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让90后作家更容易被看到,也更容易被淹没

互联网让90后作家更容易被看到,也更容易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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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慈琪近照。

独居的时候,朋友送了慈琪一个智能音箱。一个月之后,慈琪已经习惯在家随时大喊它的名字,询问天气、定闹钟和聊闲天。

今年搬家的时候,智能音箱首先被打包寄走,那几天慈琪依然没有回过神来,偶尔喊一声,屋里一片安静。

“和朋友挥手告别时都没这么寂寞过。”

慈琪发现,作为一位90后创作者,最“赛博化”的,可能就是这种“我无所不能、无所不缺”的虚幻安全感。

“赛博生活虽然好,但过度信息化会侵蚀人的感受力”

儿童文学作家慈琪,1992年生于安徽,是作品入选统编小学语文课本最年轻的当代作家,已出版童话集《我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收割一群狼》《总也倒不了的老屋》等,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童话牧笛奖等。

在日常生活中,慈琪借助网络生存:想看的书先在读书软件搜索,没有电子书的再买纸质书;买了WPS会员,以便在不同设备上用同一个文档写作;出门全靠手机地图导航。

有一次她从家里出来,无线网断了,才发现手机欠费停机,既不能导航也不能刷地铁进站码,赶紧回到家门口,借着无线网流量充值、恢复了网络,才敢放心出门。

慈琪笑着说:“只要有网络,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都不怕,反正随身携带通信软件、百科全书和世界地图。”

作家东来,1990年出生在宁波,工作在上海。东来原来是媒体人,现为自由职业者。

东来18岁就开始尝试写作,2019 年凭短篇小说《逃离热岛》摘得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首奖,同年出版了她的小说集《大河深处》,在写作界崭露头角。

大概从9年前购入第一个Kindle开始,东来就变成了一个电子书党——“没有电子书,或者不适合电子阅读的图册类书籍我才会选择实体书,这是我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赚钱也完全依赖网络,我做广告策划类工作,目前的工作重心都是线上的露出和投放,研究各种社交媒体,给出投放策略。”

东来的生活并没有完全赛博化,“可能因为我还比较警惕,赛博生活虽然好,但过度信息化会侵蚀人的感受力”。

“看起来什么都变了,又像是回到原点”

当90后创作者肩负更多责任,走上自己独有的人生道路时,作为个人,如何审视这代人的境遇?90后身上的那些标签,有哪些是误读或偏见?

慈琪发现,自己这一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太多了、太吵了,干脆关闭一些渠道,以求心静;对一些人来说还不够,他们不知疲倦地在信息海洋中捕捉自己想要的鱼,目之所及,鱼群的密度还不够大。

但和上一代、上上一代相比,总体并没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成百上千年的观念和思维都还活在我们身上。看起来什么都变了,又像是回到原点。”

“总结特质和贴标签是同一种行为,虽然一个偏褒义、一个偏贬义。

而误读和偏见无非是互相看不惯,每个群体都不敢说自己没有误读上一代和下一代人。一代人太多了,很难用几个标签或特质来概括。过去十几年里,90后被贴了许多标签,也给自己总结了许多美好的特质——90后怎样怎样——就像用星座运势里模糊的人格描述来鼓励自己、安慰自己。”慈琪说。

如今,标签被不断地撕下来,贴到下一代人身上。

90后这一代人,究竟有怎样的特质?

东来说:“我不知道90后身上有哪些标签,标签总是来自上一代人。80后和90后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吗?我看没有,只有些境遇上的差异。分析个体比分析群体更客观。”

在供职于“99读书人”的文学编辑渡边看来,90后一代作者的一大特质恰恰就是“难以归类”:“正如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日益分化、细碎、难以归纳,90后作者的创作也正呈现比以往更加丰富的面向,他们的语言工具更多样,也更方便获取,在题材的选取上也不再局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

但是90后作者也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前辈的竞争,与同侪的竞争,与挤占读者时间的游戏、影视、短视频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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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奇迹之年》封面。

“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多元和高级”

有一种观点认为,90后作者类似于当下的流量明星,是需要运作和包装的。之前的各种文学比赛是如何“造星”的?

渡边有过操办文学比赛的经历,他发现,在当下文学式微的大环境下,“造星”还远谈不上,顶多给予获奖者一定的曝光和推荐,推荐对象可能是出版方或影视方,如能在业界受到更多认可或者跨界“出圈”,那就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这样的例子在非网文界的出版作者圈,并不多见。

所谓运作和包装,或者说“营销”,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作者和作品的营销,尤其如此。只有内容够好够硬,营销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会事倍功半。

渡边认为,90后的创作难以归类,或者说,仍处在纯文学、类型文学(科幻、悬疑、武侠等)的大框架之下——“在我有限的视野内,目前还未发现成气候的新类型出现,未来当然有可能出现,毕竟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渡边近两年来编辑了两本90后作者的短篇小说集,分别是伍子豪的《好结局》和东来的《奇迹之年》。

《好结局》结合作者自身经历,用轻盈、戏谑的口吻写了或现实或荒诞的故事,但内核是悲痛的。《奇迹之年》则书写了五个主题各异的故事,包括城市掌故、少年犯罪、上世纪的“气功热”等。

