开幕致辞中说道：“我们应该对谁说？谁能真正聆听我们的故事？躲藏的故事定义了我们的整个存在，但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竭尽全力地摆脱那个故事。”

听到这段话，利恩失声痛哭，而在现场她身边的所有人，几乎都掉下了眼泪。

朱迪斯·梅塞尔现照。

朱迪斯在丹麦接受救助之后，意外收到了哥哥同样幸存的喜讯，随后搬到加拿大和哥哥共同生活。随后，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恢复了学业，热情参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幸运地前后两次会见了马丁·路德·金。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她，深刻意识到，如果黑人的人权可以被践踏，那么身为犹太人，她的权利也会随时荡然无存——

“在希伯来语中，我们有一句俗语：nekama。它的意思并不是‘复仇’，而是表示站在原地说：‘我还活着，还有反抗一切的胆量。’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假如我们忘记了，那就是让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活着。”

02

两位女飞行员的镜像人生

飞行，是为了纳粹的荣誉还是自己的梦想？

作为仅有的两位效力于纳粹政权的女性试飞员，汉娜·莱契和梅利塔·冯·施陶芬贝格在许多方面几乎都是对方的翻版——她们都是爱国主义战士，都对荣耀、责任和奉献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但是她们对于何为“祖国”的理解却并不相同，加之二人“血统”的些许差异（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这种差异足以决定生死），她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甚至成为对方的对立面。

《风的女儿：二战德国女飞行员的交错人生》，作者：[英]克莱尔•马利，译者：姜洁，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

梅利塔出生于1903年，汉娜出生于1912年，这是德国航空时代的开拓初期。随后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赋予了飞行员军事侦察和军事格斗的新使命。飞行员以他们的荣誉为傲，也以他们在空中的英勇身姿为豪。尽管战败之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解散空军并销毁军用飞机，连发动机驱动的民用飞机生产制造也被叫停，但滑翔机被准许制造。结果战后几年内滑翔成了德国年轻人志向高远的标志性运动。

汉娜出生的希尔施贝格谷天然适合滑翔。巧的是，梅利塔此后也在这里就读寄宿学校。两位女性在同一片长满青草的山坡学会了飞翔。等到1922年，天资聪颖的梅利塔奔赴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航空工程，让爱好成为了终身的职业志向。她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学习驾驶发动机驱动的飞机上，并很快考下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驾照；而汉娜则在大学校园里翘课学开滑翔机，用自己精湛而危险的滑翔技巧征服了众人。

汉娜在莫塔诺F型滑翔机内，大约摄于1934年。

几年之后，由于她们出色的飞行技巧，也由于她们特殊的性别身份，关于汉娜和梅利塔的报道在德国的报纸杂志上变得随处可见，人们赞赏她们的飞行技巧和在空中“细腻”的工作状态，同时赞美她们的美貌。

到了20世纪30年代，二人的光环终于引起了新成立的纳粹政权的注意。她们被双双授予女上尉军衔（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将上尉军衔授予女性），并肩负起特定的爱国主义政治任务，比如在声名狼藉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进行飞行表演。纳粹无疑希望借她们赢得国内外的舆论，正如在柏林运动会中借女性运动员获得国际好评一般。

汉娜接受媒体采访、拍摄杂志封面、出席官方活动、和国家政要共进晚餐，一点点沦为一个得力的宣传工具。她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只要收益对她有利，她并不介意被利用，甚至乐此不疲。

汉娜的二级铁十字勋章照。汉娜在这张照片中所流露出的自豪和喜悦，与拍摄了同样照片的梅利塔的表情形成了天壤之别。

梅利塔的二级铁十字勋章照，摄于1943年。铁十字勋章的缎带被小心翼翼地系成了一个装饰性的小蝴蝶结。

对梅利塔而言，纳粹政权下的“公共关系”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她的爷爷摩西是一个犹太教徒，尽管她的父亲已经皈依基督教新教，一家人也从未讨论过自己的犹太血统，而1935年生效的《纽伦堡》法令已经明确了纳粹政权的反犹性质，剥夺德国籍犹太人的公民权和一系列基本政治权利。一想到自己的成名将会导致她的家人也成为舆论监督的热点，甚至暴露自己的犹太血统，梅利塔就忍不住害怕。

