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是否不朽，要看个人的德言功业了

2021年6月17日7时40分，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逝世，享年100岁。那个一直出现在我们手中书封或眼前荧幕中的大师，那个拄着拐杖依然话语铿锵、性格耿直又可爱的老人，突然离我们远去了。

今天我们从回忆录里，撷取了八个关于他的故事，其中有童年印象、家庭关系、与同窗的无间友谊、追求女同学的青葱岁月、同多位文化名家的相处细节等等，不一而足。故事娓娓道来，均为亲口亲笔记述，阅读它们，或许可一窥许老的真性情和桀骜之气，乃至思虑与小小的幽默感。

谨以此文纪念和缅怀许渊冲先生，先生精神及风骨，后人终生受用不穷。

关于许渊冲的八件小事

No.1 “杨戬每一变都胜过孙悟空，这从小培养了我的好胜心”

我小时候喜欢的第一本连环图画书《杨戬出世》，画的是少年英雄杨戬打败哼哈二将郑伦、陈奇，后来又打败孙悟空的故事。

画片上的杨戬头戴紫金冠，身披黄金甲，手执三尖两刃刀，身边跟着一只哮天犬。孙悟空会七十二变，杨戬却能每一变都胜过他：悟空变鸟，他就变鹰；悟空变虎，他就变狮；悟空变庙，他又变神。这从小培养了我的好胜心。

甚至后来翻译文学作品时，如果作品已有前人的译文，我就要尽可能胜过前人。不能胜过，也想别出心裁，不肯落入前人的老套。

No.2 “我因为瞧不起同班同学，打了一架，哭了一场”

上学前家里就说了，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学生。怎样才是好学生呢？一年级甲组老师说：要学习欧阳童生。我一问童生，他认识的字还不如我多。

他的祖母常来我家打牌，她说童生很守规矩，于是我在学校就不敢乱说乱动。但是我个子小，我不说什么，大孩子也欺负我。有个同学因为我说话声音大，说我讲他的坏话，就用他的尖指甲挠破了我的脸，都出血了。回到家里，父亲却说一定是我调皮捣乱和同学打架，打了我一顿。这是我小时候碰到的第一件不公平的事。

我读二年级前，父亲因为南昌月薪打七折，不够维持一家生活，只好到外地去工作，先去了产橘子出名的南丰，后去了离南昌只有六十里的丰城。继母还带我坐轮船去过那里。县里人听说我喜欢英雄画片，就拿来了一大堆给我看，有身穿战袍、手提大刀的颜良，有身披铁甲、手持长枪的文丑。我很喜欢，但是要一元钱，父亲不肯花钱，我只好带着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丰城。

许渊冲家乡江西南昌旧照

后来父亲在鄱阳湖畔、庐山脚下的星子县管理财务，派了红船来接继母和我，我只好到星子县上学去了。星子县县长周晓环是江西农专的毕业生，后来当了老师，所以我们不叫他县长，而称他周老师，称他夫人为周师母。

周老师有个儿子，名叫绪旸，和我同岁，读小学二年级；还有个女儿，名叫绪昭，比我小一两岁，读一年级。我本来应该升级，但是星子县没有三年级，我只好和绪旸同读二年级。我因为瞧不起同班同学，为了争夺香烟画片，还和同学打了一架。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打了我一顿，还把我的香烟画片烧了。我哭了一场。绪昭知道后也哭了，要我到她家去，买了画片给我，送我回家，路上我们还捉了萤火虫呢。这是我第一个小女朋友。

我家在星子县只住了半年，就回到了南昌西南的石头街；周家也回到了南昌东北的桃花巷8号。他家托人捎信，盼望我们去。继母就带了我从西南我家去了东北他家。还没开门，就听见绪昭笑着来欢迎我们了。

