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买房 鲁迅欠了多少贷款

大家好，自从上次我们的同事谢浴缸试图用1000块钱在北京二环租房失败以后，后台收到了不少留言。

在大城市里没房子的朋友抱怨“长安居，大不易”，租房全靠运气，但是有房子的朋友最近也有不少烦恼，因为他们说老家的二手房已经越来越难卖了，不少房屋中介几个月都没开张了。

·其实不止二三线，连深圳这样的顶级城市最近二手房市场也熄火了

吃到了上一个十年红利的人，担心自己的财富就此成为纸上富贵，错过了红利的人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等待注水的“洼地”。而被“房事”困扰的中国年轻人也是代代都有。

1919年是一个觉醒的年份。

作为那个时代的老80后，已经在教育部做了七年科长的新媒体大V鲁迅先生虽然还在给《新青年》当外稿作者，但自己已经快算不上青年了。

买房对他来说，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刚需”。

为了把包括二弟周作人在内的一大家子安置在北京，鲁迅几乎忙活了一整年。

那会儿北京的房屋中介业务远没有现在发达，也没有西装革履的中介小哥骑着小电驴带你看房，想找房就只能靠熟人介绍，然后自己“11路”一间间看过去。

鲁迅也不例外，除了工作，1919年的大半年基本都是在不停找房看房中度过的。

经过七个月的精挑细选，鲁迅最终选定了八道湾胡同的一套宅子，而且可以称得上是豪宅。

这座四合院前后三进，带花园，有将近三十间屋。从位置上看属于西二环内，挨着新街口，妥妥的优质地段。

·今天相同地段一套40平的一居室售价要600多万

鲁迅先生为这套豪宅也支付了一大笔钱，3500大洋。

这还不算装修和安自来水的钱。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大多都有不止五斗米，这句话放在鲁迅身上特别贴切。

不少人看鲁迅先生的文章，都觉得他把世界写得特黑暗，满纸都是旧社会人吃人的恐怖故事，所以也自然在脑海中把鲁迅脑补成一个生活压抑，精神苦闷，“穷且益坚”的知识分子。

但就像王小波说的，痛苦的确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你的痛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当时的北京，一个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大约是8块大洋，一个基层工人的月薪在20块左右，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大约能赚四五十块。

普通人扣掉各种生活开销，想买一间房子难比登天，大多只能租住在大杂院里。而刚毕业的穷学生以及社会底层民众就更惨了，只能住在西四、南城那些月租四五块钱、大通铺式的“合租公寓”里，晚上翻身起夜都要跟周围人打个招呼。

·类似东北的大车店

相比之下，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是300块大洋，和当时北大清华的大教授们一个收入水平，标准的“有闲阶级”。

而鲁迅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会花钱、会享受生活的人，在日本求学的时候能拿出闲钱学柔道；工作之后，时髦的馆子会去吃，新潮的电影也是场场不落，每年光花在买书、买碑帖上的钱都有几百块。

·金岳霖1934年时的薪水才50块钱，还赶不上当年鲁迅每个月的稿费呢

当然，这也就导致鲁迅买房的时候手头有点紧张，为了凑房款，鲁迅卖了浙江绍兴的老宅，还从银行借了一笔三个月的高息贷款，月息一分三厘，折合年化利率15.6%。

第二年，鲁迅一直忙着还债，连买书的钱都压缩了。

但是，这套房子鲁迅最终只住了三年多。因为兄弟失和，鲁迅在1924年搬离八道湾，在西南边的阜成门重新花八百块买了个小院，一直住到1927年移居上海。

·如今，八道湾的宅子已经拆迁，阜成门的四合院改成了鲁迅博物馆

鲁迅买房那年，有些人却没有把资产押注在房子上。

黄浦江边，33岁的蒋介石还没人叫他委员长。

和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同，蒋介石是武人出身，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了几次冲锋队长，还替大哥陈其美宰了对手陶成章。

·《行动目标：陶成章》

风头虽然不小，但似乎没捞到太多实际好处，凯申的革命意志消沉了。

加上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实力派是一群广东人，他这个听不懂粤语的宁波人实在憋屈。

在上海蹉跎的几年，凯申每天沉迷于“会所嫩模”不能自拔，而支撑他纸醉金迷生活的办法就是炒股票。

在搭上了张静江、虞洽卿这些江浙财团大佬之后，常凯申化名“蒋伟”入股了“茂新”“恒泰”等几家证券公司。

·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代价券

如果你是个价值投资者，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股市中，你注定是个“臭老韭”。当时的股市毫无基本面与估值可言，完全就是个大赌场，而且是没有荷官维持牌桌的那种。