好在任职于德国航空研究所的梅利塔，证明了她对纳粹政权“不可或缺”的价值。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梅利塔和汉娜都决定为德国效力。汉娜曾驾驶过许多滑翔机原型机，也批准过翼盾在内的德国首创飞机不减的设计和制造，这种设计使得飞机可以在放空气球的钢缆间穿过，为此她在1941年成为了这场战争中首位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女性。

而梅利塔凭借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研发和试飞等开创性工作中的卓越表现，收到了一份对她而言意义更为重大的礼物——来自“帝国家谱局”的家谱证明，这证实了她的“德国人血统”和她“等同于雅利安人”的官方地位。“这个特殊的地位救了她的命。”梅利塔的侄女康斯坦策后来断言。而后梅利塔立刻为她的父亲和兄弟姐妹申请了同样的证明。

梅利塔在机场骑车经过一架容克-87“斯图卡”，1934年摄于加图。

1935年至1941年，大约有一万名德国籍犹太人申请“等同于雅利安人”的官方地位，但只有不到300人成功拿到了这个身份，所有人也都知道，他们得到的身份证明随时可以被撤销。梅利塔意识到她的工作直接关系着她自己家庭的安全。为了逃避外界纷扰，更为了保证家庭的安全，梅利塔加倍努力地埋头于工作，只有飞行于天空，才能带她逃离这一切。

虽然时时飞过同一片领域，也都是柏林飞行俱乐部的常客，梅利塔和汉娜却始终在回避彼此，无视彼此，甚至贬低彼此。汉娜认为当下的祖国才真正充满生命力，她为祖国应有的荣誉而战，对此她倍感骄傲；梅利塔则更为谨慎，那个传统保守的德国才是她曾经真正的故乡，那个德国不仅在为生存反抗同盟国的攻击，也在反抗暴政极权的纳粹政权。

因此，当1943年德国在战争中呈现出明显颓势时，两位女性采取了大相径庭、却同样激进的方式来捍卫各自承诺效忠的两个不同的德国。

想方设法帮助德国赢得战争的汉娜，提出了“自杀行动”（此后改名为“自我牺牲行动”）——她希望飞行员将导弹引至撞击点，但不拉起飞机，用牺牲生命的方式最大程度提高导弹命中率。在她看来，包括她自己在内的飞行员“会志愿为某些任务牺牲”，“他们相信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他们的国家得到拯救”。提出这个计划，使得汉娜毫无疑问成为了希特勒和纳粹政府的积极帮凶。

“汉娜无条件地崇拜希特勒，毫无保留，”希特勒的女秘书之一特劳德·琼德之后写道，“她整个人都非常狂热，疯狂地准备为元首和他的理想而死。”

梅利塔则转向如何帮德国结束战争。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冯·施陶芬贝格属于德国一个古老而保守的贵族家庭，丈夫兄弟三人都没有加入纳粹党，等到1944年春天，大哥克劳斯甚至已是德国秘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主要成员。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信徒，克劳斯接受一定程度的种族偏见和反犹主义，但他的底线是，国家不能认可暴力，而纳粹政府则打破了他的底线，背叛了国家人民。因此，他和其他抵抗运动的成员共同策划了一项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而梅利塔将在其中扮演一项重要的角色——驾驶飞机将克劳斯送往目的地。梅利塔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但暗杀没有成功，三名军官和一名秘书因伤势过重身亡，希特勒身受重伤却活了过来。

