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艾:人类要在圣艾克絮佩里思考过的矛盾中继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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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天艾:人类要在圣艾克絮佩里思考过的矛盾中继续挣扎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作家。他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1940年流亡美国,侨居纽约,埋头文学创作。1943年参加盟军在北非的抗战。1944年他在执行第八次飞行侦察任务时失踪。其作品主要描述飞行员生活,代表作有小说《夜航》,散文集《人的大地》《空军飞行员》,童话《小王子》等。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作家。他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1940年流亡美国,侨居纽约,埋头文学创作。1943年参加盟军在北非的抗战。1944年他在执行第八次飞行侦察任务时失踪。其作品主要描述飞行员生活,代表作有小说《夜航》,散文集《人的大地》《空军飞行员》,童话《小王子》等。

硝烟里的夜航

文|汪天艾

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城的档案馆里,堆放着不少自1939年内战结束就被尘封的盒子,其中“社会政治分区”编号1870的盒子装有502张内战时期外国记者的登记证件:厄内斯特·海明威、乔治·奥威尔、朗斯顿·休斯、罗伯特·卡帕……不过,还有一位外国通讯社派来做战地报道的作家,他的证件不在这个盒子里,直到2016年,纯属偶然的机会,记者桑切斯才在一个放错位置的档案盒中把它翻了出来。这张证件混在一堆托雷多市“人民阵线”的士兵证里,在一个它本不属于的地方无声地存在了几十年。

如同一个恰如其分的隐喻,这张证件的主人也是一个充满谜团、总是自感被放错了位置的人。他登记的职业是“作家/飞行员”,创作的童话献给曾经是孩子的大人,最后在“二战”中驾驶P-38闪电式侦察机失踪于地中海上空,遗体始终未被发现……而在1936年的硝烟中,前来支援与报道的外国人大多坚定地以共和国一方立场写作,圣艾克絮佩里写自西班牙的报道又落进了另外的“盒子”里:他拒绝意识形态的粗暴分类,觉得那只会让人更加无法理解自己身处的宇宙。在他的笔下,没有控诉与怒吼,没有对阵营的定义,只有对人性与战争真相的问询与思考。

昨天是陈迹,是度量衡的语言

我是你们的选择和决定:我是西班牙

——奥登《西班牙》(查良铮译)

1936年8月10日,圣艾克絮佩里驾驶飞机从巴黎前往巴塞罗那,受《不妥协报》约稿去西班牙报道刚刚爆发的内战。飞越作为西法边界的比利牛斯山上空,他把最后一座快乐的城市留在了后头,下一刻起,就是战火中的西班牙了。他想,那是“人类互相残杀的地方”。然而,降落之后,他却意外地发现,完全看不到想象中满是灰烬、废墟和苦难的疮痍。巴塞罗那还是曾经的巴塞罗那。人群平静地走过兰布拉大街,不时遇见端着枪的军人,冲他们笑笑走过去就好了。他疑惑地自问:巴塞罗那的恐怖在哪里?内战把民众分割开来的那条鲜血淋漓的边界在哪里?初抵西班牙的整个白天,圣艾克絮佩里完全没有找到内战的边界,直到第一天晚上,他突然触到了那条线。

那是在一间酒吧里,身旁喝啤酒的男人突然被冲进来的军人用枪顶着背带走了,他的酒还剩下大半杯,留在原地。在圣艾克絮佩里背后,一个女人小声嘟囔了一句:“法西斯分子。”骚动平息,和开始时一样突然。这个场景成为圣艾克絮佩里写自西班牙的第一篇报道的主题——“我看着他走远,被枪顶着,那个5分钟前就在我旁边两步之遥的人,他越过了那条看不见的边界”——内战的边界是看不见的,那条边界在人的心里。

