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孟：金沙的崛起，说明三星堆文明没有突然消失

铜人顶尊、青铜瑗、圆口方体铜尊……时隔三十五年，举世瞩目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工作。在这次发掘中，祭祀坑内出土的各式造型独特夸张的青铜器照旧引来了诸多关注。

这并不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第一次高光时刻，早在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发掘就出土了千余件遗物，其中就包括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等一系列至今引人遐想的重器。

一直以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总能超越现代人对文物的想象。无论是出土于5号祭祀坑的“新晋网红”黄金面具，左看右看都像汽车方向盘的青铜太阳轮，还是出土即顶流，撞脸“愤怒的小鸟”绿皮猪的陶猪，抑或媲美奥特曼，且和明星郑云龙“傻傻分不清楚”的青铜大立人像……

“新晋网红”黄金面具

青铜太阳轮

微博截图。

此次重启发掘的3号到8号祭祀坑新出土的器物中，青铜神树、青铜面具、象牙、玉琮等与一、二号祭祀坑中曾发掘的器物大同小异，但其中也不乏此前从未见过的新发现，比如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考古人员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3号坑出土的形制稀罕、保存完好的圆口方体铜尊也属于前所未见。

圆口方体铜尊。

遗址中出土的诸多器物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四川地区荒蛮闭塞的既往认知。许多器物不同以往的夸张造型，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各种揣测，甚至诡怪猜测：有人认为“北纬30°是神奇之地”，有人断言三星堆源自于外星文明，有人力证这里是“神迹”所在，还有人推断，三星堆文明和《山海经》之间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那么，作为青铜文明重要遗址的三星堆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三星堆青铜器真的属于“古蜀国”吗？《华阳国志》中所说的“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真的是古蜀王吗？他与三星堆又有着怎样的关系？鼎盛一时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是在历史上突然消失的吗？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新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青铜器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丁孟，听他为我们解答有关三星堆的诸多疑问。

丁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导师。曾先后主持策展了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馆”、“先秦石鼓专题展览”、“中国古代兵器展”、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国宝观澜-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华展”、日本冈山美术馆“紫禁城黄金至宝展”、日本富士美术馆“大三国志展”、法国巴黎“紫禁城艺术珍品展”等。著有《礼在东方》、《故宫青铜器》、《青铜器图典》、《丁孟谈青铜器》、《石鼓史话》、《故宫石鼓馆》、《韩国藏中国铜镜》、《中国青铜器真伪识别》、《明清铜炉的发展沿革》、《唐兰著述系年》、《后母戊方鼎的更名》、《论中国青铜时代的酒文化》等。

采写｜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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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至商代中晚期

已是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

新京报：3月20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揭晓：此次发掘的三号到八号六个祭祀坑，出土文物超500件。目前此轮发掘还在进行之中，这次发掘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呢？

丁孟：三星堆的这次发掘和上次一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这次发掘中，又发现了很多的器物，而且器物的种类更加丰富了。

此次发掘，让我们再度看到了它当年的发展程度，富庶而强大，它始终保持着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密切关系；它拥有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独特、发达的青铜造像技术，并不亚于同一时期的国内其他青铜文明。三星堆所属的古蜀国，就是这样一个与中原王朝并存且独立的古国，而且是一个未曾间断的、自成系统的文明体系。

新京报：三星堆的发现和两次发掘，都引来人们超乎以往的关注和广泛讨论。与黄河流域的青铜器制品相比，这里的青铜器在题材上更为奇特，也由此引发了人们的各种遐想。为什么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总能引发轰动呢？

丁孟：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遗址。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三星堆博物馆。图片来自博物馆官网。

青铜为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高、易铸造的特点。青铜冶铸是商代一种最为先进的技术，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约始自公元前16世纪，终于公元前4世纪。商代后期，青铜文明迈上了一个高峰，这一点在三星堆文化中也能体现出来。

三星堆发掘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过去人们对四川地区的一个认识：在历史上，四川被视为“荒蛮闭塞之地”，在商代无文明可言。20世纪50年代后，成都地区发掘陆续出土过一些商周时期的建筑遗址（成都北羊子山的商周礼仪建筑土台）和青铜器（广汉彭县竹瓦街西周窖藏），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已有的观念模式。

1986年，两处盛放大量青铜、黄金、玉石、骨角等上千件器物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被发现，商代文物的出现震撼了学术界。经碳14测定，1号坑的掩埋时间在殷墟一期末到二期之间，2号坑掩埋时间在殷墟三、四期之间。

新京报：此次新发掘的六个“祭祀坑”呢？

丁孟：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之前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至19平米之间。

通过专家对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推断三星堆4号坑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三星堆是先民创建的古蜀国早期都邑，始建于夏，至商代中晚期已经是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

众多出土的青铜器，说明了古蜀国青铜冶铸技术十分成熟，三星堆古蜀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表明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现在可以确认，在商代中晚期，三星堆就已经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文明中心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蜀文明，并不像早期人们在历史中记载的那样落后，而是一个非常发达、有着卓越成就的文明。