行动失败之后，梅利塔没有暴露，继续着自己为德国空军的研发试飞工作。克劳斯被处死，他的家人、父母包括梅利塔的丈夫都被送进了集中营。梅利塔利用工作之便，不时驾驶飞机为他们送来食物和生活用品。直到1945年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梅利塔在驾驶飞机寻找家人被关押的监狱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

而汉娜一直活到了1979年。战争结束后，始终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的汉娜没有受到处罚，尽管她始终佩戴纳粹政权颁发的铁十字勋章。她参与了多次国际飞行比赛，并撰写了多版回忆录，但内容从未审视过她和纳粹政权的关系，或谴责过他们的罪恶政策。1945年4月，在苏联军队攻占柏林后，汉娜曾和时任空军一级上将的格莱姆共同前往总理府营救希特勒。大敌当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希特勒也交给了汉娜一颗含有氰化物的胶囊，以备不时之需。在1979年汉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时，仍有人猜测，她是履行了多年前的承诺，服下了胶囊。

03

“伴伴女郎”

收拾战争残局、承担战争后果的女性

19世纪90年代前叶，在日本著名的国际港口城市，一位被众人唤作“玛丽”的老太太比当红的流行偶像更为知名。一说起“横滨玛丽”，当时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谁都能聊上两句。摄影师森日出夫甚至特意追随玛丽的行踪，以她为主角拍摄了一部摄影集《魅影：横滨玛丽》。

“玛丽是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构成城市景观的一个部分。”森日出夫形容。在他的相机下，略显老态的玛丽背着手、驼着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双手都敷着厚厚一层白粉，从发饰到连衣裙再到高跟鞋也是一身雪白，两只眼窝却抹了大面积的深色。这幅装扮的玛丽坐在长椅上休息时，常被过路行人当做大型的人偶，她稍一动作，冷不丁会吓人一跳。

玛丽在横滨，森日出夫摄。

坐在长椅上的玛丽，森日出夫摄。

与其说玛丽构成了横滨的城市风景，倒不如说她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记忆。从那时算起，玛丽已经做了近半个世纪的卖身生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三天后的8月18日，为了在美军登陆后维持日本社会的治安、保护良家妇女的安全，政府下令设置慰安所，成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甚至在银座街头大张旗鼓贴出了公开招募妓女的启示：“告新日本女性：作为国家战后处理办法之一，招募新日本女性参加慰劳进驻军之大事业。工作性质为女事务员，年龄18至25岁。吃、穿、住全包。”所谓“女事务员”，即为“妓女”的雅称。

《横滨玛丽：被遗忘的真实》，作者：中村高宽，译者：王众一，版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而对于国家的这一紧急需求，一方面一些妇女意识到，“如果没有我们给占领军提供性服务，那么还没嫁人的女孩就很有可能遭到性侵害。”；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失去丈夫、失去亲人的寡妇，为了在贫困中养育孩子，也只能选择出卖肉体。

然而，即便有部分女性的主动牺牲，慰安所的业务还是供不应求。有的慰安所门口甚至排起600人的长队，每位慰安妇每天接待的客人、大兵多达15人，最多时高达60人。有女性被折磨致死，也有女性羞愧自杀。美国大兵为争夺女人大打出手的事件也频频发生，无力执法的日本警察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次年3月，日本政府便下达了“禁止驻军进入卖淫窟的决定”。慰安所成立仅半年，就面临了倒闭的命运。在慰安所关闭时，共有5.5万名慰安妇，最火热时则有7万余人。她们曾被称为“性防波堤”和“特别挺身队”，如今却被遗弃在街头，许多人迫不得已转为站街妓女。

她们被称为“伴伴女郎”，专门接待占领军大兵的“伴伴女郎”被称为“洋伴”，其中专门接待白人的又被称为“白伴”，专门接待黑人则叫“黑伴”，和唯一对象交往的叫“only（专伴）”。不同分类之间还有高低之分，“黑伴”最受歧视。

