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奉舅姑、更名换姓：明清时代的徽州赘婿

网上热播的《赘婿》一剧落下帷幕，剧中郭麒麟饰演的宁毅，凭着自己的才能和人品，由一个受人歧视的赘婿逆袭为商界、政界翘楚。故事虽是虚构，但从古至今，赘婿在我国一直存在。其中不乏如宁毅那样的成功者，但更多的则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赘婿》海报

一

何以称为赘婿呢？一般而言，“赘”有两种含义。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赘，以物质钱，从敖、贝。敖者犹放贝，当复取之也。”意思是说，赘乃“抵押”“放贷”之意。另一种说法是“疣赘”，即多余之物。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对“赘婿”的注解为：“女之夫也，比于子，犹人疣赘，是余剩之物也。”颜师古亦言：“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亦犹人身体之有疣赘，非应所有也。”上述两种解释一个是从“赘”字的本义出发，一个则是以人体比拟，但无论如何，传统时期的赘婿地位应不高。

赘婿出现于何时，已不得而知。据学者考证，舜即是一位赘婿，为此还引发了他与其父亲、弟弟有关财产的争夺。有明确记载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战国时代的齐国在齐襄公时，“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陈顾远先生据此在其《中国婚姻史》一书中认为“赘婿之制或始于齐，系巫儿也”。据司马迁“淳于髡，齐之赘婿也”的记载，齐国应是赘婿之风较为盛行的地区。

作为婚姻形式的一种，在早期，主要是指未出嫁的女儿招夫成家。但是到了宋元时期，招赘的形式则变得多样起来，据元人徐元端《吏学指南·婚姻门》所载，赘婿根据不同的情形分成四种，分别是养老婿（终身生活于妻家）、年限婿（在一定年限内生活于妻家，限满后带着老婆孩子回自己家）、出舍婿（与岳父、岳母分开生活）、归宗婿（限满或妻子去世并离婚后会自己老家）。除此之外，宋元时代还出现了“接脚夫”的称谓，就是丈夫去世后，孀妻出于各种目的，再招赘一个男子到前夫家中，这种招赘与那种室女招夫又有不同。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在招赘时还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和制度，并在明清时代加以完善。并因风俗不同，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称谓，如安徽北方将招赘婚称为“倒插门”，而赘婿叫做“养老女婿”；浙江宁波、绍兴一带民间俗称“进舍夫”，而湖南某些地方则称赘婿为“招郞”。

二

传统时代，夫为妻德、夫为妻纲成为规范家庭生活的标准。然而对于入赘于女方家庭的赘婿而言，此标准则未必适合。

明洪武元年（1368），二十九岁的徽州人李仲德依然未能婚娶，无奈之下，在得到亲房族长和父母的应允后，托自家亲戚谢元熙为媒，自愿到谢士云家中做一名养老女婿。为此，在婚前他们签订了一份婚书，其中写道：“合亲之后，自当侍奉舅姑二尊及受干公私户门等事，务在精勤，毋致怠惰。二亲存日，决不擅自回家。”规定了李仲德在入赘期间所应承担的义务。“侍奉舅姑”意思是指要孝敬、照顾岳父、岳母二老，这是应尽之责。然而，“侍奉舅姑”往往是指妻子要照顾公婆而言，在这里却用在了李仲德身上，可见他在谢家是当作“媳妇”来看待的。在孝敬二老的同时，他还要“受干公私户门等事”，即应承家中的一切公私事务，如交纳税粮、应承差役等等。更有甚者，二老在世期间，李仲德回自家，必须得到他们的批准，不能擅自做主。

其实，李仲德的待遇算是好的，他的妻子蜀娘是未出嫁的姑娘，所抚养的孩子也是自己亲生，而且岳父、母去世后，还能重回自家。但祁门县的方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方勇为徽州府祁门县十三都人，他原来入赘于本县五都的胡家，但妻子不幸病故，一直没能再婚。本县的汪六圣在前些年去世后，撇下了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老母亲李氏，由其寡妻张六仙照顾，生活十分困难。因此，他就托出媒人李年自愿入赘到汪家来，并于明嘉靖四十三年签订了婚书。至此，方勇做了一名“接脚夫”。他在顶替汪六圣抚养幼子、赡养老人、应承差役的同时，还必须做到：“日后本身生有男女并本身，永远居住房东谢求三大房庄屋，逐年照例应主毋词。”意思是说，方勇入赘后，必须改变身份，由一名自由农民沦为佃仆，而且世代为仆，永远居于主家，不得回家，不能归宗。

在明清时代徽州的赘婿群体中，方勇的遭遇并不是最差的，因为入赘后还是保全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对于那些佃仆的儿子们来说，他们在入赘时，连自己的姓名都要改变。生活于明代崇祯时期的徽州佃仆胡天得，父亲去世，弟弟分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家贫，年过三十还未成家。恰好邻村汪氏的一位名叫陈六郎的佃仆去世，他的寡妻七俚准备招赘。因此，胡天得托出媒人入赘到陈家，但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

当从家主暨房长更名陈学寿，自招赘之后，百凡悉遵家主法度，安分生理，应主供役，支撑陈姓门户，永承陈姓宗脉。倘未招之先，欠负他人，不得魆将陈姓家资措偿，并不得暗将陈姓钱谷私养本生老母。

