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二十四节气之六,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于公历4月19-21日交节。《管子·四时》说:“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雨生百谷,称之“谷雨”。雨水的滋润对这一时期稻谷作物、植物的生长极为重要。此时江南蚕桑区陆续进入蚕月,茶农也争分夺秒上山开采新茶。
布谷催耕闭蚕门
立春开犁,清明浸种,谷雨布谷,农人们循着节气,将生产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又因着花鸟物候助阵,于是多出了几丝诗意来。逢着谷雨,布谷鸟展开歌喉,歌吟这即将再度孕育种子的大地,农人便知,是时候当布谷了。
说起来,布谷鸟到江南安家的日子似乎并不长,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说,江南本无布谷鸟,“自道光初年始自江北来,今则乡村四月间处处有之”,此鸟飞鸣田头桑间,农人以之为催耕鸟。
落谷,即是播种,择个好日子,就将谷种均匀地播撒到秧田中去。经验丰富的农人心中早已掂量着年景,盘算好了今年种几亩稻、收成多少,该落多少谷种。过去苏州一带一分田一般育秧8亩,若是紧巴些、密密撒下种子,也可育12-15亩的秧苗。
种子被撒落在秧田中,半嵌进泥浆中,农人们便取了木板或者铁铲,将其轻轻压入泥土中。谷种被包裹进了土地里,可防着鸟雀啄食、也可防着日光直晒。而农人的心仿佛扎进了泥土里,安定了,踏实了。
落谷后,秧田要放水,最怕浮谷,于是又有了诸般讲究。如落谷时间,杭州一带讲究下午下谷种,若是在上午,有谷种会浮起来聚簇之说。金华地区,要选晴天太阳下山时播种,谚语道:“太阳下山不再走,谷粒下田不会飘”。丽水则有看历书稻种落泥的做法,还忌讳涨潮时播种,以防谷种堆聚。
也地区取谐音的模拟象征。如衢州,稻种箩里要插一支新柳,播种后要把柳条插入秧田进水口,直到拔秧时才拔去,意在“留秧”。又比如吃食上的吉兆,在常山,吃一碗发糕、三个鸡蛋,以兆稻种芽壮根发,吃豆芽菜,寓意稻种下地有根有芽。
三四月,江南正是蚕月。蚕,被人们亲切地唤作“宝宝”,亦叫“蚕宝”,蚕农视蚕如同自己的孩儿一般。蚕户家中专门辟有一间蚕室,室中有一位蚕娘,主持这一季的春蚕饲养。旧时,养蚕的诸多程序都有赖于蚕娘自己的身体感受,蚕娘觉得饿了,便给蚕宝宝喂叶;蚕娘觉得饱了,便停止喂叶;蚕娘觉得冷了,蚕室内要生火取暖;蚕娘觉得热了,便要退火。蚕娘如同宠爱自家孩子一般呵护着蚕的生长,体贴入微,可不就是母亲与幼儿的关系吗?
然而蚕乡还有一种奇怪的习俗,叫“关蚕门”,“家家闭户,不相往来”(《具县志》)。蚕户有的在门口打上几个桃木桩,绑上用左手搓成的草绳,结成网状,表示不欢迎外人来访;有的则在蚕室外贴上“蚕月免进”的红纸;有的挂上叫做“棚荐”的草帘子。碰上这样的人家,当地人都会自觉地不登门拜访。
这番景象,茅盾在小说《春蚕》中有一句十分精妙的总结,他说:“一个‘戒严令’也在无形中颁布了”。 蚕忙时,被禁止的不仅是蚕农之间亲邻的往来,连官府的考试、阅兵、办案、征税、捉捕犯人等一类公事也不得不为之让路。闭蚕门,自是有其中的原因。一则蚕容易得病,闭蚕门,外人免进,也有防止传染的一定作用。二则春季,秧苗青黄,又是春蚕大忙的季节,蚕乡人人都投入辛勤的劳作之中,连老人也不例外,吃饭还得轮班,自然没什么心思互相串门了。
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由明星电影公司1933年出品的影片《春蚕》剧照
从蚁蚕孵化,经过四眠,直到春蚕上山结茧,要忙一个月左右。立夏过后,蚕农们便可摇着船,将蚕茧送到茧行兜售了,苏州一带称蚕户为“蚕党”,因此当地又有“立夏三朝开蚕党”之谚。
谷雨名茶故事多
江南多产绿茶,各地开采时间或早或晚,温州永嘉乌牛早因采于雨水节气而在时间上拔得头筹。根据采摘的时间,一般可分为“明前茶”和“雨前茶”,前者采于清明前,后者采于清明至谷雨之间。人们多以明前茶为贵,不过明代许次纾在《茶疏》却说,“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
