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红：从边城走向世界 沈从文何尝不是一只"美丽凤凰"

一

车子抵达凤凰的时候，正是午后三点。

绕过几爿(pán)小店，便到了江边。这就是传说中的沱江，它遗落于山间，像一段天真未染的岁月，发出清亮而柔和的声响。

或新或旧的吊脚楼倚江而建，那些黑瓦白墙及颤动在水里的倒影，配上远处山间浅蓝的烟霭，整个小城宛如一幅巨大的水墨。

沱江南北，各有一座跨江的石桥。但对游人来说，更有情调的则是江中一线窄窄木桥，或是那散布于浅水里的石墩。高高低低、歪歪斜斜。不断有美丽的女子从石墩上涉江而过，江风吹乱她们的裙裾，江面上便不时回荡着年轻的嬉笑与尖叫。

我们住在一家名叫“秀秀”的客栈里，它紧邻沱江而建。推开客栈的阳台，迎面如一汪巨大的绿玉，恍惚是掬手可得的深山宝物。

站在窗前凝望午后的流云，只觉得每扇阁楼的窗子，都像是宋词里的一阕小令。

二

沿着沱江边石砌的城墙，我们向城中的沈从文故居走去。

街道全都是麻石的，踩在上面自有清脆的笃笃声响。或许，这是凤凰沉睡的历史。青石上的遥远记忆，会在某个清辉朗照的月夜里醒来吧。

凤凰处黔北、川东、湘西三省交界处，群山环绕，苗汉杂居，最初只是一个三五千人口的边地小城。《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中说，凤凰初名镇筸，又名凤凰厅，民国以后改为凤凰县县治。驻于此地的军队，即以骁勇而闻名的筸军。历史上，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都曾驻守于此。

凤凰最先是一座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后渐渐向四方展开，围绕这座孤城，还建了约四千到五千的碉堡，五百以后的营汛。石头碉堡建在蜿蜒的山岭之上，而营汛建在驿道旁，一切都是出于军事的布置。当时，地方居民只有五六千，而驻防兵士就有七千。

多年后，我们所见到的凤凰，除了山上偶尔留存的碉堡遗址，除了老城墙上那一线烽火垛口，所有关于军政与边防的历史记忆，似乎都已埋入了废墟，除了从文先生的发着光亮的文字。

“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立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今日之凤凰弥漫着一种文艺情调，然而当初这座城却充盈着尚武的精神。以文学而传世的从文先生，他的生命基因和文学本事，都离不士兵这一身份。他曾在自己的履历上写下：1917至1923，当兵。

他说：“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当兵不是耻辱。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斗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青人唯一的出路。”

确实如此，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有从军的荣耀。他自己也曾在土著部队当兵，在沅水流域“游荡”过五年，读到了一本“文学与水”的人生“大书”。

从文先生的文字里有一种晚歌或牧歌似的凄艳而美丽，然而，那样的美从来没有病态与苍白，而是洋溢着健康与活力。

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他这样写道：“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份。他不能避免失败，他失败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后仍然即刻可以爬起。”

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曾随曾国藩的湘军转战各地，是当年筸军的青年将领，官至贵州提督。可惜，他未留子息即因伤病而逝。为延续一脉香火，祖母在乡下为先生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一个年轻的苗族姑娘，等其生下两下个儿子后，即将其中的老二过继给洪富做儿子，此即从文先生的父亲。这样一来，从文先生的生命里有着苗族血统。可是，在当时，苗族血统意味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当时，苗民是被歧视的贱民，他们所生的子女都不能科举。后来，沈先生的嫡亲苗族祖母不得不改嫁他乡，家乡悄悄为她立了一个假坟。

与祖父一样，沈先生的父亲也是年轻时即入伍。1912年，他父亲出走北京，因谋刺袁世凯未遂而亡命关外。

沈家无疑是当地的望族，他的母亲姓黄，出身于书香门第，外公即是黄永玉的曾祖父。这给了沈先生明慧的遗传资质。六岁那年，先生被送进私塾，表现出天赋异禀。可是，过于呆板的教学，严重的束缚了他的少年天性。他开始不断地逃课，成了大人眼里的顽劣儿童。在他眼里，伞铺、鞋店、染坊、油坊、肉案、纸札店，远比书本来有趣有味，而杀牛、打铁、破篾、烧瓷，更是引发他的好奇心，爬树、钓鱼、斗鸡、游水、翻跟斗，甚至掷骰子、骂野话和打架，成就了一个书本之外的“自然儿童”。多年以后，从文先生说，那是他所读到的一部“大书”，即使在家挨打和罚跪时，他的“想像恰如生了一对翅膀”。“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

然而，先生的童年里，并不只有这些活色生香的市井和妙趣无限的自然。他的记忆里，有着独属于边城少年的生命惊惧。那些充满血污的砍头场景，烙在他的童年里。

《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说：“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里，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毛竹作成，云梯木棍上也悬挂了许多人头。”

多年后，谈起革命，他这样写道：“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农民的几幅颜色鲜艳的画图”。

