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里
“成长的过程就是变得复杂的过程，简而言之，你得容纳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在你心中并行不悖。”
——苗炜《给大壮的信》
Beautiful Boy
你出生前几天，做了一次B超，我盯着仪器，还是看不出所以然，医生说，嘿，这孩子是大长腿，大腿骨有七点七厘米，我不知道这数字意味着什么，却认定你会长到一米八以上，这足以了却我的遗憾。不到一米八，就很难说是一个漂亮的男子。
对孩子的美貌的期盼，大概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心理，我和你妈妈毫不避讳这一点。你生下来之后，我们叫你小黑猴子，你湿疹发作的时候，我们看着你红肿的脸颊发愁，不过，我们一点儿也不担心你会不好看。没过几个月，你就具备了好看的要素——脸小，面部对称，高额头，高鼻梁，瘦，高。
有那么一段时间，你总嘬我的手指头，然后，我感觉到你的牙长出来了，你很用力地咬我的手指。妈妈给你准备了牙刷和牙膏，很早就把你按在床上给你刷牙。你也喜欢刷牙，不过更喜欢把草莓味的牙膏吃下去。
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哲学教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丑人受排挤》。他说，我们今天的文化和古希腊差不多，父母都希望孩子漂亮，虽然还不会给孩子用吸脂术什么的，但孩子们都会从牙医那里得到一个礼物，那就是牙箍儿，有了牙箍儿，牙齿才不会松散稀落，牙齿好才会有美丽的微笑，而微笑对于今后的人生非常重要。人们会说，牙箍是为了健康，可实际上，牙箍儿就是现代社会的“裹小脚”。
我十几岁的时候，吃了一位亲戚从山西带来的果丹皮，我妈说，那个果丹皮掉色，把我的牙全染黑了，自此之后再也白不了了。她老人家这个说法，完全是推卸责任，她没能好好爱护我的牙齿，没给我讲明白牙齿的重要性。我明白过来后，对自己也不够负责，有点儿破罐破摔，用烟、茶、碳酸饮料来摧毁牙齿，等我意识到一口烂牙的坏处，去看牙医，为时已晚。
这样有十来年的光景，我不敢大笑，害怕别人看到我的牙齿，又不自觉地盯着别人的牙齿看，看到糟糕的牙齿，再自怜地想到我的牙，就会想起哲学家尼采的话：“丑陋败坏我们的精神和能量，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这样的话，政治不正确，大家不愿意说出来，一说出来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不道德。但是，如果你花上一段时间，长久地注视那些肥胖的人，观察那些猥琐的人，看毁坏的牙，看歪斜的脸，你会愤怒和恶心，你真的会对人类感到悲观。
有一位英国的古典音乐评论家，在纽约看了一出歌剧，歌剧女主角是一个一百公斤的胖子，她上台之后，几乎是站在原地完成了表演。第二天，评论家翻看纽约的报纸，所有的剧评对女主角的体重都避而不谈，这就叫政治正确。大家避讳谈外貌的问题，但许多领域都存在着相貌的偏见，教师给学生评分的时候会看重相貌，选民投票给政治家、陪审团判定嫌疑犯的时候，相貌都在起作用。找工作的时候，相貌很重要。大人看小孩子的时候，也会偷偷议论这孩子的相貌。这是现实，政治正确还是不如长得正确。
古希腊还没有政治正确这玩意儿。希腊人受美丽外形的影响巨大，并且非常直率地表达他们这种价值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盟军统帅阿伽门农召集士兵大会，一个名叫特西特斯的士兵站出来发言，公开批评阿伽门农，这位挑战权威的士兵很快就被奥德修斯揍了一顿，荷马的描绘中，这个特西特斯罗圈腿、驼背、溜肩、秃头，荷马说他是最丑的也是最坏的。
在希腊文明中，“美”意味着“高贵”，“丑”是“无耻”的意思。布克哈特在《希腊人与希腊文明》中说，美与精神上的高贵一致，是希腊人一种确定无疑的信仰。他们会给美丽健壮的运动员树立雕像；绅士会和俊美的年轻男子约会，给后者提供人生经验；战俘如果漂亮，就会被释放。这种对“美”的嘉奖，伴随着对“丑”的打击。有故事说，狄马拉图斯的丑陋妻子常去美女海伦的塑像前祷告，而海伦塑像前有一位守护者，她要求那些来拜海伦的丑陋者赶紧离开。
我年轻的时候，对西方文明了解不多，对古希腊还欣赏不来。我们穿得朴素，没啥化妆品，也不讲究发型，都喜欢背诵电影《简·爱》中的一段台词——“你以为我贫穷、矮小而且不漂亮，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也完全一样！如果上帝赐予我美貌和财富，我也能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一样。上帝没有给我这些。但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就好像我们都穿越坟墓，一起站到了上帝的脚下。”