在火车站,士兵们正要从巴塞罗那启程去萨拉戈萨上前线,圣艾克絮佩里目睹了一场沉默的送别。振聋发聩的沉默。没有一个士兵有正儿八经的军服穿。这些人战死的时候都还穿着平时上班的衣服,他这样想着,突然感觉到一种在达喀尔黄热病发作时的难受。一个士兵小声说:“我们要去萨拉戈萨。”突然之间,这里仿佛不再是火车站,而是医院的病区。是的,他看见了,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瘟疫。奔赴战场的人群脸上没有一丝一毫沉醉于征服感的兴奋,只是充耳不闻地像在同什么传染疾病作战。他忽然明白了,这场战争的发生,不是为了驱赶外敌,而是想救自己的病,人们其实是在同自己作战。从那个雨夜送行的场景里,圣艾克絮佩里读出了西班牙内战的真相,他在每个人的眼睛里看见一种类似沉重、类似悲伤的东西,更发现送行的队伍里没有任何母亲。是啊,他想,哪个母亲会到这里来送自己20岁的儿子去死?她又怎么会在意儿子是为哪个阵营而死?正如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笔下那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西班牙母亲,别人问她:“什么杀死了你的儿子?是共和国军还是长枪党?”她回答说:“是一颗子弹。”

从莱里达的前线出发,一路上圣艾克絮佩里途经许多一夜之间转换立场的村庄,“仿佛战争的边界只是一扇敞开的门”。在韦斯卡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看见这场战争最残酷的面貌,被处决的人多过战死的人。那些友善的村民眼神明亮地接待他们这些外来人,可一转过身,就能在奇特的“犯罪”条件下杀人。“是的,我们今天已经处决了17个……”——村民们杀死的17个所谓的“法西斯分子”,其实是村子里的神父、教堂看守以及他们的亲人。在杀人与杀人之间,已无人记得这片遍布葡萄藤和小麦穗的土地究竟属于谁。在这个平静与恐怖共存的地方,圣艾克絮佩里写下了他1936年之行的最后一篇报道《在这里处决人就像砍树》。他试想,人类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在戏剧模式与漠然模式之间自如切换。这或许能解释这些村民如何能在“狩猎”结束后随即如常生活。

可是,要如何度量一个人的价值?“十几个死人对整个国家的人口而言意味着什么?几座被焚毁的教堂对一个继续着日常生活的城市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允许和容忍死亡人数在多少以下?”圣艾克絮佩里拒绝这样的计算,因为,“和平不是建立在可悲的算数之上的”。1938年,他在另一篇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每周在电影院的座位上目睹发生在西班牙或中国的轰炸。我们能听见撞击声震裂那些城市的水泥,却连抖都不抖一下。恐怖还没从荧幕上跳出来,恐怖还没跳到我们眼前。观众无动于衷,炸弹从飞机上无声地落下,自由落体。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奥登《美术馆》(查良铮译)

1937年4月11日,受《巴黎晚报》委托,圣艾克絮佩里再次驾驶飞机前往西班牙,降落巴伦西亚后,立刻赶往激战正酣的马德里,住在卡劳广场侧旁的佛罗里达酒店。单是那个4月,这家酒店里就同时住着海明威、卡帕、塔罗、多斯·帕索斯等外国记者,坐落在隔壁的电信大楼便于他们及时将报道和照片传送出去。4月22日,酒店外墙遭到两枚榴弹炮轰炸,住客都被疏散到走廊上,史料照片记录下圣艾克絮佩里给惊魂未定的人们分发柚子吃的画面。没过多久,他就退了房,住进了市郊卡拉万切尔前线的营地。他想和战士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参加战争的动机,从而尝试窥见和理解战争的本质。他预感到,这样的战争也许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欧洲。

在战壕里,他遇见来自巴塞罗那的R中士,他想问对方两个问题:

中士,你为什么来打仗?

中士,你为什么接受去死?