而玛丽算是“洋伴”，只找军官，某段时间还是“专伴”。玛丽当时人称“伯爵夫人”，她高贵的神情和精致的装扮令她在美国军官中大受欢迎，找她的客人时常大排长队。

年轻时的玛丽，森日出夫摄。

久而久之，玛丽和一位军官动了真情，成为了他的“专伴”。但是等到美军占领结束，美国大兵也陆续离开日本，玛丽不得不和军官分手，目送着他登船离开。据说，此后四十余年玛丽一直留在横滨，便是放不下对这位军官的感情。而对方送她的一枚翡翠戒指，她也始终戴在手上，大为珍惜。一次戒指不慎丢失，她伤心不已，向熟识的美容店老板娘一通哭诉。好在之后戒指失而复得，找了回来。

也有妓女变卖家产，买了一张漂洋过海的船票，追随自己的军官而去。然而到达美国之后，曾经憧憬的浪漫爱情却难有美好结局。她们要么得知，曾对自己许下海誓山盟的大兵在美国早有妻室，只能悻悻分手；要么发现，曾吹嘘自己有良田万亩、豪宅多处的大兵实际上只在一片荒野中有一间茅房，只能咬紧牙关陪着对方换个国家过苦日子。

选择留下的“伴伴女郎”，日子也并不好过。19世纪80年代，美国大兵和外国船员等曾经的主顾从横滨消失后，玛丽只能退而接待日本客人。尽管行情愈发困难，玛丽也不是谁的生意都做——据说要入玛丽的法眼，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戴眼镜的人聪明，大腹便便的人有钱，肤色黝黑的人健康，如果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玛丽根本不会打招呼。在当时的横滨，男人若是能和玛丽搭上话，还是件挺荣耀的事儿。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80年8月，玛丽经常光顾揽客的大众酒馆伊势佐木町根岸家宣布倒闭。三个月后，一场诡异的大火将这里烧了个干净。而玛丽家，正住在根岸家附近。这场大火给玛丽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她想着，“要是自己不在的时候发生火灾把家当全烧了就糟了”，于是自此以后，她开始随身携带行李走在街头。可有一天，玛丽随身携带的重要行李还是让人一把偷走了。

情况窘迫至此，玛丽还会大发善心，遇到手头困难的客人就不收钱，甚至倒贴。以至于坊间也有人笑称她为“玛丽菩萨”。

年轻的时候专做洋人，可洋人渐渐地少了。于是开始拉日本客，最后就干起这个了。她甚至还给那些可怜人、没钱的人倒贴钱。

就这样，玛丽日复一日拎着行李、盛装打扮地出现在横滨街头，成为横滨著名的都市传说、特别的街头风景。除了摄影师森日出夫为她拍摄了一部影集之外，她也引起了剧作家杉山义法的注意，以她为原型创作了一部舞台剧《横滨罗莎》。

《横滨罗莎》在关内礼堂首演时的传单。

在得知玛丽的故事之后，杉山义法回想起了自己年少时见过的伴伴女郎，“她们肩上搭着披肩，穿着短裙，英姿飒爽地走在街上……勇敢地战斗着。”看着眼前的场景，杉山萌生了一种想法：“战败之后，男人不管怎么说思想上已经输掉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旗帜。他们一败涂地时，女人却在战斗。男人输了战争举手投降就完了，但女人的战斗却不是这样。回到家里总要做饭，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婆婆。忙起家务来没完没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人真是很了不起啊。”

一直到1995年12月，玛丽才离开横滨，住进了家乡一间养老院。做了一辈子伴伴女郎的玛丽，曾竭力保持着神秘，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她的年龄、她的家乡。在养老院中，她的神秘却消失了，她不再每日全身敷上厚厚的白粉，只在见客时化上得体的淡妆，和任何一个普通老太太没有两样。玛丽于2005年1月去世，此时人们终于得知了她的年龄：她出生于1921年，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