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精神上的芬兰人”,有何不可?

当个“精神上的芬兰人”,有何不可?

2021年07月27日 18:00:18
来源:新周刊

VCG111340131284.jpg

2018年5月18日,北京,老人和小孩从艺术家岳敏君的雕塑作品前走过。(图/ 视觉中国)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

深陷存在主义危机的当代年轻人,在无数个缺乏意义感的时刻,唯有通过关系找到自己。“关系”的各种变形才是当代宗教——它可以是恋爱,可以是追星,也可以是无止境的微信聊天。

过量的社交有时会带来眩晕——想象一下,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同学聚会,回家时那种头昏脑胀的疲惫感。心理学家考尔特提出过“社交宿醉”说法,指的是人们由于接受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社交活动,引起精神和生理上的不适,这种体验和宿醉的感觉十分相似。

毕竟,没人可以否认,被别人喜欢、得到关注的感觉太重要了。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写道:“人们有多少个社会自我,取决于他关心多少个不同群体的看法。”人们需要不断透过他人确认自我的存在。

基于对关系的过度重视,一部分人投入疯狂的社交,一部分人则陷入恐惧。“社恐”与“社交成瘾”,是反映人际关系焦虑的一体两面。对于社交的回避或压榨,带来的都是对自我的损耗。比如,一个典型单身年轻人的周末是这样度过的:第一天出门参加5小时剧本杀,第二天全天在家自闭。

除了满足心理需求,也有人把社交视为通往“成功”的渠道。基于慕强目的而衍生的功利性社交,要么让人体验到自卑与尴尬,要么使人在纯粹的利益交换里感到疲惫。

然而,社交真有那么重要吗?

互联网的发展,让社交变得容易,打开手机App,你就拥有了与无数人产生联结的可能。线下社交早已平移到网络空间之中,我们难以分清所谓现实交往与虚拟交往的界限。然而,社交成本降低,无意义社交出现的几率却增多了。

纽约大学社会学者埃里克·克林伯格认为,社会互动的质量——而非数量,影响着人对孤独的感受。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社交质量的需求会超过对数量的需求,与20岁时相比,30岁时人们会更想建立重要的、有意义的、亲密的社交联结。

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或许“无意义的社交”正处在消亡之中。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里提到“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概念。传统中国是个关系社会,每当遇到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寻找“认识的人”,看病、办事、买东西,都依赖熟人的推介。

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即你的大部分生活需要,通过陌生人实现:你获取的资讯来自陌生人;为你办理各种业务的是陌生人;你生病时被陌生人照顾与治疗;你网购、点外卖,享受的是陌生人的服务……

技术与市场化的发展,降低了人们对熟人社会的依赖。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感逐步提升,一个能让“社恐者”也活得好的社会,正在到来。

正是依托于这样的社会转变,“精芬”一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芬兰人”——在人口密度低的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人们习惯保持距离,享受独处。

网上流传的段子描述了一个芬兰人的社交日常:“请和我保持1.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我的极限忍耐是1米;请不要无事找我闲聊;请不要给我打电话;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和我说话,如果可能的话,请不要和我说话;如果非要在爬楼累死和与陌生人共乘一架电梯中选择,我可能选择自杀。”

实际上,“精芬”的年轻人并非恐惧社交,而是不再热衷于形式化的社交行为,与下班后和同事聚餐相比,他们更愿意回家撸猫、打游戏。这意味着,在社交这件事上,年轻人拥有了更多的思考与选择。

好的社交应当基于情感,而不是出于交换。一个足够良好的社会,并不需要无意义的社交。

良好的社交不会带来紧张与疲惫,反而可以实现真实的疗愈。心理学家柯勒曼和威斯曼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提出“人际关系疗法”(IPT),长期以来,它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治疗。

人们总该去爱某个具体的人,而不是经营一份完美的自我形象,或者同时维系无数个虚无缥缈的社交关系。

正如社会学者项飙在采访中提到的,都市中的人们应当重建“附近性”:“对门的邻居、楼道的保洁阿姨、小区门口的保安、小区底商的理发师……经常能见到,但好像从来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对更切近的东西产生归属感才是更加重要的,它跟你每天的生活都联系在一起。也许,当你和小区门口买菜的人顺畅交流后,你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的能量和营养,会是你的财富。”

或许,对于高敏感度的人来说,“交”与“不交”都是困境。那么,不妨试着转身离开,不再把自己的价值交到他人手中。

遥远的联结固然重要,被认可的感受也十分迷人,但社交不是目的,只是通向幸福的方法之一。

1236648271506964493.jpg

2021年6月23日,丹麦哥本哈根阿玛海滨公园,人们在日落时跳舞,庆祝仲夏前夜。(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