认真读一下简小姐这番话——她说自己poor and plain（贫穷且相貌平平），不是ugly（丑），而是相貌平平。她说，if God had gifted me with wealth and beauty（如果上帝赐予我美貌和财富），继而她愤愤不平地说，上帝没给我！就我浅薄的经验来看，世上一些丑陋的人会说自己是相貌平平，世上许多要求平等的人是在要上帝给他财富和美貌。不美和美一样，既有它的动人之处，又有它的不良习性。它往往容易伪装成善，或者撕下一切伪装，露出愤愤不平的狰狞面目。
你爹不算太难看，你妈有个外号叫李天仙，所以你不会难看。我们会照料好你的牙齿，必要的时候戴牙箍，看牙医，还会让你锻炼身体，有漂亮的肌肉，让你有得体的衣服。
我还会提醒你，美与精神上的高贵是一致的，照料好自己的身体，也意味着一个美丽的心灵，不要变丑，不要放纵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自律是高尚的。哲学家尼采是这样说的，丑是衰退的表征，枯竭、笨重、衰老、疲惫，每种身不由己，都能引起“丑”这个价值判断。世上最深刻的憎恶，就是大家都憎恶丑的东西。
还有一位哲学家叫苏格拉底，长得很难看，他说心灵美更重要，有广博的内心世界比外貌更有吸引力。他说的也不错，有许多相貌平平甚至丑陋的人，其精神散发出非凡的魅力。然而，一个漂亮的人，努力一番，也能有美丽的心灵。一个丑陋的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成为一个好看的人。
我看到过一些漂亮的人，赏心悦目，据说他们不高兴的时候，照照镜子，心情就好起来。我揣摩，这些漂亮的人肯定得到过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更多的交配机会，更多的优越感，肯定不止这些，肯定有更为特别的某些快乐，儿子，Go Get lt!
悲惨世界和坏世界
多年前，我在家门口的电影院里看到了《悲惨世界》，连续看了四遍，电影开头有一行字幕：只要世上还有苦难，这个故事就会流传下去。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罚五年苦役。后来他变成了一个有钱人，乐善好施，还当上了市长，他帮助妓女芳汀，救助孤儿珂赛特。电影里面有个贪婪的坏人，名叫德乃第，他写信的时候问：“绝望的绝怎么写？”他的女儿回答说：“绞丝旁加色。”德乃第说：“绞丝旁放在左边还是右边？”我觉得这对话太有意思了，难道法国人会用汉字写信？
后来，我在伦敦西区看到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大幅广告，一个青年在街头堡垒中挥舞着红旗，跑去买票，才知道场场爆满，《悲惨世界》是全球上演次数最多的音乐剧之一。前两年，安妮·海瑟薇主演的《悲惨世界》上映，音乐剧中的那几个著名唱段顿时流行起来。这个故事我反复看了三十年，它在我心中激发的道德震荡却越来越小，最早的那个少年，在电影院的木头椅子上，梦想一个更人道的世界，后来的中年人，躺在沙发上，看音乐剧纪念版蓝光碟，惊叹于德乃第夫妇的那一段对唱，觉得这两个人太诙谐可爱了。
肯定有什么单纯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漠然的中年人。有一位经济学家说，两百块钱能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玩具，也能让一个穷苦孩子交上一年的学费，但绝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把钱花在自己孩子身上。
他说的没错。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个胖小子朗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孩子有权要求更好的医疗，更好的教育，等等，奶声奶气的，听着聒噪。你知道有些大人，非常讨厌吵闹的孩子，我看了那个视频忽然明白，一个孩子即便不说话，也会显得吵闹，因为他无声地提出了要求，更好的医疗，更好的教育，更人道的世界，而那些不耐烦的大人们（包括我），没办法给他这些，那些不耐烦的大人们只想照顾好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是因为自怜吧。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们应付着自己的难题，疲惫，就没力气去关心他人的困局。其次呢，面对生存压力，我们每个人都要变得麻木一些。有一位英国作家说，如果我们有敏锐的目光和感受去体察他人的生活，那种感觉就会像聆听青草生长和松鼠心跳的声音，寂静另一侧的巨响或许会要了我们的命。正因如此，我们当中最敏锐的人在四处走动时，封闭了自己的感官。再其次呢，大人总夸大自己微小的善意，以为自己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好事，就能促进这世上善的增长，反正良心上过得去。