02

对应的古蜀文明是

独立于中原文明的存在吗？

新京报：网上针对三星堆的猜测有很多，比如有人说三星堆出土面具长得不像中国人，可能源起于两河流域；还有人说，国家不敢再深入发掘三星堆，因为相关文物可能颠覆华夏文明起源说；更有甚者，直接将三星堆遗址和外星文明划上了等号。真的有这么传奇吗？三星堆对应的古蜀文明是独立于中原文明的存在吗？

丁孟：这些说法完全是一种猜测。但是我们可以说，三星堆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青铜雕塑。这些青铜雕塑是否借鉴了其他文明（这不好说）？反正和中原文明不尽相同，这也正是三星堆文明的独到之处。

从甲骨文中关于“蜀”的记载，到后世文献记载“蜀参与灭商联军，再到三星堆出土的陶盉、牌饰、玉石牙璋等，都反映出三星堆古蜀文明与中原商王朝的千丝万缕联系。在殷墟妇好墓玉器中的“外来品”就有来自四川地区的藏品，这说明三星堆文明不只是一个接纳者，也是一个传播者。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形成。

新京报：三星堆文明中为何带有中原文明的影子呢？最近的一些报道中提到，三星堆遗址最近考古出土的青铜器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部分青铜文物，不但器型纹饰相似，铸造技术一脉相承，比如三星堆遗址3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面具与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遗址出土的双面神人青铜头像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有专家表示，两地铸造青铜器所含的铅，极有可能同属一个原料产地。那么，相隔1500多公里的两地，其间是否存在某些关联呢？

丁孟：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发掘出了少量青铜尊、青铜罍和瓿，有着浓厚的商式风格，归属中原文化。但确是从长江中游地区制造后输入到长江上游的古蜀国的，它成为了中原影响三星堆文化的媒介。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面具。

此时南方尊、罍形体高大，厚度则不及中原，肩部装饰牺首和立鸟是南方尊、罍普遍运用的手法。南方尊罍兽面纹以牺首为中心展开，鼻梁处无扉棱，而中原铜器兽面纹鼻梁处有扉棱。三星堆跪坐人像头顶尊兽面纹简化为阴线勾出的双眼，是对南方文化因素的吸收和应用的直接表述。

南方青铜容器与中原不同，常常被用于盛放玉器，三星堆也有这一做法，三星堆三鸟三羊尊内装大量海贝或许还暗示着尊来的方向，但在这些容器上打孔则是三星堆又留下的特殊印记。

对三星堆和吴城青铜器分析表明，两地青铜器所含之特殊铅属于同一来源，推测在商代南方某一地区有一处向外输出尊罍等铜器的青铜铸造中心。三星堆东来文化物质因素的输入体现在这些青铜容器上，正说明了三星堆恰好处在构成文化传播的线路上。

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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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发掘中，有可能出现文字吗？

新京报：青铜器曾经被作为国之重器使用，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青铜器的出现被看做是文明社会出现的一大标志性产物，但在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器上却没文字，只有装饰纹（如回字纹）。一些观点也据此认为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文化属性较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你认为后续发掘的文物中，有可能出现文字吗？

丁孟：现在已经有学者提出，三星堆留存文字的载体可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有可能不是记录在青铜器上，而是记录在其他媒介上，比如在木雕上——这些东西很容易损坏、消失。当然，现在考古发掘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都期待着发现文字。文字当然非常重要，我们也认为古蜀国这么发达的青铜文明应该有文字。在已经发掘的器物中，其实也有一些文字的痕迹，但因为都是一些点，大家觉得还不能成为一种实证。

“蜀”字的意思，古代文献，如《说文解字》中的解释：“蜀，市玉切，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是蚕的象形字。《南史·萧鉴传》曾经记载了发生在南齐永明二年（484年）益州（今成都）的一座古墓的发掘。益州刺史萧鉴“于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余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蛇形者数斗。”

甲骨文中的“蜀”字。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代的甲骨文中，实际上就有“蜀”这个字，这个字和现在我们看到的青铜面具很可能是有所关联的。从字形上看，中原商代甲骨文中“蜀”字：其上部是一个巨眼，下部是卷曲的、蝌蚪式的身体。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种青铜面具，他们原本应该安插在粗大的木柱上，这些铜面具的眼睛被夸张，其明显特征引人注目。眼睛的表现形式有两种，数量较多的是巨目呈杏核状，目中间有一道横脊，第二种眼睛呈柱状突出，鼻子挺阔，两耳巨大，嘴阔至耳根，嘴角上翘呈微笑状。其中最大的一件面具，其鼻子上方还有一个卷云装饰物。纵目这一特征使人联想到古蜀国第一王——蚕丛，《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华阳国志》，（晋）常璩著。

