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处理人生困境，除了找心理咨询师，不妨读一读苏轼

机缘巧合之下，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的黄晓丹教授开了一门古诗课，与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走进那些早已变为尘土的古代诗人以及他们的诗句中。其中，就有苏轼的一首《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这是苏轼写给僧人道潜（参寥子）的一首寄赠之作。在苏轼的累累名篇里，这首词不算最为脍炙人口，但在黄晓丹的娓娓讲解中，自有一番天地。

八声甘州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这首词写的是什么呢？当时苏轼五十多岁。其实去看他的生平，就会发现和我们的想象非常不同。苏轼的一生非常坎坷。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我非常喜欢他。他有一种了不起的能力，能够同时包纳理想和现实，成功和挫折，快乐和痛苦。

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这也是因为他给人一种洒脱、愉悦的印象。如果只听这些传说，我们会误以为苏轼的愉悦和洒脱来自对痛苦和灾难的豁免，其实他只是具备能够在痛苦和灾难中依然保持乐观的能力。我觉得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读书人写自传时，常常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父母严厉管教的事，但是苏轼的父亲不是这样。他的父亲苏洵年轻时并没有好好学习。他大概就像一个家里稍有财产，又受父母溺爱的年轻人一样，对读圣贤书没什么兴趣，对嬉闹玩耍行侠仗义却充满无数幻想。他学习剑术和纵横术，还到处结交朋友，结婚七八年之后还在做仗剑天涯的春秋大梦。他的父亲，也就是苏轼的爷爷苏序一点都不觉得儿子这样有什么不对，因为苏序也好不到哪里去。苏洵自己在族谱里写苏序是“喜为善而不好读书”。这个老爷爷是著名的放浪不羁加乐善好施。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都是第一次进京赶考，按照现代的算法，苏洵四十七岁，苏轼二十岁，苏辙十八岁。结果苏轼和苏辙都考中了，苏洵没考中。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看到苏轼的试卷，本来想录取为第一名，但是他以为这么好的文章必然是自己门下的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所以列为第二。后来发现作者居然是从未听说过的四川少年苏轼，欧阳修大为赞赏，声称几十年后天下将传颂苏轼的诗文，不会再有人记得欧阳修。

苏轼在二十几岁时几乎就要中状元，有几朝皇帝都想把他当作以后的宰相来培养。不幸的是，在苏轼的人生中，他不但从未实现当初的期许，而且被不断贬官。在情况最严酷的时候，苏轼被下到监狱里，几乎要砍头，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了当时一般人观念中的世界尽头——海南。那里完全是蛮荒之地，没有稻米，没有墨，没有医生。在这种地方，大概一般人都会觉得绝望吧，但苏轼居然像鲁滨孙一样，兴致勃勃地自己尝试酿酒、做墨，还教土人烹制野猪肉。

苏轼被贬到过黄州、密州，也在江南的杭州当过官。我们现在看到的杭州西湖这样的盛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苏轼。他刚到杭州的时候，西湖的水面大部分淤积，市民的饮用水都很成问题。苏轼在杭州时恢复西湖的湖面，建立了供水系统、医院和孤儿院。所以，他不是只会写诗，同时也很有干才。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对此有很多叙写。

写这首《八声甘州》时，苏轼五十岁左右，当时是他第二次在杭州做官，又得到召他回京的调令。这本来是好事，但因为他一生总是在“被贬——召回——又被贬”的循环中，所以这次离开杭州时，并没有飞黄腾达的得意，而是觉得吉凶未卜。他写这首词给参寥子，里面居然有种交代后事的意味。

钱塘江经过杭州，在江边有个地方叫作西兴浦。有一次我去杭州讲课，一抬头发现学校对面就竖着“西兴渡”的牌子，那时忽然有种时间重叠的感觉。苏轼当年站在这里，看着忙忙碌碌的渡江人。而今天我站在这里，过江的双向车流携带着更多的人，争分夺秒，有些要进入杭州市区，有些要从市区出来进入新城。每个时代的人都以为自己过着全新的生活，只有诗人和哲学家会停下来询问：我们的经历在漫长的历史中，是不是一轮轮重复？

我们该如何回忆历史，该如何看待历史中个人的位置？有些人从不去想自己出生之前和死 去之后的事，那和他们无关。只有今天股市的K线，这个月楼市的波动，顶多三五年前的决策与他们有关。但另一些人可能处于一种更有知觉的状态，好像有第三只眼，既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的自己，又能够跳出这个时间点思考未来的人如何看自己。这种跳出去看的能力有时候会带来痛苦，在觉得一切都还不错的时候，它告诉你这是短暂的。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它又会带来慰藉，建构起一个关于过去时间、现在时间与未来时间的框架，帮我们找到某种超越一时一刻成败悲欢之上永恒性的东西，那大概就是古往今来人类精神在某些层面的共通感。我们相信这种共通感会留存到未来。