同样是“接脚夫”，他不仅要养活陈家的老小，还要更名换姓，为主家服役。即使婚后成了一家人，胡天得也不能擅自将钱谷拿去赡养自己的母亲。这种有违人伦的要求，在巨大的婚姻压力下，胡天得只能接受，沦为了“仆下仆”。

三

古往今来，经济贫困是男子入赘的主要原因。“秦人家富子壮而出分，家贫子壮而出赘”，说的就是秦代时期贫困之家的男子入赘的风气。而据1998年7月14日第11版《人民日报》报道，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穆家营子镇西部的古都河村，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出了名的穷，村里一批一批的小伙子都远走他乡，做了人家的养老女婿。可见，贫困与入赘之间的关联，古今一致。

明清时代，徽州以培育大批实力雄厚的商人而著称，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誉。大部分徽州男子往往在年少时就到外面闯荡商场，晚年时方回到故乡养老，甚至会移居他乡。留在徽州生活的，往往是老幼妇孺，或者缺乏经商才能在家务农之人。这里地少山多，生存环境恶劣，每当经商失败或是无力经商的时候，家庭经济将会陷入困境。出身于这样家庭的男子，如果自身没有才能，到了适婚的年龄便因出不起高昂的聘礼而找不到对象。传统时期的溺婴和一夫多妻的陋俗，也是导致男子入赘的原因之一。在古代，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夫妻往往会生下许多孩子。在无力抚养、重男轻女以及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往往会将生下的女婴溺死，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同时，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又加剧了男女婚配的不平等，导致更多如李仲德、方勇、胡天得这类经济贫困或身份低下的男子只能入赘，甚至是甘愿做一名“接脚夫”。

在赘婿群体中，不乏卓越之人，如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大政治家左宗棠，但也受人尊敬。对于绝大部分赘婿而言，经济贫困、才能平庸往往会让他们在入赘后，陷入不对等的地位。在签订婚契之际，他们就受到了某些约束，甚至沦落为仆、更名换姓、弃养双亲。除去这些硬性规定外，日常生活中的他们，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入赘意味着如女儿般“嫁”过去，事事必然受制于“舅姑”、妻族，赘婿因家庭琐事而丧命的事例并不在少数。清代康熙年间，徽州佃仆吴社孙因家贫入赘到毕社得家，与毕氏的双亲一起居住。在一次因家庭琐事与妻子争吵中，竟因想不开而自杀身亡。乾隆时期的湖南人张文玉，因家贫无力婚娶，入赘到张文珠家做一名“接脚夫”。其妻高氏嫌他懒惰，经常对其打骂。在一次争执中，不仅遭到高氏的辱骂，而且还被她用棒槌殴打，最后竟被高氏用锄头砸死。宋代的赘婿被称为“布袋”，即“如入布袋，气不得出”之意，形象地道出了赘婿们的委屈和心酸。

除了生活中的委屈和心酸外，赘婿们的经济地位也让人瞠目，如上面提到的胡天得即是如此。祁门人李舒，于明初洪武年间病逝，他的孀妻谢氏为了生活，将本县人胡惟善招赘了李家。入赘后，胡惟善的地位得不到丝毫体现。在一次出卖土地的契约上，交易人的名字是李舒年幼多病的儿子李务本，主盟人也是他的妻子谢氏。显然，李家的财产必然是不属于胡惟善的。更不幸的是，妻子如果去世，赘婿往往会净身出户，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

赘婿的这种境遇与国家和社会对赘婿群体的看法不无关系。据云梦秦简所见的《魏户律》所记载：“自今以来，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也就是说，魏国朝廷不准商人（假门）、旅店老板（逆旅）、赘婿以及后父（即宋代以后的“接脚夫”）独立户口，也不得分得田宅。而且在魏安厘王年间，还曾下令把这四个身份的人一起编入军队，随军服苦役。进入秦朝后，秦始皇也曾将商人、逃犯以及赘婿编入军队，攻打桂林等地，并在东巡浙江时，在会稽（今绍兴一带）留下 “夫为寄猪，杀亡无罪”的碑文。这里的“寄猪”即是指赘婿。进入汉朝后，这一情形并未改变，在汉武帝四年时，为了更好地镇守管理边疆朔方郡，下令国内七类人去谪守，其中赘婿排在罪吏和亡命徒之后，位列第三。由此可见，秦汉时及其以前，赘婿在国家眼中与地位低下的商人甚至是罪犯相等。宋代以后，特别是元代，出于税收的需要和蒙古人的习俗的不同，国家开始在法律上对赘婿的权益作了一定的保障，如入赘前必须要凭媒妁、签订婚书等。到了清代，有关入赘，有了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定：“招婿需凭媒妁，明立婚书，开些养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但也仅止于此。

在世人看来，入赘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如清代人曾说：“入赘一事切不可行。夫赘者也，如人身之赘疣，去之不可，存之不便，极为可恶。”还有“男以招婿为辱”的说法，有些地方甚至有“入赘女婿不是人，倒栽杨柳不生根”的民谚。就此看来，古代的赘婿，在法律上没有保障，还要遭受世人冷眼，在家庭中也没有地位，心理上要忍受多少煎熬？当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种旧制度的废除，经济的发展，赘婿的数量有所减少，即使是入赘，如今也是另一番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