蜀王蚕丛，文献描述他“劝农桑”，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大青铜立人像全身人像皆穿着华丽的衣服，上面精美的花纹是对刺绣图案的模仿。而它手臂上的粗大花纹应该是一种刺绣。现在三星堆发现了纺织物痕迹，印证了三星堆当时古蜀国已经拥有发达的纺织技术。那么，这次考古发掘给人们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呢？发现了有纺织物的痕迹，可以进行相互印证。

而且，在人物雕像服装的图案中，人们也看到了有类似于像“蜀”字这样一个装饰。当然，是不是这就是“蜀”字，或者说这个装饰代表了“蜀”字，现在还不能确定。这都是孤证，需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发掘，发现更多的文字才能确定。

不过，即使没有文字，也不能否定三星堆文明的发达程度。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拥有语言，却不一定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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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的崛起

说明三星堆文明没有突然消失

新京报：还有一点也是许多人所困惑的，那就是三星堆文明既然如此发达，为何会忽然消失呢？

丁孟：三星堆没有发现宫室或其他重要建筑被火烧或者被捣毁的迹象，应该是主动转移。这种主动转移有可能基于各种原因，比如资源枯竭、强敌威胁等。三星堆的衰落、金沙（距今约3200-2900年）的崛起，说明三星堆文明没有突然消失，距今3000年的金沙遗址，从遗址规模、文物堆放方式、器物种类、形制看，二者都是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祭祀坑”埋葬物的种类、堆放方式、顺序方向都大致相同，坑间距非常近，有的祭祀坑还相连——如2号、3号坑，7号、8号坑都是两两一对——应该属于同时期，坑中部分器物被打碎，但摆放十分有序，特别是象牙置于最上层。

“祭祀坑”显然不是祭祀的场所，坑中的器物都是被从祭坛移到这里来的。对于这个原因，我以为它与古蜀人在决定都邑转移前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的祭奠仪式有关，迁都这样惊扰祖先神灵的举动，当然应该举行一次祭奠仪式。祭礼是在宗庙或神坛举行的，祭祀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象牙以柴焚之令生烟，上达天庭，至于祖先之所的祭祖礼。

祭奠仪式完毕后，古蜀人将历代蜀王祭器掩埋于预先挖好的“祭祀坑”內。这次祭奠非常隆重，历代先王奉献异常贵重，这些被埋葬的艺术品，让我们对古蜀文明的发达程度有了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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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的意识形态

还停留在巫术气息浓厚的原始状态

新京报：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所有者真的是古蜀王吗？

丁孟：三星堆在商代中晚期进入青铜文明，也达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三星堆祭祀坑中，这个时期的器物都很大，器物大型化是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反映。商代进入发达社会的古蜀国，等级十分森严，青铜器也被赋予了“明尊卑、别上下”的政治功能，因而演化成王权力的象征。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蜀地最大的铜器、最重的金器、最大的玉器，更有一批如青铜面具、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金杖等北方都少见的重器。据各种因素综合判定，所有者应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

3号坑青铜神树三维复原效果。《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被一些人认为是青铜神树的文字佐证。

金杖，长1.42米，重700多克，含金量约百分之九十。金杖图案是鸟驮着一枝箭，箭头射到鱼的身上，鸟鱼组合图案使人联系到蜀王“鱼凫”。同时，金杖也说明这是一个最高级别的遗存。

中原商代甲骨文中“蜀”字与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衣服上的图案相似。它们都反映了古蜀国的一种观念，特殊身份的王者有一双奇异的眼睛。

青铜大立人。

三星堆祭祀坑里的东西是否涉及了蜀王的形象和图腾，值得研究。同时，出土的面具、金杖也显示出，三星堆文化除受到中原文化的文明影响外，还创造出了独特的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

新京报：所以这些出土的器物，都是“祭器”吗？有人说这些器物是属于巫文化的“巫术法器”或者是古蜀国图腾崇拜的证明，有这种可能性吗？

丁孟：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具类似，都是祭祀用品。同时期中原商王朝的青铜器，是人与神之间一种沟通的媒介。但在三星堆的系统中，这种介质换成是神像，象征着祖先本身。这些神像是我们解读三星堆的最直接渠道，它给出了三星堆统治阶级明确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除文字外，统治阶层的很多信息。

三星堆博物馆二展厅：赫赫诸神 森森群巫——神巫群像。图片来自博物馆官网。

三星堆文化虽然有了国家形态，也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原始状态；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注重世俗的祖先崇拜，后来有了宗法制度。宗法关乎政治，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三星堆这种注重人神关系的文化逐渐衰落，比较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中原文化则崛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中国文明化的进程是多元的，但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各种文化在中原地区进行了重组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体“中原文化”。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历史展开的舞台的核心，中原社会在孕育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向心趋势的同时，这个社会的务实性格也贯穿了古代中国。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何安安 ； 编辑： 张进； 校对：李世辉 。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