但是桃花落在石头上就要枯萎，巷子里也没有夜行的萤火虫，时间和空间就这样隔离了我们。直到十年后，我升入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绪旸也考取了在昆明的同济大学，我们才重逢，并且常常同去青年会打乒乓球。不料有一天，绪旸告诉我，绪昭已去世。我就写了一首短诗，纪念这个小伙伴：

那年我才八岁，

挨了一顿痛打。

痛在我身上，

泪从她眼里流下。

夜里我们回家，

萤火出没草丛。

今夜萤光四洒，

她却长眠梦中。

No.3 “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来说不错”

他（杨振宁）四岁就认字，他的母亲教了他三千多个字；而我四岁时才学会三百个字，我的母亲就去世了。他五岁读《龙文鞭影》，虽然不懂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只会看白话小说，背《水浒》一百零八将。只有造型艺术，他用泥做的鸡使他的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而我却会画唐僧取经。可见我长于形象思维，而他的逻辑思维却远远超过了常人。

许渊冲与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同班同学

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来说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杨振宁却是分数既高，成功又大。他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大一英文”的期末考试两个小时，他只一个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课的考试，他不是100分就是99分，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了。这不是天才吗？

获诺贝尔奖时期的李政道（左）、杨振宁（右）

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而我的历史知识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比起他来，我的领悟力、推理力、观察力都相差很远；只有表达力，他更善于说理，我更长于抒情。我在小学演讲得过第二，中学英语演讲也得过第二，所以后来在大学讲课，还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

振宁的二弟振平说：“六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贝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而我在画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时候，却只画了牛魔王的两只角，而没有画耳朵。因为我不知道牛耳朵画在什么地方，可见我的观察力差。

许渊冲与杨振宁合影于清华园

振平又说：“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母亲费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因为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我常常在想他后来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我写字、打乒乓，从来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轻理，不如他文理兼优了。

振宁喜欢下围棋，“桥牌也很来劲儿”。我却觉得围棋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知从何下手，只喜欢下五子棋。桥牌只有52张牌，我可以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显显身手。

No.4 “我很后悔，失去了一次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

吴宓教授认为外文系学生应该：一成为博雅之士；二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三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四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五交流东西方的思想。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恐怕只好用一个“雅”字。

吴宓（1894—1978），文学评论家、国学大师、诗人

陈福田教授和吴先生相反，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大约可以用一个“俗”字。我去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之前，有一个领导人对我们讲话，内容并不精彩，掌声稀稀落落，我就懒得鼓掌。不料陈先生却当场提出批评，说我不懂礼貌。受训期间，我外出回来晚了，他又罚我星期日不准外出。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严格的世俗精神。

如果说从陈福田教授身上可以看到清华的严格精神，那么，从莫泮芹教授身上就可以看到北大的自由风格。莫先生讲的是“英国散文”，给人的印象也是一个“散”字。莫先生也教过“浪漫主义诗人”，不过他欣赏的是华兹华斯的散体诗，根本不讲“人爱散体我爱韵”的拜伦。我受吴宓先生影响，喜欢拜伦，结果在吴先生班上得分最高，在莫先生班上得分最低。不过分数平均过了80分，总算得到了檀香山奖学金。

联大翻译最出名的是潘家洵教授。他讲“大一英文”时用的是翻译法，最受学生欢迎。当时联大学生课后爱打桥牌（bridge），潘先生把“bridge”音译为“不立志”，真是音义俱合的妙译。

我在课后也爱打“不立志”，甚至发明了“问答式”叫牌法，还同吴琼找数学系陈省身、许宝二位教授打过一次桥牌。我北，陈东，吴南，许西。有一盘我叫“三个比大”，陈说“加倍”，结果竟打成了，非常得意，记在日记本上：