在凤凰郊外，先生亲眼看到过大批乡下苗民被捉来杀头。他一辈子都记得苗民临死前那种惊恐而绝望的眼神。

因为父亲“亡命关外”，1917 年，沈母被迫卖掉凤凰的老屋，移居芷江。就在这一年秋天，从文先生以补充兵的身份，离开凤凰，随土著部队去到辰州。

那一年，他十五岁。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的时代，我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了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

在芷江，沈先生所在的部队负责“清乡剿匪”。所谓“清乡”和“剿匪”，其实就是杀人。一年多时间，他们部队所杀的乡下人就达两千。不久，这支部队开入四川，转战鄂西，最后惨遭覆灭。沈从文当时年龄尚小，幸免于难，得以于1919年回到凤凰。同年底，去到芷江。1921年，在舅父黄巨川和姨父熊捷三帮助下，暂谋得一份公差。是年夏，从文先生即在芷江县的熊公馆住了一年半左右。熊公者，即曾任中华民国总理的熊希龄，亦凤凰人。此时，熊公远在北京，但他家里却有两个大书箱，都是熊公从北京带回的一些新潮小说，如《冰雪因缘》《滑稽外史》等外国小说和《史记》《汉书》等古典名著。这个19岁的湘西青年，正是借着这些新书打开了通向远方的门。

一场不成功的恋爱让沈先生无法继续呆在芷江。他去到常德，与表哥黄玉书待了一些时日。然而，溯水而上，来到保靖。因替朋友抄写公文而被一名部队的高级参谋发现并赏识。1921年10月，沈先生到部队担任司书，不久后遇到陈渠珍，在他手下做一名书记员。陈渠珍，极有远见，文治武功俱备，享有“湘西王”美誉。其时，他正在全力推进“乡间自治”，于保靖办有新式学校、林场、工厂，特别还设立了一个报馆，年轻的沈从文被调到报馆担任临时校对。

正是在报馆的那段时间，沈从文读到了《新潮》《改造》和《创造周报》等五四新刊物。特别是，在保靖的那段日子，沈先生经常去造访一位赋闲在家的姨父聂德仁。从姨父那里，从文先生读到了大量的林译小说，文学视野再度打开，对自身的处境日益不满，对外面的世界生出莫名的期待。后来，他在《我怎么写起小说来》中说：“眼前环境只能使我近于窒息，不是疯便是毁，不会有更合理的安排。我得想办法自救。”

从文先生将自己想到北京读书的想法告诉了陈渠珍。陈渠珍极其开明，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就这样，从文先生从部队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只身去了北京。

那是1923年夏天，他21岁。

三

去北京之前，从文先生只在私塾、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与文昌阁小学就读。当时，教他国文的是田名瑜先生，田先生的老师田星六毕业于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与宋教仁、林伯渠同学，也是一个开明而有远见的文化人。

沈先生向往新思想和新文学，但毕竟只有高小学历。他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幸好当时的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先生执掌，允许不注册的旁听生，并和正式生一起听课。于是，从1923年冬天开始，沈先生在北大旁听本科课程。

那是一段精神格外充实，而生活异常窘迫的日子。沈先生离开湘西之后，陈渠珍自身陷入一场巨大危机，终于无法给他进一步的资助。独处于北国的风寒之中，沈先生给当时在北京大学教统计学的作家郁达夫先生写信。当郁先生来到湖南会馆时，才发现沈先生没有棉衣，也没有火炉，他正裹着一床被子坐在桌边写作。郁先生请他吃了一顿饭，还送了他围巾。那是1924年。不过，也就在这年年底，沈先生的文学渐渐见诸《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经由郁达夫，他又结识了长他两岁的徐志摩，并且还结识了当时的《京报》编辑胡也频。到1928年，沈先生离开北京而南下上海时，他已出版了两个作品集。

由北京来到上海，先生和胡也频、丁玲一起创办了刊物《红黑》与《人间》。因为资金缺乏，杂志办了几期便难以为继。于是，沈先生又在胡适的引荐下，赴中国公学担任教师。

对先生而言，这是他生命里至为重要的一站。因为，在中国公学的校园，他遇到了此生的最爱。他喜欢上了女学生张兆和，并展开了激烈的爱情攻势。

1931年秋，沈从文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青岛。此时，胡也频因加入左联从事革命文学而被杀于上海龙华。沈先生当时极力营救，终未成功。在青岛，先生心情寂寥，幸好海边的云朵抚慰了他的内心。1932年夏，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1933年９月，有情人终成眷属。以“乡下人”自称的沈先生，终于如愿喝上了“一杯甜酒”。

那一年，先生离开军营正好十年。应当说，由湘西到北京，由上海到青岛，他凭着自己的才情与努力，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找到了一种生活，打开了一个世界，也塑造了一个自我。

洋溢着新婚喜悦的从文先生，其创作与事业同时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他成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时，《大公报》是北方作家群的文学重镇，它与上海的左翼作家群、南京的国民党作家群之间形成一种“鼎足之势”。此时的从文先生，已然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的“闪闪星斗”。