你赵大爷写过一本书叫《坏世界研究》，他说，资源有限，人人自私，只要有这两个缺点，我们就注定处在一个坏世界当中。按照赵大爷的说法，我这样的小文人，只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不关心公共事务，浑浑噩噩，漠视他人的苦难，是不好的。他说，一个社会以财富为最高价值，人人见利忘义，这就鼓励了贪婪和理性，财富上的贪得无厌必定需要理性的斤斤计较，这样的社会虽然有克制、守约和勤劳这些平凡的美德，但它缺少智慧、勇敢、慷慨等伟大的美德。
赵大爷的哲学书不太好理解，我来一段回忆吧。
大概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和邻居的几个同学一起去什刹海游泳，那是一片开放水域，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我不会游泳，套在一个塑料救生圈里漂浮，我们嬉闹着游到了深水区，忽然，有一个同学，使劲挥动胳膊向我游过来，水太深了，他游不动了！他抓住我的救生圈，神情非常紧张，我一下害怕起来，非常害怕，我跟他说，不要抓我的救生圈！那个塑料救生圈很小，软塌塌的，似乎还在漏气，他不肯松手，抓着我的救生圈，我想挣脱开，想把他踹开，可我在水里太笨拙了，只能由他抓着。我感觉我们就要沉下去了，小心翼翼地漂着，不敢喘气，过了好一会儿，我们回到了浅水区，回到了岸边。那天游泳回来，我想了很久，如果我踹开他，他会不会被淹死？我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我真的被吓坏了。
什刹海出租一种黑色的橡胶救生圈，是用汽车轮胎做的，很大，我要长得再高大一点儿，才能用那种黑色轮胎，那样的救生圈肯定很结实。用这个比喻来说呢，后来的生活都像是在海水中漂浮，我时刻抓紧自己的救生圈。
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买来更好的医疗和更好的教育，也许还会移民，换一个身份。世上有诸多不平等，国籍就是生来不平等的。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爹三番五次地对我说，我就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他还不断告诫我，社会是复杂的，你的想法不能太单纯。后来我明白，他所说的复杂，不外是在资源有限、人人自私的状况下，要经历一番争斗才能过上好日子。
这个目标单一的生活，谈不上多复杂，复杂的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有一位哲学家是这样说的，我们总是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里，不只是因为最好的人也是不完美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多，我们常常犯错误。比这两方面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世上总存在着价值观不可解决的冲突，有许多道德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道德原则就相互冲突。
举一个例子吧，那些表现苦难的文学，总能激起我们的同情心，但那些作品是不是就有更高的德行呢？
有一位文学教授是这样说的，对人类痛苦进行的文学再现受到某种礼仪的制约，这种礼仪规定，赤裸裸地对人类痛苦进行再现是一种自我放任。这种残酷行为并不是悲剧，悲剧总会引导我们看到更深刻的东西。我们观看悲剧时会产生愉悦感，会有负罪感，也会产生某种理性。
单纯地描绘人间惨剧，是对阴郁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样的作品也表现出道德上的惰性。对不起，我说的有点儿复杂，可能是我脑子里就比较混乱吧。不过，成长的过程就是变得复杂的过程，简而言之，你得容纳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在你心中并行不悖，比如说，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需要建立一种更人道的生活；同时，这是一个坏世界，人类的悲欢故事和胜败历史都在其中。
- 苗炜 -
作家、媒体人，1968年出生。自称“苗师傅”。已出版作品《星期天早上的远足》《寡人有疾》《面包会有的》《让我去那花花世界》《给大壮的信》等。《三联生活周刊》前副主编、原《新知》杂志主编。曾从北京开车前往巴黎，深受西方文学熏陶。
本文节选自
《给大壮的信》
作者: 苗炜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9-5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来自网络