东方先用红心K攻，得一副；再用Q攻，北用A拿；北出方块J，西没有拿；北再出方块9，西用10得一副。

西用小牌攻黑桃，北用9偷，东用K得一副；东用红心J再得一副，西无红心，垫小梅花；东攻梅花，南用Q拿；南出红心10得一副，西又垫小梅花；南出梅花，北用K拿，西无梅花，垫小黑桃；北再出梅花A，西只好垫黑桃10；北出黑桃A时，西的Q束手就擒；北再出黑桃J，西只好垫小方块；北最后出方块A，西K无保护牌，于是落网。

这样东西方只拿四副，南北方拿了九副，刚好做成“三个比大”。如果第三副牌西用方块K拿了北的J，那么南的方块Q可拿一副，南北还是可以做成；如黑桃K、Q或10有两张在东方则不行，可见胜利得来不易。

下一盘我还想乘胜追击，又叫“三个比大”，陈先生又“加倍”。我想侥幸可一而不可再，就改叫“四个红心”，陈先生还是“加倍”。结果他拿了四副，我没有做成。但如果打“三个比大”，我拿九副倒是够了。于是我很后悔，失去了一次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

No.5 “我有点失望，认为北大校长并不比中学校长水平更高”

联大三位常委我都见过，第一位见到的是北大蒋梦麟校长。我在书中看到他的照片，穿西服，戴眼镜，比较洋气。不料他对联大新生训话时穿的却是长袍，讲话浙江口音很重，内容也和学术无关，只是告诫新生要守校规。所以我觉得有点失望，认为并不比中学校长的水平更高。杨振宁也该听过那次训话，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印象。

从左至右：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我只见过一次。他来昆明时，联大剧团为表示欢迎，在新校舍第二食堂演出话剧。但是食堂没有凳子，只好把图书馆的长凳搬去。不料晚上来图书馆看书的同学没有凳子坐，要去看戏又没有票，于是就去食堂搬凳子，结果扰乱了剧场的秩序。第二天张校长在昆华中学北院操场上讲话，梅校长陪同站在旁边。张校长批评了扰乱秩序的学生，说大家喜欢看戏，他可以请周恩来到联大来演出。周恩来和梅贻琦都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周在南开常演话剧，并且反串女角。因为那时中国话剧还处在莎士比亚时代，女角多由男同学扮演，所以周恩来和曹禺都反串过。

我对梅（贻琦）校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新校舍第一食堂的讲话，记得内容大致是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活动。看来他是支持汪曾祺，不赞成闻一多先生的。我在美国志愿空军机要秘书室做翻译时，梅校长来秘书室了解联大同学工作的情况，告诉我要回校再读一年，才能毕业。这两点对我关系很大。我参军后回了联大，如果没回，像一些美军翻译一样去了美国，而美国出版的中国诗词英译本都是自由体的，我有韵的译本也许根本出不来，那反而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损失了。

No.6 “我们相逢在白天的课堂，有共同的学习方向”

我的意中人是一片云彩，投影在我的波心，她不会讶异，我怎能不欢喜？我们相逢在白天的课堂，有共同的学习方向，她可能不记得我转瞬消失的踪影，我怎能忘记她眼中放出的光芒？

1939年7月12日，我把两首译诗（徐志摩《偶然》、林徽因《别丢掉》）和一封英文信放到女生宿舍信箱里。记得有一次钱锺书先生讲课时碰到my mind to中没有动词，周基坤提出这个问题，钱先生说是to前面省略了verb to be。我为了表现自己学了立刻会用，就在信上写了一句my mind to make youracquaintance（我一心想和你交朋友）。不料后来周基坤一查书，发现原文是 I made up my mind to，我真是弄巧成拙了。

1939年与许渊冲同上钱锺书大一英文课的外文系女同学周颜玉。许渊冲写了英文信给她，五十多年后才收到她从台湾寄来的回信。

说来也巧，我在我们的老师，也是钱锺书先生的老师，吴宓教授的日记中发现了对我意中人的记载。他1940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前数日，于城门遇周颜玉，着橙红色衣，盛施脂粉，圆晶轻小，如樱桃正熟，偕其未婚夫行。今又遇于凤翥街口。着月色衫，斜垂红带，淡施脂粉。另有一种清艳飘洒之致。与其夫购晨餐杂品。宓深感其美云。”