中国的古代诗歌非常看重跳出此刻的局限，以联通古今的方式观照存在。不管是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还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都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既是一个现在热闹生活的我，又是一个从未来看待终将死去的我，还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生命流动体中的一员。所以，对于“我到底是什么”有很丰富的体验。这些体验中间也有很多情绪，它们互相抵触，也可能互相支撑。

古典诗句的长短蕴含着情感的节奏。“有情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感觉非常均衡，不大看得出情绪和倾向。但“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却像江海上的潮水，一涌一还。“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情绪比较高涨，带有极大的动能。可是当它退去，“无情送潮归”，又比较简短，显得疲惫。这样一种奔赴而来和慢慢退去之间的张力，就是一个经过了青春岁月、历尽沧桑的中年人的感受。他还记得很多年轻时的志意，但他更有深深的疲惫，不愿多说。

历史也是如此。每一次风潮卷来之时，人们都群情激荡，风潮退去却都悄然无声。苏轼所在的时代同样风潮激荡，在新党与旧党的争斗中产生了无数悲剧。苏轼的屡次被贬甚至在“乌台诗案”中几乎被处死，就与他不停地卷入党争有关。他在二十岁时就被赋予的政治期许最终没能实现，也是因为党争。所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正是说这样的事苏轼一生中已经历过很多次，而我们漫长的历史更是无休无止的、循回往复的潮来潮往。

这就是“思量今古”。可他说的是“不用思量今古”。不用再思考历史，因为在思考的这个瞬间，在想从历史中获得解释的瞬间，新的历史已经开始了。在我们一抬首、一低头的刹那，一切又都变了，这就是“俯仰昔人非”。苏轼想要表达的是，当我们想站在一个点上客观地看待过往时，这样的观察是不可能准确的，因为观察者本人也处在变动的时间之中， 因此对于过往的观测带有自身的种种限制，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知晓绝对的真相。这很像现代物理学上的不确定性原理。它的提出者维尔纳·海森堡说：In the sharp formulation of the law of causality——"if we know the present exactly, we can calculate the future"-it is not the conclusion that is wrong but the premise. 对于历史，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准确的解释，就是不确定本身。

很多古诗都会表述这种一切变化、一切不确定的感觉。我觉得中间藏有很大的智慧，帮我们摆脱束缚。因为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认同的、以为重要的事，都是基于自身所选择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而文化和价值体系本身也在变动中。当固着在某种纠缠、不明或苦痛中时，如果能意识到不确定的必然性，我们就可以像白鸥一样矫翼上升，升向另一个自由开阔的维度。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苏轼的诗中有许多这种表达。比如《西江月·照野 弥弥浅浪》的结句“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的结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困扰的死结上，苏轼常常有一种超越、一种飞升，也因为有这种更高的视界而显得宽和、平静。我们常说苏轼的词“旷达”，我想就与此有关。

飞升带来的是什么？用李商隐的说法，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是因为享有了极大的、没有边界的自由，而感到与真实的人类情感失去联系的孤寂。“存在”可以忍受孤独，而“意义”这种东西，必须建立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上，失去这种联系就会堕入虚无。人类心灵的诉求有一些原始的准则，我们希望同时享有“海上生明月”的超然和“天涯共此时”的亲密，艺术如果只是偏向对寥廓与清冷的诉求，将会变得无聊，如果只是偏向对人情人欲的呈现，就会变得琐屑。而苏轼最可爱的一点，就是他对形而上世界的追求不以与人的疏离为代价，能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同时“相与枕藉乎舟中” ，在“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时“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

这首《八声甘州》同样如此，在宇宙博大、虚空、不确定之下，有对于人类关系的确定。他很确定地说：“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在哲学的质问和虚无之 下，人的本质没有被消解，那个生机勃勃、喜欢吃肥肉、会开玩笑的苏轼，坚定、自得地站在那里，自称“东坡老”。这真有点像不管见到什么菩萨如来、狂风暴雨都敢拍胸脯自称“齐天大圣孙悟空”的那只猴子。

苏轼词中这类表述有时会使人产生误解。有人以为这是在表达玩世不恭、游戏人生、难得糊涂、别太在意，其实他才不是。他立刻就写了“记取”。上阕讲完历史的虚无之后，下阕立刻说什么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所在的宇宙就是“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翻来覆去，如果我们的时代和个人命运就是“俯仰昔人非”的众叛亲离，活着未免太惨了。可是，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下阕苏轼就要说那个确定的东西。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这是个浪漫、感人，但又略显荒谬的表述。在宏大历史、时代命运都难以把握、难以依靠时，他居然说：“我们在西湖边共享的那个瞬间是可靠的。”

