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关于专业的吐槽、自嘲真是不少。譬如,最常见的可能是专业鄙视链,紧随其后的大概就是“某学科是一把杀猪刀”了。其中重灾区包括法学、医学、物理学、小语种、计算机等,以至于衍生出了一些网络调侃段子,如“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物理使人头秃”。
“物理使人头秃”可以说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了,上世纪物理学界的两个大神,奠定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的普朗克,都是有点其貌不扬,疯疯癫癫。尤其是普朗克:
左边是普朗克年轻时的照片,右边——
诸位书友或许不会陌生,因为有众多网友发挥想象力,说这是普朗克做物理实验时“疑似炸掉实验室后的拘留照”。
不光是物理,如果单从历史人物的照片对比来看,很多职业都扮演着“杀猪刀”的角色。(预警:以下照片有点多)
比如:
这是马克·吐温的照片对比。马克·吐温在作家里算是没什么颜值的人了,年轻时长得也不帅,但起码看起来远没有中老年后那么永远怒发冲冠。
另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则是海明威:
曾经天真灿烂的笑容和后来为自己塑造的硬汉人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另一位物理学大佬,首次在原子中发现了电子存在并凭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瑟夫·汤姆逊。
年轻时的长相不能说帅,也算是精练吧,后来发际线后退,面色也变得愁苦了起来。
还有年轻时的门捷列夫和后来搞起了元素周期表的那个门捷列夫:
看来不光物理是把杀猪刀,化学也是。
甚至,连曾经的海豚音王子维塔斯,也一度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调侃。照片中人物的相貌变化其实和学科并没有太大的联系,衰老和样貌改变不过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生理变化。
而且,科学界也有人的样貌能一直潇洒自如,比如,理查德·费曼:
虽然“物理使人头秃”在此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回到普朗克身上,前后巨大的反差确实不得不使人感叹——物理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也因为这个反差,每当人们谈起什么(尤其是读硕读博、做研究)是把杀猪刀,普朗克的照片总是那个最先被注意到的对象。前不久,《普朗克传:身份危机与道德困境》中文版翻译出版,不消说,封面毫无悬念地选了普朗克年轻时的照片。
其实,倒不是物理对他做了什么。在上世纪初期,中年过后的普朗克的确是遭遇了一连串“杀猪刀”般的事情。如果回到当时询问德国内外的物理学家,他们对普朗克肯定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会认为他是与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大师,也会有更多人认为,他是个精致的现实主义者,甚至是民族主义者或者纳粹政权的支持者。只是普朗克本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疑似炸掉实验室后的拘留照”几乎成了今天的人吐槽各自专业的代言照。
撰文 | 宫子
01
在一战时期:
矛盾的人,保守的人
“疑似炸掉实验室后的拘留照”,拍摄于1901年,恰好是马克斯·普朗克刚刚论证出普朗克常数的一年。这一年,普朗克已经47岁了。随着普朗克常数的提出,以及普朗克在热辐射理论热动力理论上面的成就,他已经成为了德国物理学的代表人物,不过尽管普朗克常数的提出是物理学里程碑式突破,但对普朗克来说,他保守的性格依然让他对革命性的概念抱有怀疑警惕。(这也是为何若干年后,当波尔、海森堡等人提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派解释的时候,普朗克并不能接受的原因)
尼尔斯·玻尔与马克斯·普朗克在哥本哈根讲学。
普朗克性格的矛盾与平衡体现在他工作的每个环节上。
在慕尼黑大学的时候,他的导师菲利普·冯·约利一边鼓励他努力钻研物理,一边又告诉他热力学即将封顶物理学大厦,现在的物理学已经接近尾声,没什么好研究的了。
当爱因斯坦在二十多岁就拥有了标志性的物理学成就时,普朗克除了论证自己的物理学设想,还必须要考虑现实——如何在大学里获得一个能拿薪水的职务。
当一位名叫莉泽·迈特纳的女性想进入大学学习物理,却发现当时所有的普鲁士大学都不接受女性学员的时候,普朗克一边在信中表示他很赞同,“不要鼓励她们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大自然本身已经给女性指定了作为母亲和主妇的身份”,但同时呢,当迈特纳向她表示自己想进入大学学习物理时,普朗克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即使二十年后,当迈特纳遇到各种困难时,普朗克都伸出了援手,帮她打破由男性统治的物理学现状。后来,这位迈特纳成为了德国柏林大学历史上第一名女教授。
《普朗克传:身份危机与道德困境》,[美] 布兰登·R.布朗 著,尹晓冬、张烁 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7月。
放在现在的环境中,可能很难想象——一位大学的男教授在网上发表着歧视女性智力、认为女性应该回家生孩子不用来上学的文章,同时又帮助女学生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打破学术界的性别统治。
