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算是讲正史吗?

《雍正王朝》算是讲正史吗?

2021年07月23日 09:01:58
来源:凤凰网读书

直到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剧,还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争论不休。可是,真的存在一个可靠的正史吗?假若《戏说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吗?电视剧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难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

小说的常道

作者: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很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前者使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关的作品,后者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中国,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甚至文学也常常被当作历史来读,这一点,钱穆先生多有论述。

事实上,中国的小说也的确贯注着传统的历史精神。比如,《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成奸雄之前,史书对曹操多有正面的评价,连朱熹也自称,他的书法曾学曹操,可见,那时朱子至少还把曹操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然而,对曹操人格判断的改变最后由一个小说家作出,并非作者无视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上的成就,而是他洞明了曹操的居心——以心论人,固然出自一种文学想象,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精神。好的小说本是观心之作,而心史亦为历史之一种,这种内心的真实,其实是对历史真实的有益补充。

古人推崇通人,所谓通物、通史、通天地,这是大境界。小说则要通心。因为有心这个维度,它对事实、人物的描绘,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逻辑,它所呈现的生活,其实也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只不过,小说写的是活着的历史。这种历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细节,有温度,有血有肉,有了它的存在,历史叙事才变得如此饱满、丰盈。

中国是一个重史,同时也是一个很早就有历史感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开始算起,也就是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这比西方要早得多,西方是几百年前才开始有比较明晰的历史意识的。但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由此可知,中国过去一直否认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小道、小技,显然是一个文学错误。假若奏折、碑铭、笔记都算文学,小说、戏曲却不算文学,以致连《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不配称为文学,这种文学观肯定出了大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为小说正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这涉及到一个对史的认识问题。中国人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世。很多人迷信历史,把史家的笔墨看得无比神圣,但对历史的真实却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所以就有了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直到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剧,还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争论不休。可是,真的存在一个可靠的正史吗?假若《戏说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吗?电视剧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难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历史人物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有谁在场?又有谁作了记录?没有。由于中国人对文字过于迷信,对圣人、史家过于盲从,许多时候把虚构也看作是信史,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当作是历史书来读。甚至中国文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笔法”“史记传统”之类的话——《春秋》《史记》都是历史著作,这表明,在中国文人眼中,把文学写成了历史,才算到达文学的最高境界。

把历史的真实看作是最高的真实,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写作。中国小说一直不发达,也和束缚于这种观念大有关系。只有从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虚构这种真实的意义,小说写作才能进入一个自由王国。其实从哲学意义上说,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更可靠。那些现实中的材料、物证,都是速朽的,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却可以持续地影响后世。曹雪芹生活的痕迹早已经不在了,他的尸骨也已无处可寻,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日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呢,写的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这种生活,还多是俗世的生活。俗世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包括《史记》,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形,“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本纪》里很著名的一段。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多强啊,但这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

就此而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有时需要借助文学的真实来强化。

读历史著作,可以认识很多历史人物;读文学著作,也可以结识很多文学人物。但是,到底历史人物真实还是文学人物真实?这就很难说。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大势的人物,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他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毫无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齐这两人,不食周粟而饿死,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对当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太具文学性了,所以,即便《史记》,也都为之作传,他们的故事,几千年后还被传颂,知道他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还多。

这可以说是人生即文学的最好诠释。

文学把一种历史的真实放大或再造了,即便世人知道这是文学叙事,也还是愿意把它当作信史来看。而更多的文学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完全出自作者的虚构,可由于他们活在文学作品里,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也就成了历史人物了。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完全是虚拟人物,但读完《祝福》,你会觉得她比鲁迅的夫人朱安还真实。朱安是历史中实有其人的,但对多数读者而言,虚构的祥林嫂比朱安更真实。祥林嫂的悲哀和麻木,被鲁迅写得入木三分,之后我们只要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自然就会想起祥林嫂,甚至会直接形容一个人“像祥林嫂似的”——此刻,祥林嫂已不再是文学人物,她也成历史人物了,她仿佛真实存在过,而且就像是我们周围所熟知的某一个人。

看《红楼梦》就更是如此了。像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人物,谁还会觉得他们是虚构的、不存在的人?一旦理解了他们的人生之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真实地爱过、恨过、活过和死过的人。由此可见,文学所创造的真实,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我们精神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历史化的过程,文学不仅成了历史,而且还是活着的历史。