“记取”和“记起”有什么不一样呢？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把什么东西留下来，你是可以掌握的，所以叫作“留取”。要把什么东西留在记忆中，也是可以掌握的，所以叫作“记取”。不叫“恰记”，也不叫“记起”。“西湖西畔”是确定的地点，“春山好处”还含有确定的时间，“空翠烟霏”是回忆时一一如真的想往之语。这句话就和上阕“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一样铿锵自信。他说，我决定把这个瞬间留在记忆中，在任何想要提取这段记忆时，它都会真实地回到我眼前，就像面对的这座青山。

写西湖的诗词很多，有些是向没有去过西湖的人介绍景色，比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小学课本里全是这种。这类诗词的好处是能通过字面想象出那种美。而苏轼在《八声甘州》中说西湖的美是“春山好处，空翠烟霏”，这种美是无法转述的。除非身临其境、有过同样的经历，否则不可能知道，也无法类比。

一天，有个朋友来看我，我们围着湖走了一圈，后来他一直说“那天的湖真美”。但是我们无法向其他人描述那究竟是怎样的美。它的大小怎样，水质如何。朋友讲的不是这回事， 他讲的是在春天美好的天气里和一个喜欢的女孩子相会，沉浸在一切都刚刚好的感觉里。所以，这个男孩说“这个湖真美”和苏轼说“春山好处，空翠烟霏”是一回事。这样的“好”是不可被拆解的整体，是两个人各自的美妙与世界的美妙恰好在一个时间点上相遇。这种难能可贵的相遇足以抵抗历史带给我们的虚无感。“空翠烟霏”是无法完全翻译的。从字面上看，只是说半山腰上有江南春天的湿气，有袅袅的云雾和深深浅浅通透的绿色。但这只是它的客观面，至于被主观赋予的美感，则要靠读者去自己的记忆中挖掘。这种美是秘密的契约。

苏轼接下去说：“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他写这首词时，参寥子在场，但 他同时也确信不管日后能否音信相通，心魂仍会相守。人类在对景物进行审美观察时，情绪深深影响着看到什么、看出什么。当苏轼感受到他与参寥子之间关系的确定性时，他看到的西湖，不是波光散射、西山日薄，不是落梅如雪、地老天穷，而是山色不改。就算他此去再无机会回到杭州，西湖的美也不会改易。

如果人生有两三个这样的朋友、一些这样的瞬间，我们就会觉得，虽然外在的世界里有很多东西都纷纷散去，但自身的核心不会被消解。所以，苏轼觉得必须再向参寥子表白一 次，就用了谢安的典故，顺势立下另一个契约。“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东晋名相谢安是绍兴人，《世说新语》中对谢安的才能与风度充满赞誉。李白也自我期许，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谢安受到朝廷猜忌去山东半岛做官时，为自己做了渡海的衣服，意在希望老了之后能从山东回到绍兴，可到那里不久就去世了。他的遗体被送回绍兴时，就是从西州门入的城。他的外甥因此非常伤心，一生都不再靠近西州门。

在当时的苏轼看来，发生在谢安身上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被召入京看起来是升官，但在他起起伏伏的人生中，每一次变动都带来更大的风险。苏轼不知道此去是凶是吉，但他与参寥子约定，不要像谢安那样客死异乡，也不要让参寥子为自己伤心。

事实上，苏轼最后还是被流放到海南。他在那里生活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宋徽宗登基，想再次起复苏轼，委以重任。苏轼渡过琼州海峡，再往北走时，客死常州。

这个结局多少使我们有点感伤，好像不管曾经如何努力地生活、珍惜每一段真实的相遇、 牢牢记忆、及时感激，人生的结局依然不能掌控。在无常的命运中，那些珍贵的记忆片段会帮我们找到部分确定感，而那些时时体验到的失落，又帮我们破除想要控制一切的虚妄，使我们变得更自由，更轻松，更有人情味。

现代人处理自己人生困境的方法之一是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有时我觉得文学阅读也能起类似的作用。当我们在文学中穿行，体验这些非常尖锐的痛苦时，又无时无刻不被富有人情味的智者所牵引，所陪伴。等我们走出诗歌，过往生命中的伤痛好像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疗愈。

本文节选自

《诗人十四个》

作者: 黄晓丹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出版年: 2019-7

编辑 | 啾啾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