其实,这才是人性。
它可以在行为上表现得很矛盾复杂,又能通过一系列行为的总结,让它变得非常简单。
马克斯·普朗克的性格,无非是不愿得罪任何主流的声音与观念,避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纠纷麻烦,但是内心又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遇到特殊个例的时候又会坚持自己的选择。
在这方面,另一件能得以佐证的事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致文明世界书》。一份在一战时期为德国炮轰比利时、焚烧图书馆辩护的文章。
这份臭名昭著的声明,又称“93人宣言”。因为这份声明的签署者,是93位赫赫有名的德国知识分子。在上面签名的人包括:
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发明了X光射线的威廉·伦琴;
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廉·冯特;
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开创了化学疗法的保罗·埃尔利希;
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哈特·豪普特曼;
“克莱因瓶”设想的创造者,菲利克斯·克莱因;
著名音乐家李斯特的堂兄弗朗茨·李斯特和作曲家瓦格纳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瓦格纳;
版画艺术家马克斯·克林格;
190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发现了抗白喉毒素,被称为“儿童救星”的埃米尔·冯·贝林……
还有就是量子力学的奠基者,马克斯·普朗克了。
“93人宣言”文字与名单节选。
这份声明一发表,完全让国际社会震惊。签署的人从科学界、艺术界、经济学界、文学界到哲学界,从德国日耳曼民族再到犹太人,几乎涵盖了德国所有领域的知识分子。以至于其他国家立刻愤怒地表示,将终止和德国科学艺术领域的所有合作。
尽管普朗克后来说,自己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冒用了署名权,但毫无证据。
声明的发表让德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在政府那里获取了足够的支持。物理学界在德国政府那里获得了空前的投入。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后来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物理学飞速发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成果已经可以说得上碾压了其他国家。
而普朗克在一战时期的做法,也和之前女学生的那件事情如出一辙。
他通过发表为德国政府重塑形象的言论,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让物理学界在战争期间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外界干扰,不让政府人员影响到物理学家的工作,避免了很多麻烦。同时,他为德国军国主义侵略宣传,但现实中又在保护身边可能被政府伤害的同事与朋友。他在个人演讲中表达了对这些同事的支持,并且尽可能地挽留他们,让想要移民的物理学家留在德国,并且和他们说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事情肯定会好起来的。
不过,要说德国的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热情都是普朗克为了讨好政府而装出来的,也肯定不对。一战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们也想着重新恢复昔日帝国的荣光,想要重建德意志民族在欧洲的荣耀。普朗克本人也为战争付出了足够惨重的代价,他的二儿子在战场上被法国军队俘虏,大儿子则是在著名的凡尔登战役中阵亡。
普朗克在物理研究之外的生活的确更加现实,只是他生活上的现实主义并没有滑向特别黑暗的一面。他没有凭借着自己的获利与政府的支持而打压迫害任何人,而是在寻求一种平衡与庇护。
就这样,普朗克用这种方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普朗克依旧想用这种方式,起码维护住物理学界的平稳。
然而,这一次,事情比他想象得要糟糕得多。
也正是在二战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摧毁了普朗克。在这件事情发生三年后,普朗克便心力交瘁地离开了人世。这才是真正将他毁灭掉的事情。
02
在二战时期:
没有任何平衡余地的漩涡
1933年5月16日,75岁的普朗克回复了希特勒的生日贺卡,然后表示希望能够和总理有一场友好的会面,探讨德国科学的未来。
普朗克怀着最后的希望去拜访了希特勒。在他看来,事情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通过暂时的屈从与妥协来为物理学界的知识分子提供安全和庇护。他确信,这种平静的处理方式会是最有效果的,然而,在结束了和希特勒的直接会面后,普朗克之前所有乐观的想法几乎被毁灭性地夷为平地。对于犹太科学家和普通人士,希特勒没有给普朗克任何妥协的余地。
《科学何去何从》,[德]马克斯·普朗克 著,谢海伦 译,凤凰颐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