浙江最北端,苏浙皖交界处有一座顾渚山,它西依天目山、东临太湖,是浙江长兴与江苏宜兴的界山。历史上,宜兴与长兴都出贡茶。江苏宜兴古称阳羡,汉代已植茶饮茶,所产称为“阳羡紫笋茶”;湖州长兴有茶“生石上”,谓之顾渚紫笋茶。“紫笋”,描其形状,两茶长成后叶呈紫色,形状舒而不卷、如刚出土的竹笋,都为茶中上品。茶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对此颇为赞赏,认为茶树所生紫红色的嫩芽品质好,嫩绿色的次之;笋状的芽头品质好,片状的芽头次之;叶片卷拢的品质佳,舒展的次之。由是,产地仅一岭之隔的阳羡与顾渚,因自然条件相同、焙制工艺相似,品质风味基本无二,又同为贡茶,几乎无法区分,实在是一对天生的“冤家”。
长兴紫笋茶
相传陆羽首先发现了阳羡紫笋茶,经过他的推荐自唐肃宗时阳羡茶便被列为供品,唐人卢仝更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之赞咏。谷雨前正值春茶采摘,明唐寅《阳羡茶》赞其道“清明争插河西柳,谷雨初来阳羡茶”。旧时茶农采了鲜叶后,列灶焙茶,灶火不熄、香飘十里。成茶后以金沙泉水冲泡阳羡茶,再盛在宜兴特产紫砂壶中,堪堪是饮茶“三绝”。
有趣的是,陆羽推荐了阳羡茶不久,翻过一条岭,游历到了湖州的长兴县,爱上了此处的山山水水,便定居下来,修订《茶经》,并对湖州顾渚山上的紫笋茶大为赞赏,说“浙西茶以湖州上,常州次。”于是在阳羡紫笋茶入贡后两年,湖州顾渚紫笋茶也成为了贡品,并后来居上。
牡丹吐蕊花信止
二十四番花信风至谷雨而终,牡丹、荼蘼、楝花三番花信风过,自是“绿阴芳草长亭”。谷雨节气的第一候花信风便是牡丹,诗云“国色天香绝世姿,开逢谷雨得春迟”,谷雨前后正是牡丹开花时节。于是,牡丹便以节气为名,称“谷雨花”。
牡丹本自乡野,盛于唐代,“武则天贬牡丹”的故事流传得很广。根据《事物纪原》的记载,有一年冬天,武则天到上苑饮酒,突发奇想,命令百花齐放。百花因惧怕女皇威势,不敢违令,唯独牡丹卓然独立、迟迟不开。则天女皇大怒之下,将之贬出长安,贬到洛阳。不料牡丹在洛阳大盛,于是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说法。
传说自然不能当做信史,这个故事其实源自武则天在天授二年(691)所做的《腊日宣诏幸上苑》一诗,诗中云:“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不过,《唐诗纪事》对这件事做了一番说明,原来,武则天作此诗是为了蒙蔽一些试图推翻武周政权的大臣,在上苑周密部署,利用百花齐放,威慑权臣,阻止了一场政变。历史的真相与故事的传奇相互交织,而格外扑朔迷离。不过,“花中之王”牡丹的高贵气质却赢得了世人的敬仰,在人们口耳之间,代代相传。
武则天画像
江南民间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谷雨交节后的第三天,各处种植有牡丹的场所,即便是私家庭院,也都向市民免费开放,任人观赏。《清嘉录》记载当时苏州城,入夜后,街市悬挂彩灯,士女观游,摩肩接踵。文人雅士在牡丹花丛设“花会”后“花局”,饮酒作诗,不分亲疏。
北宋时,洛阳家家种牡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以蜡封花蒂,数日不落”,官员们以这种方法保存花蕾,将洛阳牡丹进贡到汴京。宋代男子有戴花的风尚,宋真宗还曾于宜春殿为亲王、宰臣赐牡丹花。
《歌乐图》(局部)
江南的苏州曾在此时掀起过一股种花热。南宋人范成大《吴郡志》说,宋徽宗的时候,苏州出了个朱勔,专门替宋徽宗和达官贵人搜罗奇花异石。朱勔在自家的园圃中种了数千万株牡丹,并以金牌记下花名。苏州一带牡丹便种开来了,豪门大族、会馆义塾、寺庙道观、台池水榭等各处纷纷种上了牡丹。后来朱勔家败,牡丹花圃尽数被毁。待到南宋,随着宋室南渡,洛阳人口南迁,牡丹也随之南播,洛阳花种也传到了江南苏州、杭州等地。
《花镜》说:“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为首,楝花为终。”花信风,从小寒吹起,吹至谷雨,便是“风到楝花,二十四番吹遍”(汤恢《倦寻芳》)。此时桃李飞尽,只有这一丛丛的楝花绽放,团团簇拥,“细红如雪点平沙”,素雅妖娆,留着一树清雅明艳的春色。自然,时光至此,便是绿肥红瘦的夏天了。
文章选自袁瑾、萧放著《二十四节气在江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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