凯申发挥了一名投机分子兼赌徒的天赋，组织了民国时期的“宁波涨停敢死队”。

押注多头，抓住了早期股市中巨大的泡沫，大发横财，在股市最高峰时期，账面上浮盈至少有十几万大洋。

·如果凯申不写日记，而是把他的炒股经验总结下来，估计到今天依然是畅销书

然而既便如此，凯申在上海依然是靠租房度日而没有买房，原因很简单，上海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

今天的房地产讲究“因城施策”，深圳的房价不可能和鹤岗一样。因为房屋短缺加上投机炒作，当年上海的房价和北方比起来，简直高了一个数量级。一套普通的石库门洋房的价格就要几万大洋。

这样一套房子，单单百分之三的中介佣金就够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

诗人徐志摩当时虽然自己住的是月租150块的别墅，但是特别喜欢当中介，帮人撮合房产交易。因为随便一笔佣金都比他600块的月薪高。

·不知道“中介小哥”徐志摩带人看房的时候聊不聊诗歌

“沪漂”常凯申就这样一直过着他的租房生活，直到1922年底股灾爆发。

宁波涨停敢死队操作不善，直接搞垮了证券交易所，凯申也欠了一屁股债。要不是他们的股市投机有为国民党筹措革命经费的目的，外加有浙商领袖虞洽卿和青帮大佬黄金荣的担保，凯申八成要被债主扔进黄浦江喂王八。

而凯申真正在上海买房则要等到五年以后。彼时，他摇身一变，成为北伐军总司令，与宋美龄结婚时在徐汇区东平路9号买下了一座法式别墅“爱庐”。

只不过买房钱是他大舅哥宋子文掏的。

其实，当时的沪上青年几乎都被房子折腾得不轻，白天油头粉面、光鲜亮丽的摩登男女们，晚上回家就得挤在狭小阴暗的亭子间中，漏风的地板下面就是弄堂里烟熏火燎的厨房，每月扣去房租，口袋里大多所剩无几。

青年领袖毛润之就是其中一员。

鲁迅先生买房那一年，伟大领袖也在北京，拿着鲁迅百分之三的薪水，住在“三眼井”的大通铺里。

领袖这样描述他当时的蜗居生活：“……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北京漂不下去的领袖，当了把“脱北者”，回湖南搞新媒体去了。大号《湘江评论》虽然很火，但是办了没两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给“封号”了。

待业的领袖于是决定去上海滩寻找革命的出路，但是到了那地方才发现，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看起来很美，生活起来却很苦。

为了糊口，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被迫在上海找了个洗衣服的工作：每日坐电车去雇主家里收衣服、送衣服，夜晚就睡在肮脏拥挤的亭子间里。

看着身边千千万和他境遇相似，甚至更糟的年轻人，身为90后的润之必定感慨万千。

所幸经过陈独秀介绍，领袖最终从章士钊那儿筹到了两万块革命经费，回长沙开了个“文化书社”，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和易礼容、彭璜一起开始了短暂的革命商人生活。

四年之后的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红蓝双方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领袖和中央机关一起再次回到大上海，在南昌路180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执行委员。

这一次，领袖不用再住亭子间了，因为组织上给他在几百米之外的茂名路甲秀里7号安排了一套“公租房”。带着老婆和孩子，领袖在革命岁月中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幸福生活。

以至于13年后，领袖在延安的窑洞里还不忘向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回忆那段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在遮风避雨之外，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许多额外的意义，它既关乎尊严也关乎财富。

《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说：“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

而马斯洛八十年前就把这事儿说得很清楚了：“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尚未解决的时候遭遇社交层面的痛击和压抑，人很难不出精神问题。”

·余德利说得片面了，其实是个人都得拿钱托着

买房还是炒股，看似都只是生意，要上车的，奥运时代应该就上车了，但它实则考验的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把握，而这件事儿才是最难的。

最近两年，有人遇到点社会新闻就喜欢评论一句这是“百年未有の大变局”，仿佛自己是局中的棋子抑或棋手，但其实每个中国人每一天都在做着关于自己命运的抉择。

辛苦的打工人关心下个月的五险一金，聪明的有产者喜欢规划未来三五年，隐形的富豪们可能在为未来十年谋划，但是站在1921年的时间节点上，没有人能真正想象到2021年的图景。

20世纪20年代，站在黄浦江边的毛、周、蒋对于那个时代，心中必定都有自信，也必定都有各自的疑惑，但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押注”了心目中的大潮。

今天这种选择还在继续，请问问自己，做好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