在这次会面中,普朗克首先想尝试从希特勒政府那里确保物理学界会获得投资支持,对此,希特勒表示不用担心。然而,接下来问题到了犹太物理学家身上的时候,普朗克的所有尝试就顿时碰壁,他无法让希特勒改变针对犹太人的残酷政策。最后,普朗克试图对犹太人进行分类,他和希特勒说,犹太人也分东方犹太人和西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会影响德国的发展,应该驱逐,但是西方犹太人一直在努力与德国同化,并对国家有着贡献,起码在科学界应该保护西方犹太人的精英人士。
但这也丝毫未能动摇希特勒。
最后,希特勒愤怒地表示,“哪里有一个犹太人,哪里就会聚起一堆犹太人”。这次会面,最终以希特勒的暴跳如雷而告终。
也正是在这次会面结束后,同年的5月份,普朗克就不得不按照命令行事,解雇了威廉皇家学会中四分之一的成员(从非雅利安人开始)。这期间普朗克所做的努力是尽量缩小名单上的人数,第一次给政府的回复中,普朗克试图在27名犹太人助理中保护某些人,说其中有些人待定,有些人难以解雇,建议政府重新考虑。到了7月份,普朗克的努力宣告失败,这些犹太人助理必须被解雇。
助理保不住的话,普朗克就开始试图争取为一些科学家获得政府的豁免权。结果,这个豁免名额也是一个都没有争取到。
他的同事哈恩、海森堡等人试图组织针对希特勒政府的抗议活动,提出了一份有30人签名的声明书,但这个抗议活动立刻被普朗克压了下去。普朗克的理由是,这个抗议注定会失败,“如果你今天有30个教授站出来抗议,那么,明天紧接着就有150个教授站出来谴责,因为总有更多人想要取代这些空缺的职位”。
纳粹时期,普朗克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道德与独裁统治之间的那根平衡木上。他为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呐喊,宣传科学要为帝国效忠,告诫同事不要组织任何对纳粹政府的抗议活动。但在1934年,当流亡在瑞士的犹太化学家哈伯去世的时候,普朗克不顾纳粹方面的禁令,组织了一场科学界的纪念活动。
他为纳粹政府撰写报告,宣传科学对帝国消除负面形象的作用。同时,这期间的普朗克拒绝了任何出国的活动。他的理由是,“过去的旅行中,我感到自己是德国科学的代表,而且为之自豪。现在我却不得不因羞耻而掩面”。
在《普朗克传》中,布兰登·R.布朗为普朗克的行为做了一次非常精确的总结:
“从纳粹最早期开始,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斯·普朗克的一贯做法。尽管他从未公开向政府挑衅,但也从未完全臣服;他继续在两个阵线之间诉诸笔墨发表声明,以安静的方式默默抗衡。虽然他向纳粹党旗敬礼,也在‘希特勒万岁’的官方文件上签了字,但他同时也在宣传国际合作,为能豁免他的犹太裔同事而四处奔走。”
即便是激烈反抗纳粹的爱因斯坦,也曾有过妥协的瞬间。
即使如此,最后压垮普朗克的噩运还是在1944年到来。
1944年,之前为纳粹政府宣传、算是立下一些功劳的普朗克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待见。希特勒政权对数学化物理并不喜欢,认为普朗克是将德国物理引入歧途的一派人士。他们更明显希望物理能在工业和实用领域带来直接的贡献,而不是一堆公式堆砌的假想与论证。辞职的普朗克和家人在山中准备度过接下来尽可能平静的日子,却还是没能躲开纳粹青年组织的攻击。
同年,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希特勒险些被人刺杀。之后开展的大面积调查活动中,普朗克的儿子埃尔温被证明与纵火人士有着密切的幕后往来。
87岁的普朗克不得不重新拿起笔,用满是乞求的口吻给希特勒写信,希望看在自己这个老头子毕生都在为国家做贡献的份上,能怜悯自己的儿子。他也给希姆莱写信,希望对方能看在二者过往交情的份上去说服希特勒。但希姆莱的回信中说,这个案件已经由总理告知,其他人不得过问,不仅如此,普朗克夫妇连探望自己儿子的权利也没有。希姆莱能做的唯一努力,就是尽可能推迟埃尔温的判决。
普朗克夫妇继续四处奔走,等待着希特勒的回复。年近90的普朗克也再次表示出了愿意为帝国效忠的愿望。但是,对希特勒来说,威胁到自己统治的事情,并没有任何容忍的余地。
可能,这其中唯一的转机是,纳粹政府派人告诉普朗克,要他在10月底之前提交一份《给元首的忏悔书》,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判断,向元首低头认错。
这可能是唯一再次获取希特勒好感的机会。
但即使儿子被以叛国罪关在监狱中,普朗克还是拒绝了这份声明,“很遗憾地告诉你,由于我的儿子尚在监禁,我写不出与这本小册子目的相称的句子”。
这是普朗克最后一次“沉默而中庸的反抗”。
10月23日,普朗克的儿子埃尔温被法庭以叛国罪、组织叛国群体、试图剥夺宪法赋予元首的权力、战时煽动敌对势力等罪名,判处死刑。
法庭上的埃尔温·普朗克。
这是最后摧毁掉普朗克的事情。3年后,抑郁忧伤的普朗克也告别了人世。在普朗克人生的晚年,学界对他褒贬不一,他向纳粹敬礼屈服、拒绝抵抗的行为让很多人不齿,然而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里,他身边朋友撰写的私人回忆录却都表示在生活中会感受到普朗克的真诚与率直。普朗克给自己的座右铭是“保持生活的乐观”——想到整个普朗克家族都是德意志帝国崛起与衰落的见证者与牺牲品,不知道在最后的岁月里他能否还可以保持最起码的淡然。估计,当纳粹法庭援引德国法典的条律(顺便一提,德国法典也是由普朗克的父亲,著名的法学家约翰·普朗克参与修订的)处死了自己的儿子时,他内心还是会崩溃。
因此,尽管普朗克的那张教科书上的照片完全是拍摄糟糕所致,但那张被光影效果摧残的脸仿佛预示着什么。在那张照片的背后,是二战时期一代人的悲哀和无奈,和这种不可抗因素比起来,物理研究的折磨,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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