文学所创造的精神真实,也成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真正的历史真实,即所谓的客观真实,它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主观的、“我”所理解的真实。真实是在变化的,也是在不断被重写的。此刻真实的,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来看,就可能不真实了。时间一直在损毁、模糊真实。比如,今天看这张讲台桌,很真实,是木头做的,方形,摆在这里,很多人都用过,是再真实不过了,但你们想一想,三十年后,这张讲台桌会在哪里?可能它已损坏,甚至被当作柴火烧掉了,或者腐烂了。也就是说,此刻你认为的真实,三十年后可能就不真实了;此刻你认为它存在,三十年后它可能就不存在了。现实中的桌子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我们对这张桌子的记忆。于是,记忆的真实就代替了关于这张桌子的客观真实。记忆是文学的,客观的真实是历史的,但更多的时候,文学比历史更永久。我们所追索的客观真实,许多时候,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客观的真实已经趋于梦想。即便是新闻,看起来是记录客观事实,也可能是经过剪辑和加工的,哪怕真实的记录,因着角度不同,材料的选择不同,也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电视是可以剪辑的,文字也是可以加工的,因此,新闻的真实,很多也是被改造过后的真实。同样一个采访,把前面的话放在后面去说,把后面的话放到前面来,说话的语境变了,新闻的效果也就变了。你们都看过电影《阿甘正传》吧?里面的阿甘可以跟肯尼迪总统握手,一个是虚拟的人物,一个是已经消失了的历史人物,但好莱坞的电影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握手,普通的人,肯定想不到这是特技,就会以为这是真的。如果此时你迷信自己的眼睛或耳朵,就会落到不知是真实还是幻觉的陷阱当中,就像我们看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你永远都不知道他镜头里的人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觉。

文学是依据自身的艺术逻辑来书写真实的,所以,文学是自由主义的,作家那些虚构和想象,不过是为了坚持个体的真理——个体的真理,是文学叙事的最高标准,也是作家认定真实的惟一依据。举一个例子。乾隆是雍正的儿子,按正史记载,是雍正和他满族的妃子所生,但像高阳、二月河这些小说家,就认为乾隆是雍正和一个宫女所生。据说雍正一次狩猎的时候,喝了鹿血,春情大发,当晚临幸了一个宫女,结果这个宫女就怀了乾隆。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已无可考。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认定的真实,真实就不再是惟一的了,而文学所敞开的,就是这种无限地接近真实的可能性。因此,文学有文学的逻辑,历史有历史的逻辑。文学的逻辑更加重视情理,即心理、精神的逻辑;比起历史所遵循的事实逻辑,精神逻辑也并非是全然不可靠的。

这令我想起对《红楼梦》的考证。很多作家都是《红楼梦》迷,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和学者不同。学者多以历史材料为证据,是用考证的方法来找小说中的现实影子,而作家则更看重人物精神、性格、心理的发展,从这种情节演进的逻辑来看作者的写作用心。这是两种不同的读小说的方式。学者们普遍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同一个作者,但很多作家则坚持认为这两部分是由同一个作者所写的。据我所知,林语堂、王蒙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林语堂、王蒙本身写小说,深知写作的奥秘——若不是同一个作者,而是由另一个人来写续书,是很难续得如此之好,也很难把前面布下的线索都收起来的。从小说的逻辑来讲,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有很深的联系,一些生命的肌理、气息,包括语感,有内在的一致性,假手他人来续写,这是很难想象的。也有人提出反证,比如刘心武就说,《红楼梦》前八十回写到了很多植物,后四十回写到的植物品种要少得多,前八十回写到很多种茶,后四十回写到的茶也要少很多,等等,于是,刘心武认为,续书的人,无论是知识面还是生活积累,都赶不上前八十回的作者,他们必然是两个人。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想,一个研究的角度。试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前面八十回是作者花心血增删、修订过,而后四十回作者来不及增删、修订就去世了,所以不如前面那么丰富、精细?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小说和历史,是两个世界,不能重合,但有时小说也起着历史教化的作用。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甚至认定小说所写,就是一种可以信任的真实。所以,连孙悟空、西门庆这些小说人物的故乡,前段也有不少地方政府想认领了,这当然有地方政府在旅游宣传上的苦心,只是,细究起来,似乎也和中国人对小说的态度不无关系。

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切观察。小说和戏文写的历史,当然不可靠,但它却为很多民众所认同。玄奘在历史上是如何一个人,民众是不关心的,他们多半都照着《西游记》写的来认识这个人;诸葛亮的实际情形如何,民众也无心考证,他们相信《三国演义》里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包括《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他的历史知识也全部来自于说书和戏曲,他的英雄情怀、江湖义气,也都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鹿鼎记》第二回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韦小宝帮茅十八脱险之后,茅十八从怀中摸出一只十两重的元宝,交给韦小宝,说道:“小朋友,我走了,这只元宝给你。”金庸的描写很生动,说此时的韦小宝“见到这只大元宝,不禁咕嘟一声,吞了口馋涎”——可见他并不是不爱钱。但韦小宝听过不少侠义故事,知道英雄好汉只交朋友,不爱金钱,今日好容易有机会做回英雄好汉,说什么也要做到底,可不能脓包贪钱,于是就大声道:“咱们只讲义气,不讲钱财。你送元宝给我,便是瞧我不起。你身上有伤,我送你一程。”这两人就这样结交上了,他们的人生也由此纠结在了一起。很显然,“只讲义气,不讲钱财”这种思想,是韦小宝听戏听来的,戏曲里的人生,早已影响了他的人生——对于韦小宝来说,小说、戏曲所写的就是历史。

本文节选自

《小说中的心事》

作者:谢有顺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