渡边读过的第一部90后作者的纸质书是东来的《大河深处》。他觉得东来的语言清丽、雅致,有种难得的灵动气质,所写的故事又并非年轻作者常见的“青春叙事”,别有一番气象。

东来的写作有种独特的“野生”气质,不受规训,未被驯服;她的视野也非常开放,不设边界,就像在非洲草原上的猎手,让人期待下次她会带来什么从没见过的猎物。

在慈琪和东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90后创作者”的复杂性——作为集合了时代所有光鲜与脆弱的青年一代,他们的特质远不是一篇稿件所能穷尽的。

2019年,古肩进入《中华文学选刊》,成了一名文学杂志编辑。

他发现,来自这些90后青年作家的小说,蕴含了超越时间和边界的“好文学”的品相。

以职业身份看稿,古肩惊诧于中国纯文学水准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跃升,简直今非昔比。“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土壤下,一些新的芽苗在潜滋暗长:多变的叙事手法,灵动的语言表达,穿过皮囊对时代内里情绪的呼应,以及那种拆除边界,向影视、动漫、音乐、科幻、游戏、精神病理学等大胆取法的书写自由。

写作的野心彼此聚合、互为激发,虽没有堂而皇之的正式命名,却在暗中孕育着文学复兴的新力量。”

读东来的《大河深处》,古肩会觉得自己仿佛“附体”小说主角——那个都市小囡,跟着深山向导,穿林莽,溜索道,寻路云南一个边陲村寨,找到人生最后一块拼图。

过去一年多古肩接触的这些青年作家和作品,让他对90后创作充满信心:“这一批文学的新生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多元和高级,最重要的是他们无须兜兜转转摸索,直接走进了写作的腹地:目击人之为人的内在困境,用故事追踪,并发出对于他者和广大世界的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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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东来近照。

对话90后作家

在创作广度上超越以往,但在深度上有待观察

《新周刊》:你当下的生活和创作中需要直面的问题有哪些?

慈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生活太有趣了,让我很难静心写作,常常拖稿。

最有效的写稿动力:印象笔记里的日程管理,通信软件里的编辑催稿信息,流浪动物安置点的资金告急。

东来:我一直有“畏难”心理,一想到有个事情在前面等着我,再加上一个紧迫的deadline,就倒吸凉气。我也怕复杂,现代生活对我来说就过分复杂了,网络支付、流量、数据、直播,眼花缭乱。

我是个回避(问题)且孱弱的人,正面迎击会是我以后面对写作和生活的姿态。

《新周刊》:你是否认为,在当下的市场中,90后创作者有了比前一代更多的创造力,被人们看见的机会也变得更多了?

慈琪:被人们看见的机会更多了,但是总体创造力是持平的。

东来:我很难下这个判断。也许互联网让大家更容易被看到,也更容易被淹没了。

《新周刊》:能否以个人经验举例,你在城市中收获了哪些美好,又体味到了哪些落差?

慈琪:我出身县城,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在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以个人经验来说,小时候收获的美好,是城市中资源丰富的书店和图书馆;长大后更习惯电子化阅读,书店和图书馆去得少了,这种美好逐渐消减,退回到童年记忆里。但每次走进书店和图书馆,我仍然能感受到那种熟悉的自在和愉悦。

东来:城市运转起来就像个精密的大机器,个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它的规则,因而常常感觉到大城市的傲慢,比如户籍、房价、孩子升学……这一整套评判体系和生存法则,要完全脱身并没有那么容易,我也时时感到挣扎和矛盾,并由此带来轻微疼痛。

我在上海搬家多次,临时感特别强;其实临时也带来了自由和可能性,所以我一边向往稳定,一边畏惧稳定。身边很多朋友都差不多,觉得上海很好,物质丰富、生活便利、朋友很多,但是很难“留下来”。早几年我还有些挣扎,想着要不要加入“留下来”的竞争,但现在已经随遇而安。

《新周刊》 :能否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谈谈对90后创作者的看法?

慈琪:十多年前,各种文学比赛如火如荼,80后创作者风头正盛,无数90后作者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创作。80后和90后共同的创作背景是互联网化生活,在网上搜集资料、在公共平台写作并获得即时反馈。

写作的门槛变得更低,无需纸媒,形态多种多样的新鲜作品涌入巨大的展示空间,面向全世界的读者。看起来热热闹闹,但大部分人还是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被看到的创作者们还是有些拘谨,毕竟都是年轻人,无论收到夸奖还是批评,都会躲在家中左思右想,悲喜交加,黯然伤神。

说起来,形式再怎么翻新,内容创作的本质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起点线上的同伴更多了。三头六臂的天才创作者也有,文抄公也有,少年维特更是不在少数,大家都刚刚出发,一切都还早。

东来:我是个野生作者,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写东西很随性,也没有被什么文学正统拘束,但也能幸运地进入公众视野。我这样的作者,90后里好像更多一些。

90后创作者可能是最难被定义的群体,因为大家的成长经历太不一样,很难做分类。甚至我们使用的语言都大相径庭,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大家共同经历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这是个悬在我们头顶的巨大命题。

我们的生活其实变得更复杂了,但也更相似了,创作者作为个体能够折射的内容更少了,怎么找到自己所属的切片,其实更难。这一代的作者在广度上一定超过以前的作者,但在深度上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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