原来她已订婚，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几十年后我的译诗出版，寄了一本给她。她从台湾回信，谈起当年往事，她说吴宓先生还请她吃过饭，不过她现在已经白发苍苍，比当年吴先生还老。但是在我心中，她怎么会老呢？

现在，我把她给我的两封回信抄录于后。对我而言，这简直是难得的历史文物了。

渊冲学长：

拜读大札，的确十分意外。半世纪未通音讯的老同学突然来信，真使我惊讶。看了那篇访问，知道你杰出的成就，非常敬佩。那也是我们联大的光荣。如果你明年能来台北开会，我们在台校友定会竭诚欢迎。希望来台之前早日通知我。

外子正弼早已退休，在家养病，因年事已高，老人病缠身，我也是发苍苍、视茫茫的老妇，恐怕你已认不出来了。人生短促，转眼已迈入老年。五十几年的光阴飞也似的溜走了。

祝

健康快乐，并问候

学长夫人好

周颜玉 1993.10.20

第二封信，1999年1月8日寄自台北县新店市玫瑰路47巷3号7F。

渊冲学长：

前几天去牯岭街开信箱，收到你的信和大作（文学翻译），谢谢，我会慢慢拜读。因为搬家，旧址我已很久不去，搬来新店郊区，很少去台北，因此迟至今天才回信，非常抱歉。

我是1938年读外文系，1940年已转入社会系。吴宓老师的《西洋文学史》我只读了一学期。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下雨我弄脏了他的笔记本，我吓坏了，同学告诉我吴老师很爱清洁，他会骂人。结果还好，他只微笑不说话，我松了一口气。

1942年我毕业后随正弼去了成都，随后正弼去美国受训，我一人带着一个小男孩住在一位联大同系同学家。这位社会系的同学告诉我他见到吴宓老师，吴老师要他约我去看他，他请我们三人吃晚饭……我在联大时，从未单独见过他，也未曾说过一句话，我也不是出色的好学生，蒙他台（抬）爱，受宠若惊。

最近我没照片，下次定会寄一张给你，不过白发老妇，请不要吓倒。祝健康快乐，并问候教授夫人好。

周颜玉 1999.1. 8

No.7 “谈你喜欢谈的事，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在巴黎大学上课的时候，碰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法国女郎。我在1949年1月10日的法文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我去听法默教授讲“英国文学史”。我去得晚了一点，教室已经坐满，只有右手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了三个法国同学：一男二女。有一个女同学非常漂亮，皮肤白皙，态度高雅，穿了一身天蓝色的连衣裙，看来很可爱。我仿佛见到了卢浮宫中的维纳斯。

我站住了，犹豫了一下，最后，问她能不能挤一挤，让我在她旁边坐下。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但三个人的位子坐四个人，自然免不了要摩肩擦臂，而她却并不以为意。我问她讲到哪里了，她说正讲乔叟《澡堂老板娘的故事》。我带了一本牛津版的《乔叟》去，就翻到565 页，指给她看。

法默先生讲：老板娘已经嫁过五个丈夫，还在找第六个；从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风格中，可以看出乔叟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我听得笑了，不是因为乔叟幽默，而是因为有“红袖添香伴读书”。

1949年，许渊冲（中间低头读报者）在法国巴黎

下课后，我问她的名字，她告诉我是妮珂·碧嘉。我请她去杜朋喝咖啡，她说好的。一进咖啡店，侍者迎上前来招呼我们道：“美须旦。”（Monsieur dame，先生和女士）仿佛是中国京剧中“美”丽的“须”生和“旦”角似的。