新婚后不久，先生由沅水坐船上行，回过凤凰。那一年，距离他15岁离家当兵已是整整18年。他看到，船行辰河之上，两岸风物已全然不是记忆中的样子。这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一口气写下了小说《边城》和游记《湘行散记》。

《边城》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边地爱情故事。纯情，温暖而唯美。小说隐含着作家对一种古典传统消逝的长长叹惋，表达出一种“民族品德消失与重建”的文学努力。那个黝黑而健壮、美丽与纯洁的“翠翠”，在很大程度上映着妻子张兆和的影子。

就在《边城》问世的同一年，《从文自传》亦得以出版，成为“一九三四年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

沈先生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浪漫、神秘、忧伤的“文学湘西”。在他笔下，农民和士兵构成了两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就在先生的文学声誉日隆之际，中华民族卷入了抗日的烽烟之中。在救亡危局下，先生离开北平，转辗回到湖南阮陵。在一方安静的山水里，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河》和散文长卷《湘西》。1938年春天，他从湘西出发，南下昆明，赴西南联大执教。不久，张兆和带着儿子从香港转道来滇，一家人才得以在西南团聚。

四

“有情的历史”，这是沈先生极为深刻而独到的历史观。

早在1934年1月，他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若干人类的哀乐。”在这里，“人类的哀乐”正是人们所忽略的历史“有情”处。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2年１月，沈先生从四川寄给夫人的家信中再次重申了这种有情的历史观。

他说：“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物’相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

确实，传统史学以“事功”为第一标准，而先生和司马迁一样，主张要将个人的生命情感融入历史的宏大书写之中。

“有情”是先生的历史观，亦是他的生命观，他的文学观。

因为有情，一切艺术才得以超越时空，才得以在人类心灵间流转、沟通、共鸣。

《抽象的抒情》是先生的未刊稿，他这样写道：“唯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有情的历史，有情的文学，有情的生命。因为情感，生命之间才得以共鸣。汪曾祺先生是沈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他曾戏称老师的文物研究为“抒情考古学”。

若从“抒情考古”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发现：新中国前沈从文与新中国后沈从文，在抒情考古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文学，还是文物，那里都有着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

沈先生一辈子以“楚人”自命。八十岁那年，他回过一次故乡。那一次在凤凰，先生听到了傩戏。那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当时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先生听后，连声说：“这是楚声，楚声！”说完，老泪纵横。

在先生看来，楚文化所浸润的民风“浪漫而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在湘西凤凰，地处崇山竣岭之中，中原文化鲜能深入，成为“古代荆蛮由云梦洞庭地带被汉人逼迫退守的一隅”。

这正是南方文学悲怨、浪漫和抒情的文化源头，它与庄子有关，亦与屈骚有关。

在《水云》中，先生说：“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五

凤凰沈从文故居里，陈列了先生诸多手稿。除了惊叹文字的神奇之外，那清秀的书法同样令人折服。

先生早年在陈渠珍部队做文书，所抄写的公文即深得赏识。他的书法里足见他性情中的“耐烦”。据汪曾祺先生回忆，沈先生一生喜欢这种“手工业方式”。在西南联大讲《中国小说【史】》，他曾将资料抄到云南竹纸上。那种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而那些字，全用夺金标笔书写，清一色的筷子头大小的行书。先生自云“我的字值三分钱”。书法，成为先生终其一生的精神操练。

沈先生一辈子慈悲好客、热情助人。然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对于政治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于左翼文坛的批评，对于“京派”与“海派”的争论，对“作家从政”和“英雄崇拜”的反对，让他一度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1947至1948年间，先生受到来自左翼文化阵营的猛烈批判。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批评他是反动的“桃红色的作家”；冯乃超指斥他是“文丐、奴才和地主阶段的弄臣”。沈先生无法理解这些批判，一时陷入严重的精神恐惧之中，以至于1949年1月在北京家中割腕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基本不再创作文学。他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中华文物史领域的一代大家。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先生以一年多时间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而直至1981年，此书才得以出版问世。同时，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先生一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国内国外，一股“沈从文热”悄然形成。

沈先生从15岁留开凤凰，七十多年走南闯北。而今，他像一只凤凰魂兮归来，归葬于故里。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画家黄永玉是沈先生的表侄，墓碑上即是他的句子，道是：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

对先生来说，一辈子都在寻求理解。理解他，也理解人。他留在墓碑上的句子，算是对世界的最后告白：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碑之背面是姨妹张充和的嵌名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一个从边城走向了世界的“人”，何尝又不是一只美丽的凤凰？

【作者简介】

黄耀红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凤凰网专栏作者，著有《天地有节：二十四节气的生命智慧》《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底蕴与格局：语文教师专业发展论》《吾土吾湘》《话里有话》《湖湘语文：地域文化下的语文课程建设》《不一样的语文课》《给教育一个远镜头》等。

*原标题：凤兮凰兮。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