战争野蛮的本质之外,最让圣艾克絮佩里震惊的事实,是人类在选择发动和参加战争的时候已经预先知晓和接受了死亡这个必然结果:

我不问你们能用什么手段把人类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我只问你们,既然我们都知道战争是荒谬的、可怕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打仗?战争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R中士原本在巴塞罗那当会计,与内战双方的主张和信仰都没有太多关联。有一天,他听说一个朋友死在了马拉加的战场上,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复仇的意愿,而是“像被一阵海风吹过”。第二天,另一个伙伴看看他说:“我们走吗?”他说:“我们走吧。”就这样,R中士上了战场。听完这段讲述,圣艾克絮佩里联想起候鸟迁徙季的时候,牧场上家养的鸭子也会在围栏旁边不停地踱步,徘徊。当它们看见野鸭和大雁从头顶飞过的时候,有一个瞬间,这些家养的鸭子也变成了会迁徙的动物,大陆的轮廓在眼前铺陈展开,对海风和大洋的热爱涌动着,袭上心头,在它们小小的脑袋里,装着太阳还有炽热沙滩的图景。他想,或许,这些把自己变成武器的人类,恐怕也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业与日常生活的平庸,却不知道该追求什么样更高一层的真实吧。

一天晚上,R中士即将在次日清晨参与一次可以说必死无疑的进攻,圣艾克絮佩里陪他度过了这个等待去死的夜晚。有人小声说:“我打赌他们会先动手。”周遭震动,却没有人动弹。圣艾克絮佩里暗自想着,如果明天身边这个人能活着回来,自己就要问他:“中士,你为什么接受去死?”一整个晚上,我们的作家体会到对无意义的死亡的恐惧,有一只旧闹钟一直在架子上疯狂地“嘀嗒”,万籁俱寂中,那声音被放大了无数倍。他听着闹钟的嗡鸣,想象着规定的时间一到,闹铃大作,所有人起身,扣好皮带,装满弹药,喝两口酒,说些没用的话,然后去送死。

就在发动进攻的时辰快到的时候,作战计划突然被临时取消。圣艾克絮佩里发现大家并没有松一口气,也没显出逃过一劫的兴奋,反倒是抱怨起这个决定让他们又得继续活下去。战壕里的死亡切实可信,每天都在发生,静默与恐惧如影随形。奥克塔维奥·帕斯曾将现代人“混居的孤独”描述为“我们的监狱和整个星球一样大”,每个人都关在自己特定的牢笼里,承受着绝对的孤独。陪伴R中士等待去死的那一夜,圣艾克絮佩里触及到人类在战场上的深层动机之一,那就是,战争以残酷而直接的方式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看似比他们各自的生命价值更高的东西,孤独的个体被“兄弟会”一般的情谊纽带联结了起来。如此,热切也好,无畏也好,人们仿佛进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中,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被暂时覆盖了。

没有任何人单独存在;

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

——奥登《1939年9月1日》(胡桑译)

1937年,圣艾克絮佩里在马德里看见轰炸过后阿尔奎耶斯区破碎的窗户,仿佛看见了希特勒的威胁之下,欧洲版图正在不断扩大的焦黑的窟窿:“我们知道,战争,自从用上了榴弹和毒气,最后只会以欧洲的沉没告终。”1938年,欧洲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深渊,圣艾克絮佩里回忆起在西班牙的战场上听到几个士兵和战壕对面的敌人互相喊话:

——安东尼奥,你为了什么理想打仗?

——为了西班牙!你呢?

——为了我兄弟的面包!晚安!

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好像无论选择哪一样都无法避免羞耻。圣艾克絮佩里写道:

如果我们要和平,就会割断盟友。毫无疑问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做好准备,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与盟友的约定。可是,如果我们牺牲了和平而选择战争,我们还是会羞愧,因为我们牺牲了人类——我们必须接受欧洲所有的图书馆、教堂和实验室统统坍塌;我们必须接受欧洲的传统尽毁,世界变成灰烬。因此,我们总是来回更改主意。

后来,当一切已成历史,我们都知道,西班牙内战不过是拉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大幕,人性与精神价值会在那场战争中遭到无可挽回的震动,人类还要在圣艾克絮佩里思考过的这些矛盾中继续挣扎。这个想用写作来理解人类处境的作家,从西班牙战场带回13篇不太像新闻报道的文字,大多都是平凡的男男女女在战争中的面孔速写。他没有过多的质问,也没有要求战争中的人给出任何自证的话语,而是沉默地观察他们怎样生活,想要了解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他自己所言:“我热爱的不是民众。我热爱人类这个种群。”

《自我的幻觉术》,汪天艾 著,漓江出版社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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