我们要了一杯咖啡，一杯可可。我问她选读了什么课，喜欢看电影不。她说喜欢。我们就谈起费雯丽主演、萧伯纳写的《凯撒和克柳芭》来。我说在影片中，我听到了权欲和情欲的对话。费雯丽在海滨灯塔旁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透明纱衣，几乎可以看清她的裸体。就这样，她使情欲战胜了权欲，使自由的凯撒沦为埃及女王的奴隶。

《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 Caesar and Cleopatra）》剧照

碧嘉说，影片中妙语如珠，如“一个人做了蠢事，就说这是责任”。我说不错，又如“谈你喜欢谈的事，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人”；“对朋友说实话，会使朋友变成敌人”。她说：“那你刚才讲的是不是实话？如果是，岂不是要把我当成敌人了？”我说：“对同性说实话，朋友会变敌人；对异性说实话，却可交上朋友。如你不信，我现在就要约请你看场戏或电影，你看这是不是说实话？”

我们从四点谈到四点半，约好后会有期，然后握手再见。

后来， 我同碧嘉去法兰西剧院看了拉辛的《费德尔》（Phèdre ），月下沿着塞纳河畔散步，送她回家。暑期中我又约她去海滨度假，她告诉我已经有约在先，希望“说实话不会化朋友为敌人”。

在我的回忆中，她永远年轻美丽，正如拜伦说的“时间不会在她的额头上画下皱纹”。

No.8 “至于是否不朽，要看个人的德言功业了”

1984年3月9日下午3时，我同内子照君去三里河拜访钱先生。他一见照君，可能是想起了五十年前我上他的课时，喜欢坐在漂亮的女同学周颜玉旁边，就开玩笑似地问我：“你这个漂亮的夫人是哪里找到的？”我告诉他，照君原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 1948年参了军，她的名字还是毛泽东改的呢。

许渊冲与夫人照君

我见钱先生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也没有白。他就笑着用法文说：“La tête d'un fou ne blanchitpas．”（傻瓜的头是不会白的。）我赶快说：“那么，天下就没有聪明人了。”接着，他告诉我，他在社科院只是个挂名的副院长，一不上班，二不开会，三不签阅文件，所以头也不白；但是对我调动的事他无能为力。

我就谈到北京大学的情况。钱先生说：“现在有一个value（价值）和 price（价格）不平衡的问题。价格高的人见到价值高的人就要退避三舍。”我们也讨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钱先生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可见他的学者风度。

198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我译成法文的《唐宋词选一百首》，我寄了一本给钱先生，得到他1988年10月23日的回信：

渊冲译才我兄大鉴：

奉到惠赐唐宋词法译本，感谢之至。足下译著兼诗词两体制，英法两语种，如十八般武艺之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矣！

钦佩钦佩！专复即颂

俪安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二十三日

钱锺书、杨绛合影

钱先生戏称我为“译才”。他在《林纾的翻译》中说过：“我记得见过康有为‘译才并世称严林（严复、林纾）’那首诗， ……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钱先生又说：“文人好名争名，历来是个笑话；只要不发展成为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它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严复还只羞与林纾为伍，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发展到价格高的人压制价值高的人了。钱先生还戏称我为“双枪将”，那是指《水浒》中的董平。《水浒》中的五虎上将是：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董平是第五位，假如上升到第一位，会不会受到大刀关胜的排挤呢？！

我的联大同学何兆武来信说：“钱锺书先生眼高手高，于并世学人甚少称许，独于足下称道不已，诚可谓可以不朽矣。”他不知道钱先生对我是既有嘉勉，又有鞭策的。至于是否不朽，要看个人的德言功业了。

何兆武（1921.9-2021.5），历史学家、翻译家，曾著《上学记》。

本文节选自

《许渊冲百岁自述》

作者: 许渊冲

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21-4

页数: 360

《梦与真：许渊冲自述》

作者: 许渊冲

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7-3

页数: 303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